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疫情持續(xù)，對2021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影響頗大。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chuàng)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繼“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xù)第三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9位學者撰寫“考古2021”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fā)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1921年，仰韶村“破土而出”，讓世人看到了“中國之前的中國”。2021年，考古百年之際，新石器時代考古人用手中的手鏟，將燦爛的史前中國畫卷鋪陳在世人面前。
飽含深情的“大仰韶”考古
百年接續(xù)研究，讓仰韶文化成為早期中國文化圈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本年度，“大仰韶”考古成果集中亮相。
近年的系統(tǒng)考古工作表明，仰韶村遺址經歷了仰韶文化多個階段的發(fā)展，仰韶晚期是聚落興盛時期。環(huán)壕、玉鉞、玉環(huán)、象牙鐲形器、“混凝土”地坪、“涂朱”墻壁，都顯示出該聚落的特殊性。
仰韶村第四次發(fā)掘現場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標志性器物，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種汲水器。近年來的殘留物分析不斷揭示，尖底瓶很可能是釀酒或集體咂酒的容器，尖底是為了沉淀殘渣。仰韶村遺址的多學科研究進一步表明，尖底瓶底部的殘留物是以黍、粟等谷物為原料制作的發(fā)酵酒。
在仰韶村出土的人骨土樣中檢測出絲綢殘留信息，表明墓主下葬時應該身著絲織物。同樣為仰韶文化時期的靈寶城煙、夏縣師村遺址，也發(fā)現了疑似絲綢和石雕蠶繭，說明絲織技術在當時已十分普遍。
城煙遺址發(fā)現的陶窯、儲泥坑、草木灰，再現“爐火傳奇”的制陶景象。一處大型地面式房屋周圍發(fā)現一圈大型柱洞，可能是建筑的回廊設施。更引人矚目的是，該遺址還發(fā)現了早期的防御設施，并存的垣壕將整個遺址分成兩部分，意味著在當時的聚落內部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規(guī)劃或人群居住。山西夏縣師村遺址發(fā)現的圍墻和臺基設施，結構復雜。
山西夏縣師村遺址發(fā)掘現場
甘肅圪垯川遺址的考古工作，是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區(qū)劃和社群關系的生動再現。以大型環(huán)壕為界，里面是居住區(qū)，外面則是疑似的陶窯區(qū)和墓葬區(qū)。全面的發(fā)掘表明，環(huán)壕內分布著大大小小100余座房屋。這些房屋以三座大房屋為中心成組分布，大房屋的門道全部指向中心廣場，中、小房屋則大多指向大房屋或廣場。中心廣場上修建有口小底大的袋狀糧倉，里面仍保留著相當于10立方米左右的小米，底部還鋪有防潮的墊木。
疙瘩川遺址聚落布局
圪垯川M70出土器物
同樣在隴東，塵封已久的南佐遺址迎來了新的發(fā)掘。規(guī)模龐大的夯土臺基和壕溝設施，超過630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式建筑，極為震撼。大量高等級禮器和碳化水稻，在黃土高原乃至整個北方地區(qū)都不多見。這些發(fā)現，再次實證黃土高原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
除了大型中心聚落之外，滎陽柿園遺址、武陟保安莊為我們展示了基層聚落的面貌。其中，柿園遺址面積雖小，但布局較為清晰。房屋集中分布于遺址中部，南北兩端為成人墓葬和甕棺葬。
巍峨的鑄鼎原上，流傳著軒轅黃帝鑄鼎祭天、奠定邦國的傳說。十幾年前，這里的西坡遺址出土的仰韶中期大房子，規(guī)劃嚴謹，氣勢宏偉，工程之巨，令人印象深刻。學者們推測其是整個聚落的“議事廳”或大型公共活動場所。2021年，距離西坡遺址不遠的北陽平遺址，也出土了一座大房子，密集的柱洞、考究的居住面、規(guī)整的門道，再次觸發(fā)了人們對當時盛大集會場景的遐想。尤其種類豐富的木構件，對于該類建筑的頂部結構復原具有重要價值。
在洛陽地區(qū)，蘇陽遺址出土人工環(huán)壕、生活區(qū)、墓葬區(qū)、人工湖沼等重要遺跡，顯示出聚落的重要地位。
太原尖草坪鎮(zhèn)城遺址出土的五邊形房屋，墻壁和地面經過專門的燒結處理，頂部則用木柱支撐。屋內的灶坑里已經燃盡的草木灰，讓我們看到了的炊煙裊裊的美好畫面。涉縣王家崗、武安趙窯等遺址的發(fā)掘對于深入研究后崗一期遺存提供了重要資料。
“五陵佳氣晚氛氳，霸業(yè)雄圖勢自分。秦地山河連楚塞，漢家宮殿入青云?！睔v史對咸陽原的厚愛，讓其吸納并消化了秦漢帝國的輝煌。其實，早在5000年前，咸陽原上就已經有先民生活于此。涇陽蔣劉遺址發(fā)現了豐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尤其是陶窯和集中分布的袋狀灰坑，為確定遺址的陶器生產區(qū)和物品儲藏區(qū)提供了重要線索。
裴李崗文化是仰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本年度在裴李崗遺址發(fā)現的大量舊、新石器時代遺存，對研究新舊石器過渡階段人群由山區(qū)走向平原、由頻繁遷徙向相對定居的轉變等課題起到促進作用。仰韶時代的西北地區(qū)，在著名的寺洼山遺址，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聚落的發(fā)現讓人關注；宗日遺址新發(fā)現的壕溝，為該遺址的聚落探索提供了新認識。
裴李崗遺址出土細石葉
本年度，集體研究成果《中國出土彩陶全集》出版，是對中國古代彩陶文化元素與文化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
黃淮流域的“大”龍山時代
一千年以后，仰韶議事廳的“大房子”已成過往，小家小戶的房屋形式愈發(fā)流行。
龍山時代的小交口遺址面積近120萬平方米，是當時的區(qū)域性中心。窯洞、半地穴式房屋，搭配使用；白墻、地坪，干凈整潔。除了“單間”之外，還有“一室一廳”的“套間”。屋內的功能設施十分完備，有儲存肉制品的窖穴、堆砌雜物的土坑、取暖煮飯的塘灶。灶旁的鬲、罐等炊煮器皿，紡輪、石斧等工具，描繪著劈柴生火、煮飯紡線的生活故事。屋前立石、窯前立石、房屋奠基用人牲、灰坑葬等儀式性現象，都表明小交口先民有著復雜的精神信仰。
與中小型聚落的房屋不同，陶寺遺址的大型宮殿基址，展示了“王者之居”的宏偉。沁水八里坪遺址的發(fā)現，打破陶寺偏居臨汾一隅的傳統(tǒng)認識，證實陶寺人曾走出臨汾盆地。山西澤州下町遺址所在的晉城地區(qū)西望臨汾，南靠鄭洛，是連通中原與北方的重要節(jié)點，其出土的龍山時代遺物，受到陶寺文化與其南王灣三期文化的強烈影響。
澤州下町遺址出土尖底瓶
不同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交流在白水杜康遺址也有體現。該遺址位于關中與陜北的過渡地帶，出土遺物顯示出人群的跨區(qū)域交流和互動。經過一年多的艱苦發(fā)掘，西安太平遺址取得了重大收獲。大型的客省莊二期文化環(huán)壕聚落、特征鮮明的陶器、豐富的制玉原料，都顯示這里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輻輳之地。
在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課題的推動下，沁河、北汝河流域以及南陽、漯河地區(qū)的專項調查，發(fā)現大量龍山文化時期遺址，為了解當時的聚落分布、地貌交通地理提供了重要支撐。
王城崗和瓦店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關鍵性遺址。王城崗遺址廓清了龍山聚落形成之前的地貌狀況，再次出土精美的陶、石、玉器。瓦店遺址確認始建于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壕類大型遺跡，并在遺址西北部發(fā)現有疑似水田的區(qū)域。
中原龍山文化的墓葬因為之前發(fā)現較少而備受學界關注。本年度，瓦店、余莊等遺址都出土了龍山時期的墓葬。而且在葉縣余莊遺址，十余座大型墓葬方向一致，布局規(guī)整，隨葬品擺放有序，填補了中原龍山文化無高等級墓葬的空白。
隴東高原的橋村遺址新發(fā)現壕溝設施，出土的大量龍山時代晚期陶瓦，是史前建筑研究的重要標本。新發(fā)現的道路（踩踏面）遺存，為認識聚落核心區(qū)的路網系統(tǒng)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黃河下游，猶記得崗上墓地隨葬品琳瑯滿目。本年度，考古工作者確認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墻和壕溝。精細的考古工作揭示了最早的墓葬器物箱和棺下枕木，為探索史前棺槨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支撐。呂村遺址是膠東地區(qū)目前發(fā)現的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聚落遺址，方形的環(huán)壕設施、大型院落建筑、埋藏完整豬狗與堆疊大量陶器的祭祀坑、陶蕭、牙璧、石鉞、玉飾件、鯨魚椎骨、龜甲等，反映出呂村遺址作為萊州灣地區(qū)高等級、核心性聚落的地位，同時為我們理解龍山文化早期階段，膠東沿海與海岱內陸互動提供了新的啟示。
崗上遺址二次葬大墓出土器物
崗上遺址SM1隨葬玉鉞
菏澤青邱堌堆遺址出土了保存較好的龍山文化房址，厚重的墻體、整齊的地面，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龍山文化高超的建筑技術。同樣在菏澤，孫大園堌堆遺址發(fā)現了北辛文化時期的房址和灰坑，證明魯西南地區(qū)是北辛文化的重要分布區(qū)。
淮河流域的禹會村，“尋城”仍是年度主題。解剖性發(fā)掘確認，禹會村的建城活動經歷了前后兩次，而且采用的南方流行的堆筑工藝。更有突破的是，在已知城址的外圍，又新發(fā)現了外城垣的線索。
聚落考古視野下的“大”北方考古
在壩上草原，興隆遺址出土了12座距今6000-8500年的房址，對于分析不同時期的建筑特點、聚落布局奠定了基礎。四臺遺址的半地穴房屋，柱洞多靠近墻壁分布于周圍，屋內地面中間凹、四周高，同時修建有支石或淺坑灶、石板灶，對于認識北方旱作農業(yè)社會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資料。
赤峰烏蘭圖嘎遺址發(fā)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三個時期的大量房屋。其中，興隆洼文化的房址為長方形，中部設置有圓形或橢圓形的灶坑，灶前埋有平底筒形罐；趙寶溝文化常見圓角長方形房址，屋內中部的灶坑為方形或長方形；紅山文化房址也為圓角長方形，但這一時期除了圓形的灶坑之外，還出現了圓形的地面灶。從房屋的空間分布來看，似乎存在整體對稱的布局特征。
在圣地“牛河梁”，考古確認著名的“女神廟”原來就坐落在臺基之上。而且，在一座臺基志上，發(fā)現了可能與儀式性活動有關的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筒形器、圓陶片等組合。
齊齊哈爾的洪河遺址，發(fā)現了在房址居住面上放置人骨的現象，有可能為居室葬的形式，為探討昂昂溪文化先民的喪葬觀念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無頭遺骸經鑒定，多為婦女與兒童，是否與部落沖突產生獵頭習俗有關，抑或是主動削減無勞動力的人口等，還有待于體質人類學與分子考古學的進一步研究。
洪河遺址四號房址
山西調查發(fā)現的寨子上石城，對于認識黃河兩岸石城的擴散路徑，以及廟底溝二期文化與阿善三期文化在黃河東岸的“邊界”都具有重要意義。內蒙古后城咀石城新發(fā)現直線型門道、土坯式臺基、地下通道，在河套地區(qū)都是首次發(fā)現。
冬奧會的美好瞬間令人難忘。同樣難忘的是，在冬奧之城的張家口，鄧槽溝梁遺址發(fā)現了修建于4000年前的石城，堪稱“河北第一城”。淶水張家洼遺址出土陶窯、灰坑以及各類罐、鬲、甗、甕、盆等遺存，為了解雪山二期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帶著稻田芬芳的“大江”文明
高度發(fā)達的濕地稻作農業(yè)經濟和農業(yè)生產技術，催生和推動了長江流域的文明化進程。
上山文化遺址群是最早的稻作農業(yè)起源地之一。其分布以金衢盆地為中心，衢江、金華江是金衢盆地水系的主動脈。蘭溪市皂洞口遺址位于兩江交匯之處，地理位置獨特，是上山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空間節(jié)點，為認識上山文化的類型提供了新資料。
稻田是史前“農人”的活動舞臺。余姚施岙飄來了河姆渡、良渚文化的稻田芬芳。住在稻田旁的河姆渡人，利用不同顏色的泥土堆筑不同方向的田埂。后來的良渚人在同一塊土地上打造了真正的“井字狀”田埂，通過10處灌水口引入靠山區(qū)域的河水，實現豐產。在長江上游的寶墩遺址，發(fā)現了4500年前的稻田，灌水的水溝、疑似的田梗、水稻根窩，都是長江上游的首次發(fā)現。
施岙水稻田遺跡
有了農業(yè)的堅實基礎，良渚文明的手工業(yè)高度發(fā)達。在良渚古城，鐘家村、雉山下、張家山等地點揭示了豐富的玉石器生產遺存。
古城之外的北村遺址發(fā)現了良渚文化墓地。在這里，貴族與平民的墓葬涇渭分明。前者位于臺地上，頭向朝南，隨葬龍首鐲、鏤孔獸面紋冠狀器、璜串、玉蟬等重要玉器。平民墓葬僅有數件陶器，偶見石器，頭向多朝北。兩塊區(qū)域之間，可能還設置有柵欄或圍墻以實現空間隔離。北村遺址的考古成果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貴族階層的發(fā)展狀況，為研究良渚早期的社會狀況以及管窺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更遠的余杭瓶窯棋盤山、張家墩、海鹽楊家甸等遺址，都發(fā)現了良渚文化遺存。其中，楊家甸位于5萬平米的土臺之上，土臺面積之大，較為罕見。
良渚外圍水利系統(tǒng)是良渚社會的重大工程。在新發(fā)掘的石嶺頭水壩，其迎水面的石砌結構能夠抵擋山坡劇烈水流的沖擊，是當時工程技術智慧的重要展示。而且該段水壩可能起到西水東調的作用，以服務勞家頭、塘山金村等地點的玉石作坊。
“國力”強盛的良渚人，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北上之路。他們在花廳遺址與大汶口文化“碰撞”，是江河文明“融合”的典型案例。近年來，在遺址西區(qū)發(fā)現不少紅燒土堆積，為探索花廳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信息。除了北上，良渚人也有“南下”的故事。廣東英德巖山寨遺址發(fā)掘大量墓葬，出土了琮、鉞、環(huán)等珍貴遺存，對于深入研究石峽文化與良渚文化互動、嶺南地區(qū)先秦聚落形態(tài)都有重要意義。
良渚末期是良渚文化復雜社會機制解體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寧波慈溪茂山遺址發(fā)現的素面?zhèn)缺庾愣突”臭~鰭形足鼎之間的地層疊壓關系，為我們觀察良渚與錢山漾文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線索。而且，遺址出土了錢山漾文化的石磡遺跡，呈三列凹弧狀分布，合圍的土臺或許與露天的儀式性活動有關。溫州曹灣山遺址周邊玉礦調查取得了新收獲。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澤良渚踵相連?！北灸甓?，崧澤文化遺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寺墩東部臺地的年代被提早至崧澤文化時期，編織紋彩陶更顯示出崧澤文化時期此地的已具有較高的發(fā)展水平。高淳薛城遺址出土大量馬家浜、崧澤文化墓葬。發(fā)現的“鱷魚”圖案，長達3.34米，尖首弧尾，與墓葬、祭壇共同構成了薛城人心中的儀式空間。南樓遺址發(fā)現的崧澤文化墓葬，灰白色的葬具痕跡極為清晰，為我們探索當時的葬儀提供了支撐。
江蘇南樓遺址崧澤文化墓葬
在崧澤、良渚文化照亮東方的時刻，兩湖地區(qū)的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也在“稻作農業(yè)”的供養(yǎng)下不斷發(fā)展。
雞叫城是一處規(guī)模龐大的聚落集群。聚落群中心為城址，城外設置有多個聚落點，城址和聚落點之間有壕溝和網狀水系相連通，水系之間則有稻田分布。在城址西南部，發(fā)現了大型木構建筑遺跡、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積，纏繞在木板之上的繩索清晰可見。
雞叫城遺址F63
布局類似的排房建筑在屈家?guī)X遺址也可看到，只不過其以紅燒土為材料而非雞叫城式的木構。無論如何，厚密墻基、大型柱洞、分間結構，足以顯示該建筑的“不平凡”。就在同一塊地方，曾發(fā)現過多處建筑和紅燒土堆積，甚至還有平整的“廣場設施”，說明該區(qū)域是屈家?guī)X先民生活的核心區(qū)域。與屈家?guī)X遺址隔漢江相望的城河遺址，揭示出更豐富的屈家?guī)X文化葬儀現象，同時在屈家?guī)X文化治水模式探索方面取得了新認識。
屈家?guī)X文化“問鼎中原”是五千年前的重大事件。宜陽蘇陽遺址出土大量屈家?guī)X文化遺存，不排除屈家?guī)X文化人群已經進入洛陽盆地。與屈家?guī)X文化北漸配套，襄荊關隘修建了鳳凰咀城。新發(fā)現的一組房屋、灰坑以及器皿組合，為我們管窺當時的“家戶”提供了重要信息。在屈家?guī)X文化北上之路的南陽盆地，在黃山遺址，屈家?guī)X的“殖民者”接收了仰韶人的“產業(yè)”，開啟了“團體式”的玉加工模式。新發(fā)現的M77，其主人執(zhí)玉鉞，挎大弓，攜箭囊，腳蹬四百余件豬下頜，集財富和武力于一身，是名符其實的“王者”。聚落所在的高崗之下，一條大型人工運河同古河道相連，直通獨山玉礦，而且用紅燒土鋪墊了半圓形的碼頭，表明黃山的玉工們很可能借助“水路”獲取玉料資源。
黃山遺址M77
黃山遺址出土木弓象牙握飾、玉鉞
本年度，石家河文化的葬具研究取得突破。澧縣高堰村石家河文化墓地出土了大量獨木棺，表明獨木棺也是石家河人的葬具傳統(tǒng)。而且高堰村發(fā)現的墊器葬俗，有可能是孫家崗遺址肖家屋脊文化“墊器葬”的源頭。
隨著系統(tǒng)考古工作的展開，孫家崗聚落的聚落布局日漸清晰。普通居民居住在地勢較低的北區(qū)，而社會上層則居住在地勢較高的南區(qū)。新發(fā)現的夯土墻體，是南北文化融合的注腳。
大視野的海洋考古
2010年，六名南島語族后人登上仿古無動力獨木舟，從南太平洋島啟程，遠航萬里，來到平潭殼丘頭遺址尋根問祖。本年度，殼丘頭遺址新一輪的發(fā)掘正式啟動。聚落考古理念下的考古發(fā)掘，讓遺址的功能特征更加清晰。貝殼坑、石器加工場以及陶器、石器、動物骨骼等遺存都展示出海島特有的生業(yè)形態(tài)。
福建庵后布、紅廟夾等遺址發(fā)現的大量墓葬、房址、陶窯、灰坑等遺存，為我們觀察閩南地區(qū)如何參與史前中國化進程提供了絕佳的窗口。
在海南島的內角遺址，出土了大量陶罐、雙肩石器遺跡海洋性貝類、魚骨等遺存，還發(fā)現了較多的鯊魚牙齒和鯊魚脊椎骨。鯊魚骨上火燒的痕跡表明，“海洋霸主”早已成為內角先民的“餐食”。浙江上蔡遺址出土的大量遺存，體現了河姆渡文化先民臨海而生、開發(fā)海洋的生存智慧和策略。
本年度，學界舉辦了古道新知：絲綢之路與河西走廊學術交流會（2021年7月）、紀念中國考古100周年暨西陰遺址考古發(fā)掘95周年學術研討會（2021年9月）、仰韶文化發(fā)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2021年10月）、第三屆考古學大會新石器組（2021年10月）以及黃山（2021年10月）雞叫城（2021年10月）、薛城（2021年12月）現場研討會等學術活動。
本年度，考古人不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還將自己對考古的深情化作一場場展覽，上山考古、仰韶考古、陶寺考古……向公眾講述了一個又一個的精彩故事。
（文字和相關圖片資料引自“文博中國”公眾號、中國考古網、新華網等多家媒體資源以及黑龍江、內蒙古、青海、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廣東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網站，特此說明）
海報設計 祝碧晨 圖片編輯 張穎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