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疫情持續(xù)，對2021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影響頗大。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chuàng)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繼“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xù)第三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9位學者撰寫“考古2021”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fā)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過去的20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了誕生100周年慶典。2021年10月18日，在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開幕式上公布了由中國考古學會聯合中國文物報社評選出的“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其中涉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考古的入選發(fā)現有6項：吉林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及磁縣北朝墓群、河南漢魏洛陽城遺址、甘肅敦煌莫高窟、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在秦漢至明清時期的考古發(fā)現（共37項）中約占1/6，而被列入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各省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的更是不在少數。10月26日，國家文物局印發(fā)《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guī)劃》，其中屬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大遺址有9處：鄴城遺址、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高句麗遺址（鳳凰山山城、洞溝古墓群等）、三燕龍城遺址、南朝陵墓群、漢魏洛陽城、邙山陵墓群、統(tǒng)萬城遺址、蘇巴什佛寺遺址、交河故城。從上述兩項重要評選來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考古在中國現代考古學中占據著頗為重要的地位，作為大遺址典型代表的鄴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高句麗遺址等及其從屬陵墓群考古工作的持續(xù)開展無疑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按照考古發(fā)現的類別，以下從三個方面分別綜述2021年度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概況。
都市與禮制建筑
都城考古的重要發(fā)現主要集中于河南洛陽漢魏故城遺址和河北臨漳東魏北齊鄴城遺址，地方城市如路縣故城、章安故城等亦有新發(fā)現，此外壩頂祭祀遺址的考古工作還在持續(xù)進行中。
漢魏洛陽城遺址位于河南省洛陽市東約15公里處。接續(xù)前一年度，本年度的工作重點集中于宮城2號殿址（顯陽殿）和閶闔門至建春門大道遺址。宮城2號殿址位于宮城正殿太極殿北側，2020年揭露出該殿址夯土臺基的東半部，并在臺基外側發(fā)現包磚、散水等遺跡。2021年著力發(fā)掘了殿址周邊的附屬建筑，尤其是對宮院外圍建筑遺跡進行了勘察，初步勾勒出該殿址所屬宮院的大致輪廓和建筑結構。通過對臺基夯土的解剖，不僅確認了殿址始建于魏晉時期，北魏、北周改建沿用，同時也具體了解了臺基夯土的建筑結構和營造次序。近年對宮城2號殿址及其附屬宮院的持續(xù)發(fā)掘，進一步豐富了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布局和文化內涵研究。閶闔門至建春門大道遺址是漢魏洛陽城內城北側的東西向大道，從宮城中部穿過，貫穿東、西宮門。2021年度的發(fā)掘集中于宮城內及東、西宮門遺址，重點發(fā)掘了宮城西墻上的千秋門遺址，發(fā)掘顯示：千秋門遺址大致分為北闕臺、門址和門址內側院落3個部分。為解決閶闔門至建春門大道和2號殿宮院的關系，在宮城內布設了兩條探溝，發(fā)現了與閶闔門至建春門大道轉折銜接的建筑遺跡（永巷）。閶闔門至建春門大道在進入千秋門以后應該有向北轉折再向東的遺跡，說明此處大道和“永巷”合并為一條道路，并有意識的避開了南側的2號殿宮院?！坝老铩边z跡作為宮城中前朝和后寢的重要分界線，對于深入理解北魏宮城的空間布局和功能分區(qū)意義重大。
北魏洛陽城千秋門遺址
鄴城遺址位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西南，以探索東魏北齊鄴城宮城區(qū)平面布局為學術目的，鄴城考古隊于2021年度繼續(xù)對宮城區(qū)北部進行了勘探與發(fā)掘，重點圍繞206號大殿西側附屬建筑及其北側209號大殿展開。經解剖，確認了206號大殿西側廊房的基礎結構，其建筑形式與2017年發(fā)掘的東側廊房一致，中間為跨度4.5米左右的房間，兩側為跨度2.2米左右的廊道。該廊房南北向延伸，北側與206號大殿北側的復廊連通，廊房的柱網結構及廊房外側的磚鋪散水、排水溝及隔墻等遺跡現象清晰。209號大殿座北朝南，北距206號大殿約30米，經初步發(fā)掘確認，臺基東西面闊約42米，南北進深33.6米，臺基周圍殘存約2.4米寬的磚鋪散水。臺基東側偏南處有一間連廊，與東側附屬廊房連通。廊房呈南北走向，東西跨度11.7米，表面殘存排列整齊的礎石破壞坑，其西側設有磚砌排水溝。209號大殿東側廊房向南與206號大殿北側復廊相連，與206號東側廊房亦相互貫通。發(fā)掘出土遺物以各類建筑材料為主，包括礎石殘塊及黑灰壓光的板瓦、筒瓦和蓮花紋瓦當，戳記瓦件也有較多發(fā)現。宮城區(qū)206號大殿西側附屬建筑的解剖和北側209號大殿的局部揭露，對于深入了解東魏北齊鄴城宮城中軸線北部建筑分布具有重要意義，為深化宮城布局研究積累了新的資料，也積極推動了鄴城考古遺址公園的規(guī)劃建設。
東魏北齊鄴城宮城區(qū)北部206及209號大殿
為配合南京城市建設，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近年來在六朝建康城遺址范圍內如利濟巷、評事街、西街等處陸續(xù)取得了一些新的考古發(fā)現，為六朝建康城布局研究不斷豐富著新材料。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在利濟巷2號東側地塊發(fā)掘發(fā)現六朝時期灰坑、水井和道路等遺跡，出土青瓷碗、盤、盒以及蓮花瓦當等遺物，其中最為重要的發(fā)現當屬道路L1。該條道路方向約125゜，長18、寬5-8、厚0.32米，路面有數十道車轍，路側磚溝用磚端面模印陽文反書“同夏善柱”、“同夏黃琴”、“善柱”。發(fā)掘者認為該路與宮城中軸線方向垂直，保存較好，時代不晚于南朝，或與宮城東西重要城門相通。
路縣故城遺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區(qū)潞城鎮(zhèn)西北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qū)北部，由城址、城郊遺址區(qū)和城外墓葬區(qū)等部分組成，作為縣級治所自西漢延續(xù)至隋唐初年。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城址外南部清理發(fā)現一處埋藏坑，該坑平面近圓形，口大底小，坑內放置一件帶蓋大鐵罐。鐵罐內分三層較為規(guī)整地放置著94件（套）鐵器、15件銅器和2件石硯板，其中上層主要有鐵鏡、鐵甲片、鐵燭臺等，中層主要是鐵鑿、鐵釜、鐵鏟等農具和銅鏡、銅鈴、銅熨斗等，下層主要為鐵權、鐵環(huán)、鐵釘、鐵削刀、銅砝碼等。這是路縣故城遺址乃至北京地區(qū)首次考古發(fā)現的最大規(guī)模的魏晉北朝時期窖藏，對于認識城郊遺址區(qū)具體功能和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生產操作均具有重要價值。
章安故城遺址位于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qū)，發(fā)掘發(fā)現的重要遺跡包括：六朝房址2組、道路及河道各2條，出土遺物251件，具體可分為建筑材料及生活用品兩大類，磚側可見“宋元嘉五年九月作”、“太康九（年）”、“普通”、“（大）通元年八月”等紀年銘文。此次發(fā)掘揭露的兩組房址規(guī)模大、房間多、建筑材料考究，推測應為高等級官署建筑，其北側發(fā)現的東西向道路及平行的河道遺跡，有可能是官署建筑的邊界。綜合來看，發(fā)掘所見建筑遺跡的存廢年代約為東漢至北宋初期，與文獻記載的章安故城基本一致，實證了章安街道回浦村長嘉嶼山南面區(qū)域為臨海郡郡治章安故城所在地的推論。作為漢唐時期東南沿海最重要的、以曠野形態(tài)存在的港口城市遺址，對章安故城的更多認識還有待于更為系統(tǒng)深入的考古工作。
壩頂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北部的武川縣大青山蜈蚣壩頂部。經過2019至2021年的持續(xù)考古發(fā)掘，基本確認了遺址的形制結構，自內而外由內室、內壕、內壝、外壝、外壕等五部分組成。2021年度的發(fā)掘區(qū)位于遺址東部，清理了內壕、內壝、外壝和外壕局部，并繼續(xù)對內室內部作了清理，出土遺跡可分為下層祭祀坑、中層北魏祭祀遺址和上層北齊遺存等三個時期。下層祭祀坑發(fā)現4座，平面呈圓形或橢圓形，依據疊壓關系看均早于中層北魏祭祀建筑，部分坑壁樹立對稱的木柱，坑內出土大量骨器、石器和獸骨等。該類遺存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遣大臣李敞赴嘎仙洞祭祖的習俗相類似，《魏書》卷一百八《禮志》記載有“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從北魏祭祀建筑遺存之上出土的北齊“常平五銖”銅錢及刻劃有“廣納戍”文字的陶盆等遺物來看，該建筑在北齊時期曾被作為廣納戍的前哨營地短暫使用。壩頂遺址的圓形建筑結構、內室內部內方外圓并圍以九室的分隔空間、外圈圍有雙壕和雙壝等特征，融合了漢魏以來明堂、辟雍、靈臺等禮制建筑的特征，具有明顯的祭祀功能。
此外，江蘇無錫江陰港欣六朝-唐宋遺址、寺頭六朝建筑基址、鎮(zhèn)江鐵甕城西門遺址、徐州文廟地下城遺址、邳州蔣莊漢晉時期聚落遺址、溧陽古縣遺址等處亦有新的發(fā)現。
墓葬
本年度墓葬發(fā)現較多，時代上從三國到北朝均有發(fā)現，分布地區(qū)也較為廣泛，其中以咸陽洪瀆原墓群的發(fā)現最為突出。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市渭城區(qū)底張街道和北杜街道發(fā)掘戰(zhàn)國至明清時期古墓葬3648座，其中西晉家族墓地3處、十六國家族墓地3處、十六國至隋唐公共墓地1處、北朝隋唐墓園77座。該地點位于漢、唐長安城北的洪瀆原之上，是當時除陪葬帝陵外等級最高的葬地，埋葬的墓主多數系皇親國戚、高官顯貴，并見諸史籍。綜合來看，咸陽洪瀆原上發(fā)現的西晉、十六國時期墓葬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不設圍溝兆域，相互之間以地域空間作為分隔。北朝隋唐墓葬中有紀年的墓葬多達23座，這些墓葬以圍溝兆域為特征，墓園規(guī)劃整齊、互不影響，由單人墓葬、夫婦合葬或夫婦同塋異穴合葬發(fā)展為子祔父葬，直至孫輩歸葬祖塋，顯示出圍溝兆域和家族墓園在隋唐時期高等級墓葬中的重要地位。墓園內1座墓葬居多，是圍溝兆域墓中最常見的形式，如北周宇文韙墓、羽真琳墓、隋修北周梁?墓、隋修楊盛暨妻李氏墓、隋元景超夫婦墓、趙表墓、楊義臣墓等。墓園內有2座以上墓葬的，為子祔父、祖葬，如北周若口引德墓（2座墓）等。洪瀆原墓群匯集了秦咸陽城、西漢至北周長安城、隋唐長安城、宋代以后的咸陽城及其周邊縣城居民的墓葬，是一處跨時長達2200年的“集中公墓”，由于地處京畿、墓主身份普遍較高，代表性強，對于中古時期墓葬制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咸陽洪瀆原墓葬群的考古發(fā)現不僅入選了第二屆（2021年）“陜西重要考古新發(fā)現”，還入圍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的終評。
咸陽洪瀆原布里墓地西晉家族墓
咸陽洪瀆原西蔣墓地北魏土雕人像
為配合大同市上華琚棚戶區(qū)改造建設項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智家堡村西北部清理北魏墓葬67座，發(fā)現了大同市目前惟一一座浮雕彩繪帶前廊的仿木石槨墓（M57）。該墓坐北朝南，由長斜坡墓道、2個過洞、1個天井、2個壁龕和墓室等部分組成。石槨位于墓室中央偏北處，東西面寬約3.3、南北進深約1.8米。石槨為仿木構房型，單檐懸山頂，兩面坡，前廊后室，面闊三間，明間開門洞、無門。據明間西廊柱刻銘可知，墓葬年代為北魏太安二年（456），墓主人為陵江將軍、扶風太守呂續(xù)。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門、石槨
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在北京市密云區(qū)季莊村搶救性發(fā)掘一座西晉墓葬，為帶墓道前后雙室磚室墓，出土陶罐、陶琬、陶缽、銅鏡、銅弩機、金手鐲等遺物。濟南市考古研究院在濟南市萊蕪區(qū)口鎮(zhèn)街道里村西墓地發(fā)掘發(fā)現漢末至魏晉時期墓葬11座，包括磚室墓、磚槨墓、石槨墓、土坑墓和石室墓等，出土陶罐、陶壺、銅鏡和銅錢等遺物。
東晉蔡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市棲霞區(qū)棲霞街道上梅墓村村北、棲霞山東南側，2021年3月至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墓葬7座，其中東晉時期磚室墓3座。這3座墓葬均為凸字形單室券頂墓，出土有青瓷碗、盞、陶憑幾、陶餅、陶盤、滑石豬、墓志磚等。墓葬雖多經盜擾，但墓志磚位置明確，尤其是M2共出土六塊墓志磚：一塊位于墓室內，封門外兩側各一塊，封門上三塊。據M2墓磚銘文“濟陽郡圉縣蔡盱字仲舒”、“夫人瑯琊郡臨沂縣王氏字邵子”和M3墓磚銘文“濟陽郡圉縣蔡臺字道祖”，可以確定該墓群墓主人為蔡氏家族。1966年附近曾發(fā)掘東晉蔡冰墓，出土墓志磚磚文：“濟陽圉蔡冰字道堅”。濟陽蔡氏墓地為近年來首次發(fā)現，是南京地區(qū)繼“王、謝、顏、溫、高”等世家大族以外的又一重要發(fā)現，為研究濟陽蔡氏世系、士族間的聯姻、門閥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3至7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江寧區(qū)小李家村北清理發(fā)現南朝時期磚室墓3座和溝1條，墓葬位于胡蘆山南側緩坡地帶，除M2保存略好外，余均破壞嚴重。M2平面呈凸字形，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甬道內殘存半圓形石質門楣，墓室后壁呈半圓形外弧，墓葬底部設有較為完備的排水設施，墓室四壁以模印花紋磚砌成，內容包括蓮花和菱形網格組合紋飾、錢紋等，端面模印“張”字，出土石祭臺、石帳座、陶俑、陶碗、金飾件和銅錢等，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測其時代約為南朝中晚期。G1平面大致呈U形，分布墓葬西側、南側和東側，向西北延伸至水塘，發(fā)掘顯示該溝可能為上述3座墓的兆溝。該墓地所處地理位置較為特殊，其南側約1.6公里處分布有初寧陵石刻，北側是六朝陵墓重點埋藏區(qū)，多年來已發(fā)現多座蕭梁時期宗室貴族墓。此次發(fā)現的3座墓葬雖破壞嚴重，但排列有序、規(guī)格較高，應為家族墓，推測與蕭梁宗室有關。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雨花臺區(qū)西善橋劉家村地塊清理古代墓葬47座，其中有兩座六朝時期墓葬（M9和M41）。兩墓均為豎穴土坑單磚室墓，出土陶器、青瓷器、石器等各類遺物20余件，為南京地區(qū)六朝墓葬研究豐富了資料。特別值得強調的是M41規(guī)模較大，墓葬總長達9.6米，墓中出土石龜趺墓志，隨葬石俑、石馬、石榻、石憑幾、石倉等石質明器，顯示出較高的墓葬等級。
為配合揚州市化工園區(qū)基本建設，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F2地塊清理發(fā)現磚室墓1座，出土銅、鐵、陶、瓷、石等各類遺物25件（套），據出土磚銘知墓葬年代為西晉“元康七年”，是揚州地區(qū)發(fā)現的少數有明確紀年的西晉墓。
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為配合孔望書苑二期小區(qū)項目建設，徐州博物館、連云港市博物館在連云港市海州區(qū)朐陽街道孔望山村南側臺地上發(fā)掘發(fā)現魏晉時期墓葬18座。其中M64為豎穴土坑磚室墓，前室較小、方形、盝頂，西側有長方形磚砌方臺，后室呈長方形、券頂，因盜擾僅發(fā)現網格紋印紋硬陶罐、銅鏡和銅錢等。
東晉徐氏墓地位于浙江麗水云和縣白龍山街道黃水碓村，清理發(fā)現單室磚室墓7座，出土青瓷器、銅鏡、銅印、鐵刀具等各類隨葬品32件。該墓群布局較為規(guī)整，據出土隨葬品及紀年墓磚銘推測應為東晉成帝至穆帝（公元325-361年）時期徐氏家族墓。本次發(fā)掘是浙西南地區(qū)首次發(fā)現有大量文字信息的紀年墓葬，對研究云和徐氏家族以及漢六朝時期浙西南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喪葬習俗等都均具有重要價值。
摘帽山墓地位于浙江安吉孝豐鎮(zhèn)安吉古城西南，清理漢六朝墓葬125座，其中磚室墓104座，包括80座券頂單室墓、4座穹窿頂單室墓和20座雙室墓，主體年代為東漢晚期至孫吳時期，少量為晉代。發(fā)掘出土隨葬品800余件，以硬陶器為主，另有少量釉陶、泥質陶和瓷器，及鐵、銅和玉石器，實用器主要包括罍、罐、壺、缽，明器有灶和水井等。摘帽山墓地依托自然山體而建，背山面水、布局規(guī)整、分區(qū)明確，是一處有規(guī)劃的家族墓地。安吉縣于東漢末年在故鄣縣南部建制，而摘帽山墓葬群的時代和地理位置恰與之契合，且周邊新發(fā)現了多處規(guī)模較大的漢六朝墓葬群，為尋找最早的安吉縣治提供了線索，對于理解漢六朝時期墓地與城市的關系具有重要價值。
浙江紹興發(fā)現多處六朝時期墓地。棲鳧遺址清理西晉至南朝墓37座，出土陶、瓷、銅、銀、玉、石等各類隨葬品168件，其中M5為西晉晚期紀年墓，結構保存較為完整。聯合村墓群清理墓葬43座，以漢代及六朝墓葬為主，出土器物共200余件，主要有原始瓷器、印紋硬陶、高溫釉陶、青瓷器、銅鏡、鐵刀等。鸞寶山墓群清理墓葬55座，以六朝及唐宋墓居多，出土各類隨葬品68件（組），其中M3、M26結構完整、規(guī)模宏大，是紹興地區(qū)罕見的紀年明確的大型西晉墓。上述考古發(fā)現為紹興地區(qū)戰(zhàn)國至六朝墓葬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多座西晉紀年墓具有年代標尺意義。
湖南益陽市大海塘墓群發(fā)現1座東漢晚至三國孫吳時期的土坑洞室墓，與同時期本地人群葬俗差異較大，推測墓主為北方遷徙過來的外來人群。湘南地區(qū)五里坪墓群發(fā)掘44座墓葬，有六朝墓葬1座，出土青瓷盤口壺、盞等。渡頭墓群發(fā)掘7座墓葬，有西晉磚室墓1座，出土陶瓷器有六系罐、缽等。黃泥塘墓群發(fā)掘11座墓葬和1座房址，其中東晉至南朝時期磚室墓6座，出土青瓷四系盤口壺、“永和三年”、“義熙十年”紀年磚等。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重慶市高新區(qū)金鳳鎮(zhèn)海蘭村，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搶救性清理東漢至六朝墓葬17座。據發(fā)掘了解到該墓群分布規(guī)模較大、延續(xù)時間較長，為深入研究川渝地區(qū)東漢至六朝時期的墓葬形制、喪葬文化增加了重要的實物材料。
重慶黑房子崖墓群
此外，山東鄒城邾國故城遺址、江蘇南京江寧匯通路、常州南楊村、丹陽生命產業(yè)園、句容華陽南路、徐州云東文化街區(qū)、連云港海州體育館二期地塊等處均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發(fā)現，但未見詳細報道。
佛教遺跡
佛教遺跡向來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河北臨漳、江蘇南京、山西大同、山東博興、吉林琿春等處的佛寺發(fā)現有遍地開花之勢，為這一時期佛教考古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材料。
鄴城遺址位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西南，除前述宮城區(qū)的工作以外，鄴城考古隊自2002年以來始終圍繞“東魏北齊鄴城外郭城范圍和平面布局”課題，對鄴南城東南區(qū)域開展持續(xù)性勘探與發(fā)掘工作。核桃園北齊佛寺（北齊大莊嚴寺）位于東魏北齊鄴城中軸線東側，其核心區(qū)由一列處于同一軸線、南北向分布的五座建筑基址組成，經多年持續(xù)工作目前已確認了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的1號塔基、5號門址、2號佛殿、3號佛殿以及8號復廊等建筑遺存。2021年接續(xù)上一年度工作，重點揭露了位于2號大殿西側約90米處的9號建筑基址，經發(fā)掘確認該處遺存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遺存早于9號建筑基址，僅可辨識出數道縱橫交錯的瓦墻。晚期遺存即9號建筑基址，其主體為一東西跨度約17米，南北延伸30余米的大型建筑，外側有包磚、散水及豎直瓦片砌筑的甬道。在臺基北側發(fā)現多道瓦片與磚混砌的甬道，路面兩側豎立擺放整齊的瓦片，中間為平鋪磚面，其中緊貼建筑基址北側的甬道可能與6號廊房相連。9號建筑西北面還發(fā)現一組房屋，南北向延伸，發(fā)掘出三間，結構相同，均為正方形，每間寬4米左右，房屋間有隔墻和礎石坑殘痕，入口處的瓦片路與9號建筑北側甬道連通。出土遺物以各類黑灰壓光的磚、板瓦、筒瓦、蓮花瓦當類建筑材料為主，亦發(fā)現少量琉璃瓦件。9號建筑基址及其周邊應屬于寺院軸線西側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具體屬性尚有待進一步工作確認。核桃園北齊佛寺2號大殿西側建筑遺存的發(fā)掘為探尋佛寺范圍和平面布局打開了新的局面，亦為鄴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核桃園北齊佛寺節(jié)點提供了新的基礎依據。
鄴城核桃園北齊大莊嚴寺9號建筑局部
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位于南京市雨花臺區(qū)石子岡西北段，西臨長江故道、東北望六朝建康城。2019年至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對其進行了持續(xù)發(fā)掘，完整揭露出佛寺的佛塔、佛殿、山門及其附屬的連廊等遺跡。
南京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
1號佛殿位于最北側，平面呈長方形，據已發(fā)掘部分推測東西面寬45.4米、南北進深超過21米。臺基表面殘存兩排磉墩，經解剖確認均存在二次夯筑的跡象。2號佛塔居中，由地上夯土臺基、周邊附屬設施及地下夯土基槽等部分組成。地上夯土臺基平面近方形，邊長18米，臺基四面正中設踏道，東側保存較好，長2.8、寬2.1米。地下夯土基槽平面亦近方形，邊長22.3-22.8米、深1.95米，以黃土夾卵石夯筑而成。夯土臺基中心發(fā)現與舍利瘞埋相關的長方形豎穴土壙遺跡，在坑底發(fā)現石函一件，其上用夯土分層夯筑封護，每層均可見大量銅錢等供養(yǎng)物。石函由底座、中腰、頂蓋三部分組成，外邊長0.88、高0.78米，內徑0.56、高0.4米。夯土中出土的銅錢以劉宋元嘉四銖為最晚，發(fā)掘者據此推測佛塔舍利函瘞埋年代應不早于劉宋元嘉年間。
南京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2號佛塔
3號山門位于最南側，面寬約17、進深約10.7米，中間設有隔墻。1號佛殿和3號山門兩側均設有連廊，佛殿兩側連廊進深略寬，約5.4米；山門兩側連廊進深略窄，約4.5米。遺址中出土大量具有鮮明特征的泥塑和鎏金佛教造像殘件、蓮花紋瓦當、筒瓦和大型石柱礎等建筑構件、以及金、玉石和玻璃等各種質地的供養(yǎng)品。
南京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出土造像
南京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出土各類供養(yǎng)品
該遺址是南京乃至南方地區(qū)首次較為完整揭露出的佛寺遺跡，其結構完整、布局清晰，為探索南朝佛寺布局、建筑規(guī)制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佛塔基礎中發(fā)現的長方形豎穴土壙式遺跡形制特殊，為以往所未見，為舍利瘞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該項目同時入圍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六大發(fā)現）”終評。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古城東北隅二十四校斜對面的民居改造中發(fā)掘揭露出一座北魏建筑臺基。臺基殘存平面呈長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長41米，因東側延伸出發(fā)掘區(qū)，故東西發(fā)掘寬34米，臺基南、西、北三面居中部位各有踏道一條。發(fā)掘出土遺物以具有典型北魏特征的筒瓦、板瓦、瓦當（富貴萬歲、蓮花化生）、青石望柱等建筑構件和彩繪泥塑佛教造像為主，彩繪泥塑佛教造像集中出土于建筑基址北側和南側踏道處。據發(fā)掘情況分析，該建筑基址應為一邊長約40米的正方形塔基，四面正中設踏道，與方山思遠佛寺和洛陽永寧寺相似。該遺址是大同古城內發(fā)現的第一處北魏建筑遺跡，且位于北魏平城中軸線附近，出土遺物數量眾多、制作精美，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龍華寺遺址位于山東博興縣北10公里處。2018至202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博興縣博物館對勘探發(fā)現的四號夯土臺基進行了全面揭露發(fā)掘，發(fā)現并確定北朝至隋唐時期佛寺基址一座，清理造像坑4個、鐵器窖藏1個、銅錢窖藏2個、水井2眼。寺院遺跡可分三期，早期寺院由北側講堂、南側大殿和院落組成，南部山門外還有活動廣場。中期寺院由北側講堂、東西配殿、廊廡、南側大殿、山門等部分組成，其中東配殿基址夯土里發(fā)現一摞三串共287枚隋代寬緣五銖，講堂東側廊廡北側發(fā)現一瓷罐約3100枚寬緣五銖，據此可知東中期寺院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應不早于隋。晚期寺院借用中期臺基，基本布局同中期，據其上疊壓地層出土物判斷，晚期寺院的破壞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發(fā)掘者認為，中期隋代寺院在前朝因火燒毀的寺院基礎上修建而成，規(guī)模較大，與龍華碑所記龍華寺相吻合，只是塔基還有待尋找。發(fā)掘出土的眾多精美造像特別是錫造像增加了佛像種類，造像題記和碑刻的發(fā)現對于探索研究龍華寺具有重要基址。
古城村1號寺、2號寺位于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鄉(xiāng)古城村東側，地處圖們江支流琿春河沖積平原，遺址西側約100米即唐代渤海國時期溫特赫部城，西北約4公里為唐代渤海國都城——東京八連城。自2016年以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琿春市文物管理所對古城村1號寺和2號寺進行了持續(xù)考古發(fā)掘。其中1號寺破壞嚴重，建筑布局與結構不明，僅能根據出土建筑構件和佛教造像確認遺址性質為佛寺。2號寺存在早、晚兩期遺存，其中早期部分在晚期營建過程中受到較大，僅余墻體基槽和建筑臺基。2號寺晚期遺存保存較好，布局完整，已發(fā)掘揭露出佛塔、佛堂、禪房、僧房等5處建筑臺基，出土佛教造像、建筑構件及壁畫殘片等各類遺物近萬件。據發(fā)掘者判斷，2號寺早期遺存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國早期，晚期遺存的營建則始于渤海國中晚期，廢棄于渤海國滅亡之際。上述1號寺雖保存不好，但仍為探索東北地區(qū)早期地面佛寺形制布局提供了線索，出土的石造像與北朝晚期至隋代中原地區(qū)佛教造像形式、題材趨同，又與高句麗、百濟佛像存在一定共性，為佛教自中原向東北地區(qū)的傳播與影響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上述年度工作盤點主要依賴于《中國文物報》、中國考古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各省考古學會、考古研究所年度田野工作匯報的網絡報道。筆者目力有限，信息盤點難免掛一漏萬，故此尚祈廣大讀者海涵！此外，因相關報道大多較為簡略，如有理解不當甚或曲解之處，概由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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