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思想家活躍于哲學殿堂，被美國教育網(wǎng)站The Best Schools評為“全球在世的五十位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的瑪莎·努斯鮑姆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四七年，瑪莎·努斯鮑姆生于美國一個律師家庭。受其父影響，她一直視“努力工作、紀律與快樂”為一體，并在人生中身體力行。努斯鮑姆是一個極其聰慧又勤奮的女性，這一點可以從她發(fā)表的數(shù)量頗豐的作品中看出來。一九七八年以來，努斯鮑姆出版了二十余本專著，其中包括：《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愛的知識》（Love’s Knowledge）、《詩性正義》（Poetic Justic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思想的劇變》（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義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女性與人類發(fā)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等著作。此外，她還主編了二十一本著作并發(fā)表了四百五十余篇文章。這些書籍與文章涵蓋文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女性主義等諸多領(lǐng)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學術(shù)界都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為努斯鮑姆贏得了極高的榮譽。她由此獲得了來自美洲、歐洲、亞洲等諸多學校與機構(gòu)的六十三個榮譽學位及無數(shù)獎項。
瑪莎·努斯鮑姆
一
最早讓人們開始關(guān)注努斯鮑姆其人其思想的是《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一書，這本書為她贏得了廣泛的贊譽。西方自蘇格拉底開始，就一直在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個問題，“過好的生活”或者“有德的生活”成為那個時期哲學家們的共識，有人甚至將“德”與“?！敝苯酉噙B，將“德”視為一個人是否配享“?！钡臈l件。然而，現(xiàn)實生活中，德與福往往是分離的，對好生活的希冀有時恰恰就是悲劇的開端，好人往往沒有好報，有德者常常因其對道德的堅持而深陷苦海。當人們觀看古希臘的悲劇時，經(jīng)?？畤@人生無常，努斯鮑姆則從這種無常人生的悲劇和苦難中看見了道德的沖突與運氣因素。與蘇格拉底傳統(tǒng)關(guān)注人類在追求幸?；蛑辽七^程中的可控因素不同，努斯鮑姆從古希臘的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人類在追求幸福生活過程中的不可控因素。
努斯鮑姆有著深厚的古典學功底，她善于用神話和故事來描繪與呈現(xiàn)人性與道德生活的復雜性，如《安提戈涅》《赫卡柏》。經(jīng)由努斯鮑姆的解讀，我們所看到的好生活是可欲而又脆弱的，與之相伴的常常是人們在道德情感上的掙扎，或者說不得不面對那些超出自己控制范圍的事態(tài)的深切悲哀。而這種悲哀卻只會出現(xiàn)在那些心懷道德卻深受運氣影響的人身上。正如努斯鮑姆所說：“命運的突變、怨恨和痛苦的回憶，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來說，非但在所難免，而且似乎還是恰如其分的?！保ā渡频拇嗳跣裕汗畔ＥD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徐向東、陸萌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當俄狄浦斯的女兒安提戈涅不顧國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自己因叛國而死的兄長波呂涅克斯時，當克瑞翁因做出一個自認為合理的決定而妻離子散時，無論是安提戈涅還是克瑞翁對道德的堅守都呈現(xiàn)了善的脆弱的一面。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這種道德堅守使他們陷入了困境，因為一個沒有品格的人是不會讓自己陷入這種道德困境的，他不在乎他人的處境，不在乎他人的生命，甚至不在乎他人怎么看待自己。努斯鮑姆將人類比作脆弱的植物，其存在之美始終與其脆弱性連在一起。當一個人富有道德感而又想活得好的時候，悲劇就會發(fā)生。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
如果說我們從安提戈涅與克瑞翁的悲劇中體會到的是對那些受道德運氣左右的人的深切同情的話，那么在讀了努斯鮑姆對赫卡柏的悲劇命運的分析后，感受至深的卻是一種道德的絕望。赫卡柏是特洛伊的王后，她一直篤信高貴者的道德品格不會因厄運而喪失。即便在國家滅亡、丈夫與大多數(shù)孩子都死去、自己淪為奴隸的情況下，赫卡柏也沒有喪失這一信念。然而，當她在海邊看到自己最后一個孩子的尸體時，一切都變了。出于對朋友的信任，她將自己的小兒子托付給了色雷斯國王波呂梅斯托，但這位“朋友”卻因貪圖錢財而殺害了她的孩子，并草率地將其拋尸大海。那一瞬間，赫卡柏基于信任的道德生活崩塌了，她凄惶地說道：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赫卡柏的結(jié)局是悲慘的，她選擇了獨自復仇，放棄了一貫的道德堅持，并在悲劇的結(jié)尾被預言會變成一條狗。要明白，在萬事萬物中，人一旦放棄了人的身份，就意味著不用再堅守人所承諾的道德。赫卡柏的悲劇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道德生活常常是建立在對不確定之事的信念之上，而這恰恰是人類道德生活的脆弱所在。
從《善的脆弱性》一書中，或許我們無法找到“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指南，或許有人也如筆者一般困惑，忍不住去想，對于一個有德的人來說，好品格到底是他獲取好生活的保證，還是限制其人生的枷鎖呢？努斯鮑姆對這些悲劇的解析不禁令人想起了北島的那句膾炙人口的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好在努斯鮑姆本人并沒有這么悲觀，她向我們展示了人性和道德生活的復雜性，其目的在于讓人們對道德生活保持清醒。作為一個有著世界主義意識的思想家，她寄希望于人類多做一些努力，以減少悲劇發(fā)生的環(huán)境或背景。畢竟，努斯鮑姆之后的許多著作都致力于從普適主義的角度去改善那些深處困境中的人的境況。
二
女人是什么？在許多男性的眼中，女性是一種自出生就被打上“柔弱”烙印的生物。女性主義的杰出代表西蒙·德·波伏瓦在其被譽為“女性床頭的圣經(jīng)”的《第二性》一書中曾說過，就真正的事實表現(xiàn)而言，兩性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不能用電的正負極來做比喻的。男人同時代表了正子和中子，正如我們平日用英文“人”這個字就代表了全人類；女人只能代表副子，與全人類沒有關(guān)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大多數(shù)男人而言，“女人只不過是個子宮”。與波伏瓦一樣，絕大多數(shù)女性主義者都致力于改變女性的這種“從屬地位”，政治上爭取平等的權(quán)利，理論上在肯定男女“生物性別”差異的同時，努力從“社會性別”角度重新審視人類以往的思想，并試圖重新解讀原有的哲學、倫理、歷史等各種理論。經(jīng)過早期女性主義者的努力，與二十世紀女性主義者們所處的環(huán)境相比，如今的女性無論是在政治權(quán)利上還是自我意識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時至今日，女性依然無法與男性平等。面對這一現(xiàn)實，我們能夠為仍處于困境中的女性做些什么？努斯鮑姆在其許多作品中，如《女性與人類發(fā)展》《創(chuàng)造能力》等書中，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獨特而又務實的答案。
在《女性與人類發(fā)展》中，努斯鮑姆將目光投向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女性。因為這些地區(qū)的女性在獲得人類生活所需的基本功能方面缺乏支持。相較于男性，她們營養(yǎng)不良、健康狀態(tài)欠佳，并且更容易遭受身體暴力和性虐待。她們不太可能像男性那樣讀書識字，也不太可能接受職業(yè)教育或技術(shù)教育。如果她們試圖進入工作場所，她們將面臨更大障礙。（左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
努斯鮑姆沿襲講故事的習慣，在《女性與人類發(fā)展》中講述了兩個印度婦女的真實生活。賈亞瑪和瓦桑蒂都生活在一個女性極度依附男性的社會。賈亞瑪?shù)恼煞驅(qū)⒆约旱氖杖氪蠖蓟ㄔ诹宋鼰?、喝酒與外出就餐上，對家庭幾乎沒有助益。除了操持所有的家務之外，賈亞瑪還得辛苦地工作，以負擔孩子與家庭的各項開支。瓦桑蒂的丈夫和許多印度男子一樣，常常酗酒與家暴。為了得到印度政府鼓勵絕育的資金，一次醉酒之后，他竟然去做了絕育手術(shù)，瓦桑蒂由此失去了成為母親的機會。在印度，這兩位女性的生活狀態(tài)并不特殊，女性沒有受過正規(guī)教育和職業(yè)技能培訓是印度社會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努斯鮑姆覺得，從正義的視角看，這些地區(qū)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更值得關(guān)注，與之相比，中產(chǎn)階級女性面臨的特殊問題應該讓行。她的目標是讓所有作為人類的女性過上一種“與人類尊嚴相配的生活”?！耙环N沒有尊嚴與選擇的生命，一種只能充當他人附庸的生命，無異于死亡，人性的死亡?！?/p>
《女性與人類發(fā)展》
那么，如何改變這些女性的命運，將她們從荒廢的生命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呢？面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覺得應該致力于轉(zhuǎn)變?nèi)藗兊穆浜笥^念、改變這些人的貧困狀況，而前者往往可以隨著后者的改變而轉(zhuǎn)變。但是，努斯鮑姆顯然并不這樣想，雖然這些地區(qū)女性的窘境往往與貧困相關(guān)，但她從未將增加收入和財富視為改善女性境況的目標。因為導致女性不幸的不在于物質(zhì)上的匱乏，而在于能力的缺失。
從能力入手改變底層人民的處境這種思路是由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發(fā)展經(jīng)濟學中率先提出的，他因為對貧困、饑荒與正義等問題的不懈研究而被譽為“經(jīng)濟學的良心”。在森看來，大多數(shù)情況下，一些人之所以饑餓，不是因為糧食不足，而是因為喪失了平等與自由的權(quán)利；人們之所以貧困，不在于沒有物質(zhì)保障，而在于能力的缺乏。要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首先要實現(xiàn)的就是人們在“可行能力”上的平等。努斯鮑姆受森的影響，將這種視角延伸到女性處境的根本改變上。她為此羅列了十項人類核心能力并將這些能力的全部實現(xiàn)與人類尊嚴牢牢地綁在一起。仔細審視這份清單，我們可以看出這種針對性。比如，能夠“擁有良好的健康，充分的營養(yǎng)以及適當?shù)陌采碇帯?；能夠“免于各種暴力的威脅，能夠擁有性滿足與生育選擇的機會”；能夠“在獲得良好教育的基礎(chǔ)上，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去感覺、去想象、去運用理性”；能夠“快樂地參與各種娛樂活動”，等等。清單上所有的能力都是社會正義的“最低門檻”，女性的任何一種核心能力的缺失都意味著一種“正義的失敗”。一個社會，如果不能保證所有社會成員擁有這些底線水平的核心能力，那么，無論這個社會多富有，都不能算是一個“完全正義的社會”。雖然努斯鮑姆在其后來的專著中，如《創(chuàng)造能力》《正義的前沿》等書中一直強調(diào)這份核心能力清單，將其擴展到了全人類，但她最初在《女性與人類發(fā)展》中羅列它時，針對的卻是女性能力的匱乏。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相比于男性，女性尤其是貧困地區(qū)的女性在能力缺失上體現(xiàn)更甚。某種意義上，女性獲得這些核心能力是社會正義的底線。
三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如果以女性處理沖突的方式來運行，這個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在《政治情感：愛對于正義因何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s，中文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擬出版）一書中，努斯鮑姆非常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并且希望社會以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情感來建立公共文化。
重視情感是努斯鮑姆的哲學作品的一大特色。《政治情感》開篇就宣稱，所有社會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情感，所有現(xiàn)代的社會都需要培養(yǎng)民眾的政治情感。亞伯拉罕·林肯、馬丁·路德·金、甘地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杰出的政治領(lǐng)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懂得如何打動民心，如何激發(fā)民眾對共同事業(yè)的強烈情感。這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努斯鮑姆通過對歌劇、小說、藝術(shù)品的設(shè)計、歷史偉人的形象塑造與一些思想家的政治情感構(gòu)想等告訴我們這項工程應該如何完成。
努斯鮑姆用歌劇《費加羅的婚禮》開啟了她的情感分析之門。在這么多人的眼中，《費加羅的婚禮》是一部家庭式情感喜劇，但在努斯鮑姆看來，這種感覺是莫扎特和達·彭特改編后的版本帶給人們的。在這部歌劇的首創(chuàng)者博馬舍那里，它是激情與政治的，是一部可以解析政治情感的哲學文本。歌劇的劇情是這樣的：阿瑪維瓦伯爵的男仆費加羅即將與美麗的女仆蘇珊娜結(jié)婚，但好色的伯爵早就垂涎蘇珊娜的美貌，他想通過恢復自己早已宣布放棄的初夜權(quán)來占有蘇珊娜，由此展開費加羅千方百計保護蘇珊娜的貞操，伯爵夫人羅西娜與蘇珊娜合作扭轉(zhuǎn)乾坤的一系列滑稽而又讓人深思的情節(jié)。就故事情節(jié)而言，許多評論家的看法是，費加羅與伯爵代表了新舊兩種體制，伯爵代表的是封建等級制度，費加羅代表的是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體制。費加羅與伯爵之間的對立就是新舊體制的對立。但有趣的是，努斯鮑姆覺得這部歌劇的音樂比劇本內(nèi)涵更為豐富。從某種意義說，她的分析源自于音樂，而非文本。在她聽來，代表自由、平等與博愛的聲音不是費加羅發(fā)出的，而是由蘇珊娜和伯爵夫人發(fā)出的。無論是費加羅還是伯爵發(fā)出的都是類似的男性的聲音。歌劇中這兩個人的配樂都是亢奮而又充滿斗志的，費加羅與伯爵的詠嘆調(diào)獨唱發(fā)出的都是男性最在意的“激憤的榮譽、復仇的欲望、支配的快感”。雖然蘇珊娜和伯爵夫人的聲音也類似，但女人們的相似性不是為了互斗，而是為了合作。按理說，兩人應該是情敵，但她們沒有像男性那樣專注于打敗對方，而是試圖通過合作讓費加羅和伯爵這兩個男人成為充滿愛與忠誠的丈夫，讓他們專注于情感和快樂，而非復仇與嫉妒。歌劇中這兩名女性的配樂暗示著一種相互性與平等，這種相互性與平等是歌劇中的男性沒有的。兩名女性雖然有階級地位的差別，但她們之間的伙伴關(guān)系似乎無等級之分。從蘇珊娜和伯爵夫人的歌聲中，人們可以聽出愛和對愛的追求，只有她們的聲音才暗示著自由、平等與博愛。
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劇照
在此，努斯鮑姆不是在看，而是在聽，在她心中，甚至蘇珊娜與伯爵夫人都不能完全代表平等與博愛，真正代表平等與博愛的是那個身為男性，卻極富女性情感的小人物凱魯比諾。從凱魯比諾的音樂與歌聲中，她聽到的不是追求榮譽的砰砰重音，而是小提琴發(fā)出的輕微顫音，是戲謔的跳躍，像是在發(fā)出低沉的笑聲，它不僅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等級體系，而且積極地顛覆著整個觀念。??雖然他有男子氣概，而且很吸引女人，但他并不喜歡控制她們，也不把她們用作在與其他男人的游戲中的棋子。這里所呈現(xiàn)的不是支配，而是魅力和優(yōu)雅；不是掩蓋恥辱或因侮辱而報復的圖謀，而是加入到女人熱衷的玩笑與八卦時“淘氣的樣子”。
社會應該重視女性所特有的相互性，而這種相互性需要愛。公共文化需要這種深植于人的內(nèi)心并能恰當?shù)赝诰虺鋈藗冏罹吒腥玖Φ那楦?。在這種公民之愛的激勵下，人們會在恰當?shù)臅r機為了公共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
這種承載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不僅能夠喚起民眾對一些正面價值的支持，如對平等與自由之愛，對自然環(huán)境與祖國山河之愛，以及對受難的同胞與他國貧困者的同情等，而且還能扼制所有人類身上都有的某種“根本惡”，即一種控制與虐待他人的傾向。這種“根本惡”潛藏于人的內(nèi)心。在社會中，人們一旦發(fā)現(xiàn)自己與他人在一起，這種傾向就會“使他們忙于嫉妒性和競爭性的斗爭”，就像《費加羅的婚禮》中伯爵與費加羅充分展現(xiàn)的那種“通過貶低他人和使他人屈從來保護脆弱的自我傾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些自以為優(yōu)越的群體所流露出的對另一些群體的厭惡感亦是這種壞傾向的表現(xiàn)。
努斯鮑姆回顧歷史，為我們不完美卻有志于正義的社會探尋著各種有助于培養(yǎng)公民政治情感的途徑。她從盧梭、孔德、密爾與泰戈爾等人用以培養(yǎng)公民政治情感的各種宗教思想中汲取精華；從亞伯拉罕·林肯、馬丁·路德·金、甘地等政治領(lǐng)袖激發(fā)民心的極具震撼力的演講中汲取力量；從惠特曼、泰戈爾的詩歌與林瓔等人敘述民族歷史的藝術(shù)品中汲取靈感。努斯鮑姆為我們呈現(xiàn)的是一個包容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情感世界。在她看來，將社會的各種理想原則融入詩歌、鑄入象征符號、寓于各種藝術(shù)作品以及古希臘人所熱衷的那種悲喜劇中，更容易喚起人們?yōu)楣餐聵I(yè)獻身的情懷。
本文首發(fā)于《書城》（2022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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