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雅典與“地生人”

《“地生人”與雅典民主》，顏荻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年3月即出。本文系該書的引言，注釋部分有刪節(jié)。

人從何而來？這或許是有關人本身最有趣也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在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圣經》創(chuàng)世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但是，在西方文明另一源頭的古希臘，人類起源問題卻可以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版本。古希臘的起源神話令人驚訝地告訴我們：人是由大地而生。換言之，不是神，也不是女人，而是大地直接生育了希臘人。希臘人稱這一大地生育方式為α?τ?χθων：“地生人”。

Α?τ?χθων一詞在詞源上由α?το-和-χθων組成，前綴α?τó意為“自己”“自動地”，而詞根χθων為“土地”，其名詞χθ?νιο?意指“土地人”。因而α?τ?χθων意為“從土地里自己生出來”，其名詞復數(shù)形式α?τ?χθονε?則引申為“非移居的、土著的、本地的人”?！暗厣恕币辉~表示著一種自成性，亦即人的出生是大地的（而非人為的）純自然過程?！按蟮亍被颉巴恋亍痹谙ＥD語里有多種表達方式：?πικρ?τεια強調領土概念（territory），γ?強調大地的整體性（earth，其大寫字母的衍生形式Γα?α即為希臘神話中的地母“蓋亞”），而χ?μα則強調土地播育種子與植物生長的特性（soil）。Α?τ?χθων（“地生人”）在不同語境中含有上述不同的三種含義，在城邦政治背景下又尤其偏重第三種含義（關于該詞的詞源學研究，參見V. J. Rosivach, Autochthony and the Athenia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37 [2], 1987, 294-306；以及J. Roy, Autochthony in Ancient Greece, in J. Mclnerney ed., A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iley Blackwell, 2014, 241-255）。

“地生人”在古希臘世界中十分流行。其神話出現(xiàn)在古希臘許多城邦的起源故事中（最為典型的是雅典和忒拜，忒拜在“地生人”的話語建構上一直是雅典的勁敵，它衍生出一個不同于雅典的版本：忒拜的建城者是龍牙種在地上生出來的，而非赫菲斯托斯的精液所致[雅典版本]），這個概念更見于幾乎所有的古希臘早期重要文獻，如荷馬史詩、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歷史、古希臘悲劇與喜劇（如歐里庇得斯的《伊翁》《酒神的伴侶》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呂西斯忒拉忒》）、柏拉圖的對話（如《理想國》《政治家篇》《會飲篇》及《美涅克塞努篇》等），以及呂西阿斯（Lysias）的葬禮演說與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辯詞”等。除了這些書寫文本以外，“地生人”神話同樣頻繁出現(xiàn)在雅典衛(wèi)城神廟的浮雕以及雅典人的節(jié)慶祭拜活動中：在狄奧尼索斯節(jié)的劇場，悲喜劇的上演不斷地重復著這一起源神話，而在衛(wèi)城腳下的廣場上，政治演說家又在公共葬禮中不斷向在場的公民們宣揚這一起源敘事。所有這些，都使“地生人”神話成為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在古典時期的普遍共識。跟隨“地生人”的足跡，我們幾乎可以探訪到彼時雅典世界的全景——神話、社會、政治、宗教、歷史、文學、哲學。毫不夸張地說，“地生人”神話是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的集體記憶，也是其政治、文化乃至生命之根。它對雅典這個“想象共同體”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414c-415e）中深刻指出的：“地生人”的故事雖然是神話和虛假的謊言，卻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高貴的謊言”（γεννα?ον ψε?δο?）。

在西方古典學領域中，由于“地生人”起源想象的獨特性與普遍性，這一概念自然常常為人所提及，一度成為雅典城邦研究的主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地生人”已經成為西方古典學界的一個核心問題，得到了古典學家們極大的關注。這一問題的突破性研究由已故著名法國古典學家、歷史學家尼可·羅茹（Nicole Loraux）做出。她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先后出版了被美國古典學領軍人物格雷戈里·納吉（Gregory Nagy）譽為“地生人三部曲”（“Introduction” to N. Loraux, Born of the Earth: Myth and Politics in Athe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org. in French, 1996], p.i）的重要著作：《雅典的創(chuàng)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禮演說》（L'Invention d'Athènes: Histoire de l’oraison funèbre dans la cité classique[1981]，英譯本：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1986]，本文對羅茹著作的引用均據(jù)英譯本）、《雅典娜之子： 關于公民身份與性別劃分的雅典思想》（Les enfants d'Athéna: Idées athéniennes sur la citoyenneté et la division des sexes[1981] ，英譯本：The Children of Athena: 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es[1993]）、《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話與政治》（Né de la terre: Mythe et politique à Athènes[1996]）。在羅茹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影響下，“地生人”問題成為重大課題（羅茹的后期作品也多以α?τ?χθων的問題意識展開），以著名古典學家與歷史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已經在這一領域發(fā)表了數(shù)量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歷經四十年，這些著作至今仍然主導著西方學界對雅典“地生人”的研究方向，并一再推動學界對古希臘世界，尤其是雅典民主世界的理解。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羅茹以及整個西方學界對“地生人”的重要著作迄今尚無任何中譯本，有關這一話題的研究在國內也未見十分全面的討論。因此，這本小書意圖填補此方面研究在國內學界的空白。一方面，本書期望將西方學界對α?τ?χθων的核心關注呈現(xiàn)給中文讀者；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此基礎上對α?τ?χθων問題做出進一步探討，以引起國內學界對這一問題更多的關注。因此以下有必要先對“地生人”奠基性研究——羅茹的“地生人三部曲”以及目前西方學界的研究狀況做一簡要的介紹。

《雅典的創(chuàng)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禮演說》

羅茹發(fā)表的第一部著作《雅典的創(chuàng)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禮演說》是她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版于1981年。在長達五百多頁的篇幅中，她集中討論了雅典民主時期的葬禮演說。羅茹收集了十分豐富的葬禮演說的古代文獻，其中最著名的是我們熟知的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伯里克利的演說、呂西阿斯的諸篇演說，以及柏拉圖的《美涅克塞努篇》中蘇格拉底的演說。羅茹提出，在研究葬禮講辭時，要將其作為一種政治文體（genre）來看待。換言之，它是在一個特殊場合下的特殊文體，需要與哲學家、歷史家等的內在思想以及歷史現(xiàn)實有所區(qū)分。在對這一文體的研究中，羅茹指出“地生人”概念與雅典民主存在極為深刻的內在關聯(lián)。她認為，一方面，“地生人”所訴諸的“起源上”的平等，正是雅典民主意識形態(tài)（ideology）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地生人”將起源牢牢訴諸大地，這就促使雅典民主以大地為基礎，將從大地生出的雅典人與不是從大地生出的其他族群（女人、奴隸、外鄉(xiāng)人）區(qū)別開來。羅茹用“貴族式的”（aristocratic）一詞來形容雅典民主，以示“地生人” 所奠定的平等不同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平等。而正是因為雅典民主的強烈排外主義與貴族色彩，雅典城邦才得以自我標榜其勇氣、美德、愛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這種“地生人”意識形態(tài)在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以及柏拉圖《美涅克塞努篇》中的葬禮演說中都得到印證。 

《雅典娜之子： 關于公民身份與性別劃分的雅典思想》

羅茹的第二本著作《雅典娜之子：關于公民身份與性別劃分的雅典思想》也出版于1981年，英譯本由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家弗洛瑪·愛·塞特林（Froma I. Zeitlin）作序。事實上，此書可以視為她的第一本書《雅典的創(chuàng)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禮演說》的前奏。在這本著作中，羅茹回到“地生人”的起源神話本身，對這個神話，特別是關于“地生人”這一概念的生成與發(fā)展做出了更加細致的討論。她指出，“由地而生的”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os）的神話為整個雅典城邦奠定了起源基礎，它不僅將雅典人的起源訴諸土地，而且在起源上拒絕了女性（兩性）生育，因而將女性排除在雅典人的政治范疇之外。其結果是，在與赫西俄德的潘多拉神話的結合中，女人成了被制造出來而非天然存在的“他者”，其后代的生成也僅僅是自身對自身的復制，因而女性在整個起源話語中沉默甚至消失了。這一排他的動機同樣延伸至作為“他者”的奴隸和外鄉(xiāng)人。在雅典民主政治與神話結合的解讀中，羅茹再一次加強了她在第一本書中的論斷，即α?τ?χθων的起源敘事及神話滋養(yǎng)并壯大了雅典民主意識形態(tài)。

《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話與政治》

在相隔十多年后，羅茹于1996年出版了她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話與政治》，英譯本則是由前文提到的古典學大家納吉作序。作為個人文集，此書以專題的形式對“地生人”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擴展與討論。羅茹試圖將更長的歷史線索融入她之前的研究之中。她特別討論了十九世紀人類學家巴霍芬（Bachofen）對古典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并結合弗洛伊德以及德里達等人的后現(xiàn)代理論力圖說明“地生人”這一古典概念與當代世界以及當代問題的相關性。

羅茹的三部曲為古典學對“地生人”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礎。她以歷史學方法為基礎，在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框架下，展現(xiàn)了希臘尤其是民主雅典的起源神話與希臘古典時期的宗教、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的互動關系。從以上筆者對羅茹三部曲的簡要介紹，我們已經可以窺見，羅茹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圍頗為寬廣，政治理論、社會理論、女性主義、人類學研究乃至于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理論在她的討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跟隨她的奠基性研究，各個領域也都發(fā)展出關于“地生人”的豐富討論，例如政治歷史學領域對公民身份與民主法治的討論，女性主義對性別平等與性別角色的討論，考古學界對“地生人”主題性繪畫與建筑的討論，乃至于在現(xiàn)代話語體系下人類學界對非洲土著人的討論等?？梢哉f，“地生人”這一話題觸發(fā)了西方學界對諸多根本問題的重新審視，并且促進了一代代學者對古希臘世界尤其是雅典社會的深刻理解。這是“地生人”論題在西方古典學界能夠開展得如此豐富的原因。

然而，盡管如今主流西方學界對“地生人”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以羅茹為先驅的整個現(xiàn)有討論脈絡仍有可商榷之處。就“地生人”的研究方向而言，由于羅茹是以歷史學方法為基礎對雅典“地生人”這一起源神話做出整體解釋，因而她的解釋必然與某個歷史現(xiàn)象相關聯(lián)。于是我們看到，羅茹以及大多數(shù)主流研究將關注集中在了雅典的一個特殊歷史階段——民主雅典時期，進而又將“地生人”的思想與這一時期獨特的意識形態(tài)——民主意識形態(tài)——相關聯(lián)。這一討論無疑是成功的，在豐富的歷史材料中，我們的確看到“地生人”的話語體系與民主雅典的政治思想發(fā)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為神話或話語本身，“地生人”所傳達出的思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某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它以神話故事的方式超越了政治社會現(xiàn)實，甚至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其本身便是一個獨立的系統(tǒng)，并不必然與某個特定的歷史社會現(xiàn)象相重合。因此，僅僅將“地生人”看作雅典民主意識形態(tài)的表現(xiàn)，并不能真正將這一神話所觸及的更為深遠、廣闊的古希臘世界完全展現(xiàn)出來。

一個諸多學者已經涉及卻值得我們再討論的領域便是悲劇。在目前大多數(shù)有關“地生人”的悲劇研究中，一個總體的傾向是單純地、程式化地將“地生人”作為民主雅典的意識形態(tài)的敘事予以研究。“地生人”作為一個政治話語體系，要么僅僅被視作悲劇中的一個裝飾性環(huán)節(jié)，要么僅僅被認為是證明了一些悲劇作品對雅典這座偉大的民主城邦的致敬（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羅茹三部曲中第二部對歐里庇得斯《伊翁》的研究，她認為《伊翁》是民主“地生人”意識形態(tài)的再現(xiàn)，即便悲劇中存在一些黑暗色彩，但整體而言，《伊翁》贊美了“地生人”的民主意識形態(tài)，并通過悲劇再一次確認了這一話語體系在民主雅典社會的成功）。但就悲劇這一文體而言，主流學界又已達成共識， 它并不完全是對雅典現(xiàn)實世界的贊美，而是在與城邦政治空間隔離的一個獨立空間中，承擔著對城邦社會、政治乃至思想反思與批判的功能（西蒙·戈德希爾：《奧瑞斯提亞》，顏荻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24頁）。因此，如果“地生人”已經成為悲劇的主題，那么我們很難不去關注通過這一主題悲劇可能發(fā)出的追問。本書想要強調，“地生人”神話的意義遠遠超出歷史研究的范疇，它不僅是雅典這一“想象共同體”的奠基性政治意識形態(tài)，同時更與古希臘悲劇對雅典社會的批判性反思有著深刻的關聯(lián)。

《奧瑞斯提亞》，[英]西蒙·戈德希爾著，顏荻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2月出版，190頁，42.00元

除卻悲劇，西方主流學界更少涉及的一個領域還有哲學。這或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由于相較悲劇而言，哲學與城邦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相去更遠，因而以民主意識形態(tài)為解釋方案的“地生人”研究便很難涉足這一領域。然而，讀者將在本書第四章看到，“地生人”神話不僅出現(xiàn)在了諸多哲學著作中，而且它作為主題，還推動著哲學的思辨與討論。哲學尤其是柏拉圖哲學對“地生人”問題的處理，大大超越了神話與城邦政治中的“地生人”的層面：一方面，就政治哲學而言，柏拉圖對話也指出“地生人”在現(xiàn)實層面上可能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就純粹哲學而言，柏拉圖的討論表明哲學在“同一性”問題上與“地生人”有著內在的相生關系。以上的思辨很難再用當前的研究框架來進行解釋。與其說在哲學領域“地生人”仍然代表了民主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不如說在這一思想世界中，“地生人”反而成為哲學家反思民主意識形態(tài)乃至社會政治的利器。無論是悲劇還是哲學，我們都將看到“地生人”不同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另一面相。

針對目前中西學界的研究現(xiàn)狀，本書希望通過以下四章展開對“地生人”問題的討論。（1）神話：在希臘尤其是雅典神話系統(tǒng)中，“地生人”神話（厄里克托尼俄斯神話與潘多拉神話的結合）意味著希臘人不是由女人所生，而是從大地中生出來的。因此所有男人都是同一大地母親所生的兄弟，而女人作為另一族類（γ?νο?）被排除在“人”（?ν?ρ）的范疇之外。（2）政治：“地生人”神話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奠基性意識形態(tài)。一方面，由于所有雅典男人都是大地母親所生的兄弟，因而是相同的、平等的公民；另一方面， 這一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同一性”的意識形態(tài)也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它將女人、奴隸、外鄉(xiāng)人作為其他“族類”或絕對的“他者”排除在外，以保持最純粹的雅典種族。（3）悲劇：當“地生人”神話與雅典城邦現(xiàn)實結合時，其以“地生”起源為基礎的意識形態(tài)遭遇到了現(xiàn)實兩性生育的結構性困境。女性在悲劇中大比例地出現(xiàn)，顯示出現(xiàn)實層面希臘人對女性群體以及女性所代表的感性、瘋狂等激情感到焦慮。由此，現(xiàn)實與神話、男人與女人、家庭與城邦之間總是呈現(xiàn)出對抗與張力。（4）哲學：“地生人”神話對“同一性”的強烈追求最深刻地反映在古希臘哲學中。柏拉圖對“同一性”問題的長期思考深刻地展現(xiàn)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與悲劇相同， 他同樣認識到在神話、政治層面追求“同一性”（或“純一性”） 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不同于前者的是，柏拉圖轉向了個體靈魂對“純一性”追求的哲學思考，這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基本問題意識。 

讀者將會看到，在本書這四章中，前兩章梳理了“地生人”作為起源神話的敘事邏輯及其與雅典社會、政治思想的密切關聯(lián)，后兩章則集中討論了目前學界研究尚未深入探索的兩個領域：悲劇與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四章，讀者將看到，“地生人”問題不僅僅是政治與神話的問題，而且還是政治與悲劇、政治與哲學的問題。由于“地生人”問題的豐富性——它貫通了神話、政治、戲劇、哲學——這本小書希望對“地生人”這一主題展開初步探索，呈現(xiàn)這一問題的復雜面貌，以期引起更多學者對此討論的興趣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