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虛構的猶太民族》，[以色列]施羅默·桑德 著，王崠興 張蓉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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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偉大的世俗化之前，猶太教的信仰者堅信歷經(jīng)數(shù)代磨難而給予他們力量和勇氣的宗教原則：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的神圣的會眾，注定會“照亮萬族”。事實上，他們知道作為生存于其他宗教陰影下的少數(shù)派群體，他們被迫屈從于更強大的勢力。在過去，作為這些團體特點的改宗化的激情歷經(jīng)數(shù)代幾乎完全消失了，這主要由于對主導性宗教的擔憂。在幾個世紀中，層層的不信任和對傳播他們信仰的畏懼，填塞了信仰者的自我認同，造成最終成為他們顯著標志的團體孤立。在中世紀，“分散居住的獨一無二的民族”這個獨有的信念也有助于防止大規(guī)模的拋棄猶太教而皈依于其他一神教。
像其他少數(shù)派一樣，在艱難和困苦的時期，群體的休戚相關感把猶太教的信仰團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和平年代，拉比中的精英們交換有關戒律、宗教規(guī)范、宗教儀式和典禮的各個方面的信息。盡管在馬拉喀什和基輔、薩那（Sanaa）和倫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不僅在世俗領域，甚至在宗教習俗方面都存有差異，但總是存在著共有的核心，拉比忠誠于《塔木德》律法，共享著一種從流亡中獲救的觀念，以及對圣城耶路撒冷的一種深刻的宗教上的摯愛——在那里，救贖將會到來。
在歐洲，世俗化的傳播削弱了宗教準則的地位，逐步損害了它們?nèi)后w中傳統(tǒng)知識分子拉比的權威。像其他宗教、文化和語言群體中的成員一樣，摒棄了猶太宗教的人們都被卷入了現(xiàn)代化的沖力之中。盡管根據(jù)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理論和歷史作品，他們不是唯一力圖被同化進當時在興起的民族文化之中的成員。生活方式的迅速變革和遷移的巨變，也許對薩克森州（Saxony）的農(nóng)民、法國的新教徒店主和英國的威爾士工人影響有所不同，但他們遭受的困苦不會少于猶太教的信仰者。整個世界消失了，同化成一個整體的經(jīng)濟、政治、語言和超文化體系，要求痛苦地拋棄長久存在的風俗和道德觀念。
盡管猶太人在一些國家——法國、荷蘭、英國和德國——經(jīng)歷過特殊的困難，但大部分人都成為了“猶太人”，意思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國人、荷蘭人、英國人或德國人。他們成為了新國家熱切的支持者；一些人甚至強調(diào)他們的民族認同，并對它感到莫大的驕傲。事實確實如此，因為他們是民族語言最早的言說者和民族文化的集成者之一，這主要是由于他們聚居于城市的緣故。這樣說來，他們成為了最早的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宣稱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如果說他確曾成為了——在成為一位德國人之前，詩人海因里希·海涅已是德國人了，并不是夸大其詞]中的一員。在歐洲大眾民族主義發(fā)展到頂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猶太人已開始捍衛(wèi)上述那些新家園，可能也沒有明顯內(nèi)疚地殺死過前線另一方陣地上戰(zhàn)斗的猶太裔戰(zhàn)士。德國猶太裔改革主義者，法國猶太裔的社會主義者和英國猶太裔的自由主義者，幾乎都自愿地去捍衛(wèi)他們新發(fā)現(xiàn)的集體財產(chǎn)：民族國家和它的領土。
不可思議的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也卷入了集中于歐洲民族疆界的戰(zhàn)爭文化之中，盡管他們相信一種不同的民族實體。當時，他們還很軟弱無力，無法提供一種能夠平息從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和積極分子的各種民族情感中形成的戰(zhàn)斗精神的替代認同。事實上，從1897年，即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召開的那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在世界上的猶太人團體中，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軟弱無力和無足輕重的運動，而且經(jīng)常屈從于非猶太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在1914年的德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占猶太血統(tǒng)的德國人的比率不到2%，在法國則更少）。
猶太復國主義觀念誕生于19世紀下半葉的中東歐，即維也納和敖德薩（Odessa）之間的那些土地之上。它在德國民族主義的邊緣充滿憂慮地成長起來，并傳播到講意第緒語民眾那充滿活力的文化市場中。事實上，盡管其具有邊緣性，但猶太復國主義是覺醒于歐洲民族主義的最后浪潮的一部分，與歐洲大陸上其他塑造認同的意識形態(tài)的興起相一致。它可以被視為一種集體同化融入現(xiàn)代性的嘗試，與那時周圍正在形成的民族主義事業(yè)十分相像。盡管相當數(shù)量的猶太復國主義先驅或多或少屬于德國文化——摩西·赫斯、西奧多·赫茨爾和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但發(fā)展、傳播和應用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的那些人是則來自分布廣泛的講意第緒語的民眾中的知識分子，波蘭、烏克蘭、立陶宛、俄羅斯和羅馬尼亞的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之中擠滿了這些人。
在上述地區(qū)存在著一個世俗的、現(xiàn)代的意第緒主義者的文明。這種文明不存在于其他東方的猶太人團體之中，也不存在于倫敦和馬拉喀什。正是這種特殊的文化，而非宗教醞釀出了原型民族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酵素。正是從這個半自治的世界中，出現(xiàn)了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發(fā)現(xiàn)他們通往高級文化中心—學術職業(yè)、自由職業(yè)、行政部門—的道路被阻塞了，許多人因此成為了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和民主政治的革新者，少數(shù)人成了猶太復國主義者。
與此同時，獨特的意第緒語團體的存在激起了反猶太人情緒的復活。在東歐出現(xiàn)的各種民族主義的交織，力圖從中驅逐出明顯不同意第緒主義者的實體。除了沙皇政權和羅馬尼亞王國的鎮(zhèn)壓和傳統(tǒng)的限制之外，在19世紀80年代，新興的具有民族主義特征的大眾化的對猶太人集體迫害的浪潮，使數(shù)百萬猶太人感到震驚憤慨，并加速了他們大規(guī)模地向西遷移的進程。在1880年到1914年間，大約有250萬講意第緒語的猶太人穿越德國去往西方的各接受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美洲大陸安全的海岸結束了遷移的步伐；他們中不到3%的人選擇移民到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下的巴勒斯坦，極個別的人選擇了留在那里。
這次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的一個附帶的結果是間接地加劇了在德國，在那過境場景（scene of the transit）的表層治下一觸即發(fā)的傳統(tǒng)敵意。這種極端狂暴的仇恨——還沒有得到解釋——將會在20世紀的一次最恐怖的種族滅絕行動中釋放完畢。那次人口遷移的過程表明技術進步或文化的高雅與道德性之間不存在直接關聯(lián)。
現(xiàn)代的反猶主義盛行于整個歐洲的現(xiàn)代性世界之中，但它在西歐和南歐還有美洲大陸的表現(xiàn)形式，完全不同于它在中東歐所具有的特征與表達方式。年輕的民族認同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內(nèi)部的斗爭，幾乎在各地都造成了焦慮和恐懼。卷入民族性建構中的文化問題，恰恰是將長久存在的“厭惡相異者（dislike of the unlike）”轉變成了新的大眾民主政治有機組成部分的那些問題。任何差異形式——不同的天然膚色，特殊的方言或陌生的宗教習俗——都會激怒新的民族意識的承載者，他們在奮力把自身界定和劃分為具有明確的集體。建構民族意象過程中的抽象化水平，要求給予不屬于該民族一部分的那些人可靠的和毫不含糊的特性描述。民族由此被想象為一個古老的和擴展的“血緣”家族，而最近的鄰居也很容易就成了最具威脅的敵人。因為在幾百年間，基督教文明一直把猶太教信仰者描述為絕對的他者，因此，新的集體認同輕而易舉地從古老的傳統(tǒng)中揀選出這個要素，并把它設置為標志著新的民族共同體的邊防哨所。
在盛行公民和政治民族主義的領土上，隔離和封閉構成基督教傳統(tǒng)組成部分的古老仇恨，把被排斥的猶太人包容進新的認同中是可能的。美國憲法、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的法律已經(jīng)過充分的檢驗，更具包容性的發(fā)展已形成了穩(wěn)定的基礎，并經(jīng)過漸進的斗爭已在公共領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和其他國家中，猶太人成為了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
然而，這種成功的進程沒能免于混亂和倒退。1894年法國高度戲劇化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現(xiàn)代民族主義非線性和不確定演化的一個恰當?shù)臍v史例證。要把德雷福斯逐出“高盧—天主教”民族體的強烈的反猶主義的爆發(fā)，暴露出沖突中的情感之間的張力。這位猶太官員不屬于法蘭西民族嗎，或者他是潛入法蘭西民族的來自東方的外來民族的代表？為了保持它的偉大，難道法國不應該從根本上是信仰基督的嗎？有意大利血統(tǒng)的埃米爾·左拉（Émile Zora）不可以解釋他對那位“叛國”的猶太上尉的反愛國主義的支持嗎？上述這些問題和類似的問題攪擾著民族意象，并動搖了這個國家的根基。
理解公民身份價值的政治和知識圈子最終扭轉了反猶主義的潮流，那位受到迫害的軍官“重新成為了”法蘭西民族的一員。族群宗教式民族認同的支持者并沒有消失——他們在納粹占領期間再度出現(xiàn)，一些人持存到現(xiàn)在。但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文化上包容的民族主義生機勃勃，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曾故態(tài)復萌，但它持續(xù)使自己在整個20世紀處于穩(wěn)固的地位。
在美國[比如在麥卡錫時期]、在英國和大西洋兩岸的大部分民族國家中，類似的盡管不是同一的轉變，以一種較少戲劇性和更加微妙的方式發(fā)生過。像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一樣，反猶主義在這些國家中都沒有滅絕，但對集體的超認同的持久發(fā)展趨勢而言，它不再重要了。
……
對于猶太民族主義者來說，猶太教不再是一種豐富而多樣化的宗教文化，它變成了某種像德國的民族或波蘭和俄國的平民一樣神秘的與外界隔絕的東西,盡管它有著獨一無二的特點，即它由一個與定居的地區(qū)無關的外來的、流亡的民族構成。從這種意義上說，猶太復國主義成為了對伴隨著東歐和中歐集體性的興起而出現(xiàn)的反猶形象的某種消極反映。這種消極反映正確地辨識出了這個地區(qū)的諸多民族情感。這些情感自然上的接近則使它們的威脅一覽無余。
猶太復國主義的基本假定是正確的，而且如前文所指出的，它從它所嵌入其中的民族主義中借用了許多要素。與此同時，它采用了猶太宗教傳統(tǒng)中最排外的和最自負的方面，即“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之中”（《民數(shù)記》23:9）這個神圣的戒律。一份孤立主義者的世俗的計劃重新解釋了蒙上帝挑選的、神圣的和一神教的圣眾這個古老的理想。自其開始，猶太復國主義就是一場以族群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運動，它要堅定地使自己虛構的歷史上的民族與世隔絕，并禁止任何公民自愿加入它的政綱開始設計的民族之中。同時，從該“民族”中的任何退出，都被描述為不可原諒的罪行；而“同化”則被描述為大災難，一種不惜任何代價都要避免的關乎存在的危險。
這樣說來，不足為奇的是，要把這種脆弱的、世俗的猶太認同粘合在一起，來書寫文化上如此相異、年代記上如此支離破脆的猶太史，是不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得不訴諸于另外一門科學學科——生物學——它被征召來強化“古代猶太民族”的基礎。
作品簡介
《虛構的猶太民族》，[以色列]施羅默·桑德 著，王崠興 張蓉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3月
《圣經(jīng)》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嗎？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shù)猶太人的故土遍布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家，只可能訴諸被改編過的歷史。以色列人強烈排他的民族認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紀下半葉，由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人類記憶的代言者發(fā)明而成。
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猶太人的整套民族記憶架構，極具膽量地批判了廣為傳布的主導性敘事和史學話語，運用現(xiàn)代民族主義理論澄清了古老的神話。無論是了解以色列的過去、中東的現(xiàn)狀，還是解決爭端、構想未來，本書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認為書籍能夠改變世界，但當世界開始改變之時，它會尋求與眾不同的書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這本書會成為那類書籍中的一本。——施羅默·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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