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醫(yī)學史家白錦文（Robert Peckham） 主編的《恐慌帝國：傳染病與統(tǒng)治焦慮》（原書名Empires of Panic: Epidemics and Colonial Anxieties，2015；何文忠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的主題和內容很接地氣，中譯本出版幾個月以來很受讀者歡迎，在媒體上也有不少書評。有評論者注意到原書名的副標題直譯是“傳染病與殖民焦慮”，譯者去掉了“殖民”而改為“統(tǒng)治焦慮”，是因為書中論題涉及的歷史事件不僅限于殖民地。這種理解當然是對的，同時也還可以從書中論述的“焦慮”的實質與政治統(tǒng)治的緊密聯(lián)系來看。也有評論提出了“誰是恐慌的制造者”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么，總是值得思考。
本書主編在“引言”中對該書內容有很好的概括：“本書從比較視角和歷史維度研究作為一種帝國現(xiàn)象的恐慌，特別是傳染病，如霍亂、鼠疫、流感，以及20世紀末新出現(xiàn)的傳染病等引發(fā)的恐慌。……通過對從東亞到21世紀美國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本書探索了西方政府機構、政策制定者、規(guī)劃者和其他權威機構為理解、應對和消除由傳染病和其他危機引發(fā)的恐慌所做的嘗試。本書還研究了從電報到醫(yī)療技術和公共衛(wèi)生等多種技術對傳播和約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國復雜關系網(wǎng)絡和恐慌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疾病威脅會產生特定焦慮和集體恐慌的結論?！保ǖ?頁）很清楚，核心議題就是政府如何“理解、應對和消除由傳染病和其他危機引發(fā)的恐慌”，結論是“疾病威脅會產生特定焦慮和集體恐慌”。
該書是由香港大學文學院主辦的關于“恐慌與帝國”研討會的論文集，具體議題涉及南非、中國、印度、新西蘭、美國等國家，時間跨度從十九世紀早期到2014年，但是核心議題突出：“重點關注發(fā)生的恐慌反應的連續(xù)性和非連續(xù)性及其闡釋。”正如艾倫·萊斯特在第一章“帝國與恐慌之地”中指出的，每一章節(jié)從不同方面研究“恐慌”：鴉片戰(zhàn)爭前的廣東、英屬印度的山間小鎮(zhèn)、流行疾病的輻射、實施檢疫措施控制恐慌和病毒傳播等，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國和英語世界和地區(qū)。這是在2015年的研究成果，現(xiàn)在看來近三年來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國的防疫管治無疑提出了更為復雜和重要的研究議題，研究者可以從切身經(jīng)歷中提出新的研究視角，也或許能夠更深刻地思考其中一些關鍵問題。
歷史有時真像是汽車上的倒后鏡，往前開的時候要留意看著，時常會發(fā)現(xiàn)太陽下真沒有太多新鮮的事情。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地霍亂流行，各國港口的檢疫措施引起激烈爭論，檢疫的必要性是肯定的，但嚴苛的檢疫措施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很明顯：極大破壞了海上自由貿易，征收檢疫費用導致商品交易成上升，檢疫站的建立和工作人員報酬成為國家公共財政的額外負擔。更重要的是，檢疫的隨意性法律框架也受到嚴厲批評：各地港口的隔離天數(shù)相差很大，英國醫(yī)生、法學家阿瑟·托德，霍爾羅伊德（Arthur Todd Holroyd）尖銳地批評海港檢疫“根本沒有科學理論支撐，檢疫實踐充滿矛盾，荒謬無比，禍害無窮，都是出于無知或私利”。（76-77頁）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港英政府當局實施嚴苛的衛(wèi)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發(fā)——包括挨家挨戶搜查，在私人宅邸強行消毒，在印度也有這樣的記錄。（第3頁）在1897至1899年的三年里，印度政府為了防止鼠疫傳播到加爾各答，有將近四百萬名鐵路乘客在進入孟加拉時要接受檢查，大約有七萬兩千名旅客被留置隔離觀察。（136頁）但是事與愿違，“印度在1896-1897年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本就是對恐慌和混亂的一種煽動”。（251頁）于是從1898年開始，孟買當局認識到有必要對極端的防疫措施部分松綁，取消或修改了某些更具冒犯性的條款，允許富裕家庭的病人居家隔離和治療；政府不再強制民眾服從衛(wèi)生政策而轉向強調說埋和教育，《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冊》開篇就聲明：“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則強調，不得以任何形式對人民施加壓力或強制服從命令。為了實施倡導的措施，只有建議、勸說和供應必要設備才是影響和引導公眾輿論朝著理想方向前進的唯一合法手段?！保?41頁）在1918年的流感疫情發(fā)生以后，印度政府及其公共衛(wèi)生專家也吸取了以前的教訓，“必須努力說服和教育公眾采取更開明的態(tài)度”。（146頁）
當疫情流行、謠言四起的時候，由謠言產生的恐慌帶有傳染性，并產生惡性循環(huán)。在殖民地國家，原住民的恐慌容易轉化為對殖民政府的反抗，后者就需要建立起集監(jiān)管、信息收集和情報評佔的一套完整體系，即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義“研究模式”的三要素。（第5頁）在十九世紀末印度的鼠疫危機中，殖民當局的恐慌導致采取過激的公共衛(wèi)生干預措施。沒想到的是在他們看來是“驚慌失措”的大眾群體并沒有將這些措施看作是對他們生命健康的保護（137頁），于是，一方面土著居民的“恐慌”成了反對帝國統(tǒng)治的一種挑戰(zhàn)；另一方面也引發(fā)了殖民當局的過度反應。因此就如本書的幾位作者所指出的，“恐慌往往不是由疾病本身引起的，而是有時由這些威脅暴露出的被釋放出的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力量引起的”。（17 頁）
該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每當公共突發(fā)事件爆發(fā)時，原有規(guī)則無法應對，往往需要制定臨時性政策?，F(xiàn)有資源不足以應對來自社會、政治、環(huán)境和生物各方面的挑戰(zhàn)。當然也可以從比較正面的意義上來看待：“危機并不總是絕對的災難，危機也可能是一種機遇，是實現(xiàn)政治目的的托辭……正如普里西拉·瓦爾德（Priscilla Wald）所指出的那樣，災難的流行表現(xiàn)形式所引發(fā)的‘恐慌’，可能有利于公共衛(wèi)生改革。……瓦爾德說：‘即使在最聳入聽聞的情況下，這些關于傳染病的小說和電影，也是公眾了解這些致命病毒的威脅的重要渠道?！@種虛構的表現(xiàn)形式所產生的‘可控’恐慌，可以作為一種防止‘真實’恐慌的方法，促使觀看電視的公眾改變其看法和行為。”（21頁）隨著大眾媒體的普及和數(shù)字通信技術的出現(xiàn)，世界各國政府和國家機構不僅重視傳染病等災害帶來的真正威脅，也同樣重視應對和減輕這些潛在災難性事件引發(fā)的虛擬焦慮。如果僅僅是這樣，問題并不嚴重，來自民間的虛擬焦慮并不難緩解。
費爾柴爾德和約翰斯在第七章“不要驚慌！”中指出：“正如實驗室是抗擊疾病的關鍵一樣，開放性和透明性成為防止大規(guī)?？只诺闹匾ぞ??！?907年舊金山黑死病暴發(fā)期間，發(fā)布‘真實完整的記錄’成為對抗瘟疫和恐慌的一種手段?！保?97頁）為了對付1976年的豬流感疫情，美國疾控中心發(fā)起了有史以來第一場大規(guī)模聯(lián)邦免疫運動，約有四千萬人接種疫苗。但是后來卻要“面對誰將為疫苗接種承擔責任、豬流感威脅程度可信傳染病學證據(jù)的缺乏，以及只有一人證實死于豬流感等問題，福特政府的‘宏大的普遍免疫計劃’開始被定性為‘恐慌措施’?！读~刀》上的三篇文章則稱那些帶頭實施該計劃的人為‘恐慌制造者’。但指明恐慌的概念并進行尖銳指責的還是《紐約時報》，該報認為豬流感引起的公共衛(wèi)生恐慌是一種政治策略?！貏e是疾控中心，長期以來一直希望擴大規(guī)模，增加預算。’”（204頁）這就是對前面兩個追問的回答。客觀上說，就算可以排除陰謀論，美國的“豬流感事件表明，采取防控措施時，除了考慮恐慌的規(guī)模，時間也很重要?！趥魅静∷坪跻呀?jīng)被征服的時候，至少在美國范圍內，這種強有力的政策回應也只是顯得不合時宜而已”。（205頁）從傳染病防治轉到反恐戰(zhàn)爭的話題，陰謀論似乎更難被排除。兩位作者認為“反恐戰(zhàn)爭反映了冷戰(zhàn)時期精心安排的恐慌劇情”，指的是中情局和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所揭示的真相：“恐慌如何被利用，并成為政府權力秘密擴張的機會?！保?15頁）
在冷戰(zhàn)期間，應對個人恐慌的策略與應對潛在核危機時的集體恐慌的政治策略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運動也在進行，電影、文學、城鎮(zhèn)會議和教育活動都被巧妙設計，這讓美國人民了解到核武器的強大威力并產生畏懼心理；但核武器又被闡明是為了在冷戰(zhàn)中遏制蘇聯(lián)，保護美國國家和人民的安全，防止民眾產生過度核恐懼，這樣就把政府應對核危機的責任順利地轉移到公民身上，讓所有公民廣泛參與到新時期的美國軍國主義?！保?0-11頁）作者在“注釋”中更明確指出：“利用‘恐慌裂變’的思維，在將易恐慌群體轉變?yōu)椤只沤K結者’的過程中，也創(chuàng)造出了一張如何‘讓恐懼為你服務’的清單。因此，盡管民防政策旨在培養(yǎng)敏感的美國公民的反恐慌本能，但恐慌政治本身和持久化的恐懼語言也有好處。它們促進了公共合作，為干預主義辯護，并以安全的名義制裁極端措施?！保?1頁）這已經(jīng)說得比較明白了，對于美國公眾來說，只能像《紐約時報雜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在美國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19日）前夕那顯眼的封面標題所說的——“美利堅帝國：學會適應它吧”。（12頁）它告訴美國公眾要學會適應“帝國”的管理行為，這也正是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國家權力通過制造“恐慌政治”來解決“統(tǒng)治焦慮”。
白錦文指出，“恐慌的出現(xiàn)可能使徹底的政治改革和激進的政府干預正當化?！斫饪只旁跉v史上是如何產生的、人們對恐慌的認知、如何利用恐慌，可能有助于培養(yǎng)當前人們對恐慌的批判性認識?！保?6頁）但是他或許也沒有想到的是，因極端化的管制措施所制造的恐慌只能通過“徹底的政治改革”才能防止“激進的政府干預正當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恐慌的作用可能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圍”。（同上）似乎也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回應，費爾柴爾德和約翰斯在第七章從文化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會戲劇”概念引申出“恐慌戲劇”的概念，用以解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恐慌反應背后的“劇本”。通過聚焦黃熱病、流感、天花、豬流感和生物戰(zhàn)等案例，他們展示了恐慌是如何深入“傳染病的構建”，“雖然基本的恐慌敘事保持不變，但戲劇成分被重組——制度和權威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發(fā)生了轉變?！保?4頁）那么，重要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審視兩個世紀以來的恐慌，我們應該吸取的最核心教訓是：如果我們希望改變劇本，我們就必須一路追劇到最后，學會判斷何為利用恐慌、何為濫用恐慌?！保?16頁）
白錦文（Robert Peckham）差不多同時還主編了另一部論文集《疾病與犯罪：社會病理學與新衛(wèi)生政治史》（Disease and Crime: A History of Social Patholog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ealth ，Routledg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1st Edition，2015），所收論文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探討了疾病與犯罪觀念之間的復雜關系。據(jù)評論文章介紹，這些論文涵蓋了東亞和歐洲后殖民時期的醫(yī)學、法律和政治史，運用了跨學科、跨文化和比較研究的方法。白錦文在前言說該書的目的是論述疾病和犯罪的社會和生物學理解之間的緊張、重疊和矛盾關系，追蹤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的“患病”罪犯的話語形成，尤其是研究傳染病為何以及如何會被社會誣陷為“犯罪”。這也是無數(shù)在各種疫情中因不幸染病而被污名化、備受歧視和折磨的人最為痛心的感受。把這部論文集與《恐慌帝國》一起閱讀，防疫醫(yī)學與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會更為開闊，思考的議題也會更為深刻。
寫到這里想起剛讀到的一篇文章，麥克·羅貝爾（Michael Lobel）撰寫的《病毒性內容：迭戈·里維拉壁畫《疫苗接種》令人不安的回響》（郭娟譯，來源：ARTFORUM中文網(wǎng) 2022-06-08），講的是墨西哥著名畫家迭戈·里維拉 （Diego Rivera） 在1932和1933年為底特律藝術學院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壁畫中的《疫苗接種》，畫面中心是醫(yī)生、護士正在給一個小孩接種疫苗，背景是科研人員正在做研究，前景是在三人組合前面的馬、羊和牛。“在談到疫苗接種的場景時，里維拉描述了‘通過生物學研究的科學家……從一開始就保護孩子的生命免受圍繞著人類生命的死亡細菌的侵害……’可以看出他的態(tài)度總體而言是樂觀和慶祝式的。”但是這幅壁畫完成后就引起來自多方面的強烈反對和爭議，請愿書、集會、媒體風暴不斷發(fā)酵。里維拉發(fā)表了一篇辯護文章，將其稱為對美洲原住民藝術的頌揚。但是麥克·羅貝爾在文章中說令他難以忘懷的是畫面上那孩子的表情——焦慮的、困惑的、懇求的，反映了處于新冠疫情中的他個人一段時間以來的經(jīng)驗。因此他把這幅繪畫與2020年12月14日美國護士桑德拉·林賽（Sandra Lindsay）成為美國第一個接受Covid疫苗接種的人聯(lián)系起來。麥克·羅貝爾對畫面中那孩子“焦慮的、困惑的、懇求的”表情的捕捉和表述很準確，實際上盡管畫家對待疫苗接種的態(tài)度是肯定的，但是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要求使他描繪的形象恰好折射出公眾的焦慮與復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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