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中國研究的“第三條道路”

《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陳映芳著，臺大出版中心，2021年3月版

“同志，你是哪個單位的？”

如今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曾經每個人都隸屬于一個“單位”。由于這種“單位”源于戰(zhàn)爭年代的“伙食單位”，在一個“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社會主義國家”，誰離了“單位”誰就沒有了伙食來源，誰就不能存活。于是，一個人可以沒有職務、沒有錢財、甚至沒有親人，卻不能沒有“單位”。“單位制”，曾經是中國最基本的社會結構單元，不經過它，沒有人能理解得了中國社會。

不過，到了1970年代末，“單位制”開始日漸松動，逐步消亡。那么，在中國，是什么替代了曾經的“單位制”？有社會學家提出，是1990年代的“項目制”取代了“單位制”?？墒牵瑫腥诉@樣問嗎：“同志，你是哪個項目的？”

社會學家陳映芳教授在《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一書中提出的第一個原創(chuàng)觀點就是：“家庭化”。對于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演變研究的學者來說，在對“單位”的消失與去向百思不得其解之時，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如同當頭棒喝，一下子就清醒了過來：“小王，你結婚了沒有？”——原來，逼婚的社會，也是“社會家庭化”的結果。

社會學著作《秩序與混沌》一書分四部分共十二章四百一十頁，內容跨越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著眼點落在人們日常生活背后的基本的、又是重大的社會結構性變遷問題上。不過，再重大的敘事，對于社會學來說，都要從個別的人開始，這是從社會學三大創(chuàng)始人之一馬克思開始就確立了的原則。馬克思責備黑格爾，社會學家責備哲學家，說哲學家在沉思中“從抽象到具體”，講的都是自己的觀念，不是社會現實。這種方法講出來的歷史，都是英雄的歷史，而不是人民的歷史。馬克思就此提出“從個別到一般”，要求從個別的人、個別的事開始，在社會過程中觀察一般性的社會現實的形成。于是，作為個別人的一個個普通人也開始成為歷史的主人公。馬克思提出的這一原則歷久彌新，直到今天，仍然是社會科學中最為精髓的思想財富?！吨刃蚺c混沌》同樣從個別的人、個別的事開啟研究：1970年代末中國第一場大規(guī)模社會劇變，也就是短時間內數百萬知青返城的故事。如著作副標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所示，這種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在人類歷史上，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稱得上“社會奇跡”。只是，這個“社會奇跡”是如何可能發(fā)生的？是什么樣的動力，才可能促成這一“社會奇跡”，進而推動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轉型”下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總共約一千七八百萬“知識青年”被從城市送到鄉(xiāng)村生活，然而這一場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行動并不成功。七十年代末，“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聲浪一波勝過一波，政府面臨巨大的壓力，單單就業(yè)問題就無法解決。然而，催動大規(guī)?！吧鐣孥E”的，卻是最卑微的訴求：“回家”。陳映芳寫道：“知青的‘回城’訴求，不僅由個體生活需要演變成了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由一個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直接轉變成了親子團聚的人間常情、家庭倫理問題。在同時期云南知青的其他各種請愿書、宣言書、標語口號和詩歌、宣傳書等等中，諸如‘骨肉團聚’、‘歸來吧，孩子’這一類親情訴求，有大量的表述?！保?7頁）許多人人都見過、卻從未被注意的東西，到了陳映芳手中，都成為她最有力的論據：紀實文學《我們要回家》、知青紀錄片《我要回家》《爭取回家》《終于回家》，甚至連中央電視臺隆重推出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描寫鄧小平就知青返城問題在中央會議上做出至關重要的決策時，說的還是一句“讓孩子回來吧”，以“回家”的力量“終結了高層內部的爭議”（68頁）。就此，作者評述道，“知青成為‘孩子’，返城成為‘回家’——家庭及其角色、倫理被各種力量共同啟動”，創(chuàng)造了轉型中國的第一個“社會奇跡”。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曾說：“一切社會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會，就是家庭?！保ā渡鐣跫s論》，第一卷，第二章）他的社會契約思想于是從談論“家庭”成員的關系開始，走向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契約關系，探討社會共同體的建構。同樣，陳映芳將社會“家庭化”，稱之為“社會生活正?；薄蛋偃f中學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自此從城市到了鄉(xiāng)村，由市民成了農民，“不帶走一片云彩”。哲人或智者在自己的沉思之中，替所有人安排好了他們的生活與命運，這當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社會生活。

陳映芳發(fā)現，“家庭化”不僅促成了社會生活的正?；?，甚至在中國其后幾十年的經濟奇跡中，都同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諸如人們常說的“人口紅利”，又如在國企改革中大批下崗職工在公共保障不足的情況下，依賴的常常是家庭互助。沒有“家庭化”，無論市場化五大改革中最重要的企業(yè)改革、還是持續(xù)數十年增長的經濟奇跡，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陳映芳“家庭化”的發(fā)現，由于回到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單元上，使得曾經看似無比錯綜復雜的中國社會問題，突然間變得簡單了。在中國學界，陳映芳從“單位”到“家庭”的觀點，糾正了流傳很廣的“單位制”轉變?yōu)椤绊椖恐啤钡挠^點，解決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研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同時是無法繞過的——社會轉型的連貫性——問題。正如霍布斯曾提出著名的“分解綜合法”，他把問題首先不斷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基本要素，然后再運用理性使之綜合起來，由于“家庭”恰好是“單位制”崩解之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單元，所以，基于它的綜合，也就使“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社會變得易于理解起來。

不過，有結構就有等級，就像阿倫特曾說過的，“等級制本身是命令和服從者共享的，雙方都認同等級制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等級制中他們彼此都有預先規(guī)定好的牢固地位”（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等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88頁），一個由家而國的社會，必定有著需要闡釋的等級身份問題。從這里，我們就來到了全書的第二大主題“等級間可流動的身份制”。

在“群眾”離開“群眾運動的單位”，“回家”之后。全世界所有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學者，都面臨一個新問題：“群眾”的去向問題?！盎丶摇敝?，“群眾”是什么身份？他們可能從社會結構中消失掉嗎？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界關于中國社會的研究，起初，在冷戰(zhàn)后社會主義陣營紛紛倒向西方國家、意欲轉向公民社會的背景下，很自然地以“公民社會”為參照系去研究。法國著名漢學家、曾擔任歐洲最大的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謝弗利（Yves Chevrier）1995年曾發(fā)表一篇上百頁的重要論文《公民社會問題：中國與柴郡貓》（Yves Chevrier,  La question de la société civile, la Chine et le chat du Cheshire, études chinoises, vol. XIV, 2 (automne). DOI : 10.3406/etchi.1995.1237.），幾乎把法語世界所有重要的中國研究都囊括在“公民社會問題”這一個總名下連貫處理。說其“重要”，自然有原因。但凡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大都知道有年鑒學派，也很容易知道年鑒學派1970年代的新史學轉向。有說法說新史學轉向之后，分裂成很多不同的細分學科，因而碎片化了。但那只是他人的看法，不是年鑒學派學者自己的看法。對于年鑒學派來說，每興建一個學科，都不是起個名字立塊牌子的事情，而是需要從學科范圍界定、概念術語定義、史料批評、方法論建構、學科意義建構、爭議與辯論的歷史等幾大方面有全面且充分的嚴肅研究，才能建立起一個新的細分學科。經過這樣的學術建構，一方面，所有的新學科都在底層互通，既跨學科又不碎片；另一方面，把觸角伸進包括社會學的其他一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有著史學一統(tǒng)天下的野心。所以，謝弗利的論文，大有要在年鑒學派新史學之下開辟一門“中國學”的氣勢。今天我們事后批評說，當時的學者有些想當然地認為“群眾”變成了“公民”，然后用“公民社會”作為總線索去觀察和評價中國社會發(fā)展狀況。這一進路必然難以成功，但這不等于說學者會輕易放棄。有趣的是，十五年后，謝弗利卷土重來。2010年，他為一本厚厚的中國研究論文合集寫了近百頁的導言，題為《從有問題的城（cité）到可居住的市（ville）：20世紀中國城市社會的史學和史料學》（Yves Chevrier, De la Cité problématique à la Ville habitée: Histoire et historiographie de la société urbaine chinoise au XXe siècle,  in Yves CHEVRIER, Alain ROUX et Xiaohong XIAO-PLANES (éd.), dir, Citadins et citoyens dans la Chine d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0, pp.15-101.），處理的仍然是十五年前的那個大問題，只是理論框架從“公民社會”回到了韋伯社會學。城（cité）用的是古希臘城邦的內涵，有著世俗化政治共同體的內涵，是韋伯社會學的術語，而市（ville）僅僅是人們聚居的地點，缺乏秩序內涵。僅從題目中這個變化，也可以看出，歐洲重量級學者放棄了“公民社會”的理解進路，退了一步，要從韋伯社會學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發(fā)生的變化，并且確認，中國的城市化也沒有走向韋伯所描述的那種世俗化的城（cité），而是停留在可居住的市（ville）。如果我們了解了歐洲學界當代中國研究的這些動向，我們就會知道陳映芳教授如何在“市”的方向上更進一步。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歐洲主要的中國研究學者曾經采用的研究進路之變化?？墒俏覀冋f，無論怎么變，不變的是，這些研究進路始終是用學者的眼光看中國，做出的研究總是“他人眼中的中國”，而總不似“中國本身”。

而陳映芳教授的社會學研究，恰恰是完全回到了“中國本身”，在中國社會自身的演進之中，提出了既非“國民”也非“公民”的“市民”研究路徑，其如此獨特，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奇特的市民”：過去的“群眾”啊，原來你們現在在這里！

九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中國政府希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國家的“國民”，就成為“回家”之后的“群眾”的新的可能身份，且是官方所希望的身份。然而在實行中，卻因社會經濟形式的變化，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變了形。陳映芳觀察到，在農民身份的現代化過程中，當時不少學者呼吁國家給予農民和農民工更多、更平等的“國民待遇”，可惜進城的農民卻不怎么領情，他們更愿意成為“市民”，而非“國民”。

他們對政府引導的“國民”身份毫無興趣，對西方想象的“公民”身份還茫然無知，但他們很清楚“市民”的好處：沿襲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戶籍身份，綁定了包括居住保障、教育資源、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和其他社會福利等各種市民待遇。有了所在城市的戶籍，才能享有市民待遇，參與社會保障體系。而這一保障體系尚未普及到農民，且可能遙遙無期。某種程度上，農民一直都是“國民”，一直都在默默承擔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義務。但與“市民”比起來，農民同樣是“國民”，卻是不平等的。即國民和國民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相比之下，市民與市民之間，反而更加平等。如此看來，農民追求變成“市民”身份，就再自然不過了。同時，如陳映芳調查中總結的，“農民”的生活原則，是“生存需要原則”。而一旦成為“市民”，就意味著擺脫了“生存需要原則”，提升到“有意義的生活的原則”。這種生活品質上的提升，是“國民”身份所不能提供的，甚至是在過去幾十年中被壓制的。

從1978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經歷了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在這一過程中，離開故土的農民，離開了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熟人結構社會，卻既沒有成為“國民”，也沒有成為“公民”，而是成為了逐利的“市民”。到了這里，我們就發(fā)現，陳映芳的社會學著作，不僅是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年代規(guī)模浩大的社會變遷的著作，還是幫助理解經濟何以取得發(fā)展奇跡的著作。正是這些從“單位”釋放出來的逐利的“市民”，在世紀交替“與國際接軌”的背景下，重新依靠WTO等成熟的國際市場規(guī)則組織了起來，身價倍增。一旦如此接軌，一個中國人和一個美國人，就只有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國籍的不同，而沒有經濟學意義上的不同。而此時的中國人，在自身的身份上，既不追求“國民”，也無意識到“公民”，還全力向往“市民”，所有這些條件為逐利的國際資本提供了做夢都想不到的天賜機緣：和美國人做同樣甚至更多的勞動，卻既無政治訴求，也沒有權利訴求，只求“有意義的生活”而已。難怪國際資本興奮地歡呼中國的“人口紅利”。是的，正是這“奇特的市民”，吸引了全世界逐利的資本，在他們提供的成熟市場規(guī)則之下，“市民”們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價值，造就了中國市場的繁榮、經濟的騰飛。于是，從“可居住的市（ville）”里那些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而拼搏的逐利的“市民”，開出了一條不同于“公民”和“國民”的“市民”的社會學研究之路，同時，也為我們勾勒出了研究當代中國經濟奇跡的“第三條道路”。當然，我們說“第三條道路”，并非指恰好是“第三條”，而是借用這個詞來表達一種跳出左右為難的困境的新研究路徑。

“城市化”一度是西方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一條主線。可是，眾多研究者，誰又能想到，研究中國的“城市化”，最清楚明白的竟然就是“市民”這一線索呢？確實，誰也想不到，這正是社會學的特征。社會學不是沉思冥想的學科，而是行動中獲得答案的學科：只要去問問當事人，他想成為什么身份，最好的答案就有了。就是這樣，作者緊貼中國自身的社會現實，運用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手段，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妄自菲薄，以最自然而然的方法，找到了這一給全世界研究中國的學者們都可能帶來興奮的“市民”研究路徑。

《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跡”》中有中國社會諸多細節(jié)的嚴肅研究，非止以上兩點。但僅僅是以上兩點，對一個深度關心著中國命運的人來說，就可能已經可以幫助他打開中國社會二三十年關鍵變遷的黑匣子，去探索那些難為人知的奧秘。而對于從事中國研究的專業(yè)學者而言，這首先是一部嚴整規(guī)范的學術著作，其次是一位有著出眾學術直覺的學者的作品，其三是其中遍布著具有啟發(fā)性的問題意識，依然可以引領著諸多后來人繼續(xù)深入，開辟新的研究。

如果說要對這部蘊藏著仍然有待挖掘的寶藏的作品作出什么批評，首先就是這些“寶藏”埋得還是太深了，要深入閱讀，對讀者的知識儲備有一定的要求。其次，從一位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看，總是情不自禁地希望作者寫出更多如“市民與國民”那樣有情節(jié)轉折的故事，總之，歷史學家永遠都會責備社會學家說：如果能寫得更像歷史，就更好了。不過，對于那些深深關注著中國命運、力圖求解社會現實問題的讀者，相信一定會在閱讀中找到足以幫助他們增進理解這個時常令人不知所措的時代的寶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