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不幸英年早逝的北大詩人胡續(xù)冬曾出版《去他的巴西》一書，其中的警句包括：“我不是我的瘦身軀，巴西也不在巴蜀西。”本文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對最早報道斯諾登事件的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2021年出版的關(guān)于巴西的新書的介紹，以期承接和發(fā)揚詩人胡續(xù)冬聯(lián)系巴西和中國的想象力。文章原刊“實驗主義治理”微信公眾號，澎湃新聞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載。
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 1967-）是美國著名左翼記者。2014年，以他為團隊負責人的《衛(wèi)報》因首先報道斯諾登事件而獲得普列策獎。斯諾登（Edward Snowden, 1983-）通過聯(lián)系格林沃德，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大量高度機密文件（特別是美國遍布全球的監(jiān)聽活動），震撼了全世界，也促使中國下決心大力加大自主研發(fā)投入。2013年5月20日，斯諾登從夏威夷飛往香港，首次和格林沃德會見。6月21日，美國司法部根據(jù)1917年的《反間諜法案》指控斯諾登。兩天后，斯諾登從香港飛往俄羅斯，在莫斯科國際機場的登機區(qū)域住了一個月以后，獲得俄國的政治庇護。七年后的2020年10月，斯諾登獲得俄國永久居住權(quán)。2014年10月10日紐約電影節(jié)首映了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以斯諾登和格林沃德兩人為主角（“第四公民”是斯諾登首次秘密發(fā)送郵件時的署名）。2015年《第四公民》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斯諾登和格林沃德在香港一家酒店的房間里，2013年6月。
有趣的是，格林沃德并非學新聞專業(yè)出身，他1994年從紐約大學（NYU）法學院碩士畢業(yè)后，在曼哈頓當了十一年律師，主要出庭處理涉及言論自由的憲法案件。2005年，到了三十七歲的格林沃德決定換一種活法，放棄律師職業(yè)而買了一張去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的機票。里約的伊帕內(nèi)瑪（Ipanema）海灘非常有名, 格林沃德在海邊一個酒吧喝酒時，忽然一個手球把他酒杯打翻了。打翻酒杯的年輕人來道歉，自我介紹叫大衛(wèi) ， 兩人一見鐘情，決定成為終生同性伴侶。格林沃德也因此同性婚姻獲得了巴西的永久居住權(quán)。
格林沃德、大衛(wèi)以及他們領(lǐng)養(yǎng)的兩個孩子
大衛(wèi)（David Miranda）于1985年5月10日出生于里約的貧民窟 ，他的妓女出身的母親在他五歲時去世了。大衛(wèi)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自學成才，目前是巴西議會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國會議員。大衛(wèi)本來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因為從2005年開始和格林沃德一起生活，也邊緣性地參加了2013年斯諾登爆料。當他和《衛(wèi)報》的團隊成員一起從倫敦希思羅機場離開英國時，英國情報部門單獨把他一人扣留，這使得他認識到自己黑人身份所受到的歧視。大衛(wèi)后來起訴英國政府勝訴，令他下決心作為里約貧民窟的代表參選市議會。
2016年，三十一歲的大衛(wèi)當選里約市議會議員，他是里約市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和同性戀議員。他的來自最底層的成長經(jīng)歷使得他對貧民窟的居民有自然的親和力。與他同時當選市議員的黑人女性瑪麗埃爾·佛朗哥（Marielle Franco）得票更多，但她競選時沒有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2018年3月14日，瑪麗埃爾慘遭暗殺 。這部分是因為她長期維護貧民窟居民的權(quán)利，反對警察以緝毒為名在貧民窟隨意開槍而遭到以退役警察為主體的“民兵”的報復(fù)，也可能和她當選后公開了同性戀身份遭到保守人士嫉恨有關(guān)。格林沃德和大衛(wèi)與瑪麗埃爾和她的同性伴侶四人是好朋友，瑪麗埃爾的遇刺進一步激發(fā)大衛(wèi)要繼承她的遺志。
格林沃德和大衛(wèi)以及他們的孩子，與瑪麗埃爾和她的妻子的合影，2018年初。
2019年1月中旬，在2月1日的新任總統(tǒng)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 1955-）就職儀式之前，巴西議會唯一的同性戀議員珍·威利斯（Jean Wyllys）突然宣布辭職，并說明不再居住在巴西，因為他擔心極右翼的博索納羅總統(tǒng)本人及其支持者會威脅到他的生命安全。這并非過慮，因為瑪麗埃爾之被暗殺對所有既是左翼又是同性戀的政治人物構(gòu)成了現(xiàn)實危險。更有甚者，里約警察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有重大嫌疑暗殺瑪麗埃爾的“民兵”負責人的妻子和母親竟然都在博索納羅兒子（也是議員）的辦公室工作。但大衛(wèi)不顧個人危險，接替了威利斯辭職留下的議席空缺，成為巴西國會議員（大衛(wèi)在2016年當選里約市議員后，又于2018年參選國會議員，因為巴西議會選舉是采用比例代表制，他當時在黨內(nèi)得票排位第五，而社會主義和自由黨在國會中只有四個議席，故他2018年沒有能進入國會，而是在2019年1月通過補空位議席進入）。
2021年，格林沃德出版了《捍衛(wèi)民主：我在博索納羅總統(tǒng)治下的巴西為出版自由和正義而斗爭》（Securing Democracy: My Fight for Press Freedom and Justice in Bolsonaro’s Brazil）一書，生動記述了他2019和2020兩年和大衛(wèi)在一起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巴西反腐敗“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 Wash）走偏的過程，以及他通過和斯諾登類似的爆料使得被誤判入獄的前總統(tǒng)盧拉出獄的事件。
格林沃德2021年4月出版的《捍衛(wèi)民主：我在博索納羅總統(tǒng)治下的巴西為出版自由和正義而斗爭》
2014年的“洗車行動”是從巴西一個一百七十萬人口的城市庫里蒂巴（Curitiba）開始的，其命名來自最先在加油站洗車時發(fā)現(xiàn)的非法洗錢。負責此反腐敗行動的是該城法官塞爾吉奧·莫羅（Sergio Moro） 和檢察官德爾坦·達拉格諾（Deltan Dallagnol）。他們的行動最初得到了巴西民眾和媒體的廣泛支持，特別是當他們給巴西最大的建筑公司奧迪布里切特（Odebrecht）的總裁馬塞洛·奧迪布里切特（Marcelo Odebrecht）判了十九年監(jiān)禁之后。在民眾眼中，馬塞洛財大氣粗，無人敢碰，卻被“洗車行動”拿下，并牽扯出巴西一半的州的州長和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可見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以及執(zhí)行調(diào)查和抓捕的警察是英雄。2018年上映的巴西電視連續(xù)劇 《黑金高墻》（O Mecanismo）就反映了這種觀點。
奧迪布里切特建筑公司同時是巴西最大的國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的主要供貨商之一?！跋窜囆袆印边M一步查出了巴西石油公司董事保羅·科斯塔（Paulo Costa）的腐敗行為，再通過向他提供認罪減刑（plea bargain），讓他供出更多的受賄人員，大批政治家的嚴重腐敗從而被發(fā)現(xiàn)。例如，國會議長愛德華多·庫尼亞（Eduardo Cunha）受賄四千萬美元，被判處十五年監(jiān)禁。巴西石油公司在供貨商選擇上的腐敗機制極為精致，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學研究的經(jīng)典案例，涉及到不完全信息博弈論和2009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論。
但是，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洗車行動”卻開始走偏了。這與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的反腐敗理論有密切關(guān)系。根據(jù)巴西圣保羅大學政治學教授費爾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的研究（“From Birth to Agony: The Political Life of Operation Car Wash,”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Volume 71, Issue Supplement 1, 2021, pp. 151-173）, 莫羅法官早在2004年的一篇論文中就希望巴西學習意大利1990年代的反腐敗“洗手行動”（Mani pulite），因為在他看來意大利反腐敗的關(guān)鍵是廣泛采用了預(yù)防性羈押（preventive detention）。預(yù)防性羈押本來在刑法中是特例，只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才能使用 （例如，如果個別嫌疑人確實有傷害證人的現(xiàn)實危險的話，那么在審判定罪之前對其預(yù)防性羈押就是合理的）。但如果過于寬泛地使用，對幾乎所有嫌疑人都不經(jīng)審判而預(yù)防性羈押，就會損害嫌疑人的正當合法權(quán)利。如果再加上對被預(yù)防性羈押的嫌疑人提供認罪減刑，就提供了嫌疑人為了自己減刑而亂咬其他人的不良動機。實際上，意大利1990年代的“洗手行動”已經(jīng)暴露了濫用預(yù)防性羈押的弊端，也沒有正真使得意大利的腐敗問題有所改觀。
巴西的“洗車行動”比意大利的“洗手行動”走的更遠，因為達拉格諾檢查官在預(yù)防性羈押之后又實際上加了嫌疑人自證清白一條。當然，正如利蒙吉教授所指出，達拉格諾檢察官沒有敢說得這么直白，因為這實際是推翻現(xiàn)代刑法的基本原則：“清白，直到被證明有罪”（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而不需要嫌疑人自證清白。達拉格諾檢察官論證是，因為腐敗案件偵破難度大，可以通過許可更多的間接證據(jù) （如嫌疑人提不出別的合理解釋）來定罪。為此，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共同推動“反腐敗十條”作為新的立法 ，但始終沒有獲得足夠的民眾和議員的支持。例如，他們提出的“反腐敗十條”中的第九條是要求擴大預(yù)防性羈押的采用范圍，其理由是嫌疑人的贓款可能被消耗掉或轉(zhuǎn)移走，但其實完全可以有其他金融技術(shù)方法來解決，無需因此廣泛采用預(yù)防性羈押。
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的反腐敗理論的弊病在前總統(tǒng)盧拉2018年被判九年入獄的案例中凸顯出來，這也是“洗車行動”的最高潮。巴西另一個大建筑企業(yè)OAS的董事利奧·皮涅羅（Leo Pinheiro）在2014年因洗錢被判監(jiān)禁十六年，他為了給自己減刑，亂說盧拉有一個海邊樓房的單元間，并說自己的公司負責裝修。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竟然倉促據(jù)此給盧拉定罪，并使得盧拉在2018年4月7日到庫里蒂巴的監(jiān)獄服刑。在此巴西歷史的關(guān)鍵時期，格林沃德于2019年6月9日發(fā)表了類似斯諾登的爆料：有人匿名發(fā)給他的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察官五年之間的“電報”（Telegram——俄國兩兄弟發(fā)明的交談軟件）談話記錄，其中明顯看出莫羅法官違背了公平和中立原則，長期“指導”達拉格諾檢察官辦案。
格林沃德對“洗車行動”的爆料，大大扭轉(zhuǎn)了公眾對莫羅法官的原本良好的印象，加之莫羅自己加入2019年新上任的極右翼的博索納羅總統(tǒng)的政府任司法部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懷疑他2018年判盧拉入獄的公正性。因為盧拉2018年4月入獄就失去了第三次參選總統(tǒng)的資格，給博索納羅的當選掃清了最大障礙。貌似公正的莫羅法官實際上干預(yù)了民主選舉過程。
2019年11月8日，巴西最高法院決定釋放盧拉，至此他已經(jīng)坐了五百八十天的監(jiān)獄。在出獄的前一天，盧拉寫信給格林沃德，感謝他的爆料對自己釋放的關(guān)鍵作用。格林沃德在“捍衛(wèi)民主”新書的第十三頁，給出了盧拉來信的手跡：
盧拉手跡：My dear comrade Glenn, I was so proud watching you confront that nauseating figure of the rotted Brazilian media. You are providing an extraordinary service to Brazilian democracy, speaking truths that the rotten part of the press won't say.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existence, you have my solidarity. Hugs, with admiration from a friend Lula: not afraid to be happy.
2021年9月14日，最初陷害盧拉的皮涅羅聲明沒有盧拉受賄一事。盧拉將于今年10月2日第三次競選總統(tǒng)，目前他的民調(diào)遙遙領(lǐng)先現(xiàn)任總統(tǒng)博索納羅和也參選總統(tǒng)的莫羅法官。
格林沃德2019年的巴西爆料，可能和2013年的斯諾登爆料，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它不僅使盧拉重返政治舞臺，而且提出了深刻的民主理論問題。莫羅法官和達拉格諾檢查官的反腐敗理論，實際上預(yù)設(shè)了司法部門的人員比立法部門的人員更具有合法性，這是沒有民主理論根據(jù)的。來自巴西的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昂格爾（Roberto Unger）教授曾擔任盧拉政府的戰(zhàn)略事務(wù)部長，他的哈佛批判法學同事馬克·圖什奈特（Mark Tushnet）教授2021年的新書深入探討了巴西“洗車行動”的正反經(jīng)驗和教訓，可供關(guān)心反腐敗和民主理論的朋友進一步閱讀。
馬克·圖什奈特的著作
昂格爾和盧拉
附：巴西最大建筑工程公司腐敗的具體機制
目前，尼古拉斯·坎波斯（Nicolas Campos）等四位智利經(jīng)濟學家對巴西“洗車行動”中查出的奧迪布里切特公司腐敗的具體機制的研究最為深入。在十個拉美國家和兩個非洲國家的政府基礎(chǔ)設(shè)施工程的初始招標過程中，奧迪布里切特公司主要通過操縱主觀競標準則 （subjective bid criteria）來排除競爭者。例如，在里約圣杜蒙特（Santos Dumont）機場的建設(shè)招標中，奧迪布里切特公司向機場管理機構(gòu)——巴西機場管理局（Infraero）總經(jīng)理和三名董事行賄三百八十萬美元，以換取標書中加入有排除六個競標者的效果的條款，而剩下的六家競標公司實際上是奧迪布里切特公司自己秘密組織的卡特爾。在招標成功以后，奧迪布里切特又通過腐敗來“再談判”（renegotiations）初始報價，虛增工程的建設(shè)成本。坎波斯等對奧迪布里切特公司的八十八個建設(shè)項目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進行過行賄的六十二個項目，“再談判”后的最終造價比初始報價高出百分之七十點八；而沒有進行過行賄的二十六個項目，“再談判”后的最終造價比初始報價高出百分之五點六。
但這種在競標過程中和招標成功后“再談判”中的腐敗手法，奧迪布里切特公司并沒有什么創(chuàng)新，而是很多公司在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常用的。它的真正創(chuàng)新是2006年在公司內(nèi)建立了結(jié)構(gòu)化行動部（Department of Structured Operation，簡稱DSO）， 實際就是專門負責行賄的部門。這方面的學問很大，因為行賄要考慮到受賄人的方便，如果提著大麻袋現(xiàn)金去行賄，往往不會成功。劍橋大學政治學沙曼（Sharman）教授對不同的洗錢方式的不同的“腐敗效率”，有細致研究。
沙曼的著作
坎波斯等學者的研究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fā)現(xiàn)，即奧迪布里切特公司的行賄額度和從行賄中得到的利潤，相對于建設(shè)項目的總投資成本而言，并不高，如下圖所示：
從圖中可以看出，奧迪布里切特公司的行賄額度還不到總成本的百分之一，而它從行賄中得到的利潤大約是總成本的百分之二。自從2006年奧迪布里切特公司建立專業(yè)化的行賄部（DSO）后，其市場占有份額迅速增加，從2003年的世界第三十一大建筑公司，變?yōu)?016年的世界第六大建筑公司。但它的利潤占總成本的比重一直在百分之二左右?？膊ㄋ沟葘W者用伯川德競爭模型（Bertrand competition）來解釋, 即一開始很小的成本優(yōu)勢可以導致市場占有率的擴張，但并不帶來利潤的相應(yīng)大幅增長。這里，“一開始很小的成本優(yōu)勢”就是奧迪布里切特公司建立的專業(yè)化的行賄部，它先以低報價來大量中標，然后通過“再談判”提高初始報價。
奧迪布里切特公司在十個拉美國家和兩個非洲國家行賄，但有些洗錢通過了紐約的銀行，故2016年在巴西“洗車行動”給奧迪布里切特的處罰之外，美國司法部又根據(jù)1977年通過的《反海外腐敗法》(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of 1977）給予奧迪布里切特二十六億美元的罰款，這是美國司法部過去四十年來根據(jù)《反海外腐敗法》處理的最大案件。而坎波斯等學者的研究還有一個意外的發(fā)現(xiàn)，即德國西門子公司比較笨，它是美國美國司法部根據(jù)《反海外腐敗法》處理的第二大案件，但它十年中從腐敗中所獲利潤小于它的行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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