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純粹的閱讀中去、回到年輕人中去?！?/p>
最近重版推出的一本《重讀經(jīng)典的偉大冒險》雖然也依照慣例排列那些璀璨的名字作為章節(jié)回目并附有書單，但并不是一本典型意義上以拆解分析某一經(jīng)典為務(wù)的導讀合集，而更像是一場大型田野調(diào)查。
作者大衛(wèi)·丹比在第一次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三十年之后，在四十八歲時再次回到校園，在課堂中，和十八歲的年輕學生們一起讀書，他想弄清自己應(yīng)該怎樣讀書，同時也想看到青年學生們面對著厚厚的“經(jīng)典”時，會作何反應(yīng)。
大衛(wèi)·丹比選修的兩門課程，一門是文學人文，這門課程一直著重于歐洲文學經(jīng)典的標準選讀；另一門是當代文明，主要選讀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經(jīng)典作品。一年的課程中，作者在課堂上學習，并在之后閱讀了包括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馬基雅維利、但丁、蒙田、盧梭、莎士比亞、黑格爾、尼采、波伏瓦、伍爾夫等西方人文傳統(tǒng)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重讀經(jīng)典的偉大冒險》書影。
文學作為一種冒險
“經(jīng)典”這個詞語被頻繁提及以凸顯這些作家作品的分量，而“經(jīng)典”的另一重意義或許是：對于它們的解讀只是陳陳相因，一連串重量級的名字依照年代順序排列像是萬神殿里的神一樣被枯燥地羅列和瞻仰，甚至更嚴重的，它們還被別有用心地利用。
大衛(wèi)·丹比顯然是帶著極大的憤懣回到校園的。在序言中，他談及，美國人文學科國家基金會的前后兩任主席，威廉·貝內(nèi)特及林恩·切尼，都說了“人文學科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有多么不可或缺”之類的好話。但他們在論戰(zhàn)中的言下之意顯然是，如果我們讀錯了書，就無法保護國家不受相對主義或其他東西的威脅。這可是與國家考量，甚至地緣政治考量息息相關(guān)的。
“文學變成了政策問題。文學落到這種地步令我沮喪，保守派對學院左派的攻擊也令我沮喪，例如羅杰·金博就曾把文學說成是神圣得不可言傳，而且根本不可動搖的一套價值體系，可以也應(yīng)該將之灌輸?shù)矫恳淮绹鴮W生的腦袋里。但我心目中理想的讀者反應(yīng)并不是被動的；我也不能了解，如果這些作品除了讓讀者‘謹受教’之外沒有產(chǎn)生任何更強烈的感覺，它們怎么可能達到經(jīng)典的地位。”
重回校園，就是為了揭示關(guān)于教育的奧秘：這些經(jīng)典在課堂上是怎樣被講述的，又在學生中引發(fā)怎樣的回響？我們曾經(jīng)在課堂上讀過的書究竟留下了什么一鱗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品位、感受力，甚至行動？莎士比亞為殖民主義張目、盧梭是“霸權(quán)話語”的一分子、希臘經(jīng)典是民主的堡壘……這些被意識形態(tài)作為兵器操弄的經(jīng)典該怎樣被閱讀才是還原其本來面目？
在講述西方文學的開端的荷馬時，授課老師談及加諸于這些作品上的許多偏見，如“所有這些經(jīng)典都只是死掉的白種男人寫下的”、“只是西方文明的一種而非全部”等等，對于批評，授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這樣一句話：“別被扯進去”。我們不能因為任何政治原因而讀書，我們到課堂上、進入到每一本書中都為了一個相當自私的原因：建立自我。
閱讀變成了如標題所述的——一種很有冒險意義的事情，其冒險之處在于，我們那些治國齊家的宏愿可能永遠都無法實現(xiàn)，我們將永遠都只像那喀索斯一樣對著水中的自己顧影自憐，所有的閱讀都只是在我們自己的影子上修修補補，以期獲得一個更好的自己。但是不要唱哀歌，無數(shù)時間中的無數(shù)人，都在走著這樣一條路。
文學作為一種冒險，即我們持有任何目的來進行閱讀，哪怕只為了引起一種情緒的激蕩。事實上，作者指出，他在課堂上習得，西方文學的第一個詞是“menin”，古希臘文中的“憤怒”的意思，這種情緒的來處和最有名的踐行者就是荷馬《伊利亞特》中的阿克琉斯，他情緒化、自我中心、總是在憤怒地大殺四方，他那種極具破壞力的狂暴與我們今天推崇的節(jié)制的美德毫不相關(guān)，可是它仍舊值得被喜愛、被閱讀。
《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書影
文學作為一種冒險，或許還代表著我們下定決心不再輕易被摧毀，雖然以閱讀為武器干戈相向有再次將經(jīng)典工具化的嫌疑。作者以四十七歲的年齡回到校園，希望被各種俗務(wù)掏空的精神再次被充盈，他的一段話會讓人心有戚戚：
“我一直是個記者，從1969年起還擔任影評人。我始終很喜歡為雜志寫稿，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變得非常厭倦，不是對電影或影評感到厭倦，而是厭煩于繼續(xù)過著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所說的‘鏡像社會’中的生活——那個表征與幻象的龐大系統(tǒng)，那種濃重的資訊、意象、態(tài)度的氛圍，塑造了生活在20世紀末媒體社會中的幾乎每一個成人的思考條件和習性?！?/p>
“身為媒體的一分子，我也對媒體感到疲乏了；我越來越不能忍受那影影綽綽的環(huán)境、那步調(diào)瘋狂卻壓抑暗淡的不倫不類的生活：各色人物與地方風情輪番登場，各種閑聊、行動、飛車、槍擊等小道消息與權(quán)威專家之言讓人困擾，夫婦光天化日下指控對方不忠，那么多汲汲營營、動蕩不停、不可思議的活動，還有超級無聊、僅僅為滿足需要的低級趣味?！?/p>
大衛(wèi)·丹比在20世紀末感受到的喧囂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愈演愈烈，世界變得更加空泛無聊和瑣碎……我們被鑄進現(xiàn)代“活在媒體里”的模子中，“我們有的是缺乏知識的資訊、缺乏原則的意見、缺乏信念的本能”，興奮激動又充滿嫌惡。
被媒體的激流推到邊緣的文學必須返場了。
“在它本身的條件中”
當然，閱讀是很不容易的，大衛(wèi)·丹比幾乎每一篇文章中都以相當篇幅來寫在今天作為一個讀者要克服怎樣的重重困難。
作者描述著一種普遍的困境——“我變成了一個看電影的、看雜志的、看有線電視新聞網(wǎng)CNN的人。當CNN報道了某個重大新聞，我會在當天的某幾個時段繼續(xù)收看最新消息……要保持“消息靈通”云云，簡直會變得像噩夢一樣。如果你持續(xù)關(guān)注某一個報道，你就會開始覺得自己像是滾來滾去的球，或者是時鐘指針，總是回到原點?！蔽覀兊墓?jié)奏已經(jīng)被改變了，“想要讀書，但紛亂的思緒就是蜂擁而來，使我無法專心在書中的字句上”，我們感到跌跌撞撞、渾身酸痛……
閱讀時，我們總是自主或非自主地被拉到現(xiàn)實，我們可以認為是這個時代破碎的時間觀不允許專注，而更可能，這些偉大的經(jīng)典并不能吸引我們。那應(yīng)該放棄嗎？去喝酒、去海邊或者單純?nèi)グl(fā)呆好了，或者，再想想辦法呢？有沒有可能這些書的奧義和迷人之處就藏在那些晦澀和難以理解或者不可理喻之處呢？
比如，但丁在《神曲》的“地獄篇”中設(shè)計了一個漏斗形狀的巨大地獄圈圈用以懲罰那些“有罪的人”。虛構(gòu)的但丁在維吉爾的陪伴下游歷了一圈又一圈，看著罪人在黏液、大便或火焰中掙扎扭動，全身陷在其中，或是倒栽在里面。他們被蚊蟲叮咬，被颶風打擊，被魔鬼用馬鞭抽，被鬼怪和狗撕扯；受到殘害，被開腸破肚，被迫手腳并用地爬行，頭被扭到后面，眼淚流進屁股中間的縫。
米切利諾畫作《但丁和三重世界》局部：中間的煉獄，1465年。
長篇累牘的刑罰太過精確具體，甚至讓每一位沉迷于其文字的讀者都要自我反省是否缺乏道德，因為我們在觀賞暴力景觀并以此為樂。而要嘗試理解這首詩，就必須要回到“他本身的條件”里，拋開現(xiàn)在通行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觀，去看但丁生活的中世紀中人們的生活與觀念，也或者可以單純將其看作一首詩，看它怎樣構(gòu)筑一個龐大的幻想體系、并用充滿寓言與象征意義的符號來處理現(xiàn)實帶來的苦痛。
我們不能以一種后來者的上帝視角去隨意評價前人的作品，要理解這一點并不容易，這門課的教授夏皮羅為了讓學生深刻體會這一點對課程進行了設(shè)計，他提出：我要你們創(chuàng)造自己的地獄圈圈，并懲罰你們想懲罰的人。
學生們做了如下設(shè)計：
蘇珊：我會把絕對主義者扔進地獄里，就是那些認為自己永遠正確的人，到處傷害別人……
莎莉：拋棄孩子的人，第八圈的最后一層。他們的地獄是被愧疚逼瘋，像他們的孩子一樣活在孤獨封閉里。
亨利：這只是肉體層面的懲罰。對于沒有把持住自己本質(zhì)的人來說，地獄就是沒有善。地獄就是想象他們當初要是了解真正的自我的話，可以變得多么好。
法里德：自以為是和無知者，把他們?nèi)拥降诹?，讓他們都為改變對方的想法?/p>
沖別人嚷嚷。
……
教授夏皮羅覺得，這很有意思，“但是你們在抗拒這文本,”他宣布，“抗拒它的生理性”，學生們沒能進入《地獄》那毫無顧忌、報復(fù)性的肉體生命中。他們相信的是倫理學，不是罪惡，于是他們建立出政治正確的地獄，里面最嚴重的罪行就是不容異己和無知，這就是我們感知和理解的局限。
“只是跳進來，讀一些偉大的書而已”
值得介紹一下的是，大衛(wèi)·丹比回到課堂重新選修的是“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作者談道，這兩門課不是由權(quán)威人士或?qū)＜襾碇v授的，而是由系里不同的人以小組的方式來教學。帶領(lǐng)課堂討論的可能是有數(shù)十年教此課經(jīng)驗的資深教授，也可能是四年級畢業(yè)生，想在寫論文之余賺點外快，至于講師則可能來自任何學科。主導文學人文課的是英文與比較文學系，但哲學、宗教、古典文學、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東語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師們也參與其中。當代文明課的講師是歷史學家，但也有政治學家、哲學家古典文學家、經(jīng)濟學家、人類學家，并不時穿插社會學家或宗教歷史學家。
關(guān)于這兩門課程，作者說，“它們的通識而非專業(yè)化，讓學生追求古老的理想、教學生修身。這些課程遠離現(xiàn)今當紅的‘理論’‘文本化’,以及尖銳的種族性別、階級等學術(shù)議題，學生只是跳進來，讀一堆偉大的書而已?！?/p>
教授會時時提醒學生：“你們要讀的是來自另一個文化的東西。這里面沒有心理層面，沒有自由意志和宿命論的沖突，沒有主觀和客觀。”在面對一個文本的時候，我們首先應(yīng)該放下成見，現(xiàn)代的階級、權(quán)力、性別、道德觀念哪一個都不應(yīng)該生套在這些經(jīng)典中，否則它們將無法存在。
如上文介紹過的，相對自由的氛圍讓課堂上對于經(jīng)典的閱讀和討論充滿了直接的樂趣和暢所欲言的快意，這種氛圍在中國的課堂教學中并不常見，當一切經(jīng)過一位四十八歲的“學生”的觀看和沉淀落在書里，則更加無所顧忌。
大衛(wèi)·丹比似乎有意在消解“經(jīng)典”二字帶來的壓迫感，我們不必為任何作品唱贊歌，作者認為“一視同仁地崇敬那些與自己本無共鳴的經(jīng)典作品是學術(shù)惡習，我必須避免。閱讀是為了樂趣和學習，而當我覺得無聊的時候我就會直言不諱?！?/p>
比如第九章討論維吉爾時，作者將其《埃涅阿斯紀》定義為是一首自覺的霸權(quán)之詩，維吉爾生活在屋大維統(tǒng)治期間并以宮廷詩人進行寫作，彼時偉大的羅馬帝國已經(jīng)到來，和帝國配套的、是一個完滿的“意義生產(chǎn)體系”，帝國需要對意義、對文明進行占有和壟斷，而《埃涅阿斯紀》就是維吉爾為羅馬創(chuàng)造的偉大的歷史，以此來預(yù)言、命令、祝福一個新的帝國的誕生。大衛(wèi)·丹比認為，我們當然可以承認這是一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但我們也可以質(zhì)疑維吉爾將荷馬作品和特洛伊的傳說強行納入羅馬帝國的歷史，其政治身份傷害了詩作的藝術(shù)價值。
大衛(wèi)·丹比也總在文本的細讀中發(fā)現(xiàn)更多絲絲入扣的情緒、結(jié)構(gòu)，如討論霍布斯時，作者認為，比起總是糾結(jié)于一些枯燥的理論，如霍布斯的集權(quán)主義多么令人生怖，或許我們可以只是去感知他，“霍布斯是個陰森而不討人喜歡的作家，但要擺脫他又是多么困難的事！他自有他的調(diào)調(diào)——令人不快、陰郁、無情。我也漸漸喜歡上了他發(fā)表不悅耳的言論時那種一絲不茍的作風，以及他那17世紀文以載道的沉重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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