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萬國商團成軍記

“有人評論道，除了中國，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允許外國領(lǐng)事劃出一大片完全超出其實際需求的土地作為居留地，并宣稱對該地擁有專屬管轄權(quán)。”筆者深以為，這個評論是有全球眼光且公允的。最初是昧于上海道臺的無知，繼而因為滿清王朝的羸弱，上海不僅開辟了英、法、美三國租界，而且隨著時局發(fā)展這三處租界分分合合、越來越大。開埠初期，圍繞租界專管權(quán)，英、法、美三國駐滬領(lǐng)事之間的競爭與矛盾遠大于他們與中方道臺的外交角力。三國爭食上海的局面1853年發(fā)生一次大的轉(zhuǎn)折，導(dǎo)致此一變化原因并非北京，卻是誰都未曾預(yù)料、來自千里之外廣西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緣起于科考失意的洪秀全與他所創(chuàng)立的“拜上帝教”。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這一天，為慶祝生日，眾人在金田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布告遠近，討伐滿清。太平天國義旗一舉，四方響應(yīng)，軍隊所至，無不勝利，自西南至江南，1953年3月19日攻下南京，4月1日再克鎮(zhèn)江，軍艦若沿江而下，距離上海只有咫尺之遙。

上海此時開埠已有10年，據(jù)1854年《上海年鑒》（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記載，截至1953年底，滬濱已有7國領(lǐng)事館，除英、法、美外，另有大布魯斯公館（Prussian Consulate，普魯士）、大西洋國公館（Portuguese Consulate，葡萄牙）、大荷蘭公館（Dutch Consulate，荷蘭）和大黃旗國公館（Hamburgh Consulate，自由市漢堡）；另有75家洋行，行業(yè)涉及船舶、醫(yī)療、倉儲、絲綢、飲食、票據(jù)代理、宗教、木匠、銀行、保險、拍賣、鐘表、印刷、娛樂、建筑等方面；共計277名外僑名單，其中帶有家屬者有35人，另有131條租地人的信息，詳列有中英文名、分地號、道契號、面積、租金等。上海外僑的財產(chǎn)，據(jù)官方的估計，為數(shù)已在2500萬英鎊之多。

1853年，外人繪制的上海地圖。出處：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萬國商團85周年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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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期間，滬上各國外僑與利益自然不能寄希望于自身難保的清政府的保護，而駐泊在滬的外國軍艦，此時只有英艦烈雷號（Lily）一艘，而該艦恰巧又奉英國駐華全權(quán)公使、香港總督文翰（George Bonham）之命，即將南駛。滬上英僑不得不星夜派使乘快船到香港商情，結(jié)果文翰答應(yīng)該艦留滬，而本來也將南行的英艦“海爾姆斯”號（Hermes）又載英使，帶同軍隊若干，從香港出發(fā)來滬。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Humphery Marshall）也于1853年3月28日乘坐“蘇士桂漢納”號（Susquehanna）從美國繞道香港赴滬，與文翰會晤，兩人意見達成一致。

馳邀外援之外，寓滬洋人亦有積極自衛(wèi)舉措。當(dāng)時，上海外僑社區(qū)真正的領(lǐng)袖人物不是英、美兩國的公使，而是1846年10月接替巴富爾出任英國駐滬領(lǐng)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阿禮國1809年生于英都倫敦的一個醫(yī)生家庭，早年曾在倫敦國王學(xué)院接受醫(yī)學(xué)訓(xùn)練。1836年，作為外科醫(yī)生在英國軍隊服役，轉(zhuǎn)戰(zhàn)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地，任職英軍醫(yī)院的副總巡視員（deputy inspector-general）。1837年進入外交界，1844年來華，來滬之前曾在福州、廈門擔(dān)任領(lǐng)事。阿禮國對英帝國而言是個非常能干的外交官，極具冒險精神，為了維護英國利益常常不擇手段，日后也得到嘉賞，獲封爵士。1848年，上海歷史上著名的“青浦教案”，就是阿禮國冒險精神的最佳印證。達到目的后，阿禮國不無得意地總結(jié)道：“對侵犯英國僑民的暴行的直接后果懷著有益的憂慮，同時還確信，暴行給地方當(dāng)局所造成的糾紛和危險，畢竟比為護僑懲兇而作的最有氣魄的努力所能引起的要大得多。這似乎是駐在這個國家對英國僑民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護辦法?！?/p>

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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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4月7日、8日、12日，阿禮國聯(lián)合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連續(xù)召集僑民及美、法駐滬領(lǐng)事3次集會，決定成立上海本埠義勇隊。阿禮國本意是成立一支Shanghai British Local Volunteer Corps（直譯為“上海英人本埠義勇隊”），但在美國人的力爭之下，最終刪除了British（“英人”）字樣，使得這個機構(gòu)自一開始就有國際化的傾向。此時的上海法租界和法國僑民的規(guī)模與實力，較之英、美太過弱?。ǜ緵]有軍艦進駐），加之法國人沒有組織商團的社會傳統(tǒng)，未參加上海本埠義勇隊。

此外，阿禮國又成立一“協(xié)防委員會”（Committee of Co-operation），由僑滬英、美洋行的大班組織而成，推定霍格（William Hogg）、金能亨、斯金訥（J. Skinner）、肯納地（Henry II. Kennedy）、比理（T. C. Beale.）等5人為委員。此時尚無工部局，這些人是作為商人和官員、領(lǐng)事館和海軍之間的紐帶。

在4月12日的外僑全體大會上，三國領(lǐng)事與駐滬海軍軍官都有列席，身為主席的阿利國率先發(fā)表宣言，他說：“無論太平軍、清軍，都不得入租界；各國居留商民不得因國籍的不同，發(fā)生意見的分歧，——防御應(yīng)取一致的行動?！狈▏I(lǐng)事敏體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第一個表示贊同。最后，全體決議：大會認為有建設(shè)長期防御工程以護僑民之必要，協(xié)防委員會得與文武當(dāng)局商議辦理。所謂防御工程，便是除了在租界四周筑柵以外，并在洋涇浜和蘇州河間，沿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地帶，掘一闊壕以連貫之，障以土壘，以防租界從西面被襲攻。它的直接效果，可使英租界包括于一較大的警衛(wèi)區(qū)以內(nèi)。此項防御工程旋即自南而北，開始建設(shè)，其壕即名“護界河”（Defence Creek）。

在4月14日舉行的萬國商團籌備會議上，新任團長、印度孟加拉省第二步兵團（the 2nd Bengal Fusiliers）上尉屈隆蓀（Robert Nixon Tronson），他不僅從孟買帶了商團士兵所需的步槍和刺刀，還制定了萬國商團最初的四條團規(guī)：

1.命名為“上海本埠義勇隊”。

2.任何已入伍之紳士，未經(jīng)其本國領(lǐng)事之允許，不得自行退伍。

3.團員在指揮官所認定之時間、地點集合，接受訓(xùn)練。

4.入伍后，將區(qū)分為“乘騎斥候”和“步兵”兩種。

屈隆蓀僅做了一月團長就遞交了辭呈，搭成蒸汽船離開了上海。即便只有30天的相處，萬國商團第一批團員們?nèi)匀唤o予了首任團長極高評價，他們共同書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屈隆蓀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組建該支部隊、教授他們基本的軍事知識。屈隆蓀1853年5月13日在他離開之前的最后一次檢閱活動上，當(dāng)眾閱讀了此信。

上述那277名外僑漂洋過海、千辛萬苦來到上海，除了領(lǐng)事與傳教士外，本就不是為了服役從軍、實現(xiàn)自己的英雄夢想，大多身懷的是打撈一筆、回國享福的初衷。像其他“商團運動”一樣，上海萬國商團成軍不久，召集所有團員訓(xùn)練變成一件難事?！侗比A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寫到：“下午的軍事練習(xí)總是被趕去寄信這事兒打斷”。

然而就在“義勇”精神很快消退之際，又一場近在眼前的危機突如其來。1853年9月，先是在嘉興，后在上?？h城之中，爆發(fā)小刀會起義，上海知縣袁祖德被殺、道臺吳健彰逃到了租界之中。起義軍很快引來了清軍的圍剿，小刀會、清軍、租界三方勢力各占一方，一時間誰都奈何不得誰，在上海灘上上演了一出新“三國演義”。所以說，“這一個年輕的義勇團，沒有機會讓它忘記所受到的訓(xùn)練。只要是在叛黨盤踞在縣城里，而官兵又想攆他們出來的情況下，義勇團每天的日程必然是‘行軍和時刻戒備’，有時夜間還必須如此。”接替屈隆蓀出任指揮官的是時任英國駐滬副領(lǐng)事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已知史料中對當(dāng)時萬國商團的訓(xùn)練是何內(nèi)容并無記載，但一年之后的“泥城之戰(zhàn)”似乎佐證了對于滬上外僑的軍事訓(xùn)練是“富有成效”的。

本文節(jié)選自徐濤著，《萬國商團：一部全球視野下的上海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版，第37-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