近代分科以來，“中國近代史”的形成和發(fā)展，無論對學術還是中國社會，都是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在其概念和學科的形成過程中，歷史分期和“中國近世史”觀念是至關重要的。其中的歷史分期，受到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深刻影響。近代歷史分期觀念的引入應用，加以對近世歷史的重視和反思，使“中國近世史”逐漸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881年6月，李鴻章視察唐山到胥各莊鐵路
分期-進化-日本
對歷史分期，中國傳統(tǒng)典籍已有類似的提法。如韓非在《五蠹》中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的四期闡釋。司馬遷、顏師古、張彥遠和盛熙明的著作中，也有類似表示時限的說法。不過這些提法卻有一定的時間相對性和模糊性。韓非所稱“近世”已成后人之“上古”，而清人昭梿在《嘯亭雜錄》中多以“近世”指清朝。類似說法隨時代而變動，差別甚大，難以用于歷史著述。
傳統(tǒng)中國史學著述多重通史或斷代。前者因時間連續(xù)，很難分期展示宏觀歷史的階段性演化；后者以皇朝為限，著眼于人事興替與典章制度，且都不涉及社會形態(tài)及性質(zhì)的轉變。因此古代中國并沒有以近代分期觀念為指導的歷史著述。盡管如此，相關表示歷史時間階段的提法，卻為引進域外歷史分期概念提供了一定基礎。
十九世紀前后，歐洲東方學家已將近代分期觀念用于中國史著述。這些實踐在中西交流中以傳教士為載體得到進一步展開。相比西人的努力，明治日本學者借用歷史分期觀念所進行東洋（中國）史撰述，對清末中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日本學者逐漸接受和應用歷史分期觀念時，利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說法對應相關概念名稱，以中國為主體，分階段構建東洋歷史發(fā)展歷程。
相關嘗試以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和桑原騭藏的著作為代表。1890年，那珂的《中國通史》分中國史為上世、中世和近世三段，上世史為“唐堯、三代、春秋戰(zhàn)國”，中世史分“秦漢三國至晉并吳”、“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至寧宗開禧中）金（至章宗末年）”三期，近世史也分“自蒙古始興至元惠宗北遷”、“自明太祖至毅宗時（清太宗時）”和“自清世祖時（明帝由松時）至今”三期。1894年，市村的《中國史要》以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對應開辟到秦并吞六國、秦到隋統(tǒng)一、隋到宋亡、元統(tǒng)一到清道光年間、道光以后。1898年，桑原在《中等東洋史》（此書在中國改稱《東洋史要》）中分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期，分別為“漢族充腓時代，謂從太古至秦統(tǒng)一之間”，“漢族全盛時代，謂從秦一統(tǒng)至唐亡，凡千百年間”，“蒙古族極盛時代，專指從五代至明末”，“歐人東漸時代，由前清至現(xiàn)代，凡三百年間”。
三者的劃分既有聯(lián)系，亦有區(qū)別。那珂和市村將蒙古興起或元朝建立視為“近世歷史”的開端，桑原則以之為近古。桑原以五代至明末的蒙古極盛時代為近古，已不同于那珂和市村將唐宋視為中世史的處理。他以宋代為近世中國的開端，實際承認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間的重大轉變，直接影響到近代日本東洋史“唐宋變革論”的出現(xiàn)。
由此可見，日本學者受西方進化論的影響，肯定西式分期，使其逐漸走出東方傳統(tǒng)史學敘述模式，開始嘗試展示歷史宏觀的、階段性的、線性的演進發(fā)展。日本學者以歐西勢力進入影響為近世歷史肇端，嘗試跨越東洋時空范圍，從更廣的視角認識歷史。近世歷史自然成為宏觀發(fā)展的更高層次，重要性與日俱增。河野通之編《最近中國史》時就指出“近世史乘”的重要。石村貞一則稱中國“至近代之事，則最與我之今日關系極多”，認為此書不僅可使讀者知中國近世之事，更能管窺亞洲大陸的形勢沿革。
以上論述引出了“近世”和“近代”的聯(lián)系。河野和石村的詮釋中，“近代”是“近世”的組成部分；市村的“今代”實有后來“近代”之義，是“近世”的最新發(fā)展與未來指示；“近世”與“近代”都側重于東西關系發(fā)展中東亞大陸的轉變，這也使得后人認識歷史分期時，常將二者等同。
受進化思想與現(xiàn)實因素的影響，相關著述經(jīng)常強調(diào)“近世史”的重要意義。1900年，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以德意志統(tǒng)一為起點，同期其《近世外交史》卻以拿破侖戰(zhàn)爭為起點。這一差異，反映了日本學者對東方相對指稱與西方精確界定的調(diào)和。甲午后，中國開始大規(guī)模學習日本，東學傳入并產(chǎn)生巨大影響。國人開始嘗試階段劃分本國史，“中國近世史”指稱開始出現(xiàn)。葉瀚主張分代論述自秦以來的“成跡”，從清朝開始講，再反諸古代，并簡要介紹西方近百年歷史。其“中國近世史”為“自國朝受命起，迄于今”的清代歷史。某些演義小說也提及“中國近世史”，涵蓋從努爾哈赤開始的清代歷史。
日本學者使用歷史分期觀念時，在歐洲與中國間居于折中調(diào)和地位。日本學者撰述實踐中采用的分期觀念源自歐洲，對應術語卻借用中國古代典籍，嘗試對歐洲思想進行轉化創(chuàng)造，以期符合東亞實際，并在著述模式上突破皇朝斷代或通史的傳統(tǒng)，勾勒出以中國為主體的東洋（中國）史的階段性的線性演進歷程。在這過程中，日本學者既有對中國歷史認識理解的不同，也有對東方傳統(tǒng)史學撰述理念與西方近代史學敘述模式的調(diào)和，最終逐漸塑造出不同于傳統(tǒng)史學的新歷史敘述模式。
日本以中國為主體的東洋（中國）史著述，著眼點乃為日本而非中國。這些著述有濃厚的日本關懷，其“中國性”究竟如何，自然成疑。但隨著東西思想觀念的糅合，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差異也在清末逐漸傳入中國，最終影響到國人對歷史分期觀念的接受和使用。
接受與再創(chuàng)
20世紀初，以留日人員為媒介，歷史分期觀念逐漸傳入中國并產(chǎn)生深遠影響。作為新學巨子，梁啟超較早接觸并使用歷史分期，并對國內(nèi)產(chǎn)生重要影響。1901年，受市村瓚次郎的影響，他稱中國上世史為“自黃帝以后以迄秦之統(tǒng)一”的“中國之中國”；中世史為“自秦一統(tǒng)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的“亞洲之中國”；近世史為“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的“世界之中國”，且“不過是將來史之楔子”。
1903年，日本時期的梁啟超
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猛烈抨擊傳統(tǒng)史學“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并直言西方史家“近世則記載愈詳”，而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借”。此處“近世史”專指稱清代，與前說差別很大。
同年，梁啟超又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將“近世史”分為“近二百五十年”的“衰落時代”與“今日”的“復興時代”，以1902年為界劃分清代。1904年續(xù)寫時，他以“界說不甚分明”為由，將“近世之學術”定為“起明亡以訖今日”。此次重寫，梁氏可能借助了日本的相關思想資源，從“近世史”中分出以乾嘉以后最近數(shù)十年為時限的“最近世”。這就以“近世史”為名進行清代內(nèi)部的階段劃分。
梁啟超對歷史分期借鑒使用，既受進化觀的影響，以求發(fā)展進化的公理公例，也為擺脫傳統(tǒng)著述模式，尋求“新史學”的敘述方式。其前后變化說明清末學人接受和借鑒歷史分期時，因西學、東學知識背景不同而產(chǎn)生的復雜和混亂。
除了像梁啟超等留日學人之努力，清末官方學制變革與教科書編纂等教育實踐也有力推動了“近世史”分期觀念的傳入與應用。
1902年，壬寅學制規(guī)定中外歷史須在數(shù)年內(nèi)講完。京師大學堂的師范館和中學堂出現(xiàn)“外國上世史”“外國中世史”和“外國近世史”課程，小學堂將中國史分上古三代、秦漢、兩晉南北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六個階段。教學時限規(guī)定與外國史課程中的分期應用，也促使設計者思考中國史課程的對應處理。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延續(xù)壬寅學制精神，規(guī)定高等小學堂“宜多講本朝仁政”，中學堂應“先講中國史……陳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內(nèi)之大事”，并指出大學堂自習參考書，應“《史記》《前后漢書》《三國志》為一類，晉至隋為一類，唐、五代至宋為一類，遼、金、元為一類，明為一類。治正史者每人須習一類，不得僅治一朝之史。若治明史者，須兼詳考國朝事實合為一類，不得僅治明史”。“本朝”“中國百年以內(nèi)”和“明清”等提法從屬于“近世史”。歷史分期開始在本國史講授中萌生。1906年7月21日，學部《優(yōu)級師范選科簡章》規(guī)定歷史地理本科主科目為第一年專授“中國歷代史”和“中國近世史”，兩課程時間相同?！敖朗贰痹谥袊方虒W中取得與“歷代史”等同的地位。
清末教育實踐中，以國外譯著和自撰新書作為教科書或講義，成為引入“近世史”分期觀念并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關鍵。清末國人大量翻譯日本和歐美書籍作為學堂學校教材之用。1901年4月，袁世凱上奏清廷，指出“惟有譯書一法，最為便捷”，應以日本和歐美譯本為主，“搜羅印證，匯輯成編，發(fā)交京外各學堂，循序購買，以期學術一律，而免分歧”。同年7月20日，張之洞和劉坤一也在“會奏變法自強第三疏”中強調(diào)引進日本所譯“外國政術、學術之書”的重要性及便利。次年，張之洞奏稱應以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為本進行講授。受此影響，日本學者的著作開始被翻譯進入清末學堂，歷史分期觀念，包括對“近世史”的認識也隨之傳入中國。
除中國史著作外，世界史著作的傳入也推動了分期觀念的傳播。20世紀初有重要影響的世界史著作包括《萬國歷史》《萬國史綱》《世界通史》《邁爾通史》《萬國史略》和《世界近世史》等。1902年到1903年，這些書籍基本被翻譯為學堂的世界歷史教科書。據(jù)《學部官報》提要可知，這些著作的分期尤其是“近世史”劃分開始被中國人接受并反思。
1904年，《近世世界史》指出分期能顯示世界進化歷程，開導民眾的世界觀念。分期標準多樣，應以“著名之事實，為之樞軸，為之脈絡，以示其真相于千歲之后者”為準繩，故“世界近世史”開端為國土發(fā)見和交通開拓之時。以中國融入近代世界為分期標準，對國人理解“近世史”有深遠影響。學者推重近世世界史旨在使國人“周知彼國之情狀而亦油然興起其愛吾本國，愛吾種族之思想，以求自強自立而相競于天演之界也”，表明“近世史”已突破單純的時間指稱。
翻譯照用外，學人也以日本著作為本，嘗試編纂新教科書。1902年，羅振玉指出教科書編訂“宜先譯日本書為藍本而后改修之……若本國之歷史、地理，亦必先譯東書，師其體例而后自編輯之”，并根據(jù)實踐效果繼續(xù)修改編訂。清末很多學者編纂教科書時參考桑原和那珂的著作，并借鑒其分期理念。
1902年，柳詒徵借鑒《中國通史》編成《歷代史略》，并由江楚編譯局和上海中新書局分別在1903年和1906年出版。因那珂只寫到宋代，柳詒徵續(xù)編元明兩代以成完璧。柳氏此舉反映對日本學者分期觀念的借鑒和使用。1903年，陳慶年又以《東洋史要》為藍本，編成《中國歷史教科書》。此書基本照搬桑原著作，然僅至明末而未及近世。故時論稱以汪榮寶《本朝史講義》接續(xù)，可有“兩美璧合”之效。之后柳、陳的著作都被學部審定為學堂的歷史教科書，影響極為深遠，客觀上有利于分期觀念的傳播。
照搬改編固然便利，有人也擔心若以《中國通史》和《中國史要》為藍本，充本國歷史教育之數(shù)，歷史事實難免抑揚失當，甚至使國人忘記祖國。又中國史不同于世界史和東洋史，故應“各自為例，不相襲涉”。
只是在“本國化”的呼聲中，歷史分期觀念不僅繼續(xù)指導著教科書編訂，還成為學者打破皇朝斷代著述模式，展現(xiàn)國民精神和民族發(fā)展的媒介。許之衡稱：“斷代一例，尤為史家大惑。斷代者，徒為君主易姓之符號，是朝史而非國史也，謂為二十四朝之家譜，又豈過歟。故今后之作史，必不當斷代，而不嫌斷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類），羯以考民族變遷之跡焉”。思想理念的反思與再創(chuàng)，在影響教科書“本國化”編訂的同時，也拓展了分期觀念的含義。分期觀念開始被廣泛用于中國通史撰述。
柳詒徵和陳慶年外，其他學者也采用分期觀念編纂服務不同學校的教科書或講義，但存在概念術語與時限差異。這些實踐既有對日本學者的吸收借鑒，也嘗試“本國化”的創(chuàng)新表達。
對此，時人均有不同的嘗試。如陳懋治、吳葆誠、張運禮、沈頤從分期概念、時限甚至內(nèi)容基本參照《東洋史要》；蔣維喬在名稱和時限上大致與桑原相同，但將五代劃入中古，顯然以五代為唐的延續(xù)，視其為中古終結而非近古肇端；章嵚與蔣維喬在分期時限上一致，卻在術語上使用遠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代史等概念。相關學人的教材和講義基本延續(xù)桑原著作中的分期。
張肇桐以上古、中古、近古、今代對應伏羲至周亡、秦至隋、唐至明、清四階段，視唐宋為整體，“今代”之名雖同市村，內(nèi)容卻更近桑原。夏曾佑以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對應“自草昧以至周末”，“自秦至唐”及“自宋至今”，進而細分傳疑、化成、極盛、中衰、復盛、退化和更化七段指稱“開辟至周初”“周中葉至戰(zhàn)國”“秦至三國”“晉至隋”“唐室一代”“五季至宋元明”“國朝二百六十一年”。其劃分顯然雜糅桑原、市村和那珂的思想。徐念慈等則用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現(xiàn)世對應堯舜前、夏至戰(zhàn)國、秦至唐末、五代至北宋末、明和滿洲初興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歷史。他們雖借鑒日本學者有關古代的分期術語，其近世歷史卻使用新概念并劃定不同下限。
學人應用歷史分期時，既有對日本學者的借鑒吸收，也有立異之處。他們以國人眼光審視中國史的發(fā)展演化，在皇朝斷代走向宏觀階段演進的新式著述中，并不認為蒙元是能夠獨立開啟新時代的階段，徐念慈甚至都沒提及元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從本國立場出發(fā)，借鑒分期觀念所代表的敘述模式展開新式中國史撰述，將“中國性”闡釋作為關懷和追求。
他們采用分期模式，嘗試展示宏觀歷史演變，蘊含的進化發(fā)展思想，已非傳統(tǒng)史書教材所能比。而對歷史“科學性”的追求，尤其是“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fā)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的嘗試，顯然為傳統(tǒng)史學所未有。
分期觀念應用超越傳統(tǒng)史學一家一姓的敘述模式，以社會演進展示國家和民族的變遷，提供了重新認識本國史的新角度。在清末國家衰敗和民族危機的背景下，這有利世人反思近世歷史，從歷史經(jīng)驗教訓中尋求強國救民之道。新式教科書中的分期應用，展示歷史線性的階段演化，具有教育之外的宣傳動員作用，有利于民族精神和時代觀念的培養(yǎng)。
清末留日學人也接觸到歷史分期觀念，并認識到近世歷史的重要。錢玄同受過較完整的“世界近世史”教育，并引申到中國歷史，稱“正不知吾國之孫公何日大撞革命之鐘，卷三色之旗，以滅虜而朝食，殊為焦盼”。朱希祖接觸到“最近史”“近世史”“最近世史”“東洋近時外交史”等概念。這對學人此后的中國歷史分期有著重要影響。分期名詞用于學術，也反映出當時的近世歷史觀念，如劉師培的《論近世文學之變遷》《近代漢學變遷論》。他所用的“近世”和“近代”概念所指在時限上基本一致，都是明末清初至當時。以上內(nèi)容涉及到歷史分期和“近世歷史”的認識，有利于相關概念的傳播和接受。
清末學堂教育和教材中提及的各種“近世史”存在時限差別，若強就同一時限劃線，則不同認識和著述中的術語又異。言人人殊和名實難辨的背后，蘊含“近世史”與“最近世史”“近古史”“近代史”“最近代史”“今代史”“本朝史”“近三百年史”之間的復雜關系?！爸袊贰币呀?jīng)出現(xiàn)，其與“近世史”存在時限和內(nèi)容上的密切聯(lián)系，卻未必是今日相關認識的直接來源。這對“中國近世史”的繼續(xù)發(fā)展和“中國近代史”的形成定型有著長遠影響。
以當世觀近世
隨著中外交流加深與學堂教育開展，歷史分期觀念輸入中國，并用于本國史編纂?！爸袊朗贰弊鳛橹型怅P系轉換的關鍵，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緊密，并逐漸演變成涵蓋時間、空間、政治、思想的綜合概念。其所蘊含的進化發(fā)展思想，塑造著國人的歷史觀，也影響到后人對中國歷史宏觀的認識。
回顧晚近歷史，“中國近世史”寄托了國人現(xiàn)實政治的訴求和未來奮斗的期望，成為激發(fā)民眾愛國心以救國圖強的動力。曹曾涵為《萬國史綱》作序時稱，歷史為使民眾產(chǎn)生“愛國家愛種族之思想”，突顯強烈的救國圖存愿望。時人的國恥史編纂，也意在通過闡釋晚近國恥史（尤其是道光以后的歷史），激勵國民，裨益國民教育。
“中國近世史”在學者著述中有重要地位。夏曾佑言“國朝二百六十一年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其更化期可視為近世史，具有繼往開來的轉折作用。汪榮寶稱：“學者欲知道今日中國變遷之由來，及世界列國對我之大勢，則研究近世史為尤要焉。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敘之法，即由近世之事實，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后古，詳近而略遠，以養(yǎng)成應變致用之知識，其諸大雅所不譏也?！彼栉鞣綄W者的理論和方法闡明近世史的重要及作用。沈頤認為“學者欲知一國變遷所由來，應先研究其史乘。欲知一國最近變遷所由來，應先研究其近世史……則研究近世史乘，以自擇其因應之術，尤為事勢所不可緩焉”。三者都賦予“中國近世史”以重要意義，卻各有側重。夏曾佑關注承前啟后的轉變，汪榮寶側重“應變之用之知識”的養(yǎng)成，沈頤聚焦歷史教訓中“因應之術”的選擇。學理和現(xiàn)實的二元化需求開始展現(xiàn)，并一直影響至今。
北京頤和園的“仁壽殿”，它是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居住時朝會大臣、接見外國使節(jié)的地方，為園內(nèi)最主要的政治活動場所，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策劃地之一
對“中國近世史”的重視也必然涉及清朝的處理。相比民國學人，學者因身處清代，不免對“本朝”細致斟酌。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較早以道光為界分清代為近世和今代兩段。中國學者或?qū)⑶宕譃椴煌暧^時段，或直接等同于近世史，或?qū)⒅暈榻朗返囊欢?，并牽涉其?nèi)部細分。梁啟超以乾隆末為界劃分清代，分屬中世史和近世史，后又將清代劃入近世史，卻細分為永歷康熙、乾嘉和最近世三段。陳懋治雖以清代為近世史主體，卻前后延伸，分滿洲興起至歐人東漸為前紀，清統(tǒng)一至清與日韓關系為近世史，甲午之役后為今紀。汪榮寶劃清代為創(chuàng)業(yè)至三藩平定的開創(chuàng)期，康熙中至乾隆末的全盛期，嘉慶初以后的憂患期。沈頤繼續(xù)汪榮寶的劃分，以嘉慶初至庚辛之“拳禍”為憂患期，庚辛以為變更期。
清代成為本國學人“中國近世史”闡釋的重要部分。這使得國人在思考政治現(xiàn)實時，窮根究源，重新審視近世歷史的發(fā)展。“以當世觀近世”就成為當時社會認識近世歷史的重要觀念。
而鴉片戰(zhàn)爭也開始成為展示中國歷史劇變的重要分期事件。此后國土割讓，權利淪喪，國恥日深，“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fā)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與之俱長。專制帝國之命運，蓋骎骎告終矣”。清代的整體性因中國史的劇變受到巨大沖擊，其在新的敘述模式中出現(xiàn)被分割的可能。
由此引出“中國近世史”與后來的“中國近代史”的關系。從時限標準言，前者確立后者的宏觀范圍，是后者的形成基礎，成為后人將二者等同的重要原因。從中外關系轉變出發(fā)，“中國近世史”所代表的中國性減弱，世界性增強。以鴉片戰(zhàn)爭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史”，實則成為傳統(tǒng)中國與近代中國天然的界限。兩者相比，“中國近世史”重在傳統(tǒng)思想的一線相連，“中國近代史”則頗有與傳統(tǒng)斷裂而走向現(xiàn)代世界的意味。
西方、日本和中國三者的近代新式分期應用亦存在沖突與調(diào)和。西方近代歷史分期是較精確的時間劃定，中國傳統(tǒng)典籍中類似分期的說法在時限指示上變動不居。作為橋梁的日本，則處于變動不居和精確指示的矛盾之中。日本學者既試圖精確指示，又嘗試保留某些變動不居的可能。桑原騭藏雖稱“鉅事之斗現(xiàn)”致“前后之世局”不得不更新，但標準仍為學者所定。如前所述，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桑原騭藏，甚至河野通之，實際確立了不同的分期與時限。這些復雜的劃定反倒展示了模糊性和相對性的特點。這也影響到清末國人的接受和使用。學者雖開始使用近代精確的分期，認識分歧和劃定差異卻不無對傳統(tǒng)特點的保留。
這也使“中國近世史”在歷史分期中面臨時限確定的多重標準，是明末中西交通？清朝興起？抑或鴉片戰(zhàn)爭？分歧固然源于標準的不統(tǒng)一，更反映傳統(tǒng)模糊指稱與近代精確劃分之間，具體認識的差異與調(diào)和。今日海峽兩岸對“中國近代史”的內(nèi)涵外延的不同認識，便是這種折中的遺留。
隨著近代新式教育的發(fā)展完善，歷史分期的精確指示逐漸得到強化和認可。當歷史分期與斷代史講授結合，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成熟與定型，傳統(tǒng)歷史分期的模糊性和相對性逐漸淡出，只留下近代實踐中發(fā)展出來精確指稱和具體對應。今日以精確指稱和固定時限來認識歷史分期，實際上已無法理解傳統(tǒng)理念的深意，這一結果可能是清末中日學人未曾想到的。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