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一個地方既凝聚了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又體現了人類的貪婪欲望，那恐怕非華爾街莫屬。這條位于紐約市下曼哈頓的狹窄道路，雖然只是從百老匯三一教堂延伸到東河之濱，卻集中了美國乃至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叭A爾街”三個字，早已超越其高樓聳立的物理形象，成為金錢、欲望和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尤其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全世界的眼中，“這里的貪婪已毫無底線”。華爾街再次變成一堵墻（實際上，這里的前身是荷蘭人為防御印第安人而修筑的城墻），守衛(wèi)著資本吞下的不義之財。也許正是一探其究竟的好奇心，和知識分子對經濟和社會的正義感，促使人類學家何柔宛嘗試著穿透這堵墻。
《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是一部關于華爾街金融機構的民族志，作者何柔宛來自中國臺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一年專門請假來到這里的一家銀行工作，得以了解其中內情。提起人類學，我們想到的往往是荒鄉(xiāng)遠土上不為人知的生活與文化，而本書關注的卻是世界金融心臟里的神經和血脈，是影響著當代世界、卻又難以為局外人所理解的一種權力。關于金融機構的運轉，自有法律和習俗來規(guī)范，但財富的流轉、權力的行使都是人的行為，這些“硬”條件的背后是軟性的文化，這恰恰是人類學的價值所在。作者在親身參與銀行工作之余，通過訪談和觀察積累了大量感性資料，以親歷者的視角聚焦銀行家們的世界觀、信條和行為方式。在他們的世界里，讓上市公司獲利永遠是首要任務，但同時也要讓自己盆滿缽滿。他們的冒險行動不時帶來災難，這樣的災難不可能不危及公司收益。本書告訴我們，這正是華爾街獨特的文化——巨大的利益驅使著華爾街不惜豪賭犯險，而巨大的權力又讓華爾街誤以為自己的聰明、勤奮以及與全球金融的關聯已經到了足夠規(guī)避風險的地步。這樣的文化使得華爾街構建了一套自我強化機制——金融機構從最頂尖的大學中招募人手，給予他們令人羨慕的工作待遇和高額薪資；這反過來讓后者相信自己走上了權力之巔，也讓社會相信集聚了如此之多才華人士的華爾街不會犯錯。盛大的宴會、精致的辦公室、不斷見諸頭條的能見度和從業(yè)者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都成為維系和強化這一文化的儀式。華爾街文化就這樣讓銀行家、員工與社會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謀”，在自我沉醉中一步步走近危機而不自知。本書是一部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用人類學打開了理解金融世界的新窗口。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的經濟學家米切爾·阿布拉菲亞（Mitchell Abolafia）評論道，“這部近距離觀察一個貪婪的金融機構的著作，憑借其參與式的觀察方式，必定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人超越”。盡管金融機構的日常工作令局外人如墜五里云霧，但作者以民族志方法提煉出的華爾街文化卻有助于我們理解華爾街金融權力運作背后的邏輯。沿著作者的思路也許可以斷言，驅動華爾街這顆資本主義金融心臟的，與其說是卷帙浩繁的財經法規(guī)，毋寧說是一種關于財富和貪欲的自我迷醉。
在權力光譜的另一面是暗街小巷里的貧民弱戶，他們生活在城市浮華的陰影里，難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其身份、地位與文化被權力精英們不斷地定義和再定義。中產階級改革者將他們視作城市問題的淵藪，現代主義規(guī)劃師將貧民窟看成城市病的征兆。但貧困究竟是什么，貧困對于貧困者又意味著什么，這是奧斯卡·劉易斯在墨西哥城的生活中試圖回答的問題。
劉易斯在紐約州北部小鎮(zhèn)長大，在紐約市立學院獲歷史學學士學位。但他不滿意于彼時美國史學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建議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師從《菊與刀》的作者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博士論文探討了與白人社會的接觸對于蒙大拿地區(qū)黑腳印第安人（Blackfeet Indians）的影響。不過真正讓劉易斯享譽世界的，是他對墨西哥城市中心大型貧民窟——卡薩格蘭德——的研究，他把在這里的生活寫進了《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一個墨西哥家庭的自傳》（Oscar Lewis,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2011）。本書主角桑切斯一家在卡薩格蘭德居住了超過二十年，他們不是最窮的家庭，父親赫蘇斯·桑切斯的收入足夠養(yǎng)活4個孩子，非但不愁吃穿，還能雇人做家務。作者為什么選擇這樣一個中人之家作為貧困研究的典型？實際上劉易斯發(fā)現，貧困對于這里的居民來說，并不全然是物質匱乏，桑切斯式的家庭在這個大型貧民窟中并不罕見。通過觀察和參與桑切斯家的生活，劉易斯再一次強調了“貧困文化”的概念，那就是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可以世代傳承的生活方式，從而成為持續(xù)可達數代之久的狀態(tài)。在這個拉丁美洲國家快速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時代里，“貧困文化”卻頑強地扎下根來，牢牢抓住了卡薩格蘭德的大多數家庭。但貧困不止一副面孔，除了物質生活的困苦和社會地位的低下，也包括在持久的不穩(wěn)定生活中，人們養(yǎng)成的對自由的堅持、對當下的迷戀和對未來的豁達。本書同樣是兩副面孔，好評如潮也爭議不斷。其最大的爭議是劉易斯的“多重自傳法”，這是他為反駁計量的、追求普遍解釋的主流方法而嘗試的新路徑。在他看來，即便在民族志方法中，個體依然是靜態(tài)的、失語的，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被人類學家分門別類地納入各種概念框架之中，從而被看起來公正客觀的學術研究所消解。劉易斯選擇讓桑切斯一家自己發(fā)出聲音，他就像一個記錄者，敲響桑切斯家的大門，成為他們的朋友、融入他們的生活。作者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城市貧民窟中色彩斑駁的生活圖景，這里有為了生存而施展的爾虞我詐甚至街頭暴力，但也不乏對善意和溫情的強烈訴求，以及對愛與被愛的渴望。如果說現代治理的基本方法就是將被治理者劃分為明確的、易于標識的不同類別，那么劉易斯通過桑切斯一家告訴我們，“窮人”不應被當作一種治理的類型，因為他們同樣是人。
雖然《桑切斯家的孩子們》研究的是墨西哥城，但在拉丁美洲反響平平，倒是在美國引發(fā)持久關注。也許這是因為貧困和貧民窟在美國城市更具顯示度也更悠久，以空間—社會隔離的機制，嵌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隔離的研究不勝枚舉，對于打破隔離的努力，相關研究也不鮮見。但美國城市是否發(fā)展出調節(jié)隔離的非正式機制？伊萊賈·安德森回答了這個問題。安德森的父祖輩都曾是美國南部種植園中的奴隸，他的家庭在二戰(zhàn)后遷居中西部的印第安納州，安德森就在一個多族裔混居的工人階級社區(qū)中長大。也許是幼年經歷的影響，安德森對種族矛盾和空間隔離保持興趣，運用人類學和文化理論研究城市中的不平等和排斥始終是他的學術志向。與致力于發(fā)展和驗證解釋性理論的社會學家不同，安德森更熱衷于從實實在在的經驗中理解在地者的日常生活，理解其意義世界。
《大都會傘：日常生活中的種族和禮貌》（Elijah Anderson, The Cosmopolitan Canopy: Race and Civi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1）是安德森人類學研究的代表作，關注的是城市不平等這一美國社會的頑疾，雖然出版至今已逾十年，但仍不乏啟發(fā)意義。在麥肯齊的城市同心圓模型中，過渡地帶被認為是社會問題的集中之地。但戰(zhàn)后的美國城市面臨的不是工業(yè)化而是去工業(yè)化的擾動，伴隨著中產階級和富裕人群的郊區(qū)化，以及少數族裔涌入北方大城市，基于種族的隔離投射在城市社會的方方面面、分散的城市空間的邊邊角角。不同族裔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集聚在不同空間中，理查德·阿爾巴（Richard Alba）和約翰·洛根（John Logan）等人發(fā)現，這種分層秩序一旦確立并秩序化將會持續(xù)下去，即便隔離制度被取消，在社會層面依然無法杜絕。因此美國城市空間伴隨隔離而高度碎片化。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主的少數族裔被困在中心城市的衰敗地帶，在智識、財富和社會公共服務獲取等方面與白人社會差距懸殊。在美國城市中，你住在何處決定了你的社會經濟地位，反之亦然。對于不同社會經濟層級之間如何維系，通過以費城作為田野調查的對象，安德森發(fā)現了隔離之下的交往，那就是城市的公共空間為隔離群體的相遇提供了機會。在這里，城市中鮮明的族裔界線被遮蓋起來，社會經濟層級也被偽飾成平等。他將這樣的公共空間稱作“大都會傘”，這是一個介于隔都、郊區(qū)和城市中等收入社區(qū)之間、近乎理想化的地帶。但“大都會傘”終究只能將不同族裔的人籠罩在尊敬和友好的假面之下，讓一座黑白分明的城市看起來真的cosmopolitan（該詞意指一個地方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是國際化的、世界性的）。盡管對那些不得不在形形色色的隔離中閃轉騰挪的少數族裔居民而言，這樣的認可和尊重可謂彌足珍貴，但“大都會傘”卻讓不平等更加隱蔽而不易被覺察。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充當“大都會傘”的公共空間也日漸私人化，被一些學者批評為損害了正當使用者的權益。
無處不在的隔離不但將城市分割為彼此難以互動的族裔—物理空間，更是在社會和心理上人為地將城市社區(qū)撕開一道道傷口?？臻g容易彌合，但傷口很難治愈，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城市中白人警察頻頻暴力對待黑人“嫌犯”的重要原因——在前者看來，少數族裔天然就是罪犯，至少是潛在的罪犯；在后者后來，警察總是不問是非緣由就對自己拳腳相向，輕微罪行也被施以嚴刑峻法。這樣的困局，當然不僅僅是心理因素的結果。事實上，近年來不少學者討論美國“大規(guī)模監(jiān)禁國家”（Mass Incarceration）的崛起，包括伊麗莎白·辛頓（Elizabeth Hinton）對林登·約翰遜政府 “監(jiān)禁轉向”的研究、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提出的“新吉姆·克勞”（New Jim Crow），或是理查德·羅斯坦《法律的顏色》（Richard Rothstein,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Liveright, 2018）。隨著面向城市少數族裔的救助從福利政策轉向嚴厲刑罰，我們不禁要疑惑刑事司法系統(tǒng)如何介入美國城市中的貧困少數族裔社區(qū)，揪心于那些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是否還有路可逃。愛麗斯·高夫曼的《亡命路上：一座美國城市里的逃亡生活》（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York: Picador, 2015）則彌補了這一缺憾。本書探討了隨著司法系統(tǒng)日漸深刻地介入城市少數族裔的日常，后者如何在隨時可能觸碰司法紅線的陰影中生活。為此，高夫曼在費城第六街的一個黑人社區(qū)生活了6年，記錄了身邊發(fā)生的暴力案件、警察出警和抓捕嫌犯的活動，與社區(qū)中走上犯罪道路的年輕人做朋友，甚至他的舍友麥克就不時在街頭兜售可卡因。本書記錄了這里的居民不但要應付令他們頭疼的柴米油鹽，還要巧妙地周旋在不時前來盤查的警察之間。作者發(fā)現，“警察和社區(qū)為這里的年輕人建立起工作、友誼和家庭生活的機制，但這樣的機制卻像陷阱一般將他們包圍在監(jiān)禁的可能之中”。隨著美國服刑人員數量的膨脹，尤其是其中黑人比例的持續(xù)攀升，高夫曼的研究可謂恰逢其時。她告訴讀者，同一個社會里有人讀大學、有人進監(jiān)獄，不完全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對于很多人，真正可怕的是無路可選。不過比本書主題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調查時的態(tài)度和寫作中的方法。她的調查對象不乏重刑犯，但作者卻與他們一道躲避警察追捕。人們不僅要問，面對就在眼前的不法行為，研究者是否只要忠實報道？本書記錄了太多犯罪青年逃亡的細節(jié)，文字生動優(yōu)美、內容富于張力而不乏戲劇性，這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真實？細節(jié)的豐富難免有偏離主題之嫌，甚至《亡命路上》粗讀之下似乎是兩本書：一本是美國司法體系分析，另一本近乎犯罪逃亡指南。這部分是因為本書面臨著與《桑切斯家的孩子們》類似的學術倫理難題，即如何在讓邊緣群體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和保持學術客觀準確之間維系平衡？
城市涉及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城市研究是一個高度跨學科的交叉領域。即便傳記式研究在近年來又再度抬頭的趨勢，但城市歷史研究因為時空的距離而常有冰冷之感。相比之下，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依靠作者長時段地沉浸式觀察，在應對突發(fā)情況之際、在糾結倫理兩難之時，用鮮活的人類經驗，為某些似有定論的問題和聚訟不已的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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