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開始，西方人逐步走了出過去幾個世紀對中國的一些憑空想象。特別是，英國通過使團活動和大規(guī)模的貿易往來，獲得了更多與清朝政府及人民近距離交往的機會。在兩國的這些直接相會中產生的種種中國形象，深刻地影響著英帝國的對華政策。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半個世紀里，不同群體塑造了哪些中國形象？他們又怎樣依此為英國的對華政策獻計獻策？英政府最終決定對中國發(fā)動遠征與這些形象和認識又有何關聯？英國?？巳卮髮W副教授高昊的近著Creating the Opium War: 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1792-1840，正是從這些角度來關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觀念背景。應澎湃新聞之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鄒子澄在英國訪學期間專訪了作者高昊，請他談談這部書背后的研究經歷以及書中的主要觀點。
高昊，英國?？巳卮髮W（University of Exeter）帝國與全球史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與考古學院國際事務主任，愛丁堡大學博士。學術成果發(fā)表于History,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Britain and the World等國際著名學術刊物，著有專著Creating the Opium War: 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1792-1840。現任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聯盟（UKCHA）英方領導院校學術主任、英方學術委員會委員。
澎湃新聞：首先能否請您向讀者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歷?
高昊：我是2009年赴愛丁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來英國前師從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讀博期間的導師是哈里·迪金森（Harry Dickinson）教授。兩位老師在各自國家的史學界均是代表性人物，他們的治學思路都深深影響了我。如果要細談兩位先生的學術觀點和對我的具體幫助，可能各寫一本書都不夠，所以還煩請感興趣的朋友們自行了解他們的學術成就和貢獻。
澎湃新聞：您最初是怎樣將研究目光放在英中兩國的交往上的？
高昊：剛來英國時，帶著國內研究生的某種心態(tài)，想做一個所謂“純英國史”的題目，但一開始迪金森教授便提醒我這樣的想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于英國這樣一個國家來說，很難分清什么是“純英國史”，什么是非英國史（non-British history）。不光英國如此，應該說，幾乎任何歷史事件都一定要放到全球的背景中去審視、去考察。
過去的這十幾年中，英國大學教育一個顯著的轉向，就是人們開始認識到“British history”這樣一個看似再正常不過的叫法，實際上是有潛在問題的——因為以一種割裂的、排他的眼光來看待英國（或者任何一國）的歷史，不僅會忽視世界不同地區(qū)間千絲萬縷的關聯，甚至還有孕育極端民族主義的傾向。
隨著這一觀念的推進，當前在英國只有少數大學還存在以“英國史”為標題的歷史課程，絕大多數學校的歷史系已選用更精準、更宏觀或更微觀的課程名來教授與英國歷史相關的內容了?？傊液芨吲d迪金森教授在一開始就幫我指出“純英國史”這一提法的弊病，在學術方法和觀念上我才不用走一條彎路。
在決定把眼光轉向英國與世界的交流后，英中兩大帝國的互動自然成為我的一個重要備選項。當我在遲疑要不要避開中國時，另外一位教授的話打動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你會認為研究英國與牙買加、南非或是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交流，會比研究中英兩國更高級、更有趣、更有學術價值嗎？”我至今仍時常想起這句話，如果誰真會去這么想，那還談什么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呢？從這之后，我就確定要把中英兩國的交往、互動與碰撞作為我的主要研究對象了。
澎湃新聞：在確定大方向后，您又怎樣進一步關注到鴉片戰(zhàn)爭，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的“前史”呢？
高昊：這個項目剛開始時，我們的想法是做一部關于英國人怎么“想”的歷史。當然，根據不同的學術路數，這樣一個課題有不同的做法。傳統(tǒng)一點看，這可以是一部思想史、文化史，按新一些的說法，可以叫它中國觀或中國形象研究，更新一點的提法就是心態(tài)史、觀念史、甚至是情感史了。
由于迪金森教授的專長是“漫長的十八世紀（1688-1832）”，我們的落眼點自然放在了鴉片戰(zhàn)爭之前。通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我個人感覺不太滿足于只簡簡單單地研究英國人怎么去“想”中國。一來，我認為要是能把英國人怎么去“想”和他們在中國怎么去“做”聯系起來，這樣研究能更有深度。這使我將研究重點聚焦在中英間的直接相會（direct encounters）上，而不是英國人在本土的小酒館或是大莊園里怎樣憑空想象那個遠方的中國。
二來，無論人們怎樣去想，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這又和一整套話語、形象密不可分。這樣的話語和形象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的存在又怎樣反過來左右人們怎樣去想、去理解中國，進而為英國的對華政策獻計獻策？如果能把這種相互影響搞清楚，那么這樣一個研究就有可能再上一個臺階，去解釋前人沒能觸及的一些重要學術問題。
澎湃新聞：為什么選擇1793-1840這樣一個時間段？
高昊：首先，1793年發(fā)生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和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長期以來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領域，此前幾乎沒有任何研究將二者聯系在一起考察。這期間的半個世紀時間，相比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大量學術研究，受到的關注要少很多，很多方面可以說是學術空白。
第二，我記得我在本科生的時候，曾作為外國學者的翻譯參加過一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上，首都師范大學齊世榮先生借用年鑒學派的提法，指出當時學術研究中有太多“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和“短時段（courte durée）”的研究，而扎扎實實的“中時段（moyenne durée）”研究相當缺乏。而1793-1840這幾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段，正好是一個不長不短的“中時段”。
澎湃新聞：這個“中時段”和鴉片戰(zhàn)爭的起源有什么關系？
高昊：我的博士導師迪金森教授時常教導學生們說，研究選題好比照相。同樣一個場景，選擇用不同的焦段攝影，往往能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畫面。比方說，一幅風景畫，用廣角拍，可能是藍天白云、綠草如茵，用中焦拍，可能是一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在草地上嬉戲打鬧，而用長焦的話，或許拍到的是枝頭正在筑巢的那幾只小鳥。換句話說，在做歷史研究時，即便別人也在某處照過相，通過變換焦段、選擇對象，學者們完全可以呈現出各有特色的學術“照片”。
基于上述幾點考慮，加之我個人的摸索與思考，我發(fā)現探究英國人在這半個世紀里逐漸變化的中國觀念、對華心態(tài)，可以對鴉片戰(zhàn)爭的起源這一重大學術問題上進行關鍵的補充。
所以，我一方面按照傳統(tǒng)史學的思路，考察影響兩國關系走向的決策者（如英國首相、外相、訪華使團領導層等），另一方面從帝國史和全球史的視角，關注那些缺少直接權力、卻親身參與過英中交往的各級人士（包括常年在華的商人、傳教士和訪華使團的中下層等）。這樣，把相關的政府檔案、議會記錄、官方通信和英人訪華的日記、回憶錄、新聞評論等放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更立體的圖景。它們或直接或間接地產生相互作用，逐漸塑造出當時英方對于中國的主流認識，乃至衍生出某些關鍵話語，影響英帝國的對華政策。這種轉變的中國觀，或者說對華心態(tài)，是鴉片戰(zhàn)爭起源的重要背景。
澎湃新聞：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些對華心態(tài)決定了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嗎？
高昊：這當然不是我的意思。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研究目標不是要去推翻前人關于戰(zhàn)爭爆發(fā)的種種觀點，也不是要（按照英國人的話說）把自己的手指頭放在某個特定的因素上，然后說“看，就是它引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我真正想做的，是要通過一個扎扎實實的中時段研究，為戰(zhàn)爭的起源整理出一條潛在的新線索。這條線索不是去斷言什么樣的中國形象就一定會引發(fā)戰(zhàn)爭，而是要讓人們看清楚如若沒有這些龐雜的、既有延續(xù)又有變化的對華觀念、認識和想象，中英間的這場戰(zhàn)事就不會爆發(fā)。
因此，我的研究不是去宏觀地探討哪些經濟、政治或是文化因素直接導致了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不是去挑戰(zhàn)這些既有的觀點，而是去考察這場沖突出現的觀念背景和所謂“語境”——即英國人在鴉片戰(zhàn)爭前的半個世紀里，是怎樣逐漸認為一場對華戰(zhàn)爭是合理、可行、乃至一定能取勝的。這是以往人們在討論鴉片戰(zhàn)爭起源時所忽視的面向。
如果借用數學的語言說，我關注的不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充分條件，而是它的必要條件。
澎湃新聞：您專著的第一部分有兩章，分別探討了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的在華活動。對于前者，因為它是歷史上英國官方的首次訪華，學界似乎已有不少研究。學者們的著眼點通常在覲見禮儀和通商訴求等問題，最近又有人從翻譯和歷史書寫等角度重新理解其意義和影響。您在書中是怎樣關注馬戛爾尼使團的？
高昊：有關馬戛爾尼的研究雖有不少，但說起來其實總很難離開何偉亞的《懷柔遠人》，以及圍繞它的種種爭論。因此，大家對該使團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某些既有的研究框架。
我在書中嘗試跳出這些傳統(tǒng)框架來看待這次使團。特別是，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馬戛爾尼和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這兩人以外，來了解使團的中下層人士的中國印象和對使團事務的想法。這些人包括馬戛爾尼的侍從愛尼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和負責展示天象儀的科學家、機械師詹姆斯·丁威迪（James Dinwiddie）等。他們都留下了訪華的日記，回英后出版成冊，但這些記載在過去的研究中常被忽視。我在書中嘗試把他們的見解和使團領導層的觀點對照起來，這樣能對使團的在華經歷形成一些新的認識。
澎湃新聞：關于這些新認識，您能不能具體談一談？
高昊：比方說，我發(fā)現，使團內部對于英方的某些決策乃至對使團的總體評價，是存在不同意見的。馬戛爾尼和斯當東作為領導人、決策人，力圖捕捉和渲染使團活動中積極成功的一面。為此，他們會去有意無意地掩蓋那些與這一印象相左的事實，這造成他們的敘述有時與其他使團成員的回憶相矛盾。
其中一個例子表現在使團的所謂“科技展示”上。關于這個問題，傳統(tǒng)說法是清朝官員傲慢自大，看不起英國人不遠萬里帶來展示的各種器物，就連在當時英人看來科技含量很高的天象儀，中方看見也不屑一顧。這一印象其實是延續(xù)了當時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的說法，因為他們要表現中國人的閉目塞聽、自以為是，而不是自己的決策有什么問題。
作為器物展示的總負責人，丁威迪其實對此有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天象儀沒有達到想象中的震撼效果，是因為英方領導人制定的相關展示策略不夠恰當、不夠細致。丁威迪指出，他在圓明園拿出天象儀時，是一堆堆拆散的零件。由于儀器精密復雜，他和助手們花了很長時間才組裝完畢，而這整個過程被中方目睹，包括組裝時不可避免的很多調試和操作失誤。他認為，英方未能保證這些儀器在組裝好之后一起拿出來展示，是沒有震撼到中國人的重要原因，而馬噶爾尼和斯當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使團中下層成員像這樣批評領導層決策的例子，我在書里還談了不少?？傊R戛爾尼和斯當東作為使團領導人，從未承認他們的使團是失敗的，反倒是喜歡突出在他們自己看來成功的一面，這與我們傳統(tǒng)上對該使團的認識是有一定出入的。
另外，我在書中還澄清了一個關于此次使團的誤解。之前有不少觀點認為從馬戛爾尼開始，英國就有武力攻華的打算了，因為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談到英方只需用幾艘小型護衛(wèi)艦（frigates）就可以摧毀整個中國的海防。據此，甚至有人就此下結論認為從這時候開始，一場中國和英國間的戰(zhàn)爭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如果仔細閱讀馬戛爾尼的日記，我們就會看到這是一種斷章取義。緊接著上面那句話，馬戛爾尼實際上明確表示這并不是他所想要看到的結果。他說，中英間如若開戰(zhàn)的話，英國一定可以輕松取勝，但是，此為英國的下下策，因為戰(zhàn)爭會給英國的經濟特別是其東方帝國造成巨大傷害，因此，只要有一線和平的希望，英方都不應該懂使用武力的念頭。
此類誤解之所以產生，大概是源于過去的某些研究試圖簡單地在馬戛爾尼使團和鴉片戰(zhàn)爭之間尋找某些聯系，卻忽略了期間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中英雙方的種種其他互動，比方說1816年的第二次使團，因此，才會產生這種經不起推敲的說法。
澎湃新聞：關于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之前的研究似乎就很少了。
高昊：的確是這樣的。我在2014年曾在英國的History期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從英國對華認識的角度，來定義該使團的歷史地位。這可能是關于阿美士徳使團的第一篇有影響力的專題學術論文，因為此前不管在英文還是中文學界，對這個使團幾乎都沒有什么深入研究。最近這幾年，英文學界涌現出一批關于阿美士徳使團的論文甚至論著，這其中有不少都是從我這篇文章的視角下延伸出來的。某種程度上說，阿美士徳使團已成為當前領域內一個不大不小的研究熱點。
澎湃新聞：為什么之前人們對阿美士德使團缺乏關注？而您的研究對它又展現了哪些新的認識呢？
高昊：這個使團以往被忽略，主要是因為沒有英使阿美士徳未能得以覲見嘉慶帝。和1793年馬戛爾尼幾次或遠或近地親眼見到乾隆帝相比，1816年的這次使團自然看起來沒那么引人注目了。然而，通過研究，我卻發(fā)現這次看似不起眼的中英接觸實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相比馬戛爾尼使團留下的歷史文獻，關于阿美士徳使團的一手史料更加充分。盡管阿美士德本人的手稿因為回程時的一次沉船事件遺失了，但很多其他使團成員留下的記錄仍保留至今。我在做這部分研究的時候，就利用了11位成員寫下的超過15種文獻。
再者，阿美士徳使團的重要之處，不在于其是否和皇帝見上了面，而在于這次使團為英人實地考察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使團從京師返回廣州的旅程長達四個多月。相對于馬戛爾尼使團，1816年英人的這次“在華旅行”不僅受限更少，能夠更自由地探索沿途城鎮(zhèn)鄉(xiāng)村，和當地居民直接接觸，而且還途經了包括江南地區(qū)在內的、清王朝一直引以為傲的“大好河山”。這樣的機會在之前是從未有過的。
然而，此時已是清代盛世以后的衰落期，使團一路所見的蕭條景象，印證了很多他們之前有所耳聞、卻又不敢確信的負面中國形象。加之此時的英國本土正經歷著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社會巨變，巨大的反差讓使團成員們對當時的中國國力情況產生了更清醒、更直觀的認識。
另外，由于沿途大多數中國民眾對英人都表現出友好的態(tài)度，這使得使團中的不少人認定中國的問題不在于普羅大眾，而在于那個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滿清政府，特別是嘉慶帝本人。他們認為正是這一小撮人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開放。
基于阿美士徳使團產生的這一系列新的對華認識，英人在此后提到對華強硬時，心里便更有底氣了。哪怕是對華動武的念頭，不但提起來更容易讓人接受，而且對中方抵抗能力的顧慮也少了很多。當然，我們不能說在這個時候中英間的戰(zhàn)事就已不可避免了，但無論如何，相比之前，針對清王朝的軍事行動在英國人的腦海里已經是一件更能想象（more imaginable）的事情了。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還提到阿美士德使團內部的一場“禮儀之爭”，這個以前好像也沒有被提到過。
高昊：應該是這樣的。這里我主要關注的是使團內部關于是否要向嘉慶帝叩頭的爭論。我借用James Polachek那本The Inner Opium War的書名，把它稱作“Inner Kowtow Controversy”——因為以前人們總認為向不向中國皇帝行三跪九叩禮是中方和英方之間的爭議，而沒有看到對此問題實際上英方內部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尤其是在阿美士徳使團時。
1816年這次爭議的核心人物，是當時自認為最了解中國的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93年時，馬噶爾尼使團中幾乎沒有人了解中國，而在阿美使團里，有五到六人算得上是懂些中文，除身為使團副使、后來成為漢學家的小斯當東外，還包括已有數年在華經歷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因為這些人掌握著所謂的“本地知識（local inside knowledge）”,故而阿美士德不得不經常請教他們的看法。
在談到叩頭問題時，一開始，阿美士德本人和使團三號人物亨利·艾利斯（Henry Ellis）其實并不排斥屈從中國禮儀，即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禮，但小斯當東對此強勢反對，他堅稱基于自己對中國的了解，若阿美士徳在此問題上屈服于清廷，對英方有百害而無一利。
為影響最后的決策，小斯當東還抖了個“機靈”。他聲稱鑒于此事關重大，到底叩不叩頭不能由他們領導層的三個人草率決定，而是要將所有具有“本地知識”的人士（即其他五人）都拉進來，做集體決定。這樣，小斯當東就巧妙地轉1:2的劣勢為6:2的勝勢，最后成功說服阿美士徳拒絕遵從中方禮儀。而這一強硬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覲見被嘉慶帝斷然拒絕。
和前一次相似，阿美士德使團主要領導成員在事后也都避談這次使團內部的叩頭之爭。由于決定畢竟是集體做出的，在談及使團覲見失敗的原因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把責任放在了嘉慶帝身上，認為其不夠大度、反復無常，遠不及其父乾隆帝，這樣又進一步為當時中國社會的蕭條和落后找到了（他們所認為的）根源。
澎湃新聞：您書的第二部分由三章組成，集中討論兩次使團之后，英方中國觀的變化和對華政策的形成。這一部分篇幅很大，能否簡單談一談這里面您感覺很重要的一兩個點？
高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是1833年前后。以前我們在研究鴉片戰(zhàn)爭時，通常將目光聚焦在1839、1840上，而對此前中英貿易的一些重要變化談得不多。1833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這一年開始，英方正式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在華貿易特權。
在此之前，在華英人群體是可以大體分為兩派的。一派是東印度公司的駐華商人，他們和中方的關系雖然起起伏伏，但總體上算是說得過去。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是組織種植鴉片的，但在中國他們只從事以茶葉為主的合法貿易。另一派是直接在華從事鴉片走私的所謂“自由商人”（或“散商”），這些人雖然也來自英國（當然，還有其他國家），但不管是東印度公司還是廣東政府，對他們的行為難以形成真正的約束，加之背后的很多利益關聯，長久以來也沒有人去真正阻止他們的走私行為。
從我的研究視角看，最關鍵的是，這兩派英國人對于中國是怎樣一個國家、有著怎樣的文明，以及英國對華應當采取怎樣的策略，是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見的。這意味著在1833年之前，英方實際存在著兩套截然不同的對華觀念：
東印度公司一方認為中國有著相對發(fā)達的文明，主張尊重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要在中國的法律框架內和中國人做生意，傾向于對華溫和。特別是，他們認為中國人是個講道理的民族，要和他們慢慢說理，引導中國慢慢開放市場，不可操之過急，特別是要以東印度公司為核心，開展對華貿易。
而“自由商人”一方則傾向于挑戰(zhàn)這種溫和的對華政策，他們針鋒相對地構建了另一套中國形象。在他們口中，清王朝下的中國文明是落后的、法制是腐朽的，而中國人民迫切渴望外部知識，希望拓展國際交往和貿易，因此，挑戰(zhàn)清政府的法律和權威并不缺少合法性。針對中國人講理的形象，他們還特別提出，清朝朝廷是特別吃硬不吃軟的，只有對華強硬，才能為英中雙方共同打開兩國貿易的新局面。
客觀來看，這兩派英國人提出各自的中國認識，都有著背后的經濟目的，而這場商人間的對話，畢竟不是一場學術上的爭論——在當時并沒有人去仔細推敲究竟誰的話更有道理、誰呈現的中國形象更符合事實。在自由貿易的風潮之下，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壟斷集團和他們的種種言論在當時是被廣為詬病的。1833年，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專營權取消，基本宣告東印度公司退出歷史舞臺。隨著“自由商人”們取得事實上的勝利，他們所呈現的那套中國觀，特別是對華應采取強硬態(tài)度的主張，也逐漸被更多人接受，甚至開始成為當時的“主流話語”。
澎湃新聞：這個關于中國形象的爭論的確在以往被大家忽略了。另外，我從您的書中了解到，關于1840年英國議會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那次投票，我們在過去也存在一些誤傳，對待史實的理解有疏漏之處，您能不能具體談談？
高昊：是的，準確來說，戰(zhàn)爭不是英國議會發(fā)動的，而是英國政府。戰(zhàn)爭決定也不是1840年做出的，而是1839年。
關于那次議會投票，一般流傳的說法是，1840年4月7日，經過英國議會下院的辯論，英方以271票支持、262票反對的微弱優(yōu)勢通過對華動武的決定。然而，如果仔細推敲史實，就能發(fā)現當中疑點重重。首先，如果英方1840年4月才做出戰(zhàn)爭決定，當年6月份的時候英軍就已兵臨廣東水域了。根據當時的通訊速度，這個完全說不通。再者，從當時議會記錄的原文中，我們可以看到，262票投給的是YES，271票投給的是NO，而不是顛倒過來，這說明當時的投票議題和大家之前理解的也有出入。
澎湃新聞：那么，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高昊：英方真正決定對華出兵的時間是1839年10月1日。當天，在溫莎城堡舉行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輝格黨政府秘密通過了對華派遣遠征軍的決議。這個時間點和后來戰(zhàn)爭開打的時間才是吻合的。
政府決定對華動武的這個消息是在此后的幾個月中漸漸流傳開來，特別是被反對黨托利黨知曉的。1840年4月7日的那次議會討論，嚴格意義上說，是托利黨發(fā)起的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motion of no confidence，俗稱“倒閣”），目的是推當屆政府下臺。而辯論及投票的真正主題，不是英國是否應當對華動武，而是輝格黨政府是否在中國事務上表現失職，“疏于預見和預防（want of foresight and precaution）”。這就解釋了前面提到的YES和NO顛倒的問題——而最終的結果是，輝格黨以微弱優(yōu)勢得以繼續(xù)執(zhí)政，托利黨此次“倒閣”失敗。
澎湃新聞：輝格黨政府在未經議會批準的情況下向中國開戰(zhàn)，是否符合相關法律和規(guī)定呢？
高昊：這個問題不光是中國學者，很多西方學者也搞不清楚，只有對當時英國的政黨政治規(guī)則有足夠了解，才能有清楚的答案。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在當時英國的政治制度下，這其實沒有任何問題。擁有行政權的政府（the executive）不需要得到議會的同意即可開戰(zhàn)或媾和。
然而，雖然政府有權發(fā)起戰(zhàn)爭，但戰(zhàn)爭通常都需要高昂的稅收作為財政上的保障，而議會作為立法者（the legislature）有權通過法律和就征稅問題投票，所以，任何戰(zhàn)爭想要順利地打下去，都離不開議會的支持。
換句話說，雖然議會無權干預政府對任何國家宣戰(zhàn)，但在此之后，議會有能力左右政府是否繼續(xù)這一戰(zhàn)爭。這樣一來，我們就解釋了為什么這場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會辯論發(fā)生在輝格黨政府做出戰(zhàn)爭決定之后，而不是之前了，但不管怎么說，無論那次投票的結果如何，都不能改變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大批開到中國沿海的事實。
當然，后面的故事是在7月27日，議會下院再次開會，決議向遠征軍撥款作為戰(zhàn)爭費用。1841年6月，托利黨又一次發(fā)起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這次他們以一票的優(yōu)勢險勝。輝格黨不得不選擇解散政府，舉行大選。托利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勝，于1841年8月底如愿以償地成為執(zhí)政黨。這時，鴉片戰(zhàn)爭已開始一年多的時間，以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 2nd Baronet）為首相的新政府沒有選擇中止戰(zhàn)爭，英國遠征軍繼續(xù)對華作戰(zhàn)，直至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
澎湃新聞：我讀您這本書，覺得它的一大特色是很難用一個什么樣的研究路數來簡單地概括它。它肯定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傳統(tǒng)史學，但也恰到好處地運用了傳統(tǒng)史學中很多扎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它是帝國史、全球史，但同時又沒有離開民族國家。
高昊：謝謝你的精彩點評！是這樣的，其實這也代表了近些年學術研究的一個新動向。最早的時候，人們研究傳統(tǒng)史學、特別是政治史時，講究自上而下（top-down）。幾十年前，以所謂“新文化史”為代表的一批“新史學”開始關注自下而上（bottom-up）。而現在，“新文化史”早已經不“新”了，實際上，最近十幾年在英國學界幾乎很少有人還用這樣的提法。目前最新的路徑是關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把它們貫通起來。正像我在這本書中所做的一樣，通過自下而上的一些材料和觀點，來結合自上而下的問題和框架，通過帝國史、全球史的視角，來回答傳統(tǒng)外交史、國際關系史中的重大問題，從而提出一些新的觀點。
關于民族國家史學和全球史，我想說的是，歷史學家們實際上從來都不應該是競爭的關系，而應該是合作的關系。實際上，我們也很難給所有學者和著作加上一個“民族國家”或是“全球史”的帽子，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學術觀點、路徑都可能是豐富的、而非單一的。同樣一個人，可能有時受民族國家史學的影響多一點，有時受全球史的影響多一點。同樣一本書，可能這里是傳統(tǒng)史學，那里是全球史，我們不應該把它們不經區(qū)分地割裂開來。
其實民族國家也好，全球史也好，只要我們都拋棄一個非此即彼、此優(yōu)彼劣的濾鏡，大家就能以一個更平和的心態(tài)來看待——有時甚至談不上“彼此”，因為很多時候“此”中有“彼”，“彼”中有“此”。還是那句話，歷史學者是合作者，不是競爭者。
澎湃新聞：您選擇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的“帝國主義研究叢書（Studies in Imperialism）”是不是就是出于相關的考慮？
高昊：是這樣的。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帝國主義研究”系列叢書是西方史學界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品牌，在帝國史領域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了。當時對方發(fā)出邀約，表明希望把我這本書放在“帝國主義研究”叢書中，我便欣然把書稿交給他們——因為這可以保證這本書的讀者不單單是某一兩個領域的學者或學生，很多對帝國史、全球史或其他領域感興趣的讀者都可能注意到它。我們現在研究的方向本身就是越來越跨領域、跨學科、跨國別（或者說去國別的），各種條條框框，當然越少越好。
澎湃新聞：這本書的定價是八十英鎊，與國內圖書相比是比較高的價格了。
高昊：哈，英美學界一般剛出一本新書，基本都是這個價格。出版社都是先出精裝版和電子版，主要面向世界各大院校、圖書館等。等這些財力雄厚的機構買得差不多了，一兩年后再出平裝版，供普通消費者購買。平裝版的價格要低廉得多，只要二十多英鎊，在各大書店和網上都有銷售。我的這本書是2020年出的精裝版，現在平裝版剛出，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關注。
澎湃新聞：就目前的讀者反饋來看，英美這兩國的學者對于這部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觀點或視角嗎？
高昊：我不太贊成做“英美學者”這樣的區(qū)分。每個人的學術背景、個人經歷都不同，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受教過的人也不同，很難簡單地用他們來自什么國家來評價他們的學問。如果我們先入為主地用國別把一撥人和另一撥人區(qū)分開來，來關注他們的差異，那么這樣的區(qū)別可能就會越看越多。但如果我們不先去做這樣的主觀認定，往往就能從彼此的身上發(fā)現更多的共同點。文化互視常常都是這樣，“同”還是“異”很多時候取決于你自己傾向于往哪方面看。
我相信，對于世界各地的歷史學者們來說，大家不管生活在地球的哪個角落，都是干著大致相同的事情——行走于一二手史料之間，嘗試提出自己新的見解。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我不傾向于在“學者”二字前面加上一個什么國別。當然，僅從地理意義上說肯定是可以的，某個學者來自英國就是英國，美國就是美國，但從學術上講每個人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學者，有什么樣的學問，不應當由他們來自某某國家所定義。
更直接一點回答你的問題，我沒有發(fā)現英美兩國的學者對我的作品有什么特別不同的觀點或視角。如果讀者有什么不一樣的評價，我相信也不是由他們來自什么國家來區(qū)分的。
澎湃新聞：您目前有沒有出中文翻譯版的打算？
高昊：之前也有朋友提過這個想法，但我目前沒有出中文翻譯版的打算。我一直相信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因為任何兩種語言做到百分百的互譯都是不可能的。就拿我這本書的書名Creating the Opium War來說，在英文里這是一個非常通順、甚至是挺出彩的題目，不少同事都贊賞說我書的名字起得好，但“create”這樣一個詞就很難精準地翻譯成中文。
在中文里，“create”一般譯成“創(chuàng)造”或是“制造”，但在中文母語者的腦海里，“創(chuàng)造”通常是和“發(fā)明”連在一起的，“制造”是和“生產”密切相關的，這些都與我在英文中想用“create”表達的原意相去甚遠。若譯成“建構”或“構建”，聽起來可能學術一些，但實際上也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甚至會引起誤解——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場鴉片戰(zhàn)爭是“建構”起來的。前面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我的關注點是這場戰(zhàn)爭是如何在英國人心中變得越來越能夠想象、能夠接受的，但這不是什么“建構”。
所以，懇請大家不要把我這本書的書名譯為《制造鴉片戰(zhàn)爭》或是《建構鴉片戰(zhàn)爭》什么的。你想想，這才是一本書的第一個詞，如果把整本書都翻譯過來，與原文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對于讀者們來說，讀任何學術書籍，看原文都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只有原文才能帶來與作者的直接對話感。換句話說，任何非作者本人的翻譯都是一種間接的解讀。一些西方學者要想把作品變成中文，依賴翻譯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中文是我的母語，所以暫時不出中文版也是出于對讀者負責的考慮。
另外，我不是那種自己出一本書，就希望所有人都要來讀的學者，恨不得機場電視、田間地頭都能看見它的身影。同時，我又非常期待所有真心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讀者，能夠認真地通過我本人的文字來了解這個研究。我相信對于這部分讀者來說，若真有意愿來讀，語言能力不會是太大的問題，而語言能力本身，也是在不斷的閱讀過程中逐漸提高的。我自己在當學生時，也是這樣的讀書態(tài)度。
當然，如果有機會、有時間，我肯定會考慮在原書的基礎上再加工、再創(chuàng)作，做一本原汁原味的中文版，和更多的中文讀者直接對話，但目前還是煩請大家找英文版來看，那里面的字字句句，才是我真心想要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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