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日樓舊藏古籍碑帖，看沈曾植藏書與書學

生于道光年間沈曾植見證了中國近現(xiàn)代動蕩的大變革，在新舊交替之間，他橫跨史學、地學、律學、佛學、詩學等各領域，其學術心得，以收藏題跋、隨筆簽識、逐條批注等方式記錄在一冊一冊的書中。浙江省博物館收藏沈曾植舊藏書籍、碑帖甚多。這些或朱或墨的蠅頭小字看似未成系統(tǒng)，然細細品讀，常給人豁然開朗的棒喝之感。

日前，《澹宕璨然：海日樓舊藏古籍碑帖擷穎》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全書以浙博藏沈曾植海日樓及沈穎舊藏古籍與碑帖題跋批注為研究目標，嘗試探求他的藏書面貌和書學觀點。

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供職刑部，先任貴州司主事，后轉為江蘇司郎中，遷任總理衙門章京，外簡江西廣信府知府，繼調(diào)任南昌府知府，后擢為安徽布政使，終學部尚書。他的一生經(jīng)歷了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張勛復辟、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見證了中國近現(xiàn)代動蕩的大變革。就是這樣一位前清遺老，也是一個會寫字的學人。他的學思活動龐大精深，且“生平論學，不欲蹈襲前人片辭只字，神理恢張，最多達識，每于蠶叢鳥道中，辟前人屐齒未經(jīng)之境。及其溝通達道，則又契若肝膽。六十以后，益神乎通明，得乎懸解”(王蘧常語)。他的這種宏通，橫跨在史學、地學、律學、佛學、詩學等各領域間，更重要的是有創(chuàng)見地響應著他那個時代。能做到這些，與他一生博覽群書、敏學思辨有關。

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 《日知錄》沈曾植家舊藏，《海日樓藏書目》“第竹字號書箱”著錄“先司空公手度何義門批本”，有沈曾植祖父沈維 批、校、跋。

幸運的是，浙江省博物館收藏沈曾植舊藏書籍、碑帖甚夥。他的學術心得，以收藏題跋、隨筆簽識、逐條批注等方式記錄在一冊一冊的書中，作為他閱讀、?？薄⒖加喌闹匾绞?。這些或朱或墨的蠅頭小字凌亂散漫，看似未成系統(tǒng)，然細細品讀，從一開始的晦澀，反復咀嚼，到漸入佳境，常給人豁然開朗的棒喝之感。同時，也映照出我們后學的淺見狹識。沈曾植給了我們讀書的門徑，也給了我們了解他學術思想的研究鑰匙。

清道光六年廣州喜聞過齋重刻本 《風俗通義》此書為沈曾植家舊藏，《海日樓藏書目》“第匏字號書箱”著錄“尚書公手批本，道光丙戌喜聞過齋重刊本”，有沈曾植批、校。

我們對沈曾植的舊藏進行了初步分類，此次整理主要集中在他的古籍與碑帖兩個方面，嘗試探求他的藏書面貌和書學觀點。古籍上，首批遴選了沈曾植舊藏書籍中版本較善、批校題跋較多，能反映沈氏研學特色的善本書十種(包括一種元刻本、三種稿本及一種木活字印本等)，并撰寫了詳盡的書志。按照古籍書志的一般要求，分別按標題、冊數(shù)、尺寸、行格版式、封面、 內(nèi)容、原書序跋、后人批校題跋、鈐印、按語、書影等項目進行逐一撰寫。 目錄排列順序依據(jù)該書的版本先后進行。著錄之時，版本主要依據(jù)原書加以規(guī)范，輔以參考沈曾植之子沈颎所編《海日樓藏書目》。該書需要加以闡釋考 證的地方，則以“按語”述之。

六朝墓志《晉荀岳暨妻劉簡訓墓志（并陰側）》沈曾植批注

劉氏重覆潁井本《蘭亭》沈曾植批注

書法上，遴選了他所收藏的十六種《六朝墓志》影印本、十四種《蘭亭序》、二種《圣教序》及五種其他刻帖四個大類，并對應校參補充了錢仲聯(lián)輯 《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除了拓本的基礎性介紹之外，重點摘抄出沈曾植的批注，并結合書法史做了一些帶有闡釋的按語，試圖聯(lián)系沈曾植的個人書法，尋其知踐合一的思想源頭。

清道光間蔣鳳藻精抄，魏錫曾、周星詒校稿本《平生壯觀》沈曾植批注

在十種沈曾植舊藏書籍中，除了《平生壯觀》及沈曾植本人的兩種稿本外，《海日樓藏書目》均見著錄。而書中諸多跋文，現(xiàn)行的收錄沈曾植題跋的書籍，主要有沈颎校錄的《海日樓群書題跋》、錢仲聯(lián)所輯的《海日樓札叢·海日樓 題跋》，許全勝與柳岳梅整理的《海日樓書目題跋五種》，其中《宋元檢驗三錄》和《樂府詩集》三則題跋已見著錄，其余均未得見。另一方面，以往之收錄，往往只側重于一人，特別是沈氏之跋文。而從藏書研究本身來看，一書之中，收藏有源流，題跋有先后，各家之批校題跋，宜視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研究。故此次整理，以一書為一對象，所有基礎信息都盡量著錄。如此，相信于辨章學術更有明晰之功效。

玉枕《蘭亭》沈曾植跋

沈氏早年精帖學，得筆于包世臣，壯年嗜張裕釗，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派于一爐。其校碑，或補經(jīng)史缺誤，或述風格源流；其鑒帖，不惟看重舊拓，更重精拓。于《六朝墓志》諸跋中論行楷隸篆遞變，得出“異體同勢”“古今雜形”“南北會通”等獨識;于帖部諸跋，辨別《蘭亭》各本以及《閣帖》的源流，亦多創(chuàng)見。這種類似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范式，也是后世文人日常書寫在晚清的延續(xù)。

沈曾植藏《宋拓十三行》跋

此次整理時日雖短，擇書選帖亦少，但已深感長期堅持整理沈曾植舊藏古籍碑帖之必要性。通過初步整理，我們能夠看到其藏書特點是家傳有序、學以致用，藏書以博識研究為主，以修身輔政為目的，非特為善本而置架。所以沈曾植藏書中批校題跋甚多，他于版本、音韻、訓詁無所不通，以之為輔，學力精微之處，更是深達邊疆與地、佛學道理。從其藏書，便可見沈曾植一生為政、學習用力之勤。沈曾植對書法風格在傳承過程中的損失、變異則很有自覺意識，擅長帖與帖之間的優(yōu)劣比較和相互聯(lián)系，并對流派的劃分與溯源有自己 的見解。我們更可從其書學旁支中窺得其晚年書體變法之奧秘，從而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沈曾植雖著作刊行不多，但其一生之學術思想依然如 雪泥鴻爪，有跡可循，紛繁精妙，不僅是一代儒宗，更稱得上大學人、大哲人。

《澹宕璨然：海日樓舊藏古籍碑帖擷穎》；陸易 陳翌偉 著

附：沈曾植舊藏兩則

晉荀岳暨妻劉簡訓墓志（并陰側）

永安元年（304）四月十八日。該墓志呈圭形，高59厘米，廣41.6厘米，厚9厘米，青石質(zhì)地。文17行，陰18行，左側3行，右側2行，行21字。隸書。見重刻本，第一行“陰”、二行“歲”、七行“陵”“寫”、十三行“錢”，較之原刻俱有訛誤。第十六行“遣”及陰面十五行“陵”尤不成字。1917年在河南偃師蔡莊（一作汶莊）出土。現(xiàn)藏于河南偃師商城博物館，墓志拓片藏于河南省博物院。志文記載了荀岳的世系及死葬年月、籍貫、享年，并附有晉惠帝兩份詔書。背面記載了荀岳的名字、生日和歷任官職，并附記其妻劉氏的世系及其子女名字和婚嫁情況，全文共六百九十二字。

荀岳（246—295），字于伯，小字異姓，潁陰縣（今河南許昌）人。

此漢石經(jīng)體也，中郎筆勢嫡系在茲。

晉荀岳暨妻劉簡訓墓志

【按語】石經(jīng)指將儒道釋等經(jīng)典文獻刻立成碑，石經(jīng)體就是指適合這種碑銘的書體。觀石經(jīng)，既可看到經(jīng)典的正規(guī)文本，又可看到供人摹寫的標準隸書。

中郎即東漢蔡邕。漢靈帝批準刻立的熹平石經(jīng)，就是“（蔡）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引來的盛況是“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

到了曹魏，刻立三體石經(jīng)，書寫者以蔡邕的隸法為楷模，取用八分書的筆畫特征。此時，古文、篆書是古體，隸書是正體，草書、行書和楷書是俗體也是新體。相對東漢的書風，曹魏的俗體地位得到確立并被廣泛效仿。在當時隸不隸、楷不楷的過渡書體中，藝術成就較高的就是蔡邕之后的鐘繇。他擅長新體，并以“銘石之書”的八分見長。沈曾植亦藏有三體石經(jīng)的拓本數(shù)張，如下圖所示。

沈曾植藏三體石經(jīng)拓本

清朝書家推崇的西晉隸書名跡，是以漢魏隸書為標準的。此碑處于西晉，銘石書依舊由隸書當?shù)溃瑫ǖ闹行娜栽诼尻?，書風接曹魏。該墓志雖為隸書所寫，但其中卻帶有楷書的意味，不僅具有研究魏晉時期隸楷之間書法變化的藝術價值，也為考察西晉皇陵的方位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對于研究漢晉時期潁川荀氏家族淵源及興衰發(fā)展包括西晉社會禮俗等問題，亦具有重要的意義。

晉荀岳暨妻劉簡訓墓志

荀岳的同輩族人荀勖，是鐘繇的外孫，他在武帝泰始年間領秘書監(jiān)時“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鐘、胡為法”。這一舉措讓鐘繇的書法在朝野更為流行。沈曾植在《菌閣瑣談》中說：“蔡氏分法，即鐘氏隸法也?！庇衷谖闹懈鶕?jù)唐代張懷瓘在《六體書論》中對鐘繇、王羲之、王獻之三人的書風比較，進一步分析：“則鐘最瘦，大王得肥瘦之中。小王最直，大王得曲直之中，鐘最曲。鋒芒生于瘦曲，妍華因于肥直?！倍跏窍蜱婔砣》ǖ?，但他們臨鐘書，已經(jīng)帶入了晉人的風氣。在文字使用趨向簡便自然的要求下，隸書中束縛體勢的點畫使轉相應產(chǎn)生變化，促使隸書向楷書轉變，章草向今草過渡。波點的筆畫修飾既是書體特征，也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元素。進而，沈氏在文中又提到了蔡邕寫《隸勢》中所講的“修短相副，異體同勢”“靡有常理”，可見這種書體變化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劃分。在另一篇《論行楷隸篆通變》中他講到習古的要點在“楷之生動，多取于行。篆之生動，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zhì)古，隸參篆勢而質(zhì)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所以，“變”才是他追求的?！爱愺w同勢”“古今雜形”也就成為沈曾植個人的重要書觀，并訴諸實踐，在清季碑學運動中獨樹一幟。

沈曾植臨王獻之行書 浙江省博物館藏

沈曾植稿本《欽定蒙古源流箋證》

《蒙古源流》，清蒙古族薩囊徹辰撰。作者自稱此書系根據(jù)《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黃冊》等七種蒙、藏文字資料寫成?！睹晒旁戳鳌肥?7世紀蒙古編年史中最為珍貴的一部歷史文獻，也是蒙古族重要的宗教史文獻。乾隆四十二年（1777）譯為滿文，乾隆五十四年譯為漢文，稱《欽定蒙古源流》，編為八卷。該書曾收入《四庫全書》，前有《欽定蒙古源流提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比利時、日本等國開始重點研究《蒙古源流》，并把它與《元秘史》《蒙古黃金史》合稱為蒙古民族的三大歷史著作。

《欽定蒙古源流箋證》，沈曾植箋證，手稿本；此原稿本朱墨兩色箋證，使用底本為清刻八卷本《欽定蒙古源流》。

【尺寸】版框18.1厘米×13.8厘米，裝幀24.7厘米×15.5厘米。

【行格版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雙行小字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

【封面】函套封面題簽“沈乙盦先生蒙古源流校稿”，下有雙行小字“慈護兄藏/孟劬題”。

《欽定蒙古源流》卷一

【內(nèi)容】書分八卷。記述的主要內(nèi)容是額納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傳世次序，及蒙古供養(yǎng)大喇嘛、闡揚佛教的事跡。以宇宙的形成、佛教的起源與傳播為全書緣起，次紀額納特珂土伯特蒙古汗世系。按編年記載蒙古歷代諸帝王世系，到成吉思汗的傳說和故事，到忽必烈興佛教，順帝妥歡帖睦爾的失國，再到北元時期蒙古內(nèi)部的帝位爭奪，與衛(wèi)拉特（瓦剌）、兀良哈（朵顏衛(wèi)）的分并和戰(zhàn)，達延汗的平定和分封，阿勒坦汗的再興佛教以及用兵甘、青、西域，土們札薩克圖汗的東移以及征服女真等，直至林丹汗的抗清和敗亡，諸部的被兼并等事跡。

全書對蒙古政治、經(jīng)濟、宗教、領地劃分、各部戰(zhàn)爭和諸汗世次、名號、生卒年及人地諸名、職官等的敘述在所有蒙古文史籍中最為詳細。此書用語有散文，有韻語，還收錄了很多蒙古民間傳說、詩歌及藏、梵、漢、滿等族的語言，對于研究蒙古文學、宗教、生活習俗等來說是珍貴的歷史文獻。

【原書序跋】卷前有《欽定蒙古源流提要》。

【后人批校題跋】全書有朱墨兩色詳細校讀批注，朱筆校對文字，并標注重點文字，墨筆于天頭地腳加以詳細校注，均為沈曾植親筆。卷端天頭題：“癸丑用王氏抄本校一過，朱筆。諸氏本從滿、蒙、漢三文合刊本錄出，文勝王氏。今多從之?！本唧w校注例如首頁“三恩喇嘛”改為“三德喇嘛”，并注：“諸本作三恩?！?/p>

《欽定蒙古源流箋證》沈曾植題跋

［跋·沈曾植］此刻出翰文齋韓星原手，元本抄寫極惡，余嘗見之。三十年來欲求善本校之，竟未遇也。宣統(tǒng)癸丑偶從滬上得一抄本，?？币贿^，增脫文數(shù)處，然察其字句訛舛，所目與韓本蓋亦同一源，未為殊勝。

張爾田題跋

［題跋·張爾田］此沈乙盦先生箋證時手寫原稿也。庚午夏，慈護兄以遺稿屬編定，參校迻錄，均已別編成卷。此手稿宜藏于家，存高賢墨跡。敬書數(shù)語歸之。張爾田孟劬識。

【鈐印】張爾田題跋鈐印一枚：朱文“孟劬”。卷三卷端鈐印一枚：白方“一盦手?！薄?/p>

【按語】根據(jù)沈曾植跋文，該書原刻為清翰文齋坊刻本，沈曾植初欲求善本校之而不可得，而根據(jù)首卷卷端沈曾植批注，后來他所參校的他本還有“王氏抄本”“諸氏本”等。書中有沈曾植詳細校批甚多，不僅限于從文字、音韻、版本等角度校讀該書，更有論證歷史、地理和宗教等內(nèi)容。另有夾頁數(shù)張，內(nèi)容為“印度宗教史第二部第二章”“西藏佛教史印度宗教史第四章”等，多為沈曾植撰寫箋證的參考書籍及筆記，可見他對此書研核尤勤。張爾田稱此書“敘述繁復，又經(jīng)重譯，非熟于滿蒙音紐者不能讀，非深于史學善用鉤稽之術者不能通……蓽路藍縷之功，微先生莫為之前”。

沈曾植箋證《欽定蒙古源流》手跡

沈曾植對于輿地之學頗有心得，鄉(xiāng)試時，有關輿地的答卷為翁同龢所激賞，視為通人。而他的研學生涯又與他的政治生涯緊密相連，研學但求經(jīng)世致用。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后，主管俄國事務，深患于西北沙俄、東南英法的威脅，于是益究四裔輿地之學，創(chuàng)獲頗多，聲名遠播。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此事后來廣為流傳，西方學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四裔輿地之學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計有《元秘史箋注》《皇元圣武親征錄校注》《島夷志略廣證》《蒙古源流箋證》等十余部。其中《蒙古源流箋證》，未寫定而歸道山，張爾田與王國維相約為沈曾植理董其書。后其子沈颎（慈護）出遺稿倩張爾田編次，定為箋證八卷，張氏又增校補。寫成之后，復從趙萬里處假得王國維校本，發(fā)現(xiàn)多有印合之處，遂增以王氏校語刊行。

沈曾植箋證《欽定蒙古源流》手跡

此外，該手跡原稿中尚有無法辨認的抄寫及圈點筆跡。查閱《海日樓藏書目》“第九號書箱”著錄“《欽定蒙古源流八卷》，〔內(nèi)藤〕炳卿批校本，四本”。內(nèi)藤湖南（1866—1934），日本漢學家，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若此書即是著錄之本，或亦留有內(nèi)藤氏的筆跡。

注：作者陸易、陳翌偉均為浙江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