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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一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

法國大革命,若從1789年算起,已經(jīng)23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響至今不滅。大革命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學家阿隆康菲諾對此作了一個解釋。

法國大革命,若從1789年算起,已經(jīng)23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響至今不滅。

大革命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學家阿隆·康菲諾對此作了一個解釋。他把法國大革命稱作一個“根基性過去”(foundational past):“根基性過去是指代表一個時代的事件,因為它體現(xiàn)了一種歷史創(chuàng)新,成為道德和歷史尺度,成為衡量一切人類事物的尺度。根基性要素不是事件的一種內在品質,而是存在于人們主觀性之中的一種歷史建構?!痹谒磥恚▏蟾锩巧鲜鲆饬x上的歷史創(chuàng)新事件。具體而言,“《人權宣言》和恐怖重新定義了政治和道德。大革命催生了從 1789 年起決定現(xiàn)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的思想和實踐: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人權、總動員以及革命觀念本身。大革命是關于民主和國家恐怖的第一次現(xiàn)代經(jīng)驗,因此被視為衡量現(xiàn)代歷史的新標準。對于英國評論者埃德蒙·柏克來說,它是一個不惜任何代價都要避免的模式,但對于列寧來說,它是一個值得效仿的典范。”

1789年,法國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獄。

1789年,法國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獄。

康菲諾的論斷言簡意賅,頗有見地。大革命作為現(xiàn)代性的雅努斯門檻,以《人權宣言》和恐怖兩幅面孔示人,不僅粗暴地截斷了過去與現(xiàn)代,而且預示了“現(xiàn)代”或“現(xiàn)代化”的張力和沖突,開啟了現(xiàn)代世界的路線競爭。

在西方乃至更廣大的世界,從柏克-潘恩論戰(zhàn)開始,有關大革命的爭論從未停止。一代代的研究者和論戰(zhàn)參與者,自覺不自覺地代入89年或93年乃至帝國的黨派。這里不僅有語境和代際的差異,也有物質和精神利益的關聯(lián)。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曾總結的: “其他任何歷史爭論都沒有如同每一代人都會發(fā)生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爭論那樣激烈和尖銳?!睂嶋H上,大革命不僅是一個歷史事件,而且一直以歷史話語的形式參與現(xiàn)實生活?,F(xiàn)實與大革命形成互文關系。每一代人需要用大革命敘事和闡釋來提供實踐和思想的依據(jù),大革命的歷史話語成為現(xiàn)實的建構因素。而每一代人的大革命話語也是當時的現(xiàn)實映像,每一代人基于當代記憶和想象的歷史話語來重構大革命。當然,大革命的歷史話語積累了豐富厚重的思想遺產(chǎn)。

按照莫娜·奧祖夫的說法,法國經(jīng)歷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百年戰(zhàn)爭”,到19世紀末大致塵埃落定。艱難出世的第三共和國終于向第一共和國遙遙致敬。后來有“老虎總理”之稱的共和派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宣布:大革命是一個整體(bloc),必須完整地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恐怖。這個基調當然不能結束爭論。大革命史學作為一門專業(yè)學科,就是在第三共和國的實證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氛圍中誕生的。20世紀前期和中期,以巴黎(索邦)大學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為中心的專業(yè)研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自馬迪厄、勒費弗爾到索布爾形成了學院派正統(tǒng)。學院派目光向下,開掘社會經(jīng)濟分析,將視野擴大到農(nóng)村、無套褲漢以及民眾心態(tài),但他們對雅各賓派有明顯的偏愛。本書第5卷有關于學院派的詳盡評述,盡管是通過孚雷的批判目光,但仍可窺見一班。

《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之“人物卷”“制度卷”“觀念卷”,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奧祖夫主編,商務印書館2022年即出。

《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之“人物卷”“制度卷”“觀念卷”,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奧祖夫主編,商務印書館2022年即出。

1989年,正值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此前,索布爾的繼承人米歇爾·伏維爾受法國政府委托協(xié)調法國和國際的相關學術活動,但是以孚雷為代表的修正派也開辟了另外的學術天地。1988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就是修正派的集體之作。

《批判辭典》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是弗朗索瓦·孚雷和莫娜·奧祖夫。孚雷(Fran?ois Furet,1927-1997)屬于年鑒學派的第三代。年鑒學派第一代(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和第二代(布羅代爾)以及第三代多數(shù)歷史學家(如雅克·勒高夫)關注跨學科研究、偏愛總體史、社會史以及心態(tài)史,不愿觸及大革命這樣的“事件史”和政治史課題。孚雷是一個例外。他曾加入法共,匈牙利事件后退黨。他從進入學界就熱衷研究大革命,先后發(fā)表《法國革命史》(兩卷,與里歇合著,1965年)、《思考法國大革命》(1978年)和《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合著,1988年)。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研究起步,但轉而反對學院派的“雅各賓史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取向,主張回歸19世紀托克維爾和基內的思路,強調大革命發(fā)生和整個進程的復雜性和偶然性。他先后主持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和雷蒙·阿隆研究所,建立了修正派的道統(tǒng)。奧祖夫(Mona Ozouf,1931-)是孚雷學術小圈子中的密友。她以《革命節(jié)日》(1976年)這部創(chuàng)新之作開啟了對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得到一些年鑒學派學者的認可。他們二人代表了年鑒學派第三代中的政治史回歸傾向和政治文化分析取向。

《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并非人們常見的辭典。我們可對比一下1989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歷史辭典》。二者都是規(guī)模宏大的集體作品?!稓v史辭典》由學院派已故掌門人索布爾啟動、由伏維爾主持完成,編寫者64人,均為大學及其附屬研究所的法國革命史專業(yè)學者。全書1132頁,按照法文字母順序排列,收錄1000多個詞條,并附有大事年表,可謂關于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與之相比,《批判辭典》的體量大體相似,全書1122頁,卻只有99個詞條,每個詞條是一篇長文。編寫者只有24人。孚雷、奧祖夫和里歇三人撰寫了其中的53篇。(第二版增補了6條,總計105條。新增條目是霧月十八日、圣多明各革命、布里索、圣茹斯特、公共教育和絕對君主制。其中圣多明各革命由新邀的意大利學者撰寫。)所有作者都就職于法國大學體系之外的機構: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或國外大學。(這里需要說明一下,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是布羅代爾在大學之外組建的研究機構。)其中一些作者并非法國革命史專業(yè)研究者,而是政治學或政治哲學學者或社會學者。全書按照專題分為5卷,不是按照社會理論概念分類(如政治、經(jīng)濟、宗教等),而是對一般歷史現(xiàn)象加以分類(事件、人物、制度、觀念和闡釋者)。有評論者認為,這兩部辭典屬于兩種歷史書寫體系,前者提供實證基礎上的史實,后者則偏重闡釋、比較和話語分析。后者許多詞條明顯利用了學院派的研究成果。當然,奧祖夫等人也顯示了堅實的檔案研究功底。

在孚雷看來,對大革命不論詛咒還是歌頌,都屬于“紀念史學”,大革命依然是一種身份話語,在這個意義上,大革命依然沒有結束。但是,時代已經(jīng)變了,從第三共和國到第五共和國,大革命的基本原則得到了充分落實。我們可以告別革命,亦即,不再代入大革命的角色,可以用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反思法國大革命。借助恢復被學院派史學霸權所遮蔽的19世紀的思想資源,我們可以重新獲得評判大革命的勇氣和能力。(參見傅勒(即孚雷)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三聯(lián)書店,2005年)該辭典的“批判”主旨也正在于此。

在方法論上,辭典的作者們劍走偏鋒,拒斥學院派的社會經(jīng)濟解釋,認為后者使用的概念(如封建制)需要還原到歷史語境中?!杜修o典》完全自限于政治史,但是也開出一條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有評論者指出:“辭典作者的主要方法論標準,是對‘革命者對自己行動的表述’的研究。……不僅僅是在19世紀歷史學家的指令下重寫法國大革命,批判史學還在特別關注‘法國大革命關于自身的話語’的基礎上,對‘觀念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進行了初步評估(轉引奧祖夫的話)。一些詞條對法國大革命中文本的分析以及對話語融貫性的恢復解釋了這些作用。這里看到的遠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思想故事。因此,《批判辭典》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在于一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這是一個已經(jīng)部分完成但仍有待完成的歷史,這可能解釋了表面上并不完整系統(tǒng)的詞條選擇,但我們已經(jīng)可以特別欣賞到關于革命概念的精彩系列,要么是高度象征性的(如奧祖夫關于自由、平等、博愛、再生、革命的詞條),要么是相當重要的關于新政治藝術的(如貝克關于主權的詞條)”(轉引法國政治觀念史學者雅克·吉約蒙的書評)。

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紀念活動確實呈現(xiàn)出一派紀念的氣氛,但無論法國國內還是國外,重心在《人權宣言》。法國政府給先賢祠增補了3人,包括啟蒙哲人、吉倫特派成員孔多塞、立憲派主教、鼓吹廢奴主義的格雷古瓦教士和數(shù)學家蒙日。修正派史學也贏得了媒體?!拔亿A了”,孚雷的這句玩笑話也并非虛夸。伏維爾在中國出席史學界的紀念活動時,甚至聽到“我們都是熱月黨人”這種令他難以置信的表達。放眼當時全球的“山崩地裂”(霍布斯鮑姆的比喻),修正派的勝利其實不過是時代潮流轉向和國際學術進展的一個表征而已。

近年來,無論修正派還是學院派都已回歸平靜的學術研究。有關大革命的爭論似乎止于青萍之末,不再掀起驚濤駭浪。大革命是否真的成為了過去?近日有新聞說,法國現(xiàn)任總統(tǒng)馬克龍悄悄地把三色國旗上的藍色改回象征法國大革命的海軍藍。在發(fā)生《查理周刊》襲擊、出版《21世紀資本論》的國度,這會是什么預兆嗎?

法國大革命在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話語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各個時代各個流派代表學者以《法國革命史》為名的經(jīng)典史著大多譯成了中文。孚雷也曾撰寫過《法國革命史》,提出著名的側滑論,但很快就放棄了。因此,《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可以作為修正派的代表作,進入法國大革命史學的譜系。也許它是大革命史系列的一個壓軸之作,至少目前看是如此。這一學術價值判斷是我們選擇翻譯這部著作的一個學術動機。

(本文系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的《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中譯本序言,首刊于《讀書》雜志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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