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1946年，魯迅逝世十周年。對日本而言，這是一個怎樣的時刻呢？
1945年日本的慘敗導致其面對有史以來不曾有過的國土被占領和主權的喪失，占領者美國則將日本視為新殖民主義的“試驗場”。所謂“新殖民主義”，即面對“二戰(zhàn)”前后“反帝”“解殖”的世界大潮和舊殖民體制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局面，美國開始采取以“結盟”形式在對方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以“平等伙伴”名義與其締結外交關系并通過經濟援助實現(xiàn)干預和控制的世界戰(zhàn)略——一種新的“不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從1945年的聯(lián)合國盟軍占領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署生效，中間經歷了歷史性的東京審判和冷戰(zhàn)驟起導致的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日本人特別是日本知識階層經歷了天翻地覆的精神歷練，從日共盛贊美軍為“解放軍”到日本需要“全面媾和”還是“單方面媾和”及有關日美軍事同盟的激烈論爭，人們強烈意識到民族獨立的危機和新殖民主義的壓迫。
而在亞洲地區(qū)，伴隨東西方冷戰(zhàn)的興起出現(xiàn)了反帝反殖運動的高漲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二戰(zhàn)”結束不久的1947年，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宣布外交政策新原則——美國外交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少數(shù)派武裝集團的自由民族，并通過“馬歇爾計劃”支援歐洲戰(zhàn)后的經濟復興。同時，通過朝鮮戰(zhàn)爭助推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復興。這在蘇聯(lián)看來乃是美國遏制社會主義并構筑反蘇基地的舉措，故于1949年開始實施“莫洛托夫計劃”以向東歐國家提供援助。由此，以美蘇兩個霸權國家為代表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緊張與緩和交替循環(huán)的冷戰(zhàn)結構形成。歷史的吊詭在于，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冷戰(zhàn)并沒有阻礙亞洲特別是南亞、東南亞“二戰(zhàn)”后波濤洶涌的民族獨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隨著1945年日軍從廣大亞洲地區(qū)撤退，暫時填補這個制度空白的是舊殖民地宗主國重返該地區(qū)成為統(tǒng)治者，這激起了人民大眾的激烈反抗。1947年印度宣布獨立，1954年簽署《印度支那停戰(zhàn)協(xié)定》、法國軍隊撤出該地區(qū)，東南亞的民族解放初戰(zhàn)告捷。包括之前的臺灣地區(qū)的光復和朝鮮半島的解放及中國革命成功建國，到了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的召開，亞洲民族主義已然成為新的典范，并內含著突破冷戰(zhàn)格局的契機。
在這個過程中，法國學者阿爾弗雷德·索維于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一詞，成為冷戰(zhàn)時期經濟欠發(fā)達國家為表示自己不從屬于北約或華約任何一方而用以界定自身的概念。上述亞洲地區(qū)的發(fā)展作為東西方冷戰(zhàn)之外的“第三勢力”，迅速受到日本進步知識界的矚目。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亞洲民族主義、國民文學論爭等成為1950年代前后的思想焦點。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對日本的沖擊尤其巨大，中國革命成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造相結合的健全民族主義的新樣板。而冷戰(zhàn)格局中，西方陣營對中國革命及共產主義的警惕與批判，也影響到日本國內“民族問題”的討論。
例如，1950年10月，太平洋國際關系學會在印度勒克瑙舉行題為“亞洲的民族主義及其國際影響”的第十一次年會，日本也派出了代表團。丸山真男提交了《戰(zhàn)后日本民族主義的一般考察》的討論資料。此時，正是南亞、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波濤洶涌，東亞的中國革命成功建國和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因此，亞洲民族主義問題成為會議主題。會上針對中國革命的評價問題形成了歐美與亞洲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亞洲各國看到了民族主義的勝利，而歐美學者則感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人們視國民黨的潰敗為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工具的國民政府之敗北，而共產黨的勝利則被視為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獲得解放而實現(xiàn)了民族自由。這次年會及其議題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巖波書店及時出版了《亞洲的民族主義——勒克瑙會議的成果與課題》（1951）。《中央公論》則兩次刊發(fā)“亞洲的民族主義”特輯（1951、1952），突出反映了當時日本知識者的兩種傾向：一種是從美國的冷戰(zhàn)戰(zhàn)略角度觀察日本，另一種是維持中立的亞洲立場來看日本的民族主義。其中，丸山真男和遠山茂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肯定，成為竹內好討論日本“民族問題”的重要背景。
竹內好
竹內好（1910-1977）是以思想家的身份持續(xù)關注魯迅，并將“中國作為方法”引入戰(zhàn)后日本思想論壇的重要人物。有關他的魯迅研究需要另做整體的系統(tǒng)化分析，這里僅就戰(zhàn)后三十年間特別是在1950年代前后，他是如何把魯迅主題化并推向思想論壇中心的略作闡述。我們知道，竹內好早在戰(zhàn)火紛飛的1944年就出版了《魯迅》一書，1946年該書再版，成為戰(zhàn)后日本魯迅研究的第一塊基石。這一年，也是魯迅逝世第一個十年紀念，再版無疑具有“紀念”的意味。而竹內好在祭日當月發(fā)表的《關于魯迅的死》則可以說真正發(fā)出了戰(zhàn)后日本紀念魯迅的第一聲。1956年，他又作《魯迅的問題性》《魯迅的讀者》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理解近代的線索》等，積極推動了日本魯迅紀念活動的傳統(tǒng)之形成。如果把這十年間所發(fā)表的其他重要文章，如《何謂近代》（1948）、《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1951）和《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1951）等作為一個系列來看，則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把討論從文學家的“誠實性”問題逐漸推進到中日文學的現(xiàn)代性乃至兩國現(xiàn)代化比較的深層這樣一種不斷將魯迅主題化的思考路徑。《關于魯迅的死》開篇講到魯迅逝世前夕所作《我要騙人》和稍早的《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態(tài)〉序》兩文，就其對中日關系抱有絕望與希望兩種態(tài)度，竹內好強調“不幸的黑暗日子結束了”，今天的我們排除干擾去實現(xiàn)魯迅對中日兩國“相互理解”的希望，“才是最正確的紀念方法”。這個“相互理解”是竹內好為日本戰(zhàn)后魯迅論確立的高遠目標，也確實得到了踏實的實踐。文中還以“兩個口號”論爭為例，闡發(fā)魯迅政治立場的明快、堅持從實踐出發(fā)的行動力以及其思想文學精神上的“誠實性”特征。如果參照竹內好《魯迅》一書，則不難發(fā)現(xiàn)這里所強調的文學家之“誠實性”，乃是對此前“啟蒙者魯迅”之“純真”性和“樸素之心”觀點的繼承和深化，而對戰(zhàn)斗精神的闡揚和對中日兩國“相互理解”的未來期待，則是跨越了歷史巨變后竹內好的新思考。
這是一篇平實、誠摯的紀念文章。而將魯迅深深引入戰(zhàn)后日本思想論壇中的，則是兩年后發(fā)表的《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以魯迅為線索》。該文基于西洋對東洋的擴張導致東洋的“近代”這一基本命題，從中日兩國現(xiàn)代化的差異入手進行文化類型比較，目的在于反觀和批判日本的失敗，而思考的參照和標尺就是魯迅。竹內好通過對《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獨特解讀，構建起一個對比的二元關系：一方是以覺醒的奴隸為歷史主體的從被壓迫走向抵抗，在抵抗中構筑自我主體性，最終實現(xiàn)了自身之現(xiàn)代性變革的中國；另一方是以虛幻的主人為主體的從被壓迫走向順從，在順從中喪失自我主體性，最終成為“什么也不是”的西方附庸之日本。我們知道，關于魯迅這篇寓言的寓意和人物所指，歷來說法不一，竹內好認為，那個覺醒的奴隸與作者魯迅是重疊在一起的。這“奴隸拒絕自己為奴隸，同時拒絕解放的幻想，自覺到自己身為奴隸的事實卻無法改變它，這是從‘人生最痛苦的’夢中醒來之后的狀態(tài)……他拒絕自己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這就是魯迅所具有的，而且是使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味。絕望，在行進于無路之路的抵抗中產生，抵抗，作為絕望的行動化而顯現(xiàn)。把它作為狀態(tài)來看就是絕望，作為運動來看就是抵抗”。至此，一個絕望而抵抗的魯迅，進而一個在抵抗中實現(xiàn)了民族現(xiàn)代性變革的“中國”得以建立，成為批判近代日本和西方的一個思想標尺和邏輯原點。在此，竹內好一改本國思想界用“先進的歐洲”經驗來觀察日本的主流觀點，開拓出借“魯迅的中國”及其現(xiàn)代化經驗來質疑日本現(xiàn)代性的思想批判方式。如果考慮到“二戰(zhàn)”以后美國現(xiàn)代化理論和亞洲研究中的“沖擊 - 反應”說還沒有出現(xiàn)，更不要說1970年代后以薩義德為代表的后殖民理論，那么竹內好的上述觀點無疑具有獨創(chuàng)性和理論批判的深度。這篇與戰(zhàn)后日本代表性思想家丸山真男的《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1946）一樣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的文章，在給戰(zhàn)后思想論壇以巨大沖擊的同時，也將魯迅成功帶入了日本關于現(xiàn)代性的討論，而在邏輯上這個議題已然包含了更為關鍵的民族主義問題。
竹內好于中日現(xiàn)代化比較的邏輯框架下提出“民族”問題，是在太平洋學會召開年會的1951年。分別發(fā)表于該年7月和10月的《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和《近代主義與民族問題》兩文，以“二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劇變和亞洲民族主義的興起為背景，針對如何對待日本內部的“國民文學”，即明治維新以來包括“日本浪漫派”在內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表達了與“近代文學派”和左翼論壇主流大不一樣的觀點。《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在肯定丸山真男中日現(xiàn)代化模式的比較和日本民族主義失去“處女性”的觀點的同時，又沿著歷史學家遠山茂樹所提示的存在著“進步與反動”兩種民族主義的看法而向前推進思考。竹內好認為，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中始終貫穿著的“良性的民族主義心情”相比，日本近代文學總體上表現(xiàn)出一種惡性的民族主義。但實際上，明治維新時期也有著與中國一樣的作為“心情”的樸素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傳統(tǒng)，這可以作為重建當下日本與亞洲相關聯(lián)的民族獨立意識的資源，即“從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的良性民族主義文學。正如文章最后所示，這種思考直接源自魯迅的啟示：“中國的人民文學表現(xiàn)出來的革命能量之豐富性的確為人震驚，但它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在反革命中把握到革命的契機，即在清末以來改革者們的努力之下完成的，其中的典型就是魯迅。因此，魯迅的抵抗才是我們今天應當學的?！睆姆纯菇^望的魯迅看到中國被壓迫民族文學中的良性民族主義，竹內好的思考從中日現(xiàn)代化比較的原點上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這里提到的“中國的人民文學……”，是針對當時從新日本文學會分化出來的“人民文學派”只關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人民文學”而不了解其背后長期積累下來的民族反抗精神而言的?！督髁x與民族問題》則主要針對“近代文學派”回避思考“民族”問題的傾向。竹內好的基本觀點是，自白樺派以來的日本近代文學基本上是在拋棄了“民族意識”的情況下發(fā)展來的，不是在“對決”中積極地“揚棄”而是簡單地“拋棄”，結果被拋棄的“民族意識”必然伺機反抗，而為法西斯主義所“喚醒”。實際上，明治初期的民族主義呼聲原本具有與亞洲各國“正確”的民族主義相連的性質。然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緊密相連，“但在日本，由于社會革命疏離了民族主義，受到摒棄的民族主義者只好選擇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道路而走向極端化。這就是所謂‘失去處女性’（丸山真男）之說”。不可能有不植根于民族傳統(tǒng)的革命，也不可能有不植根于民族的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就是明證。此文的發(fā)表，引發(fā)了竹內好等與“近代文學派”之間的“國民文學論爭”。
竹內好所言丸山真男中日民族主義比較的觀點是這樣的：晚清中國“由于未能通過改組統(tǒng)治階層的內部結構以實現(xiàn)近代化，中國于是便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長期深入的滲透，但是這反過來又不容分辯地給反抗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民族主義運動布置了一項從根本上變革舊社會及舊政治體制的任務。舊的社會統(tǒng)治階層為避免滅亡，必然會或多或少地與外國帝國主義相勾結，走上所謂‘買辦化’的道路，所以他們當中不可能興起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舊統(tǒng)治機構與帝國主義的媾和往往會不可避免地引起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結合。在此恐怕沒有必要追溯從孫文開始經過蔣介石直到毛澤東的一系列革命過程。不過，這種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內在結合在今日的中國自然顯得最為典型，而其實它也出現(xiàn)在印度、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朝鮮等除日本以外的亞洲民族主義當中，可以說構成了這些國家民族主義多少相通的歷史特征”。
丸山真男的論述嚴整而邏輯思辨性強，他以是否與社會革命相結合為判斷民族主義正當性和健全性的標準，得出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為成功“典型”的結論，并強調在亞洲唯獨日本的“民族意識”未能與社會革命相遇，反而被帝國主義所利用，故日本的民族主義已然喪失了“處女性”。戰(zhàn)后日本需要警惕的是右翼民族主義的死灰復燃，這種民族主義不可能實現(xiàn)與亞洲各國真實的民族主義的連接。竹內好認同丸山真男的中日現(xiàn)代化模式比較，也接受他對日本民族主義已經喪失純潔性的悲觀看法。不同之處在于，竹內好堅持要“從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的良性民族主義，至少在日本國家走上帝國主義道路之前的明治初期有可以挖掘并為今日所用的思想資源。我認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必須依賴國民意識的發(fā)生，國民意識的培養(yǎng)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推動。戰(zhàn)后日本的國家重建同樣需要新的民族主義，因此竹內好提出重估明治維新以來的民族主義這一課題，不能不說有更深刻的思考。雖然，這“從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要素的工作，本身包含著思想的冒險（如他1959年所作《近代的超克》對戰(zhàn)爭二重結構的錯誤認識）。
竹內好是活躍于1950年代日本思想論壇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善于在流動的狀態(tài)中發(fā)現(xiàn)議題并通過論爭將其主題化。他一方面對日共及其指導下的新日本文學派多有批評，同時對戰(zhàn)后文學的另一個主流即“近代文學”群體以西方為標準的“近代主義”立場進行批判，這常常使他成為論爭的焦點人物。這時，在竹內好手中被運用到極致的中國革命和魯迅資源也便會引起人們的關注。1956年，魯迅逝世二十年。竹內好發(fā)表的《魯迅的問題性》《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理解近代的線索》兩文，同樣具有這樣的性質。前者，在西方現(xiàn)代化的對立面上確立魯迅所代表的中國革命之現(xiàn)代化意義?！敖療o疑是借助西歐的力量實現(xiàn)的，而且它賦予了人類各種各樣的價值。但是，西歐式的近代化歸根結底必須肯定殖民地制度。人道主義無法解決殖民地問題。這是西歐式近代化的盲點，它妨礙近代化的自我貫徹?！敝袊鴦t通過嘗試解決這一問題而推動了自身的現(xiàn)代化。魯迅的基本思想命題之一是“奴隸和奴隸主都是不自由的”，如果不根除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關系，自由就不會實現(xiàn)。這一“自由”觀念不可能直接得自西歐式現(xiàn)代化。魯迅所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化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相結合，另一方面直接聯(lián)系著萬隆會議精神。遺憾的是，這樣一種“魯迅的問題性”為戰(zhàn)前乃至今天的日本所忽視。例如，“近代文學派”的荒正人就認為：日本沒有產生魯迅式的文人乃是一種幸運，因為“中國的近代化是特殊的、有一定欠缺的”。他依然只承認西歐的現(xiàn)代化為現(xiàn)代化的唯一模式，是人類必經的過程，而竹內好強調：“近代化問題必須更加多元地且在全人類范圍內思考。這正是魯迅為今天的我們提出的課題?！痹诤笠黄恼轮?，竹內好進一步對荒正人提出尖銳批評：他只是在量上區(qū)別東西方現(xiàn)代化的差異，沒有意識到亞洲的現(xiàn)代化與西方存在“質”的差異。至于說“魯迅的文學是前近代的或只有少量近代性”的，則更是荒正人的錯誤所在。雖然，竹內好對“近代文學派”不滿于當時日本進步陣營“中國一邊倒”的情緒表示理解，但強調應該在現(xiàn)代化比較中對魯迅及中國革命加深認識。
在日本戰(zhàn)后最初的十余年間，由于竹內好等人的努力，魯迅與中國革命在思想論壇上獲得了廣泛的認知，相關的討論遠遠超出了中國研究乃至文學領域。這里，僅舉在歷史學界開拓了戰(zhàn)后新史學的石母田正一例來看。石母田正（1912-1986）運用唯物史觀重建史學，他的特色在于通過對朝鮮近代史的發(fā)現(xiàn)而獲得了對“民族意識”重要性的理解，這又補充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薄弱的部分。正如竹內好通過魯迅和中國革命發(fā)現(xiàn)了日本的現(xiàn)代化及民族主義的問題所在，石母田正經由朝鮮民族抵抗的近代史而意識到“民族”在歷史學中的重要性，并最早將“亞洲視角”引入日本史研究。
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朝鮮“三一運動”的持續(xù)關注，使石母田正形成了一個由俄國革命為先導的東方革命世界史架構，而其中民族解放乃是歷史的發(fā)展動力。正如列寧所指出的，1905年在俄國開始，經由土耳其、伊朗和亞洲的南部逐漸向東方移動，最終在中國完結的這場革命運動，確實形成了一種歷史波動。而在石母田正看來：“這一歷史波動從 1917年的‘十月革命’開始，接著波及 1918年的日本‘米騷動’、1919年的朝鮮‘三一運動’和同年中國的‘五四運動’，這三次巨大的民眾運動從北方畫出了一條彎曲的弧線。”他在戰(zhàn)后初期導入歷史學的亞洲視角，而其歷史想象力的靈感則來自朝鮮和中國。在《關于母親的信——致魯迅與徐南麟》一文中，他提到自己讀了竹內好所譯的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而感動，又由于魯迅的關系對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產生興趣的過程。他同意竹內好的觀點，認為魯迅作為教師對學生柔石的心情與母親失去兒子的心情相近。魯迅用珂勒惠支的《犧牲》悼念柔石，乃是為了柔石鄉(xiāng)下的母親，也為了自己。青年的死讓魯迅振作起來，成為其參與革命的動力?！稜奚匪磉_的為戰(zhàn)爭奉獻兒子的母親之痛苦，讓石母田正聯(lián)想到朝鮮獨立運動的詩人徐南麟，由此意識到民族的存在意義和20世紀殖民地解放的主題。而面對《舊金山合約》簽署在即，日本反動勢力欲出賣民族利益與美國單方面媾和的行徑，他提出要像中國和朝鮮的母親那樣，日本的母親也要起來維護和平，反抗賣國行徑和民族壓迫。
（本文選摘自《活在日本的魯迅》，趙京華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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