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

2021年12月18日，“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中間美術館順利舉辦。本次工作坊在季劍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兩本新書出版的基礎上，圍繞近年五四新文化研究的新思路與新動向進行研討。與會嘉賓有：王東杰（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浴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宋聲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麗華（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季劍青（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孟慶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袁一丹（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先欣（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佳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此外，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出席了工作坊的圓桌討論。

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致歡迎辭。李浴洋介紹了本次工作坊的主旨。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五四新文化的研究積累了諸多新的成果，甚至形成了某種新的范式。季劍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的出版，體現(xiàn)出新一代學人與新文化運動對話的努力。新文化作為一種“活的傳統(tǒng)”，真正的意義是對晚清以降的中國與世界的無往不在的介入。工作坊主題中的“射程”二字，表明新文化運動和中國過去、當下、未來的命運都息息相關。這次對新文化運動的相關研究進行的探討，嘉賓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希望能夠帶來新的學術方向感和歷史認識的可能性。

與會學者合影

第一單元由王東杰主持。高波做了題為《新文化的歷史縱深》的報告。他認為“射程”這個詞點出了新文化運動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特征。“射”的方面，新文化運動有兩面性，既有發(fā)箭者，亦有受箭方，運動發(fā)生時受箭的是士大夫，而近十年新文化和五四也已是箭靶了，被射得遍體鱗傷?！俺獭钡姆矫?，季劍青試圖將新文化運動放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把握，同時也關注空間尺度問題；袁一丹則更注重新文化運動指向當下的這一面。季劍青書中最后一篇文章《“早期現(xiàn)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討論的是近代和早期現(xiàn)代的問題，歷史學也有近代和現(xiàn)代的端點問題，改革開放以后，現(xiàn)代的端點從五四運動向辛亥革命的移動，這不僅是個學術過程，背后也有很強的思想與政治因素。辛亥革命是站在晚清的延長線上的，而清末革命的底色是復古運動，主張回向明清之際；“五四”則決意與過去告別。以上是結構方面，從個人生命史來看，從五四到1923年、1923年到九一八、九一八到抗戰(zhàn)，這三個階段大體也是五四青年成長為五四中年的過程。袁一丹由碩士階段對五四新文化的研究轉到博士階段對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的研究，正面對著這一五四青年變?yōu)槲逅闹心甑膯栴}。個人和時代的中年到底意味著什么，是成熟還是衰敗？這是個問題。袁一丹的書里提到中年胡適以“逼上梁山”解釋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強調文學革命的偶然性，主張這是少數(shù)幾個人的選擇，這個解釋偏離了胡適青年時期的看法，那時他主張的還是社會不朽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當事人，中年胡適改變了對運動本身的解釋，也是改變了對青年胡適的看法，這一從青年到中年的轉變，既是個人性的，也透露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心情”。

金理的報告題目是《如果將新文化運動研究想象為一種“地域史”》。他從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談起，該書注重“文化的交錯互動”，全球史取向鮮明可見，關注旅行與跨國，并將現(xiàn)代文學史的開端推到晚明思潮，與晚清一起形塑了早期現(xiàn)代的圖景。在這樣的歷史圖景之下，應該如何調和眾聲喧嘩與感時憂國，如何調和消費現(xiàn)代性和啟蒙現(xiàn)代性呢？季劍青書中的文章《什么是“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早期現(xiàn)代中國”論述的譜系與可能性》認為，中國的現(xiàn)代并非早期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早期現(xiàn)代文學是消費性的，而現(xiàn)代文學是生產性的。復旦的師長也提出過相近思路，如陳思和從先鋒與常態(tài)的角度談論“五四”新文學，李振聲則將現(xiàn)代文學的源頭追溯到晚清的思想及學術運動而非晚清文學。金理注意到，袁一丹將新文化運動溶解為未定型的新名詞，把“魚”重新置于“水”里，置身于歷史現(xiàn)場，對新文化運動的對手方和地方勢力都有關注。新文化的內部也有異質性，有的被放逐到了邊緣地帶，比如劉半農與《何典》的事例就呈現(xiàn)出新文化運動自我排斥和壓抑的面向。袁一丹的研究當中有一種“余味”，這和知識周密、考據(jù)嚴謹都不同，讀者總能夠通過閱讀感受到作者對歷史中個人掙扎的同情。這其實就是人文關懷。金理借鑒魯西奇的觀點，將所謂“地域史”視作一種區(qū)別于地方史和區(qū)域史的研究方法，它強調必須在本地與外部、局內觀察者與局外觀察者之間不斷移動。而季劍青和袁一丹兩位的學科出身和學術自覺，使他們獲得了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靈活立場。比如，季劍青之所以堅守“早期現(xiàn)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無法混同，顯然是要認領“五四”新文學那個無法被解構的內核、或者說質的規(guī)定性；而袁一丹檢討“五四”一代的立場，恰恰是為了“回應中國當下的思想氛圍”。這份理解與體貼，甚至包含著一種后來者不敢辭其責的擔當。故而這兩位的論著既是將“五四”對象化，將“新文化運動”問題化；但又絕不同于來自外部的批判者。而新文化傳統(tǒng)能夠不斷地內生出像季劍青和袁一丹這樣“強力的對話者”，反過來也證明這個傳統(tǒng)是一個既不乏內在緊張感又具有韌性和回旋空間的、“活的傳統(tǒng)”。

徐佳貴做了題為《聚焦于北大與〈新青年〉之外的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報告。報告從定義問題切入，比如“五四”的定義，既有狹義的也有廣義的，這在學術上可以做出明顯的區(qū)隔。五四運動本身可以被認為外交政治性質的，也可以被認為是思想文化性質的，這種詮釋上的巨大彈性，在民國以日期標示的“運動”序列中，是五四運動相對五卅、一二·九運動等的特殊性所在，而在近代史重大節(jié)點的序列中，也是五四運動相對鴉片戰(zhàn)爭、辛亥革命等的特殊性所在。為什么會如此？這關系到在五四運動的現(xiàn)場，外交、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各個方面是如何有所區(qū)別而又互相糾纏的，而只關注北大和《新青年》，難以完滿地回答這樣的問題?！靶挛幕ㄟ\動）”的多歧定義也是這樣。今天學者已經指出，我們也需要關注研究系、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和江蘇省教育會等組織的作用。這就包括以下這樣的認識，即回歸歷史現(xiàn)場的旨趣，要求研究者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理解為新文化之“名”和某些“實”發(fā)生關聯(lián)的過程，為此，除卻北大與《新青年》的五四“前史”，還應廣泛考察研究系、國民黨、江蘇省教育會或其他地域、勢力的五四“前史”，各方面的“來龍”與“去脈”，以及相應的能動性都值得論述，而不宜滿足于“北大是太陽而其他地方只配沐浴陽光”的基本圖式。如1919年上半年還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蔣夢麟，對當時新風新潮的描述就不是“陽光普照”式的，而是呈現(xiàn)為“水流”的圖式，其源頭是北大，沿著東南沿海流下來，上海等東南地區(qū)可以扮演樞紐的作用——好比武漢不是長江源頭，但卻是長江上的樞紐。另外，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新文化運動可能另有重點，比如可能跟地方自治密切關聯(lián)在一起。照這樣看，五四新文化的來龍與去脈都應該是多線的，北大和《新青年》之外的研究不應該滿足于在既有的畫面格局上填補空白，從而強化既有的敘述模式，而是應該借以反思現(xiàn)有的模式本身。

宋聲泉做了題為《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困局與破局》的報告。他指出，新文化運動研究面臨的第一個困局，是學界在以學院化的方式研究新文化運動。學院派的方法在去中心化，學者習慣了小題大作，而喪失了大題大作的能力。新文化運動這個巨大的歷史存在不是以分科治學的方式發(fā)生的，做研究應該回到歷史中去，應該不分科地處理它。新文化運動研究面臨的第二個困局在于以學院派的方式反思學院派的研究?，F(xiàn)在流行一種慣性的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反思話語，即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因為過于碎片化而失去了和時代對話的能力，這導致現(xiàn)代文學研究被學術界邊緣化了。仿佛問題的根結在學院派的知識生產。但這種反思本身特別是已經成為了某種政治正確般的反思話語，究其根本，仍是學院派的話語生產。在新文化運動研究方面，經得住百年學術史檢驗的名山之作并不多，需要層層清理的基本史實與史事不勝枚舉。第三個困局是我們今天可能已經不在“新文化”的射程之內。射程，說的是有效射擊距離。處于當今時代，“新文化”能不能在射程之外還可以擊中靶心，考驗的是研究者的能力。這二十年來，我們從文字時代進入圖片時代、短視頻時代，如何重返一個以文字中心主義的時代，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很難想象沒有認真讀過幾遍《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晨報》《民國日報》等基本文獻，僅靠看了幾本研究新文化運動的書就敢于對新文化運動下一種本質主義的判斷的“新文化論”是靠得住的。新文化運動研究的破局，要害在研究者的“破執(zh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不憑空臆測，不絕對肯定，不固執(zhí)己見，不自以為是”，新文化運動研究方能得其大，追其源，觀其流，望其遠。

工作坊現(xiàn)場

第二單元由孟慶澍主持。張麗華做了題為《新文化的“未完成性”：從魯迅小說〈高老夫子〉談起》的報告。張麗華在報告中，對魯迅寫于1925年的短篇小說《高老夫子》進行了重讀。在她看來，這篇一向被研究者忽視的作品，其實蘊含了魯迅對晚清以降新文化的“未完成性”的思考。魯迅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在“高干亭”和“高爾礎”之間游移而不安主人公，置于魯迅所熟知的世界文學背景以及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思潮的時代語境之中，這一主人公形象，可以讀作是對中國未完成的新文化的寓言。這一“新文化”，以西方新思想、新制度、新文明為鏡，但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小說對“爾礎高老夫子”在女校講學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生動敘述，即形象地揭示了這一在他人目光和話語中不斷異化的主體的分裂和未完成性?！陡呃戏蜃印枫Ｕ撔缘卣故玖诵碌默F(xiàn)代學校制度建立之后，傳統(tǒng)的師道已失落，但新的合理的師生倫理卻尚未建立。季劍青書中有一篇文章題曰《國家與道德：民初共和危機與新文化人倫理關切的發(fā)生》，討論的是現(xiàn)代國家這一新制度建立之后，相應的新道德、新倫理卻沒有建立起來，這是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的基礎。張麗華認為，包括《高老夫子》在內的魯迅小說集《彷徨》中的諸多作品，都可以在這一延長線上來閱讀，它們包含了魯迅對現(xiàn)代未完成的倫理革命的思考。

袁先欣做了題為《短二十世紀與重建文化問題的方法論》的報告。她指出，季劍青、袁一丹兩位學者的研究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他們都有內在于文學的關切，特別關注文體和語言的問題，但同時這些關注又呈現(xiàn)出非常廣闊的思想史的視野；另一個特點是兩位學者都在有意識地引入新方法，比如說社會史、新文化史的方法。當學者在做新文化運動研究時，他會感到自己無論討論什么問題在文學領域內是合法的，但如果將同樣的方式挪到1930-1940年代就不再合法，由此可看出新文化運動作為現(xiàn)當代文學的起點，它和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之間有一種奇特的內部緊張感。八十年代學風轉移之后，很多討論都想沖破革命史觀的束縛，但是學者們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拋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個起點。新文學的體制可能并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的體制，而是處于一個更大的革命體制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新文學和汪暉提出的“短二十世紀”的概念放在一起看。“短二十世紀”提出的是一個從中國視野開始的革命的世紀如何可能的問題，這個世紀當中，另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則是文化問題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對這一現(xiàn)象，我們現(xiàn)在的解釋還是并不充分的。新文化史確實打開了很多從前不會關注的問題，比如地域、社會網(wǎng)絡、進行機制等等，但是新文化史發(fā)生在法國的時候是對社會史的一個反撥，它對“文化”的理解與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袁先欣最后提出：現(xiàn)在回看過去，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重新提出一種關于二十世紀文化本身的方法論，由此去抓住它的核心，形成一個對于現(xiàn)當代文學、甚至對于二十世紀歷史的新的解釋呢？

李浴洋做了題為《“整理國故”運動與“新文學”思想的關系問題芻議》的報告?，F(xiàn)代學術和現(xiàn)代文學的互動關系以及這種互動關系的歷史影響，不管在學術史上還是在文學史內部都是一種巨大的存在?，F(xiàn)代學術和現(xiàn)代文學共同創(chuàng)生于巨變的晚清到五四時期，都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文化運動中，先驅者就確立了兩者相互支撐、彼此生發(fā)的整體性方案，在此后的數(shù)十年，一直到今天，依托共同的知識生產傳播和接受的制度，現(xiàn)代學術和現(xiàn)代文學也始終相生相成而又彼此制約?，F(xiàn)有研究對于二者在歷史前進中的互動情況，特別是二者如何有機動態(tài)地介入各自核心議題的關注是不足的。在很長時間里，整理國故被簡單地視為對于文學革命的反動，或者僅是被當作新文化運動在學術層面上的延伸。研究者大都是在文學史學的范疇中研究整理國故對于新文學的影響。但這只是兩者關聯(lián)的一個方面。基于探索現(xiàn)代文學研究和學術史研究的互動形態(tài)、挖掘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的互生關系的思路，李浴洋提出應當更為全面地考辨整理國故運動與1920年代新文學思想展開的關系問題，揭示兩者在多個向度上的歷史聯(lián)結，尤其將重點放在對于文學革命之后的新文學思想譜系的勾勒及其內在機制的考掘上。他寫作的以王國維和朱自清為對象的兩篇文章，便是這一研究思路初步實踐的成果。

劉大先做了題為《“新文化”的拓展——論20世紀末知識分子的表述與被表述》的報告。他指出，現(xiàn)代中國與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工農聯(lián)盟結合，對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1949年之后新興的共和國建立了一整套政治體制，特別是單位制度與戶籍制度，將知識分子整合到社會主義體制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參與革命建國的“有機知識分子”與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都成為制度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中間因為意識形態(tài)激進化而采取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使之在政治地位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擠壓，但對于迫切需要“現(xiàn)代化”的社會而言，知識分子以其特殊的專業(yè)才能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鄧小平就開始提出科技（知識）是生產力的問題，調整了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伴隨商品經濟與市場化的興起，中國的社會結構在1990年代發(fā)生了巨大變遷，知識分子感受到自身文化與符號資本的貶值，以及由此導致的在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中的邊緣化。作為領導階級與基礎的工人與農民發(fā)生了身份的調整，原本屬于“工人階級”一份子的“知識分子”同樣在“市場化”的總體性話語中面對身份定位與重構的問題。20世紀末的知識分子遭遇了堪稱天人交戰(zhàn)的焦慮與掙扎，并力圖在變化了的語境中嘗試建立起主體性的言說，產生了一系列的論爭。劉大先認為，199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表述與自我表述，可以歸結為反智主義與啟蒙話語裂解后的話語分歧、世俗化的不滿與日常生活的合法化、專業(yè)主義崗位意識與公共性的吁求等三大主題。囿于既定認知范式，在相關這些主題的表述中，存在著對啟蒙的單向度理解、對日常生活與人性的化約式處理、以及對公共性的窄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未能有效清理，導致知識分子的自我言說、論爭與反思，以及他們的文學、社會與傳媒形象，都日益轉向于內傾化、個人化與專門化，呈現(xiàn)出與大眾社會脫節(jié)的“喧囂的失語”狀態(tài)。今天在政治、技術、市場的文化融合時代，如何處理知識分子由來已久的事關具體與超越、確定與猶疑、有限與無限之間的辯證關系，是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表述所提出而尚需進一步思考的命題，也是塑造“新人文”的起點。

工作坊海報

第三單元由劉大先主持。王東杰做了題為《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史》的報告。他指出，季劍青和袁一丹的兩本書在導論里都表達了一種對新的價值旨歸的追求，想要尋找到“五四”對現(xiàn)代中國的意義。從歷史屬性的角度說，這兩本書都可以看作新文化運動研究在這些年來的實質性推進，不同于過去單一的目的論的敘述，凸顯了新文化內部的多元性和張力。其中文體、聲音、地方性的展開都是新文化史關注的熱門議題，與新文化運動這一主題存在著有趣的匹配性。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新文化運動兼具了歷史性和神話性兩種意義。從歷史性的角度看，很多學者擔心新文化史會造成歷史研究碎片化的危險，但這種風險更多時候是由于很多學者刻意追求邊緣性話題的研究取向所造成，對新文化運動這種“重大”歷史課題而言，它卻恰好彌補了以往研究過于整齊化的弊端，通過對游離的歷史細節(jié)的補充，使宏大議題呈現(xiàn)出更豐富的色彩。從神話性的角度說，新文化運動提出價值重估的口號，有價值先行的取向。對新文化運動的整一性解構并不意味著要否定新文化運動的神話性或神圣性。如果現(xiàn)代中國需要一個心理原點，新文化運動庶幾當之。新文化史的方法反對籠罩性的史學敘述，通過碎片化的策略重新把思想心靈從歷史敘述中解放出來，讓我們看到歷史性和神話性這兩者在對立之外還有對流。神話屬性與宗教不同，其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可以對它施以批評。在陳寅恪先生說的“了解之同情”之外，我們還需要提出“批評之了解”。二者結合，才能看清新文化運動兼具歷史性和神話性的兩面。因此，新文化史不僅一味解構神話，也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事件的神話性，讓新文化運動煥發(fā)出新的學術生產力。

孟慶澍做了題為《何處安放新文化？》的報告。他指出，工作坊關注的兩書風格鮮明、各有特點，代表了新一代新文化運動研究者的實績。季劍青之作重劍無鋒、質樸持正，正面對沖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問題，在方法上接近經典思想史的研究，思辨性和對話性較強。袁一丹之作靈動飄逸、旁逸斜出，善于在史料縫隙間發(fā)掘支點，從而撬動整體，解構神話，看似劍走偏鋒，實則有一劍封喉的效果。她有極強的敘事能力而不滿足于講好故事，其實是通過具體而微的事件/個人研究，對新文化運動研究進行方法論意義上的清理和重啟，是以多學科視野的介入來處理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學史重疊層壘處的問題，可以看出，兩位青年學者的研究和近二十年的學術思潮有密切的關系，他們都致力于為新文化運動祛魅，使新文化運動研究擺脫了歷史目的論的敘事，從固有的各種論述框架中解鎖出來，重新獲得了開放性。當然，這種解鎖也帶來了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慮。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研究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找到新的總體性視野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季劍青對后結構主義歷史學有所警惕和糾偏，并嘗試從新文化運動的后果社會主義革命來重新錨定新文化運動；而袁一丹則提醒，具體研究盡可以微觀，但其目的是從歷史現(xiàn)場拾得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圖景，要通向一種自內而外的“歷史綜合”。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亟需確立新的坐標系以安放自身。從學科的分野來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越來越“史學化”，理論與方法上的時差效應導致某種學科間等級制的形成，而研究者在努力追求文史打通、學科融合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文學研究的優(yōu)勢和特點。如果我們無法確定來路和去向，無法知道“我是誰”，也就很難對自身進行定位，從而對歷史做出真正深入和總體性的把握。

季劍青做了題為《重思新文化與傳統(tǒng)的關系——從杜威訪華談起》的報告。他指出，五四時期，“文化”相較于思想和文學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總體性的概念，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彌散性，跟那種動態(tài)的、擴展性的“運動”概念，有某種天然的親和性；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學是某種知識性的活動，而“文化”在當時的語境中則具有某種實踐性，實踐性的文化運動與社會生活的具體語境產生碰撞，在觀念與社會的互動中生成新的實踐。由此可對新文化和傳統(tǒng)的關系做一些新的思考。杜威訪華是一個很好的個案。杜威訪華期間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文章，首先，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和道德變革為前提的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強調思想道德問題的優(yōu)先性，反而接近儒家的觀念。第二，杜威對表現(xiàn)于社會生活和習俗制度中的漫長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有著很深的同情和理解，他認為中國人有民主精神，看重地方的自主性，將它看作中國現(xiàn)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第三，杜威對中日兩國的現(xiàn)代化進行了比較。他對日本的現(xiàn)代化模式持批評態(tài)度，日本全面引入西方的資源，但卻更多地保存了儒家的權威，相比之下中國人在思想方面更開放；日本的現(xiàn)代化借助國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更多依靠國民的自我組織，具有更強的內生性。竹內好和林毓生都受到了杜威的影響，但價值判斷卻截然相反：竹內好從反思日本戰(zhàn)敗的視角來討論中日兩國的現(xiàn)代化路徑，肯定新文化運動所體現(xiàn)的中國現(xiàn)代性的內生性；林毓生則出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批判五四以來持續(xù)發(fā)生影響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儒家式思想模式。今天看來兩位學者的整體性判斷都有問題，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各自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和關懷出發(fā)，創(chuàng)造了有深度、有生命力的關于五四新文化的“歷史綜合”敘事。當下中國存在著諸多傳統(tǒng)，新文化本身也已成為傳統(tǒng)，但在其中可能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怎樣在這種現(xiàn)實語境中獲得自己的眼光和視角，并由此做出新的歷史綜合，有待于在不斷變動的土地上尋求新的立足之地。

袁一丹的報告題為《新文化的結構與剩余物》。她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就五四新文化這個議題而言，歷史綜合如何可能，又為何不可能。歷史綜合之不可能，主要存在價值和技術兩方面的困難。目前之所以難以寫出超越周策縱的五四通史，根本原因在于難以兌現(xiàn)“價值重估”的允諾。價值重估的懸宕，一方面緣于當下及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一方面也跟研究者的主體狀態(tài)有關。只有在觸碰“五四”這類重大歷史議題時，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到某種無力感。“五四”本身是政治危機、思想危機的產物。每一次對“五四”的重新闡述，無異于對危機時刻的再度確認。如果研究者從當下的現(xiàn)實處境中感覺不到“五四”所包孕的危機意識，或覺得藥不對癥的話；僅僅把“五四”當作常規(guī)歷史題目加以技術化的處理，也就意味著“五四”作為一種思想勢能的衰竭。在“五四”這個老題目上，新材料、新方法、新范式催生的歷史新意，總是暫時的、局部的；真切的危機意識才是更新歷史解釋的源頭活水。歷史綜合如何可能，這個大哉問在《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具化為一種結構的焦慮?！笆Ｓ辔铩钡母拍睿潜唤Y構的焦慮催逼出來的。較之嚴整的結構，她更關心結構的剩余物；較之歷史光滑的表象，則更關注結構的裂縫與褶皺。當追問歷史綜合如何可能時，仍不免有一種改寫總體史的沖動?？傮w史旨在給一個時代畫像，而?？聞t提出另一種歷史結構的呈現(xiàn)方式，他稱之為“一般史”。一般史關注歷史的非連續(xù)性，包括過程的極限、曲線的拐點、運動的反轉等。《另起》這本書的面貌，更接近關注彌散性、非連續(xù)性的一般史。

陳平原教授發(fā)言

第三單元結束后，季劍青主持了圓桌討論，首先邀請蒞臨會場的陳平原教授發(fā)言。陳平原梳理了自己過去幾年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著述和演講等工作情況。2019年他試圖續(xù)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一書，當時的思路是要把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如張厚載、馮省三）也容納進來，而不只局限于當時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陳平原提到當時從法國回來的張競生曾向時人介紹盧梭，但是以失敗告終，這說明新文化運動是有天花板的?！拔逅摹辈坏扔谛挛幕?，但新文化會走向“五四”。做學術研究，如果對象是新文化運動，應該盡量往前談，如果對象是五四運動，就應該往后面談。瓦格納教授關于五四運動的最新研究，關注的是外交史上的五四運動，強調必須理解在華外國人在五四中的作用，可惜沒有做完這項工作就去世了，但他的思路是可供我們參考的。陳平原還提及他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我的“五四”百年》的短文，里面表達了對“五四”百年紀念的四個擔憂：第一是怕現(xiàn)在年輕人不能理解“五四”知識分子的表達，當年的人們在危機時刻饑不擇食，對西方的東西可能理解錯了，經不起今天用學院角度、專業(yè)角度來敲打，但是卻發(fā)揮了歷史作用；第二是怕紀念活動成為空洞化的儀式；第三是怕學術研究只是在增加史實；第四怕五四研究成為書齋學問，沒辦法進入現(xiàn)實話題，介入當代生活。陳平原希望中國人能像法國人和法國大革命對話一樣不斷地去和“五四”對話。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是一種歷史研究，而對五四運動的研究卻不完全是歷史研究，“五四”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思想資源，既與學問有關，也與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有關。研究者與“五四”對話不完全為了學問，也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

對于學科分野的焦慮以及學術研究和現(xiàn)實的關系，學者們也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孟慶澍認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從別的學科吸收了很多研究工具，但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卻很難向別的學科提供研究范式。現(xiàn)代文學的學者們經常讀其他學科的文獻，而其他學科的學者卻很少讀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這背后是學科深刻的危機。張麗華認為，不同于文史之間的焦慮，也可以看到文史之間的互通。研究者和過去的關系可以類比于批評者和學者的關系，可以把文學批評的方法作用于歷史研究。如果用批評家面對文本的這樣一種流動的方式來看，現(xiàn)代文學邊界的不清晰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其原因恰恰是現(xiàn)代性沒有完成，也正因此每個研究都可以給當下提供一個視角。我們的時代不確定性增加了，很難找到大家都認同的支點去回溯歷史，但是共同的支點也是沒有必要的。

陳平原最后指出，學科的分野沒有那么重要，研究者自身才是重要的。學者完全有選擇自己的話題和方法的能力，不用擔心文史分野這個話題。每一代的學者都有自己的焦慮，為應對現(xiàn)在的學術體制帶來的壓力，陳平原建議年輕學者們可以在每年寫一兩篇大文章之外，寫一些小文章來保持性情的溫潤和對文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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