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史學的新進展

2022年3月24日，“徽學論壇”2022年第二講在安徽大學和“騰訊會議”平臺線上線下聯(lián)合舉行。本次講座由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主任高超群先生主講，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周曉光教授主持。

高超群研究員本次講座題為《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史學的新進展》。講座圍繞“歷史觀：現(xiàn)代化史觀的興衰”“研究者：代際更替”“研究機構的興衰”“歷史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新的研究領域與問題”及“中國經濟史學的前景展望”七個主題展開，全方位介紹了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史學的新變化、新進展。

歷史觀：現(xiàn)代化史觀的興衰

高超群研究員首先向大家介紹了歷史觀的變化與中國經濟史學的發(fā)展歷程。他認為，按照歷史觀的不同可以把中國經濟史學的發(fā)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zhàn)，這一時段也是中國經濟史學科正式誕生、產出大量成果并形成系統(tǒng)研究體系的時段。此時經濟史研究之目的，在于明確中國社會的性質。在此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理論派、食貨學派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三個經濟史流派，這三個流派均對后來的經濟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三個流派中，馬克思理論派在1949年以后成為國內經濟史研究的主流；食貨學派以陶希圣等學者為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則是現(xiàn)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這一學派中誕生了多位對后世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史學家，他們對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研究的規(guī)范、方法都為后世經濟史研究者所追隨。

第二階段是1949年之后用馬克思主義重新書寫中國歷史的階段，其中心是所謂的“五朵金花”。中國歷史的現(xiàn)實，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若合符節(jié)，如何解決這些難題，成為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在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五個熱點問題，人們將其稱為“五朵金花”——中國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zhàn)爭和漢民族形成。在這五個問題中，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萌芽是純粹的經濟史問題，其它三個問題也或多或少與經濟史有關。這一時期，經濟史是歷史學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對經濟史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塑造。雖然這些問題目前均已不再是學界關注焦點，但當時所做的資料整理、對社會經濟史的深入探究、乃至某些理論構建的嘗試等，都為后來的學界所吸收，推動了后續(xù)研究發(fā)展。也正是經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歷史研究，最終徹底脫離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范式，并開始越來越深地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這一點在經濟史領域表現(xiàn)尤為明顯。

第三階段開始于改革開放后，在現(xiàn)代化理論的影響之下，從市場經濟生成、演變的角度研究經濟史，成為經濟史的主流范式，現(xiàn)代化作為一種歷史觀重新塑造了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在其影響之下，經濟史的研究重點可概括為三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以及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

現(xiàn)代化理論直到目前仍對中國經濟史研究有很大影響，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現(xiàn)代化理論已不太能滿足現(xiàn)實需要，研究者也發(fā)現(xiàn)其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存在很多問題，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變化，中國經濟史研究也進入第四個階段。高超群將這一時期的史觀變化簡要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全球史觀興起，其二是“民族主義史觀”興起。其中，全球史觀的要求研究者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經濟，而非將中國經濟與世界其它部分的經濟相區(qū)隔開來。全球史觀產生于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反對將歐洲歷史演進過程簡化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提倡從全球角度分析歷史進程。在當下的全球史觀敘述中，至少從16、17世紀開始，中國就已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無論從貿易、貨幣流通還是人員流動角度來看，當時的中國都已經與世界發(fā)生了重要聯(lián)系。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些強調中國歷史之獨特性乃至優(yōu)越性的成果也出現(xiàn)了。在現(xiàn)代化史觀的影響下，中外差異往往被視作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近年來，這一立場發(fā)生了巨大轉變。學者們開始將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差異視為中國的獨特優(yōu)勢，并認為正是這些優(yōu)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快速發(fā)展。這也意味著，“民族主義史觀”正在中國學界悄然興起。雖然目前全球化史觀還未催生與現(xiàn)代化理論或全球史理論相似的理論構建或宏大敘事，但這種史觀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的滲透不容忽視。

研究者：代際傳承與更替

高超群指出，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21世紀過去的一二十年中，中國經濟史學界至少有四代學者同時發(fā)揮著重要影響，而這四代學者之間又存在巨大差異。為了深入介紹四代學者的不同，高超群選取了他自己相對比較熟悉的吳承明、劉克祥、李伯重和彭凱翔四位知名學者為為例。

吳承明（左上）、劉克祥（右上）、李伯重（左下）和彭凱翔（右下）

以吳承明教授為代表的第一代學者成長于民國，參與了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創(chuàng)建與奠基。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他們仍然非?；钴S，仍處在學術產出巔峰。例如吳承明教授在這個階段提出的市場經濟論、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討論等，都對經濟史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二代學者以劉克祥教授為代表，他們基本在1949年之后進入大學學習，并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這批學者在21世紀初也仍然活躍，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上秉持其一貫特色。第三代以李伯重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大約在改革開放后進入學術生涯，其后迅速形成學術影響力。這代學者的快速成長期基本與改革開放歷程重合，他們關注的問題也與中國當時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密切相關，如如何發(fā)展經濟、如何與世界接軌、如何保持中國的開放性等等。第四代研究者主要出生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如彭凱翔教授。這代學者的學術生涯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中國學術界的開放進程相重合。這一代學者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國際化和社會科學化趨向，關切的問題也與第三代學者存在微妙差別。

從四代學者的發(fā)表量來看，以李伯重為代表的第三代學者占據了壓倒性優(yōu)勢。這一代學者，在21世紀的前二十年正處于年富力強的學術成熟時期，他們也深刻影響了第四代研究者的成長。近年來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學者開始崛起，他們給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研究機構的興衰

高超群指出，進入21世紀后，高校改革等系列因素對經濟史學界的學術地圖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傳統(tǒng)研究重鎮(zhèn)面臨挑戰(zhàn)，一些新的研究機構則興起。他對這些機構及其研究特點、發(fā)展現(xiàn)狀分別進行了簡要介紹。

在傳統(tǒng)的重要研究機構方面，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歷史所和近代史所都有或曾有經濟史研究的專門處室，其中經濟研究所規(guī)模最大時一度達到三四十人，研究范圍涵蓋各個時段，開辦了《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并曾系統(tǒng)整理經濟史資料，在大型通史撰寫上也頗有建樹，并有著宏大的理論構建設想。歷史所和近代史所的經濟史研究亦各有特長。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長期有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傳統(tǒng)，目前仍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重鎮(zhèn)之一。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宋史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中國現(xiàn)代經濟史研究，上海社科院經濟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企業(yè)史研究，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廈門大學、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武漢大學的財政金融史研究、安徽大學的徽學、李鴻章與淮系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的商會史研究、山西大學的晉商研究等等，也均為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全國各地類似的重要研究機構還有不少，然而，目前這些傳統(tǒng)機構大多面臨嚴峻挑戰(zhàn)，如研究人員斷代、研究領域開拓困難、研究相比前輩學者難有較大突破等等，影響力漸有衰退之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主辦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期刊

近年來，由于各高校對經濟史的重視程度和投入資源不同，學者們的聚集方式和影響力格局發(fā)生了改變，新的經濟史研究機構也應運而生。如上海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和北京大學，均成立了獨立的經濟史系，并逐漸開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與特長。清華大學的經濟史研究發(fā)展也比較快，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較大成就，如全球史研究、國企研究、地權研究、商稅研究、文書研究等等。高超群認為，這些新的中心目前仍只是在形成過程中，未來研究機構的興衰變化還將持續(xù)，新的研究機構將不斷崛起，并對中國經濟史學界產生重要影響。學界的這些變化，也為青年學者和學生提供了新機遇。

在對各研究機構的介紹中，高超群特別介紹了“華南學派”。他指出，華南學派不僅對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相對于其他機構其在代際傳承上更為成功，迄今仍保持著十分活躍的學術創(chuàng)造力。如果從第一代的傅衣凌教授和梁方仲教授算起，到第二代的陳春聲教授、鄭振滿教授和劉志偉教授等等，再到他們的學生輩黃國信教授、溫春來教授、謝湜教授等，現(xiàn)在第四代、乃至第五代學者也開始在學界嶄露頭角。華南學派的每代學者都有自己獨特的特色和貢獻，同時又保持著良好的學術傳承。他們的研究材料以民間文書和地方歷史文獻為基礎，非常重視田野調查，研究方法具有人類學、社會學特點，研究對象從華南開始，并注重向全國拓展。華南學派研究的核心問題，被陳春聲教授概括為“中國歷史上制度的演替如何與地方社會發(fā)生關系”。在華南學派之前，中國學界多關注宏觀、上層的制度變化，華南學派則側重于研究這些大的制度變遷如何落地實施，地方社會又如何應對來自上層的塑造。華南學派的研究，向我們展現(xiàn)了以宗族、地方區(qū)域團體等為核心，中國社會對信仰、資源分配等問題的解決方案。華南學派的研究領域涉及區(qū)域經濟史、社會史、宗教史、財政史等，且在各個領域均產生了一系列頗具沖擊力的研究成果。同時，由于受到科大衛(wèi)、蕭鳳霞、宋怡明等教授的影響，華南學派具有高度國際化特點，其成果與國際學術界有充分交流并獲得海外學者廣泛接納。

線下會場觀眾

歷史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

高超群指出，21世紀以來，由于經濟和技術條件的改善，國內歷史資料的整理出版規(guī)模是空前的。經濟史研究方面，簡書、中古文書、明清檔案、明清民間文書、地方檔案等等新資料的挖掘和整理，規(guī)模龐大，意義非凡。在學術資源分配中，對資料整理的支持力度也較大，從2009至2017年，涉及史料整理的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shù)量占據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新世紀以來，隨著互聯(lián)網技術的進步，歷史文獻數(shù)字化飛速發(fā)展，高超群指出，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趨勢。根據上海交通大學趙思淵教授的分類，歷史文獻的電子化處理可分為三種情況。首先是文獻的數(shù)字化，即將歷史文獻變?yōu)榭晒z索的電子版。近年來，此方面的代表性數(shù)據庫和項目有《文淵閣四庫全書》與《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版、愛如生公司系列數(shù)據庫、北京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瀚堂典藏”、湖南青蘋果數(shù)據中心有限公司“華文報刊文獻數(shù)據庫”、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shù)據庫”等。這些數(shù)據庫支持全文檢索，為從事?？薄⒂^念史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二是文獻的數(shù)據化，將文獻轉化為可為電腦識別的文本，文字錄入與編制元數(shù)據，構造系列性可供檢索、提取的數(shù)據集，比文獻數(shù)字化更為復雜和精致。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王業(yè)鍵教授主持的清代糧價數(shù)據庫，李中清教授主持的中國多代人口系列數(shù)據庫（CMGPD），哈佛大學、北京大學、“中研院”等機構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shù)據庫（CBDB），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無錫保定農村調查數(shù)據庫，金觀濤教授主持的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專業(yè)數(shù)據庫（1830-1930），陳志武教授關于清代刑科題本的數(shù)據庫等。除此之外，一些已建設的工具，如荷蘭萊頓大學魏希徳教授引領建設的MARKUS平臺，也為用戶個人進行古籍信息標記并生成數(shù)據庫提供了便利。其三是文本挖掘，這種技術方法，能在文獻的數(shù)據化之上分析文本的內容與關聯(lián)性。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臺灣大學項潔教授主持的臺灣歷史數(shù)位圖書館（THDL），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趙思淵教授等主持的《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shù)據庫》及其文本分析，鄭振滿教授等主持的莆田歷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統(tǒng)等。

北京愛如生數(shù)字化技術研究中心“典?！睌?shù)字平臺

高超群認為，數(shù)據庫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有利有弊。在學者對數(shù)據庫使用方法的探索過程中，需要經歷各種嘗試，當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并不足以使我們放棄在研究中去繼續(xù)嘗試。包偉民教授曾撰文檢討了數(shù)據庫的運用問題。在經濟史研究中引入數(shù)據庫的優(yōu)勢有三。第一，大量資料的出現(xiàn)使得數(shù)據庫工具成為研究的必要條件；第二，數(shù)據庫的使用可以幫助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文獻閱讀和史料研讀很難發(fā)現(xiàn)的新問題；第三，數(shù)據庫的檢索，可能為經濟史研究給出更可信的證明，有可能會改善經濟史研究中 “集粹”和“選精”的問題。在提出數(shù)據庫的優(yōu)勢之外，包偉民教授也對數(shù)據庫的使用提出了很有啟發(fā)的多點質疑：第一，檢索是否真的提供了方便？在檢索中，常常搜索到大量的無效信息，列如搜尋“民主”，卻會得到類似“人民主要”之類的與研究不相關的搜索結果。第二，檢索結果是否可信？在經濟史研究中，存在大量同一事物擁有不同名稱、同一名稱指代不同事物的現(xiàn)象，同時如果僅僅閱讀檢索結果，會損失原始史料中的關鍵信息。這都要求研究者不能僅僅依據檢索結果來展開研究。第三，能否發(fā)現(xiàn)新問題？檢索結果往往存在遺漏和偏差，在此中情況下得出的假設或者結論可能存在嚴重錯誤。第四，論證是否可信？目前，由于近代報刊的數(shù)據化，青年學生的投稿中出現(xiàn)了大量“檢索體”論文。高超群特別指出，這種論文寫作方式是不可取的，是對數(shù)據庫工具的濫用，檢索閱讀不能替代對基本史料的完整閱讀。如何克服上述問題，還需要歷史學界做出更多努力，或許還需要學習一些新的技術。

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

社會科學方法在歷史學界的運用，是一個逐漸加強的過程。1949年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傳統(tǒng)史學的改造，本身就是一個史學社會科學化的過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歷史研究受社會科學的影響愈發(fā)明顯。高超群認為，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首先，在學術評價機制上，日益重視論文而非著作，乃至開始重視論文的影響因子，這對每個個體研究者的學術生活均產生了影響。其次，在論文的要求上，強調明確的問題意識，單純事實描述性的論文則不易受到重視。再次，在論文的形式上，重視嚴格的注釋體例，此外對前人研究的綜述、自己貢獻的總結等，也成為論文必不可少的內容。最后，在文字上，對文采、優(yōu)美等的重視逐漸被對嚴謹、準確的重視所取代，在經濟史研究方面，尤其突出的是對量化指標的強調。

接下來，高超群以經濟學和歷史學為例，闡釋了學科之間研究方法的不同。他堅信，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個學科間的合作、借鑒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應當相互否定。

經濟學和歷史學的研究目的不同，經濟學更強調于發(fā)現(xiàn)和證實因果關系，而歷史學更重視歷史事實的還原，以及對歷史變遷的描述。當然，經濟學也有還原歷史的訴求，歷史學也會去探索事件之間的因果和相關關系。

在研究方法上，兩個學科各有側重。一方面，在因果關系的研究上，經濟學主要基于模型和數(shù)據，尋找數(shù)據間統(tǒng)計意義上的關系。在歷史學學者看來，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常常令人懷疑。與之相對，歷史學則注重尋求文獻證據，但如果沒有對社會科學理論的運用，往往很難建立超越日常經驗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在歷史事實的還原上，歷史學更多地是“記述事物本身發(fā)展的過程并解釋其合理性”，而經濟學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狀態(tài)應該是什么樣子并強調現(xiàn)實的不合理性”。深入而言，歷史學和經濟學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第一，哪種事實是事實？對經濟學來說，只有對理論有意義的事實才是重要的；而對歷史學來說，只要是前人沒有發(fā)現(xiàn)的事實或前人說錯了的事實，都是有價值的。如果更進一步來講，經濟學實際上認為不存在脫離理論的事實，或者說徹底還原事實是沒有意義的；而歷史學則恰恰相反，認為任何基于理論的事實都是片面的。第二，如何發(fā)現(xiàn)事實？經濟學用邏輯和數(shù)據之間的關系來重構真實世界，而不描述真實世界本身；而歷史學則用貼近事實的文獻來重構過去，所以格外重視文獻的可信程度。在論證過程方面，經濟學崇尚嚴密的邏輯，以及內在的一致性；歷史學則重視史料的豐富，要求從多個角度證實一個結論。兩個學科的學術規(guī)范亦有所不同，經濟學論文非常強調自己的學術脈絡，具有強烈而且有約束力的學術傳承；歷史學論文則更多強調研究領域和學術立場，很少有系統(tǒng)地、可以不斷演進的學術脈絡。從寫作方法來看，經濟學成熟但較為僵化，崇尚以標準化和模版化來減少歧義；歷史學則缺乏規(guī)范但富于啟發(fā)，講究寫作技巧，甚至容忍對讀者的暗示。

高超群指出，經濟學和歷史學二者各有缺陷。首先，由于資料和數(shù)據永遠不可能充分，所以兩個學科誰也無法宣稱自己才是正確的。對于經濟學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其理論永遠只是對部分事實的解釋；而對歷史學來說，尷尬之處在于永遠無法窮盡史料，最終只能依賴歸納法得出結論，從理論上無法逃脫李伯重教授所批評的“選精”與“集萃”之困。歷史學雖亦期望建立基于事實的理論，但面臨許多實際的困難，正如熊彼特所批評的那樣：“（歷史學派）并沒有根據其歷史研究提出任何經濟理論，至多說明過去是由狩獵—農業(yè)—工業(yè)發(fā)展而來，即使這切合實際，也沒有規(guī)律（理論）意義?！睂τ诮洕鷮W而言，由假定演繹而來的理論雖然可以是完美的，但所有理論往往都只是在一定條件和前提下有效，只在“實驗室”里成立，永遠存在理論無法解釋的事實。高超群希望兩個學科之間能夠彼此理解，在認識自己學科局限性的同時，學習對方的優(yōu)勢。

新的研究領域與問題

接下來，高超群基于自己對經濟史學界的觀察，指出中國經濟史研究近年來出現(xiàn)了一些新領域和新問題。從研究時間段上看，近年來學界對明清時期經濟史的研究進展最大，尤其是對基層社會中社會組織、地權、交易、賦稅等的研究。從研究區(qū)域來看，對江南和華南的研究是熱點，此外近年來對西南、山東、山西、華北、東北等地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從專題而言，量化是近年來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趨勢，對歷史上的畝產、價格、GDP、人口、耕地等問題的量化研究，都有一些團隊在推進。另外近年來學界基于賬簿、魚鱗冊、商稅等舊資料，有學者開展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曹樹基教授對賬簿的研究，深入至賬簿的內在結構層面，這值得學者們參考借鑒，胡鐵球教授對魚鱗冊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前人的認知。除此之外，近年來有學者對一些舊資料進行了系統(tǒng)整理，如吳松弟教授團隊對海關史資料的整理，劉建民、劉秋根教授團隊所做晉商資料集成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較大的研究領域值得關注。包括中西歷史的合流與分流，宋代以來的財政、貨幣與國家制度，傳統(tǒng)中國市場的規(guī)模、性質、特征與作用，鐵路、港口、交通的變遷與近代中國經濟，近代以來國家建設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等。接下來，高超群通過三個例子，進一步展示了這些新的研究領域和問題。

第一個例子是對清代糧價的研究。糧價研究開始于20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漢昇、王業(yè)健、李中清、陳春聲等教授進行了系列研究。2009年前后，王業(yè)鍵教授建設的“清代糧價數(shù)據庫”正式公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清代道光至宣統(tǒng)間糧價表》亦正式出版。進入21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將數(shù)據庫、GIS、計量等新方法運用至這一研究領域，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深化。對糧價問題研究的新方向：有糧價數(shù)據的可靠性、清代糧價的長期變動趨勢、區(qū)域糧價、波動周期、糧價空間分布、糧價與市場整合程度等。

第二個例子是對地權的研究。早在“五朵金花”時期，學界就存在對傳統(tǒng)中國是國家所有制、地主所有制還是自耕農社會的爭論。傅衣凌、楊國楨教授通過對永佃權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了中國土地制度中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將地權研究推進了一大步。近年來，地權研究又有了新的發(fā)展，以曹樹基教授、龍登高教授和胡鐵球教授的研究為代表。曹樹基教授將土地所有權分為處置權、收益權和使用權，并認為清代中期以后中國鄉(xiāng)村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流行的階級分析法中地主與農民的劃分與研究視角并不能完全吻合傳統(tǒng)社會的實際狀況；龍登高教授則將地權分為不同層面，每一個層面都可以形成程度不一的控制力與收益權，并各自獨立進入市場，形成與之對應的交易形式。頻繁的土地交易并沒有導致地權的集中，地主、富農占有土地的比重實際并不高。胡鐵球教授通過對魚鱗冊的研究，說明魚鱗冊上的“土地面積基本上是可信的，與國家標準畝制相比雖有差異，但差異甚微?！濒~鱗圖冊并非官方不可靠的面子工程，其在民眾的地權交易中也得到了落實，這可能挑戰(zhàn)了自梁方仲、何炳棣教授以來為學者們廣泛認可的一系列結論。

第三個例子是企業(yè)史研究。國內的企業(yè)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初對中國資本主義失敗原因的探討，討論核心是民族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買辦資本三者之間的關系；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研究主題是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及公司治理機制；第三階段則出現(xiàn)在近幾年，這一階段學界有一些新動向，如對現(xiàn)代化思路的反思，對社會科學方法的借鑒，以企業(yè)為研究中心等等。

中國經濟史學的前景展望

在講座最后，高超群提出了他對中國經濟史學發(fā)展的六點前景展望。第一，全球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需要得到重視；第二，學術的代際更替必然加快，四代學者同場競技的情況將不復存在，新一代學者將很快成長起來；第三，中國經濟史學的學術地圖或會有較大改變，傳統(tǒng)學術機構面臨挑戰(zhàn)，新的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隊將生成；第四，數(shù)據庫、GIS工具等新技術的應用，將在根本上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第五，經濟史研究的國際化程度和社會科學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新一代學者將擁有更強的國際化能力；第六，對基層社會、區(qū)域經濟體的關注將延續(xù)，隨著新資料的開發(fā)，這方面的研究將持續(xù)深入。

現(xiàn)場問答

講座結束后，現(xiàn)場進行了為時半小時的互動環(huán)節(jié)，高超群研究員對觀眾們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詳細而精彩的回答。

高超群研究員進行現(xiàn)場答疑

Q：徽商和晉商文化，如何古為今用？

A：這個問題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談。晉商和徽商研究中的人力資本問題，對企業(yè)史研究頗具啟發(fā)，也對當代企業(yè)有借鑒意義。當代企業(yè)家們很難想象在清代已經產生了此種股權配置方法。類似的問題還有許多。我們做經濟史研究，一方面要深入研讀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開拓視野，關注現(xiàn)實問題。例如做企業(yè)史研究，就需要有長時段的視野和對當下現(xiàn)實的關懷，我自己也從中受益良多。我曾研究近代的“工頭制”，并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企業(yè)中亦有類似現(xiàn)象。為什么這些現(xiàn)象會在歷史演進中重復出現(xiàn)？如果我們以長時段的眼光和現(xiàn)實關懷來看待這個問題，會產生不同的歷史解釋，以及對現(xiàn)實不同理解。

Q：貨幣研究是否也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A：當然是。貨幣研究近年來有很大進步，《中國經濟史研究》也曾做過一期關于白銀問題的筆談，這次筆談對理解明清社會的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Q：《中國經濟史研究》對于近代，尤其民國以后的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會有所考慮嗎？

A：當然。《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對從先秦到當代的經濟史研究論文都會進行發(fā)表，根據我最近的統(tǒng)計，我們每年收到的古代、近代史投稿大約250篇以上，現(xiàn)代史（1949年之后）投稿大約150篇以上，用稿率大約都在不到10%。我們對近現(xiàn)代史的稿件非常重視。

Q：您認為使用怎樣的方法才能算一篇合格的計量經濟史研究？大數(shù)據圖表統(tǒng)計？還是回歸分析？或者采用一些更復雜的數(shù)學方法？

A：對我們來說，做計量經濟史研究，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歷史數(shù)據的選取要考究。對經濟學的雜志來說，這一點可能不是特別重要，但對我們來說這非常重要。選取了哪些歷史數(shù)據，后人又對這些數(shù)據做了哪些考訂，形成了哪些不同認知，是必須在文章中說明的問題。一定要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使用最新考訂后的數(shù)據。在計量方法的使用和創(chuàng)新方面，我們則沒有經濟學期刊要求那么嚴格。對于我們來說，文章一定要很好地回應某個歷史問題，選取的問題一定要對認知歷史有價值。

Q：怎樣增強經濟史的學理性？

A：有兩種可能的途徑。其一是引進社會科學方法，如現(xiàn)在常見的計量、GIS、博弈論等方法；其二是對經濟學理論的學習和應用，如對制度經濟學方法的應用等。

Q：可以簡單介紹下當代經濟史研究的發(fā)展現(xiàn)狀嗎？

A：坦率地講，學界對1949年之后經濟史的研究并不盡如人意，這可能是由于許多主客觀原因造成的。這些年來，當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相對而言，當代經濟史的研究略顯沉寂。楊奎松教授、黃道炫教授、應星教授等學者的研究，值得學習借鑒。

Q：可否請高老師介紹一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審稿標準及審稿流程？

A：這個問題可能很難特別簡略地講清?？傮w上，我們的審稿流程分為編輯部審理和匿審兩個部分，有四個審核流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匿名審稿。對作者來講，一定要重視細節(jié)問題，尤其是對年輕的學者們來講。近來，我發(fā)現(xiàn)年輕學者中多有對基礎問題不考究的情況。我從1995年進入《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社，近幾年感受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許多期刊界的同行也有同感，《抗日戰(zhàn)爭研究》曾專門組織了筆談探討這個問題，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Q：有一些研究稱，中國部分地區(qū) （如關中、江南）古代的土地兼并不如想象中的嚴重，這些研究多是基于數(shù)據之類的分析，言之鑿鑿，部分成果多少有些挑戰(zhàn)人們的普遍認知。您如何看待這種計量分析和人們普遍認知的差距或張力？

A：我認為這很正常。計量研究產生貢獻的方式有很多種，和這個問題相關的有兩種。第一種是計量研究得出的結論和我們的普遍認知完全一致，這類研究常常被批評為無價值。實際上，這類研究仍有價值，它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論證方法。從前有些問題我們可能只是以經驗感知，計量研究證明了經驗認知的正確性。另一種則是如你所言，計量研究結論和人們的普遍認知有很大沖突的情況，我認為這種研究可能更有價值。計量研究的結論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但無論如何，它提醒我們經驗未必是可靠的，也促使我們去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存在一項經典結論——福格爾提出，“奴隸制經濟是更有效率的”。這項結論挑戰(zhàn)著我們的普遍認知。他的結論對錯暫且不論，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不要輕易否定計量研究產生的那些違背經驗的結論，對于計量研究來說，最終的結論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提出的問題、它的論證過程和論證方法更重要，更值得我們借鑒。我今天之所以用大量篇幅闡述經濟學和歷史學兩個學科之間的差異，也是希望大家能夠更好地相互理解。

Q：請問您認為對于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的卷宗資料挖掘的意義大嗎？資料可靠性如何？

A：意義非常大。但是有一點問題需要特別指出。曹樹基教授講過，檔案分為兩類，即過程性檔案和結果性檔案，這兩類檔案的分別在民國檔案中尤其明顯。所謂過程性檔案，就是在一個復雜事件的發(fā)展變化過程中形成的檔案，所謂結果性檔案，則是反映這個復雜事件最終結果的檔案。現(xiàn)在有很多研究者只用結果性檔案，這類檔案能說明的問題實則極為有限。如果只用結果性檔案，就看不到歷史發(fā)展中的復雜過程，也看不到人物的博弈和各自的理由，而只能看到最終結果。很多國民政府時期的檔案，實際上類似于今天的工作總結，用這樣的資料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不可靠的。就如同如今每個單位在撰寫工作總結時所作的那樣，一定是傾向于寫好的方面，會掩蓋不足的方面，同時也會簡化掉復雜的過程。這一點是我們在運用國民政府時期檔案時特別需要注意的。

Q：您能對古代中國市場的作用特性的研究方法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嗎？

A：這個問題詳細說起來比較復雜，建議閱讀吳承明教授、李伯重教授、龍登高教授和黃國信教授的相關研究。

Q：國家治理中的基層治理、金融治理等是近期熱點，如果是近代金融治理中您認為貨幣、公債和金融法律建設是否屬于金融治理范疇？

A：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它們均屬于金融治理范疇。

Q：經濟史問題對政治的影響是不是關注重點？

A：一般來講，對政治的影響不是經濟史研究最重要的關注點。經濟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研究歷史上經濟為什么會增長，又為什么不增長。經濟史問題對政治的影響，雖有部分學者會關注，但更多學者關注的可能是政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Q：何柄棣教授認為明清政府對土地的測量，統(tǒng)計，歸冊，這一類的數(shù)字都是不太可信的，甚至基本沒有進行實地測量，大多都是農民自丈自報，明清土地人口數(shù)字記錄的具有很強的因襲性，后來有的學者通過對遺存魚鱗黃冊的研究，認為何柄棣先生的觀點是錯誤的。明代的土地統(tǒng)計，登記都是非常嚴格地進行測量的結果?，F(xiàn)在我們如何看待明清國家在土地賦役方面的管制是否能實現(xiàn)過黃仁宇所說的“數(shù)目字化”呢？

A：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專業(yè)。何炳棣教授的確提出了這個觀點，胡鐵球教授則反對這個這個觀點。我自己也非常關注這方面的問題，胡鐵球的研究能否推翻何炳棣的結論，我自己也拭目以待?！皵?shù)目字化”的管理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我們對這一理論的理解常常有些表面化，我個人的理解是，它實際上是國家治理理性化程度的一種標志。我認為即便從何炳棣教授的結論來看，明清時期我們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數(shù)目字化”管理。根據申斌教授的研究，在會計項目和會計數(shù)字上我們實現(xiàn)了一定范圍內的統(tǒng)一化，至少在某些省份內部實現(xiàn)了會計數(shù)字的可計算、可比較。無論這些數(shù)據與實際數(shù)字脫節(jié)與否，至少這些會計數(shù)字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達到了可計算、可衡量的標準，我認為這就實現(xiàn)了“數(shù)目字”管理。對于實際的經濟、人口、稅收、土地等狀況的統(tǒng)計，即使到今天也不能說數(shù)字就一定反映了現(xiàn)實，無論中外皆是如此。假如我們認為當今的現(xiàn)代國家已經實現(xiàn)了“數(shù)目字化”管理，回到明清的語境中，則可認為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xiàn)了“數(shù)目字化”管理。

Q：廠志和企業(yè)員工的口述是否可以當做企業(yè)研究的一手資料？

A：可以作為一手史料，但具有較大局限性。對于口述史料存在的問題，已經有一些學者從方法論層面進行了檢討，同時 ，也有些研究對口述史資料進行了很好的應用。在企業(yè)史研究中，魏昂德（Andrea Walder）對單位制的研究，就主要運用口述史資料，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Q：請問您對剛接觸經濟史的青年學子，有什么學習上的建議？

A：我認為大家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學習一定的社會科學方法，如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方法；另一方面，要關注最新的研究動向和進展。當然，最根本的一點，還是要仔細鉆研閱讀史料。

Q：請問近代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需要著重關注哪些方面？

A：從大的方面來說，我個人比較重視企業(yè)制度的研究，包括產權制度、企業(yè)組織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Q：能否請高老師推薦一些企業(yè)史和政商關系方面的代表性學者和研究成果？

A：我們正在組織一個企業(yè)史方面的讀書會?？梢躁P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公眾號名稱為“企業(yè)史研究”），由福建師范大學林立強教授團隊運營，會有相關推薦。

Q：您如何看待和評價海外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狀況和成果？

A：這個問題很大。海外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對21世紀的經濟史研究來講非常重要。國內的經濟史研究國際化程度在不斷提高，海外學者與中國學者關注的問題也在不斷碰撞交融。近期，《中國經濟史研究》做了幾個有海外學者參與的專題，我們發(fā)現(xiàn)海外的學者們也正和我們關注同樣的問題，處理同樣的材料。概括來講，海外的經濟學研究對我們的幫助有如下幾方面：其一是有助于我們在全球視野下開展中國經濟史研究；其二是理論方面的推進——海外學者在理論構建方面有許多新貢獻，這是國內學界的短板；其三是在某些特定領域中，一些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國內學界對資料的占有程度，對中國歷史狀況的深入理解與史感，也是海外學者無法比擬的。我自己曾寫過一篇文章具體討論海外的企業(yè)史研究，大家若有興趣可閱讀。此外，日本的經濟史研究，如對唐宋變革論的研究，也對國內學界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