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諷刺的解剖》：我們?yōu)楹味S刺

《諷刺的解剖》，[美]吉爾伯特·海厄特著，張沛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384頁，85.00元

吉爾伯特·海厄特

閱讀《諷刺的解剖》（1962），可以讓我們重溫一下那個久違了的“新批評”年代。作者吉爾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是蘇格蘭裔美國古典學家、評論家、文學史家。他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主要著作有《古典傳統(tǒng)》（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49）、《荷馬概論》（An Outline of Homer，1935）等。誠如作者所說，諷刺是最富創(chuàng)造力和挑戰(zhàn)性的文學形式之一。

諷刺的多樣形態(tài)與歷史

海厄特將諷刺文學分為獨白、戲仿與敘事三種類型，并以此為脈絡，在西方文學中尋覓各種各樣的范本。諷刺的多樣形態(tài)，是這本書研究的重點?！爸S刺”究竟是什么，不太容易界定，但圍繞著它，有諸多相關聯(lián)的概念，比如“戲仿”（parody，13頁），“反諷”（irony，15頁），“譏誚”（lampoon，28頁），“攻訐”（diatribe，42頁），“譏諷”（sarcasm，62頁），“謾罵”（invective，175頁）等等（本文提及的頁碼，均出自中譯本《諷刺的解剖》）。作為文學形式，“諷刺”的“近親”也不少，比如喜劇和鬧劇，書中常常征引。

《諷刺的解剖》涉獵的，不僅僅是文學，還包括其他的藝術種類。比如，海厄特指出，米開朗基羅和提香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對《拉奧孔》雕像中某些人物的姿勢，進行了“諷刺性的戲仿”（100頁）；同樣，西方音樂中，也不乏經(jīng)典的諷刺范例，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劇《仙女之吻》，就是對柴可夫斯基的戲仿?！爸S刺”甚至超出了文學和藝術，還可以是“惡作劇”（hoax）。一伙布魯姆斯伯里的藝術家（其中，大名鼎鼎的小說家伍爾夫，居然女扮男裝！）假冒埃塞俄比亞皇帝一行，并且騙過了英國皇家海軍（107頁）。作者還以驚險刺激的歷史事件為例，說明對真實身份的戲仿，如1944年，一位英國中尉模仿蒙哥馬利將軍，前往直布羅陀執(zhí)行任務，竟然迷惑了納粹情報機構(gòu)的諜報人員（105頁）。廣義的“諷刺”，已經(jīng)不是修辭格或者藝術形式，而是人類存在的真實境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宣傳口號，我們都還依稀記得，“這是一場結(jié)束所有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可誰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接踵而至；二十世紀末，有人高喊“歷史的終結(jié)”和“最后的人”，二十一世紀初卻見證了各種“原教旨主義”（不限于宗教派系）的涌現(xiàn)。

海厄特還簡單地勾勒了“諷刺”的歷史。比如獨白型諷刺，它起源于古希臘，到了賀拉斯和朱文納爾的手里，變得豐富多樣，幾乎可以和史詩、悲劇曾并駕齊驅(qū)。不妨說，這是它最輝煌的年代（43頁）。后來，獨白型諷刺逐漸衰落，作者指出，終結(jié)這一古典諷刺傳統(tǒng)的，正是背教者尤立安皇帝。隨著基督教的到來，“諷刺獨白，幾近銷聲匿跡”（46頁）。修道院和教會神職人員，狂歡作樂，或者酗酒成風，早在十世紀，就被揶揄、嘲諷了，彼特拉克、伊拉斯謨等，也戲弄了此種行徑。海厄特這里強調(diào)的，僅僅是“諷刺型獨白”，而它的復興，則要等到巴洛克時代，經(jīng)典的作家，有法國的布瓦洛，在英國，則有蒲柏、斯威夫特（51頁）。

就英國文學而言，這里有一個不必然的關聯(lián)。蒲柏、斯威夫特等恰好屬于英國文學史上所謂的“奧古斯都”作家。奧古斯都是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其統(tǒng)治時期，羅馬不僅武力強大，文學上也鼎盛繁榮，賀拉斯和維吉爾就是最好的例證。蒲柏曾寫詩獻給喬治二世，把后者比作奧古斯都，這當然是帶有諷刺意味的。后世的文學史家也用“奧古斯都風格”，來稱呼十八世紀前半期的英國文學。蒲柏寫過“仿賀拉斯詩札”多篇，約翰遜博士的《倫敦》，則是仿朱文納爾的詩作，都是諷刺文學中的名篇。英雄雙行體，是蒲柏詩歌的一大特點，《諷刺的解剖》中譯本以散文體來翻譯，也未加說明，這是一個遺憾（如第5頁、18頁等）。

諷刺的“興起”與 “不從國教”

其實，諷刺（不只是“諷刺獨白”）在英國的“興起”，和宗教是有一點關系的。宗教改革以降，各教派之間相互攻擊，少不了冷嘲熱諷，這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尤甚尤烈，本文對此稍加解說，并指出相關諷刺背后的社會問題，也就是“制度化的不公正”。

1660年王政復辟后，英國議會通過一系列恢復國教（圣公會）的法令，在國內(nèi)實行宗教歧視政策。此時，相對于“國教徒”，產(chǎn)生了一個叫作“不從國教者”的群體，他們是“二等公民”，被剝奪了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權利。1661年頒布的《市鎮(zhèn)機關法》，要求市鎮(zhèn)供職人員必須采用國教的圣餐儀式，1662年的《信仰劃一法》，要求不從國教者服從國教的教義。1673年的《誓證法》重申：一切官員必須按英國國教會的禮儀領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國國王，否認天主教教義中的“圣體轉(zhuǎn)化說”。但這樣的壓迫政策，并不能貫徹到底，總是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調(diào)整。光榮革命后，由于《寬容法》的頒布，強制不從國教者在星期天到國教教堂做禮拜，這完全不是政府或教會法庭控制得了的。領受圣餐者的數(shù)量，明顯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體說的不從國教教徒當中，還流行著“偶爾尊奉國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藉此，這些“二等公民”可以規(guī)避《誓證法》和《市鎮(zhèn)機關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說，他們也可以“有條件地”擔任公職。當然，也有堅定的不從國教者，拒絕為此而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長的十八世紀（1660-1832），曾出現(xiàn)過各種努力，力爭要取消《誓證法》和《市鎮(zhèn)機關法》，但均未成功。有了這樣的“制度化不公正”的背景，就可以理解國教徒和不從國教徒之間的唇槍舌劍了，不必說，后者是一個弱勢群體?！吨S刺的解剖》所提及的英國十八世紀的諷刺作品，可以說大多與此有關。

1663年，巴特勒的《胡迪布拉斯》面世，《堂吉訶德》和《喬裝的維吉爾》是它的“前文本”，這首詩嘲諷的對象是清教徒，確切地說，是長老派教徒。海厄特的評價很精當：“塞萬提斯有時拿不準是為力圖改變和改善這個世界的堂吉訶德說話，還是為嘲笑堂吉訶德徒勞無功的世人說話。但是巴特勒始終知道誰在嘲笑誰，而且斷無瘋狂會比理智高貴的想法。”總之，塞萬提斯會覺得，吉訶德是有些可愛的，而巴特勒心知肚明，胡迪布拉斯只有可笑的份。約翰遜博士也有類似的評論：塞萬提斯對吉訶德，可謂“略有深情”，而巴特勒之于胡迪布拉斯，只是“無動于衷”。中譯本在這部分，有一處翻譯上的錯誤，原文如下：“它的主人公‘全無上校的樣子（acolonelling）’闖蕩江湖?！保?35頁）這句話出自《胡迪布拉斯》第一卷第十四行，原文是，And out he rode acolonelling。譯者大概認為acolonelling中的前綴a，是用來表示“否定的”，其實這里的a在語法功能上主要是構(gòu)成現(xiàn)在分詞，并無語義上的變化。這句話的意思是，主人公“像上校一樣，駕馬而去”?！吨Z頓英國文學選集》對這首詩有簡單的介紹，其中提到“acolonelling against the popular sport of bear baiting”，也就是說，“駕馬而去”是為了阻止民眾參與“逗熊”之類的娛樂。這是清教徒道德嚴苛的一個例證，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記中多有記載。

再來看德萊頓的《麥克·弗萊克諾》。這是一首滑稽史詩，詩歌標題的意思，是“弗萊克諾的兒子”。被嘲諷的“兒子”，指的是當時的詩人托馬斯·沙德威爾（Thomas Shadwell），此人日后接替了德萊頓，成為下一位“桂冠詩人”。德萊頓在詩歌中，硬是把這位“清教徒”死對頭與天主教信徒（作者按：即弗萊克諾）掛上鉤。當時的宗教斗爭，總是和黨派相關。1681年，德萊頓寫了《押沙龍和亞希多弗》（Absalom and Achitophel），這是對“排斥法案”的回應。所謂“排斥”，就是不讓信仰天主教的約克公爵（查理二世的弟弟，后來的詹姆士二世）繼位。其實，英國的兩黨，就是圍繞著“排斥法案”產(chǎn)生的。約翰遜博士在《詩人傳》中指出，《押沙龍和亞希多弗》是“第一次將詩歌和政治結(jié)合起來”，頗受民眾歡迎。在《舊約》里，大衛(wèi)王愛子押沙龍造反，仰仗的一位謀士，叫作亞希多弗。德萊頓的這首詩，影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謀反，而那位維護新教利益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就成了亞希多弗。德萊頓被沙德威爾喚作“托利”，作為回應，他稱后者為“輝格”。此時的德萊頓，以國教徒自居，語氣咄咄逼人。稍后，德萊頓寫了《俗人的宗教》（Religio Laici; or, A Layman’s Faith），從中讀者可以嗅出時代風氣的微妙變化，國教徒不得不面對不從國教者和天主教徒的諸種攻擊，而詩人要求國教徒“保持冷靜”。1685年，詹姆斯二世繼位，德萊頓干脆皈依了羅馬天主教，他的詩歌《牝鹿與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Part 1）就是一個心跡的證明。這個當口，許多國教徒紛紛改宗，以迎合詹姆士二世。時人和后來的學者，都紛紛推測，德萊頓改宗，是出于實際利益的考量。約翰遜博士有言，“如果說德萊頓變節(jié)，那么，他是隨著全國人而變節(jié)的”。所謂的變節(jié)，就是改宗。

最滑稽的是，在這樣的“諷刺”大戰(zhàn)中，有時會敵我不分。誠如作者所說，揶揄過于含而不露，甚至給人一種發(fā)自肺腑的印象的話，就有可能被誤當作是冷靜的評論者，或者真誠的贊美者。海厄特以《格列佛游記》為例，不太有代表性（15頁）。這里不妨舉兩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1702年，笛福的時政文章《對待不從國教者的最簡便辦法》（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問世。在文中，笛福儼然一個托利黨人，提出“整治”不同教派的最佳方案：將這些人趕出國門，或者，干脆將教士處以絞刑。文章發(fā)表之初，托利分子并不明白，這是諷刺他們自己的迫害行徑，而輝格黨人反倒義憤填膺，發(fā)毒誓要跟此文的作者算賬。稍后，掌權的托利黨人恍然大悟，二話不說就監(jiān)禁了笛福，除了罰款，還讓他戴著枷鎖，在倫敦街頭示眾三天。

另一個例子，是柏克的《為自然社會辯護》（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1756）。此文刻意模仿博林布魯克行文風格和思想原則。博林布魯克是洛克的信徒，將懷疑論經(jīng)驗主義原則應用于宗教，否認任何基于神啟的基督教，其中自然神論的傾向，可謂昭然若揭。柏克的模仿，惟妙惟肖，人們確信，這篇文章出自博林布魯克或其忠實信徒之手。后來再版時，柏克不得不附上一篇前言，說明自己的諷刺意圖，其實，他的矛頭也指向伏爾泰和盧梭。順便說一下，伏爾泰曾被霍安家族送進巴士底監(jiān)獄，出獄后就逃亡英國，期間受到這位博林布魯克的盛情款待，通過后者又進一步結(jié)識了蒲柏、斯威夫特等。比較而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諷刺較為明顯，普通讀者亦能覺察到。吉本十六歲時，信仰了天主教，他那位忠實于國教的父親，為此大發(fā)雷霆，干脆送大逆不道的兒子去洛桑，在一個加爾文教士的家里反省。1757年，吉本恢復了國教信仰，但終生對宗教持有懷疑的態(tài)度。這本巨著的第十五和十六章，專門討論基督教興起和發(fā)展，多有嘲諷、挖苦，引起了時人的譴責。為了駁斥這些讀者的偏見，吉本撰寫了一篇題為“為15和16章中某些段落辯護”的文章，來澄清自己的意圖。

斯威夫特是引述最多的英國作家

肖像畫家查爾斯·杰瓦斯（Charles Jervas）繪制的斯威夫特肖像

《諷刺的解剖》全書引述最多的英國作家，是斯威夫特。1697年，在宗教諷刺寓言《一只木桶的故事》中，斯威夫特看似捍衛(wèi)國教立場，抨擊羅馬天主教的反動和清教徒的偏激。就在光榮革命的前夕，少數(shù)不從國教者猶豫不決，拿不準是否要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宗教寬容”。斯威夫特對此耿耿于懷，似乎他們與天主教徒追求共同的目標。不過，這篇文章里還包含了大量對教會的尖銳批評，以及對神學觀點的嘲弄，簡直不像是出自一個教會人員的手筆。對斯威夫特的宗教立場，海厄特給出了耐人尋味的評價。斯威夫特雖然“表面上是一名基督徒，強烈地信仰原罪，但對超自然的力量毫無信心，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它的創(chuàng)始人中，都看不到任何救贖的希望”（183頁）。這是針對《格列夫游記》而發(fā)的評論，斷定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談何容易，更不必說這位諷刺高手了。斯威夫特剛出道時就寫過《書戰(zhàn)》，對古典派作家和現(xiàn)代派著作都十分熟稔?！陡窳蟹蛴斡洝烦１划斪鳌皟和膶W讀物”，實際上，它和《理想國》也很明顯的精神契合。柏拉圖的兩個兄弟，格勞孔和阿德曼圖斯，最后都領悟到：靈魂不可能變得“純潔”，或者說，不可能得到“凈化”，除非它脫離了人的身體及其邪惡?！陡窳蟹蛴斡洝房梢钥闯墒且徊俊白冃斡洝?，“原罪”說到底和我們的身體或者“形”有關。

斯威夫特對光榮革命的態(tài)度，更不太容易斷定。受輝格黨恩主坦普爾（也是他自己的遠房親戚）的影響，斯威夫特寫過《威廉頌》，這是對光榮革命的肯定，但這場革命也威脅到了社會的基本秩序，此類擔憂在1692年創(chuàng)作、但未曾發(fā)表的《?？肆_夫特頌》中隱約可見。?？肆_夫特指的是，剛?cè)ナ赖那翱蔡夭状笾鹘?，著名的“拒絕宣誓者”，拒絕向威廉國王宣誓效忠。斯威夫特的諷刺文章，一如蒲柏的詩歌，是最為復雜的，個人性情、政治、宗教和族裔等因素，往往交織一處。誰能說清楚，斯威夫特有幾張面孔？他是托利，還是輝格？是保守的，還是激進的？他自稱，政治上是輝格黨人，宗教上屬于國教中的高教派。但不要忘記，他還說過：“我們當中的輝格和托利，大多數(shù)不是都聲稱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嗎：效忠女王，拒絕向僭越王宣誓，新教統(tǒng)治下的王位；接受光榮革命的最終解決，鐘情于國教，以及對非國教徒的寬容。不，有時，他們還更進一步，轉(zhuǎn)而擁護彼此的原則：輝格分子會成為國王特權的堅定擁護者；而托利則變成了（擁護）人民自由權利的黨派 ?！?/p>

斯威夫特常被當作愛爾蘭的愛國者，“自由的捍衛(wèi)者”（這是墓志銘中的原話），這主要得益于《布商的信》（1724）。實際上，他的寫作動機極為復雜，與熱愛自由相比，他更痛恨倫敦輝格黨政權，尤甚仇視喬治一世和沃波爾首相。斯威夫特曾經(jīng)緊緊追隨輝格黨，夢寐以求在英國國教內(nèi)覓得一個顯赫的神職。斯威夫特也不太不掩飾自己對愛爾蘭人和愛爾蘭政治的蔑視?？梢哉f，愛爾蘭最初只是他的流放之地。當安女王去世后，斯威夫特失望地回到愛爾蘭，并下定決心不去干涉愛爾蘭的政治。接下來的幾年，他主要是為安女王的最后一屆政府而辯護。那么，《布商的信》背后的憤怒，究竟是什么？漢諾威王朝登基后，托利黨失寵，輝格黨反攻倒算，彈劾斯威夫特的老朋友、托利黨領袖（包括上面提到的博林布魯克），最重要的是，此時的輝格黨政府試圖加強不從國教的地位。1718-1719年，輝格黨內(nèi)閣提出一系列法案，為不從國教者規(guī)避《誓證法》和《市鎮(zhèn)機關法》提供了各種辦法和措施。當然，國教徒是不會不加反擊的。

在整個十八世紀，雙方的爭吵，從來沒有停歇。十八世紀末，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猛烈抨擊普萊斯，指責他忘記了作為英國國民的義務。普萊斯是一名不從國教者派的牧師，在《愛國論》（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中，公開支持法國大革命主張的民事與宗教自由。激進的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雖然是國教徒，卻視普萊斯為精神之父，她的《權利辯》是最早答復柏克的文章之一。其中寫到，“有人（作者按：此指不從國教者）反對我們的禮拜方式，但在國教教堂之外，他們又無處可以容身，如何禱告或布道，而又問心無愧呢？這位普萊斯博士無非說，他們（作者按：亦指不從國教者）不妨設立自己的禮拜方式，那些不必要的道歉就可一免，也不會招致國教徒的反對”。你瞧，還是那個老問題。

“諷刺”與女作家

在這本書的最后，海厄特花了不少篇幅來探究“諷刺”的動機。其中提到，許多諷刺作家是因痛感自卑、社會不公，或是被排除在某個利益集團之外，才投身寫作的。海厄特所舉的例子，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因素。階級因素，比如賀拉斯，他的父親是奴隸。族裔因素，比如斯威夫特和喬伊斯是盎格魯-愛爾蘭人；拜倫和奧威爾是盎格魯-蘇格蘭人。甚至有身體因素，如蒲柏身材矮小、畸形；布瓦洛神經(jīng)過敏，身體多??；拜倫跛足等（275頁）。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因素沒有被提及。不僅如此，《諷刺的解剖》幾乎沒有認真討論任何一部女作家的作品。涉及的女作家，屈指一算，不過三個。前面提到的伍爾夫，是個“惡作劇者”；蒙塔古夫人，只說了一句俏皮話（259頁）。說來說去，只有瑪麗·麥卡錫的小說《學園的樹林》被提及，但一句話就打發(fā)掉了，這本小說的題材是“一名自由主義校長領導下的女子學院”（224頁）。

一如階級和族裔，性別也關乎制度化的權力關系。不平則鳴，談何容易！有一些群體是不便于鳴，或者不敢鳴的。畢竟，并不是任何不滿或者憎惡，都可以直接、真誠或者公開地表達出來。哈?。―. W. Harding）是一位心理學教授，卻因《有節(jié)制的憎惡》（"Regulated Hatred"）一文，而留名于奧斯丁批評史。該文起初是他供職于曼徹斯特大學心理學系時所寫的講演稿，1940年在《細察》上，未加改動全文發(fā)表。文章開篇就指出，對奧斯丁的印象，經(jīng)過批評家、文學史、大學講壇和文學報道等層層過濾，“到了讀者那兒，已經(jīng)面目全非”。哈丁精心挑選了若干小說中別具意味的評論段落進行分析，指出“要是讀者當真，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文字正是對大家遵從的社交原則的毀滅性抨擊”，奧斯丁對“井然有序、優(yōu)雅體面的文明社會，從心底里懷有尊敬的感情”，同時，對其中存在的“粗俗和平庸，也十分敏感”。奧斯丁必須尋找一種隱蔽的手法，既能堅持己見，又不至于和親戚朋友發(fā)生公開沖突。1952年，某一位美國的文學評論家（Marvin Mudrick）干脆說，奧斯丁的反諷是女人獨有的心理反應，同時也是自我防護的有效武器。

男女在地位和權力上的差異，的確是他們間真誠交流的一個障礙。反諷在伯尼、奧斯丁等女作家的手中，變得成熟豐盈，成了得心趁手的工具，這與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分不開。法國大革命之前，洛克關于幸福、教育、自由和必要的權威等觀點，得到各種立場作家的認可。傳統(tǒng)派也好，時尚派也罷，他們的論辯中，往往包含著共同的詞匯。“情感”是革新者所支持的高頻詞，但傳統(tǒng)人士也希望在家庭中培養(yǎng)健康的“情感”。然而，隨著反動風氣日盛，這些詞匯的含義，或多或少地發(fā)生了變化。快樂是道德的督促者，這是約翰遜博士的看法，無可厚非，到十八世紀末，卻有宣揚縱欲之嫌；個人獨立本來也值得鼓勵，在法國大革命以后，卻意味著藐視權威。同樣，“情感”越來越成為社會批評的對象，幾乎是“濫情”的代名詞。英法一旦開戰(zhàn)，英國國內(nèi)的社會輿論，在對抗拿破侖統(tǒng)治下的法國時，就更強調(diào)民族國家的建設了。與此同時，國內(nèi)的政治改革熱情逐漸轉(zhuǎn)向了宗教和社會領域，比如福音主義者和柏克等，大肆宣傳審慎的舉止，強調(diào)自我犧牲的精神?？傊?，“民族國家”的號角和宗教的熱忱，成為那一時期謀求社會共識的有效工具，不僅被用來證明大英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合理性，也推進了文化改革和社會管理。

在整個十八世紀，報刊蓬勃發(fā)展，已經(jīng)為女性話題的自由探討敞開了大門。但在世紀之交，多數(shù)英國女作家面臨著兩難選擇：如何來進一步自由真誠地探討女性話題，又不卷入革命與反動的政治表態(tài)之中；如何來批評父權社會，又不被懷疑傳播“有毒的思想”。不難理解，審慎、謙遜、矜持等變成了十分重要的品質(zhì)，在行為指南和道德說教小說中，它們成為支配女性行為的主要原則。前面提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評柏克所謂的“騎士的殷勤”是一種虛假的禮貌。謙遜的確是重要的品質(zhì)，但要區(qū)分真正的謙遜和虛假的謙遜。在沃氏看來，正是當時社會上盛行的虛假的謙遜和矜持（假正經(jīng)），包括貞潔的觀念，讓女性陷入從屬的地位，變得不真誠，甚至虛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戈德溫，是無政府主義理論的鼻祖，在同一時期寫了《政治正義論》，其中有專門的章節(jié)來討論“真誠”，而他的政治小說（Caleb Williams，1794）討論的是貞潔觀念對男性的毒害。

歷史與肖像畫家約翰·奧皮（John Opie）繪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肖像

在《對現(xiàn)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評》（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1799）中，針對日常對話中的得體舉止，保守作家莫爾給女性提出了廣泛的建議。談話是一種“取悅他人的藝術”；淑女們要學會“傾聽”，適當保持優(yōu)雅的沉默，盡管內(nèi)心不需要接受。原因很簡單，許多男人并不一定欣賞理智的女人。在《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拒絕柯林斯的“殷勤和求婚”，她的原話是：“請不要把我當作一個優(yōu)雅的女性，存心想要作弄你，我是一個理智的人?！蹦獱柨紤]的是，在不損害“美德”的情況下，將“騎士的殷勤”，或者矜持和謙遜，轉(zhuǎn)化成為女性的優(yōu)勢。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如此的謙遜或者矜持是道德上的弱點，而對莫爾來說，這可是一套復雜的道德義務?？紤]到當時的大背景，哪怕是激烈反對革命的女作家，也得細究其作品中暗含的社會批評，莫爾何嘗沒有意識到女性的邊緣地位。

許多英國女性作家，未必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她們害怕被扣上“雅各賓派”的帽子。當然，她們也擔心社會秩序的動搖，或?qū)δ承┘みM訴求，如對個人欲望的張揚等心懷戒懼，不得不來批判改革者的熱情，同時，又謹慎地界定了保守和進步人士都認同的中間立場。她們吸收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某些因素，宣揚真正的謙遜和真誠的情感，并將這些作為社會穩(wěn)定和家庭美德的保障。她們也借助矜持和審慎，巧妙地縮小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柏克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鴻溝。一系列暗度陳倉的手法，如反諷、矛盾修辭和雙重情節(jié)等修辭技巧，就這樣被發(fā)展出來，從而含蓄地表達社會批評。難怪在二十世紀晚期，“激進的奧斯丁”“后現(xiàn)代奧斯丁”，甚至“酷兒奧斯丁”等比較聳聽的提法，不絕于耳。顛覆傳統(tǒng)的奧斯丁批評，乃至傳統(tǒng)奧斯丁的形象，曾一度成為英美學界的潮流。

這些看似矛盾的闡釋，恰說明了諷刺（尤其是反諷）的鮮活力量，通過這些相互矯正的解讀，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文學和社會，獲得更加豐富的理解。誠如本書的譯后記所說，“諷刺不僅是一種文學類型，更是一種內(nèi)在于人類存在史、同時為之提供超越可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現(xiàn)象”。反諷性的矯正一旦變成文化慣例，也許會緩解“制度化的不公正”，增強公民的寬容心和責任感，從而促成一個健康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