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的書

本文為王明珂著《羌在漢藏之間：川西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21年版自序，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1994到2003年間，我多次到青藏高原東緣之川西岷江上游，在當?shù)厍?、藏族村寨中進行結合史學與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我研究的主題是本地人的族群認同與其歷史記憶間的關系，以及兩者在近半世紀來的變遷。在田野考察中，我一方面觀察這兒各地村寨人群的社會與生活習俗，另一方面探詢及記錄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前者是情境，后者是文本；我探尋兩者間的對應關系及其意義。隨著由一條溝到另一條溝的多點田野考察，我進入一個又一個的情境與文本聯(lián)結之中；觀察社會情境變化如何造成文本（社會記憶）的相應改變，借此，我對本地社會情境及其變遷有較深入的了解。最后這些對羌族的了解，也改變我對自身熟悉的知識體系之了解。這看來頗具體系的調查研究方法，并非我在田野進行前已有的妥善規(guī)劃，而是隨著田野進行而逐漸成形。

在此新序中，首先我將說明作為本書基礎的田野工作，以及相關的知識邏輯之形成過程。其次，我將說明本書完成后至今，2021年，我基于此的一些延續(xù)性研究，也借此說明本書及相關田野的重要性。

田野工作

我的田野工作，從某種角度來說，是邊“?！边呥M行。四川話“?！本褪峭?，玩得任性且高興。那些年每到暑期（有時也在寒假期間）我與兩三羌族朋友就背起背包，一起往各個溝中走，翻山、越梁、上寨子。在村寨里，我們的活動很輕松愉快；到處串門子、喝酒、聊天（四川話說擺條），沒有嚴肅的學術話語。除了幾個后來愈來愈熟的地方（松潘埃溪溝、茂縣永和溝、北川內外溝），我們在寨子里一般只停留約4—6天，然后轉到鄰近寨子或另一條溝。我與寨子里主人家的閑聊，經(jīng)常是由莊稼、牛羊到本地年節(jié)習俗，無所不談。大約進行了兩年后，一些田野方法及該探問的重要主題逐漸有了聚焦。通常到了一個寨子，首先我會故意賣弄自己在鄰近村寨聽得的本地知識，讓主人驚訝地表示“喔，你都曉得地嘛”。然后隨著聊天主題的開展，當主人說“這個我們跟他們不一樣”，此時我便認真追問及思考這些“不一樣”之處。

如此經(jīng)常移動于多點之間的田野調查方法，我并非得于當時在人類學界已有實例的多點田野（multi-sites fieldwork），而是受到口述歷史中一個簡單概念的啟發(fā)：歷史有多元的聲音（history has many voices）。以及得于社會記憶研究中的一基本法則：個人記憶深受其社會身份認同影響（we are what we remember）。也因此，我不僅移動于不同的田野點，在同一村寨中，我的采訪也移動于不同世代、性別、教育、職業(yè)等背景的個別村民之間。

從田野一開始，我便在訪談間盡可能地進行錄音。這是受到當時吸引我的幾個學術傳統(tǒng)——口述歷史、社會記憶與族群認同——之影響。這三個學術傳統(tǒng)，概括分別屬于歷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這也是我的一種研究傾向：我緊緊跟隨、探究的并非某一學科范準或其中的某些理論，而是某一議題及其衍生的問題，因此從不回避跨越學科藩籬。我的田野錄音剛開始很隨意，并無特定主題。后來，弟兄祖先歷史、毒藥貓故事、山神信仰，以及大禹、周倉等本地英雄祖先記憶等等，成為我訪談錄音的主題。在田野中發(fā)掘有意義的問題，然后針對它們搜集資料，這是很花時間但十分重要的工作。如何讓受訪人同意錄音，并對錄音毫無戒心，這對從事質性訪談的田野工作者是一難題。我克服此難題時用了一點小心機。通常我先拿出筆記本與筆，逐字逐句記錄村民說的話，為此不停打斷他們的陳述，要他們一再重說。等到村民對于故事說不下去而感到有些不耐煩時，我再提出錄音請求，通常這時他們會欣然同意。當然更重要的是，我錄的主要都是神話傳說與歷史，而非“當前”較敏感的人際關系等議題。

對人們的口述記憶作錄音，相對于憑著調查者之聽聞、回憶及文字表述可能產(chǎn)生的誤差，自然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然而更重要的是，錄音以及事后將它們轉為文字，讓口述記憶成為一種可供細膩分析的文本。它們與本地社會情境相對應；如我在本書中經(jīng)常引用的“弟兄祖先歷史”口述文本，它們與村寨社會中各人群彼此合作、區(qū)分及對抗的人類生態(tài)情境相對應。如此，我們對一社會的了解不僅是依賴“深度參與觀察”（deep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得之經(jīng)驗與記憶（傳統(tǒng)人類學的田野方法），而是另有文本可資參照。更具意義的是，當我們在比較各地所述的同一神話故事或歷史時，文本中的細微差異常反映地域間的社會情境差異—這是我在多點田野中的體悟。

由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多點田野也是對“典范”的反思。人們常為典范概念所拘；以民族研究來說，典范的民族、社會與文化，都經(jīng)常成為人們心中牢不可破的知識概念。當我最初進入羌族地區(qū)做調查研究時，情況便是如此；包圍我的各方信息是，哪些是羌族的特色文化，哪兒的羌族文化最正宗，哪兒的羌族傳統(tǒng)社會保存最好，以及哪些人最懂得羌族文化。如果接受這些意見，那么我可能選擇一“典范的”（標準的）羌族村寨，進行一兩年人類學家稱為“蹲點”的參與觀察，本地耆老也無疑是我最佳的訪談對象。然而，各地羌族的多元性讓我很快便深深體會到前述“歷史有多元的聲音”之說。因此我不只在多個田野地點之間轉移，在同一田野點的寨子里，我的訪談對象也轉移于不同性別、世代、教育與政治權力背景的個人之間。同時，我的田野也在當代社會與歷史文獻間轉移。后者便是“在文獻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提及“羌”的戰(zhàn)國或漢代文獻，可被視為文獻作者關于“羌”的社會記憶，借著分析這些文本，我們可以了解與之對應的古代社會情境。

《羌在漢藏之間》之后

《羌在漢藏之間》可說是一反思性研究的前半部，它的后半部則是我在2006年出版的《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一書。在羌族研究中我說明，流傳在羌族各地的多種弟兄祖先故事實為一種本土“歷史”、一種集體記憶。它們產(chǎn)生于各村寨人群既合作又彼此區(qū)分、對抗的社會情境之中，也反過頭來強化這樣的社會情境。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中，因此相信而不懷疑這樣的“歷史”。我指出，一種文化性的歷史心性，我稱之為弟兄祖先歷史心性，讓人們不斷創(chuàng)作、講述并相信這樣以“從前有幾個弟兄到這里來”為起點的歷史。如此，《羌在漢藏之間》之研究可說是“化奇特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的工作。

了解這種對我們（集中化、階序化的所謂文明社會人群）而言相當陌生、奇特的“歷史”之后，我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中說明，我們熟悉且深信不疑的“歷史”，一種以英雄祖先事跡為起始的“歷史”，也是一種歷史心性——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之產(chǎn)物。英雄祖先歷史對應的是權力集中化、財富與社會地位階序化的現(xiàn)實情境。同樣地，生活在被這種“歷史”創(chuàng)造的社會現(xiàn)實之中，我們因此也不懷疑這樣的“歷史”。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這本書中，我說明在東周時期華夏形成的時代社會情境下，黃帝、炎帝、顓頊等人物如何成為凝聚華夏的英雄歷史中的始祖，后來又如何發(fā)展為黃帝后裔及炎黃子孫等歷史人群概念。我也說明，在漢晉時期華夏邊緣擴張的情境下，中原史家如何創(chuàng)作一些黃帝后裔的英雄歷史，如箕子奔于朝鮮、太伯奔吳、莊蹻王滇以及戎人無弋爰劍奔于西羌的歷史，用來說明華夏邊緣人群的華夏血緣。這即是“將熟悉的視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也就是基于與前同一思考邏輯與方法，來分析與理解我們熟悉的知識，如此讓我們對自己原深信不疑的知識產(chǎn)生一些反思性認知。

我在2009年出版了《游牧者的抉擇》，此書沿承自《羌在漢藏之間》的是人類生態(tài)的概念。羌族的每一條溝（溪谷）都是一小型人類生態(tài)圈。在特殊環(huán)境中，人們利用環(huán)境以行其經(jīng)濟生業(yè)，因生業(yè)活動中的環(huán)境資源分配、競爭，人們結為各種社會群體，并以文化來規(guī)范眾人的行為和價值觀，讓環(huán)境、生業(yè)與社會得以維持及穩(wěn)定發(fā)展。在《游牧者的抉擇》一書中，我由人類生態(tài)角度比較漢代中國北方三種游牧社會人群：西羌、匈奴與鮮卑。他們生存活動的地理自然環(huán)境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游牧經(jīng)濟與輔助性生業(yè)，并以不同的社會組織來支持其經(jīng)濟生業(yè)，也因此各自有配合其生業(yè)與社會的文化與道德習俗。以中國漢晉時期的匈奴、西羌與鮮卑為例，觀察、分析他們?yōu)楹闻c漢帝國間有不同的互動模式以及產(chǎn)生性質有異的歷史事件（表相），思考背后存在的人類生態(tài)（本相）差異。這樣的研究方法也得于《羌在漢藏之間》的多點田野；文獻記載、歷史事件與我們在田野所見現(xiàn)象相同，皆為某種社會情境本相下的表征、表相。因此移動在多個表征與本相間的考察，有如移動一個凹凸鏡來觀察多個物體；由觀察、比較鏡面上的表相變化，我們可以對鏡下物體（本相）有較多的認識。

由《羌在漢藏之間》到《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及《游牧者的抉擇》，在研究寫作中我一直檢討著自己的學術思路。因而在這些著作完成后，我對于文本、表征的一些基本概念與分析方法逐漸具體化。我在2015年出版的《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一書，便是試圖將這樣的研究方法系統(tǒng)而簡潔地介紹給學術界及一般大眾。本書的要旨是，我們生活在表相化的世界里，難以認識身邊事物之本相，因此對許多社會現(xiàn)實缺乏反思性認識，自然也無反應；為突破此認知麻痹，本書提出一些認知概念、分析方法與研究策略，以期讓我們能進一步認識隱于文本與表征之后的社會現(xiàn)實本相。這本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內容概念與實例，仍來自于《羌在漢藏之間》及相關田野工作。譬如“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系，來自于我對羌族村寨中流行的弟兄祖先歷史（文本）與村寨社會（情境）的認知；“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亦有對應關系，這也是得于我對羌族之弟兄祖先歷史心性（文本結構）與對等分享和競爭之人類生態(tài)（情境結構）的認知。

近年來我進行兩項彼此相關的研究：人類原初社群與其歷史變遷，以及原初社群中人們的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梢哉f，它們都是《羌在漢藏之間》的延伸性研究。原初社群指的是一種人們的血緣與空間群體認同相迭合的社群（鄰人便是親人）；這概念的原型是《羌在漢藏之間》中所描述的過去羌族村寨社會。我認為，這樣的人類社群可能是新石器時代人類極普遍的一種社會結群模式，而至今它們仍普遍見于全球各地人類社會，或存在人們的理想之中。關于人類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的研究，則是我對羌族“毒藥貓”傳說與相關社會現(xiàn)實的延伸。過去在狹隘的村寨人群認同下，人們集體猜疑及閑言寨子里的一二女子為毒藥貓，以化解他們對外患（敵人或災難）及內憂（內部矛盾或沖突）的恐懼。猜疑并施暴于“替罪羊”，在古今全球人類社會中都是普遍現(xiàn)象，也是社會人群集體暴力的一種重要根源。近代初期鼠疫流行之陰影下歐洲的獵巫風潮，便是個著名的例子。在我寫這篇序言的當下，正值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之時；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天天見于各個國家之間，以及一國之內各人群間，這也見證了我們時時都生活在“田野”之中。

自1994年我第一次踏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區(qū)，至今已過了27個年頭。二十多年來，我的學術研究一直受惠于當年的田野考察?；蛘?，由兩方面來說，我一直未曾離開過羌族田野。一是，那一段田野考察經(jīng)驗，讓我得以用一種新的眼光來觀察周遭世界（包括閱讀歷史文獻），因而從此生活在田野之中。另一則是，我愈來愈認識自己在羌族田野所見人文現(xiàn)象的宏觀意義，因此它們至今仍引領著我繼續(xù)探索其在全球性人類社會及其發(fā)展演進上的意義。最后我也借此告訴讀者們，人類社會本身是一本最豐富而值得我們不斷深入“閱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