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追尋革命之“漣漪”

《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美]蕭邦奇著，徐立望、楊濤羽譯，李齊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版，338頁，72.00元

魯迅在《阿Q正傳》中講述了一段“未莊人經歷辛亥革命”的故事。在這些鄉(xiāng)下人的眼中，革命似乎并未給日常生活帶來太多變化，倒是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里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給鄉(xiāng)民造成了一些困擾。此時，鄉(xiāng)村社會的平靜與人們的不安定感交織，革命中的“不變”與“變”同時被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倘若我們轉移視角，將目光投向《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便會發(fā)現一段由光復會活動、新軍起義、江浙聯(lián)軍進攻南京等故事串聯(lián)而成的“浙江光復敘事”，該敘事強調革命黨在上海、杭州、寧波等中心城市的活動，以此作為浙江辛亥革命敘事之主干。然而，當“光復敘事”遭逢魯迅的筆鋒時，革命中“不變”的一面漸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看待革命中的“變”與“不變”？革命之“漣漪”所及，其囿限當在何處？會產生怎樣的“回響”？帶來怎樣的變化？

近期，美國歷史學家蕭邦奇（R. Keith Schoppa）的著作《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中譯本出版。這部著作的英文版初版于1982年，系蕭邦奇的處女作，從空間的維度探討了浙江辛亥革命的形成與影響問題。在書中，作者以人口密度、郵政發(fā)展程度和金融機構的發(fā)達程度作為量化指標來劃分“社會生態(tài)區(qū)”（social ecological zones），將浙江劃分為“核心區(qū)內部”（inner-core）、“核心區(qū)外部”（outer-core）、“邊緣區(qū)內部”（inner-periphery）和“邊緣區(qū)外部”（outer-periphery）四個部分。

“四個浙江”

作者以此為基礎，對辛亥革命前后二十余年間地方精英與政治變遷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充分展現了不同區(qū)域在革命發(fā)動條件、革命進程、精英所扮演的角色、革命所帶來的政治變遷等方面的相異之處。其中，主要討論的問題有：傳統(tǒng)精英與新式精英權勢的此消彼長情況；精英在省際以及省內各地區(qū)的流動情況；商人群體的勢力遞變；教育會、農會、商會等法團的發(fā)展情形；學堂教育與地方精英專業(yè)化現象；行政機構、地方自治機構的主導權問題；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的萌發(fā)情況。

一

蕭邦奇首先討論“核心區(qū)內部”精英的事業(yè)和政治結構。作者指出，在“核心區(qū)內部”，宗族為精英提供了適應現代化的資源，大宗族中的傳統(tǒng)精英在獲取了大量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取得較高級的功名乃至新式學堂文憑、洋文憑后，逐漸開始向更高層次的中心城市流動，一些相對較弱的、取得較低級功名的宗族成員逐步開始管理地方事務。另外，出身低微的商人群體崛起，在建立商會、發(fā)展輕工業(yè)以及舉辦荒政等方面發(fā)揮愈加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軍事、法政、師范、警察等專門化學堂的興起培養(yǎng)出了一批專業(yè)化的地方精英，他們在新政、地方自治方面作用顯著，官員亦樂于將新政事務委托給精英處理。相比之下，“核心區(qū)外部”的發(fā)展略顯滯后，精英的社會政治資本亦略遜于前者。故而辛亥革命后，精英多選擇留在故鄉(xiāng)參與地方事務。即便如此，該地區(qū)官員反而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民間團體的發(fā)展滯后于“核心區(qū)內部”，精英受民族主義感召而參與國家事務的情況較少。

作者認為，雖然“核心區(qū)”與“邊緣區(qū)”之間差距甚大，但“邊緣區(qū)內部”與“核心區(qū)外部”之間卻存在一些相似之處。在“邊緣區(qū)內部”，官員及強勢宗族的精英們形成寡頭集團把控著地方政治，民間團體的力量微乎其微。同時，精英們忙于應付土匪、解決財政困境，其目力所及，多為地方事務而非國家層面的事件。而更為困窘的“邊緣區(qū)外部”的精英們汲汲于應對貧窮所帶來的動蕩和苦難，其主要目標是生存、穩(wěn)定而非發(fā)展，直到1920年代，權力依舊掌握在持有功名的傳統(tǒng)精英手上。

在介紹了各區(qū)域的特征后，作者以此為基礎分析浙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社會變遷情況?！昂诵膮^(qū)內部”的革命由具有名望的士紳和留學生發(fā)動，其中強有力的士紳早在1905年前后，就因新政、浙路風潮等事件而組織起來、參與到地方政治中，留日學生亦參與到立憲和革命組織中，這些組織為新軍起義后地方政權的建設做好了準備。辛亥革命后，“核心區(qū)內部”的精英權力進一步擴大，商人地位進一步提高。但是，另外三個地區(qū)的精英力量有限，省城爆發(fā)革命后，政權落入巡防營、團練乃至盜匪手中。為穩(wěn)定秩序，這些地區(qū)精英們組織了團練，此舉強化了寡頭政治。因種種結構性的因素，“核心區(qū)內部”的變革浪潮直至十余年后才出現于這些地區(qū)。

另外，作者還考察了民國初年浙江省議會中的精英結構和政治參與模式。辛亥革命后，下層精英逐漸躋身于省議會，商人、記者、律師、軍人開始依托省議會而活躍于地方政壇。此時，雖然傳統(tǒng)的人際網絡依然在省城政局中發(fā)揮影響，但以地緣關系為根基的派系逐漸登上歷史舞臺。作者認為，民國初年的“核心區(qū)”曾涌現出浙西、寧紹、溫州、臺州四股力量。在此過程中，來自于“核心區(qū)內部”之外地區(qū)（金衢嚴溫處）的議員與“核心區(qū)內部”（杭嘉湖寧紹）的議員彼此頡頏，爭奪省政主導權。最終來自“邊緣區(qū)”的精英所組建的“金衢嚴處同鄉(xiāng)會”與國民黨右翼、軍隊領袖、大商人合流，成為反對工人運動的重要力量。對于這一現象，作者將之歸結為“邊緣區(qū)”精英“已經習慣于官僚在處理精英事務方面的權力（威權），習慣于警察與軍隊在維持地方秩序上發(fā)揮更多的作用”（283頁）。

總結而論，蕭邦奇的研究揭示了浙江地方政治的差異化變遷問題，為讀者展示了一幅革命之影響如“漣漪”般擴散的圖景。因“核心區(qū)”和“邊緣區(qū)”之間存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社會組織基礎的差異，前者在辛亥革命前便為地方政局的調整做好了充分準備，革命最終促進了精英組織的發(fā)展、商人的崛起，并激發(fā)了民族國家情緒和省份認同。而經濟基礎薄弱的“邊緣區(qū)”的變革基本上是被帶動的而非自發(fā)的，革命后引起的震蕩所產生的治安需求反而使原有的寡頭集團更為強大。不同區(qū)域之間的差異使得各地區(qū)的政治團體擁有相異的政治訴求，最終分道揚鑣，成為支持國民革命左翼和右翼的兩股不同勢力。

二

《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一書初版距今業(yè)已過去近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無論是北美的中國學界還是中國的近代史學界皆取得頗多研究進展，研究風格亦變化巨大，彼時盛行的社會科學模式經過“人類學轉向”“公共領域討論”等多次反思檢討，不再流行于學界。故而，立足于當下的研究風格、史料情況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來評價這本著作并不合適。評述這本著作的學術意義，需將其置于1980年代前北美中國學界的主要議題、資料利用情況和理論關切中加以審視。

正如前文所述，蕭邦奇的研究是基于劃分“四個浙江”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劃分方式突破了將“省”“府”等行政區(qū)劃作為研究視點的做法，與浙江人文傳統(tǒng)中“浙東”“浙西”的二分法亦有所不同。通讀全書可以發(fā)現，這是一本具有明顯結構功能主義色彩的著作，在建立模型、選擇變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過，蕭邦奇處理地方史的方法并非獨有，其方法論彰顯了1960年代中葉以迄1980年代中葉北美中國學界的研究風格。1964年3月，第十六屆美國亞洲研究協(xié)會年會在華盛頓召開，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三位學者論及社會科學和中國研究之關系，芮瑪麗認為社會科學理論有助于將歷史經驗類型化，豐富對于歷史的認識，但是在抽象、概括的過程中存在相當的風險。這次討論引起了歷史學者對于汲引社會科學理論的思考。1970年代，施堅雅的理論模型給地方史研究者以啟發(fā)，他在《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地方體系存在兩個層級，“一個是因帝國官僚政治為實施地方行政而建立，并以調整的；另一個起初是因經濟活動的需要而成形的”，提醒人們注意行政區(qū)劃之外的經濟層級，另外還提示人們關注各地區(qū)“核心”和“邊緣”的區(qū)別。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蕭邦奇的研究發(fā)展了施堅雅的理論，他認為施堅雅對“浙江省的區(qū)分太過模糊，因而不能反映多樣的精英機構種類”，故而將長江中下游的“核心”與“邊緣”進一步劃分，構建了“四個浙江”的劃分法，更有利于彰顯區(qū)域的差異性。

另外，彼時的北美中國學界聚焦于中國近代化動因的問題。根據劉廣京的歸納，對該問題的探討可分為強調西方影響的“西潮沖擊論”、強調中國內在因素阻礙的“傳統(tǒng)障礙論”、重視中國傳統(tǒng)中推動革新的因素的“內在動力論”，不過這些代表性研究主要側重于制度和思想方面的促進和阻礙作用，對社會結構性問題涉及較少（劉廣京：《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自1960年代后期起，學者逐漸將視角轉向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魏斐德在《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強調中國“兩個進程”（內部的和世界的）的匯合，開始重視對社會問題的考察，關注地方官、士紳、秘密社會、團練、宗族在局勢變遷中扮演的角色，以此審視鴉片戰(zhàn)爭以至太平天國時期的華南地區(qū)?？罪w力討論太平天國以降地方社會的軍事化時，提醒人們“近代”的降臨意味著政權的組織模式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受其影響，197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近代中國的地方史研究，如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所撰之《中國共和革命：以廣東為例（1895-1913）》、周錫瑞所撰之《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以及鮑德威（David D. Buck）所撰之《中國的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fā)展》。

從這一點來看，蕭邦奇的研究亦側重于從社會結構視角分析辛亥革命前后的變化，較此前學者的研究多有推進。周錫瑞將辛亥革命解釋為城市改良派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而響應民眾的行為，革命后為了繼續(xù)維持秩序，這些精英逐漸與袁世凱合流，與民眾漸行漸遠。此外，在1968年出版的美國辛亥革命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革命：第一階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中，芮瑪麗曾與市古宙三圍繞革命前后地方精英的權勢變化有過一些爭論，市古認為地方精英具有守舊的一面，革命是他們?yōu)榉€(wěn)定秩序的妥協(xié)，革命后借機攫取、擴大自身權力。而芮瑪麗認為地方的革命者確實引發(fā)了革命，引起地方政治和社會的變革，不過他們所發(fā)起的革命通常缺乏領導者，故而產生了權力被守舊派攫取的幻象?？偟膩砜?，他們的分析注意到了地方精英在辛亥前后的參與革命的動機、行為和程度問題，但總體分析較為平面，多是從“趨新”“守舊”的標簽出發(fā)分析地方精英的，大多未關注經濟、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問題給地方精英帶來的影響。

相較之下，蕭邦奇的研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精英的權勢變動，其貢獻在于看到了不同區(qū)域之間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差異，進而勾勒出地方精英活動、地方政局變遷的差別?！昂诵膮^(qū)內部”的精英業(yè)已為革命后的政權建設做好了準備，政局向有利于共和、地方自治的方向發(fā)展，而其余區(qū)域卻出現了寡頭政治強化的現象。由此可見，芮瑪麗和市古宙三所言皆有道理，只是他們分別強調不同區(qū)域的側面而已。另外，蕭邦奇的研究還揭示了自“核心區(qū)內部”以至“邊緣區(qū)外部”社會變遷之節(jié)奏以及民族主義流布的問題，他說：“辛亥革命將浙江核心區(qū)內部精英和部分非精英卷入政治變革；1920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則將上述群體和外部區(qū)域精英引向政治變革的前沿；共產主義運動則使外部區(qū)域非精英進入政治變革進程中?！保?89頁）該研究表明，革命的后果在不同區(qū)域是相差甚遠的，在“核心區(qū)內部”與其他地區(qū)之間，還存在著一幅革命如漣漪般擴散的圖景，而民族主義情緒的生發(fā)，也是從核心逐漸擴散到邊緣的，這是這本著作帶給我們的最為重要的啟示。

早在1999年，蕭邦奇的另一本著作《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便已被翻譯為中文，在國內學界產生相當影響，其中重視用身份、社會網絡和空間來理解中國革命，關注沈定一其人的身份在不同場所、時段中的過程性變化情況的做法，挑戰(zhàn)了過去以靜態(tài)的身份看待歷史人物的程式。在書中，蕭邦奇強調“空間和場所同樣也是革命行動和社會身份的重要背景和組成部分”。總的來看，雖然《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更具結構性視角，《血路》更關注歷史人物的具體活動、重視歷史敘事，兩者看似風格迥異。但實際上《血路》立足于空間和場所以分析人物在不同空間的社會網絡，進而揭示身份的過程性變化的研究方法，可謂是對《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一書中重視“空間”做法的細化和延伸。

三

在史料方面，蕭邦奇曾反思自己搜集資料不充分（298-301頁），羅友枝和沃爾茨（Larry M. Wortzel）的書評亦言及理論模型的數據“不太全面”的問題。倘若回顧1980年代初的史料刊布情況便可發(fā)現，在蕭邦奇撰寫本書時關于浙江辛亥革命的史料出版得并不多。僅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革命文獻》《近代史資料》《辛亥革命回憶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等史料集，其余材料僅可從北美所藏的中文報紙和地方志中搜尋。需要注意的是，縱使在史料披露、出版眾多的當下，意欲搜集更多“邊緣區(qū)”的材料亦屬不易。故而，自史料征引而觀，蕭邦奇所建立之模型在資料層面可謂是竭盡所能。然而，這個模型的問題在于其變量的選擇，人口密度、郵政發(fā)展程度和金融機構的發(fā)達程度是否足以作為現代化的量化指標？作者以郵政和金融機構為準繩但在分析中卻很少言及這兩個機構對各地區(qū)的影響，實為本書的遺憾之處。

另外，地理位置和交通通訊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雖然按照作者的劃分，“核心區(qū)內部”多為地理位置優(yōu)越、交通便利之地，但其所涵蓋的區(qū)域大多聚焦于上海、杭州、寧波三個中心城市以及環(huán)杭州灣地區(qū)。事實上，港口或鐵路所經之地，其復雜性絕非三個量化指標可以衡量。因為地方精英的活動范圍不僅僅限于某個區(qū)域，而是會時刻流動的。對于這一點，蕭邦奇的討論僅僅針對較長時段的精英流動，而非短暫時刻內的區(qū)域穿梭。冉枚爍（Mary Backus Rankin）所著《中國早期的革命者：1902-1911年浙江與上海的激進知識分子》（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一書即揭示了激進知識分子在上海和浙江之間的流動以及革命思想自上海往浙江的擴散情況，揭示了地方精英在各層次區(qū)域間的往來現象。揆諸史實可以發(fā)現，自滬杭鐵路竣工后，浙滬之間往來更為頻繁。輪船航運的開通密切了寧波、臺州、溫州、上海等口岸之間的聯(lián)系。經此連結，各“核心區(qū)內部”之間以及省外的“核心區(qū)內部”之間的聯(lián)系反而比省內交通閉塞的區(qū)域更為緊密。再者，清末由浙路風潮所激發(fā)的民族主義情緒與鐵路線經過與否息息相關，有直接利益相關的地區(qū)民族主義情緒更容易被點燃。這種圍繞利益而生成的民族主義情緒實則具有超越“四個浙江”劃分的一面，故而用四個區(qū)域劃分的方式衡量民族主義萌發(fā)的情況亦有失偏頗。

在此情況下，僅分析浙江一地而淡化浙江“核心區(qū)內部”與上海、江蘇、北京互動的做法并不可取。因為浙江“核心區(qū)內部”與這些地區(qū)的互動，在分析利權收回運動以及辛亥革命等事務上是極為重要的。雖然浙江存在著龍華會、光復會這些革命組織，但我們并不能在一個給定的封閉區(qū)域內討論革命，需要在中國與海外、沿海與內陸以及沿海各地區(qū)之間互相影響的觀念下審視革命，重視各地區(qū)之間的互相影響。例如在江浙鐵路風潮中，江浙兩省“核心區(qū)內部”的精英在廢除《蘇杭甬鐵路草合同》的談判中既有合作又有沖突。進而言之，地方精英的勢力不僅涉及當地和鄰省，還與京城的同鄉(xiāng)京官息息相關，近代電報和郵政體系的發(fā)展更是密切了京官和地方精英之間的聯(lián)系，使他們成為地方精英的信息來源和政治同盟，江浙鐵路風潮中地方精英能了解中英交涉的情況，能介入廢約交涉，端賴于兩省京官的努力。作者的研究對于地方精英在省外乃至國家層面的行動呈現得較少，亦很少提及省外因素對浙省各地區(qū)的影響。

進一步講，作者將浙江按區(qū)域類型化的做法容易把某一區(qū)域的地情作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以至于出現建立因果聯(lián)系過于牽強的問題。例如，作者將軍校生多來自于“核心區(qū)外部”和“邊緣區(qū)內部”歸因為“這些生于動亂不安環(huán)境并且對宗族精英所建立的防御和秩序十分熟悉的人，可能很早就從心理上有了對于軍事生涯的憧憬”（183頁），這種基于社會秩序動蕩的解釋難免將問題簡單化。況且，蕭邦奇所用的統(tǒng)計數據多來自于二十世紀初的報刊和地方志，倘若以此作為分析政治變動的前提，實際上是用二十世紀初的靜態(tài)數據來為動態(tài)的政治變遷作囿限，忽視了個人和結構之間循環(huán)互動的“結構過程”。自然，用后出的人類學理念評價蕭邦奇的書有些不合適，此處只是著力于說明，在考察二十世紀初的情況時，尤其是考察變動較大的“核心區(qū)內部”時，有必要對其地方精英的權力進行歷時性追溯。孔飛力和路康樂的研究皆揭示了太平天國運動后廣東地方士紳的權力擴張問題。而在浙江，諸如太平天國戰(zhàn)爭、杭州拱宸橋居留地開辟等事件皆對地方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這些事件對“核心區(qū)內部”精英的作用需要納入考慮范圍。

最后，尚有一些需要勘誤之處。第103頁，“革命時期的團體”這一表述似有不妥，因這一節(jié)主要討論的是立憲團體，雖然處于“同盟會正在革命的時期”，但以“革命時期”一詞概括立憲派的行為并不合適。第104頁，“英國公然促成了鐵路負責人湯壽潛的離職”，與史實不符，湯壽潛離職的原因是彈劾盛宣懷而被清廷要求離職。第134頁，“習藝所主要功能是無家可歸的窮人召集到一起并教會他們一些手藝”，第135頁，“1924年在杭州，作為某一時代標志的習藝所，交由警察負責”，這兩個表述不準確，習藝所更重要的職能在于對罪犯的教化，其收容主體是罪犯，兼及窮人，而且大部分習藝所一經開辦便屬于“警政”的范疇，歸警察管轄。在翻譯方面亦有一些有待精進的地方，個別表述倘若還原至清末的用詞會更合適。如第91頁腳注中所言“士紳湯壽潛作為一名公司經理”，彼時當稱為“鐵路公司總理”。第164頁，“晚清省咨議局”的表述當作“清末諮議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章可、博士研究生劉鵬為本文寫作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