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創(chuàng)造新日本》：美日關系史的“洞穴”與“深淵”

《創(chuàng)造新日本：1853年以來的美日關系史》，[美]W. 拉夫伯爾著，史方正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168.00元

一、1853年：致命的遭遇

1860年6月16日，一個由七十七人組成的日本外交使團為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批文所搭乘的美國軍艦抵達紐約港，這是自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的佩里將軍率領四艘軍艦強迫日本打開國門以來，美日關系史上的第二個高光時刻。目睹此景，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激動不已，于是吟詩一首：“面容姣好的曼哈頓人/美國同志——東方終于來了/原初的女人終于來了/……我也提高了嗓門，承擔著自己的使命/我在我的西部海洋歌頌著這個世界/我歌頌著新帝國，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宏偉——就像在幻想中/我歌頌美國，我歌頌情侶們——我歌頌更偉大的至高無上……”但這種興奮僅僅屬于美國人，同時代的日本人卻憂心忡忡，甚至憋著一腔的怒火。在費城，有人對一位美國海軍軍官說：“這是你隨行所帶的猴子嗎？”（26頁）這是歷史學家定格的“沖突”的一個畫面。

日本使團的這次出訪，注定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活動，因為他們已決意引入近代文明的火種。繼這次派遣訪美使團后，從1862年到幕府滅亡的1867年，幕府還先后向英法俄等歐洲國家派遣了五次使節(jié)團。日本人由“鎖國”走向“開國”的意志此時已然明確；借用柏拉圖著名的比喻，他們看到了光亮，決意走出舊時代的“洞穴”。只是他們并未意識到，這顆近代文明的火種包含著致命的危險：它導引人們推開了自然的神秘大門，將創(chuàng)造自然的偉力毫無保留地交到了凡夫俗子的手中；人們帶著登峰造極的欲望與自負，目空一切。新的“洞穴”在等待著它的獵物。

其實，在這一年的3月3日，江戶幕府的“大老”、相當于內閣總理的井尹直弼遭暗殺身亡。日本下級武士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江戶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建立的封建體制的分裂加速，并在尋求新的結合形式——內部走向中央集權制的壓力與外部走向新世界的壓力同時出現(xiàn)。此時的美日關系就像一座由美國“設計”的奇特的核反應堆：裂變與聚變同時在發(fā)生，巨大的能量開始積蓄。上面抄錄的惠特曼的詩歌，無論有著怎樣的浮淺乃至肉麻，它都是時代精神的顯現(xiàn)——詩人敏銳的心靈已經(jīng)捕捉到了來自東方的“輻射”。

然而，這是一座不穩(wěn)定的，或者說缺少控制的核反應堆。1868年前后爆發(fā)的明治維新，可以說就是一次小規(guī)模的“核事故”：到1877年明治政府平定“西南戰(zhàn)爭”為止，數(shù)萬將士已經(jīng)為此殞命。此后，這座反應堆勉強維持了工作時的“臨界狀態(tài)”；它持續(xù)輸出能量，諸如明治立憲、日清戰(zhàn)爭（即中日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炮制“滿洲國”、侵華戰(zhàn)爭等等這些定義了近代日本的事件從中獲得了動力。產(chǎn)業(yè)革命、商業(yè)往來、種族主義、殖民競爭、帝國欲望、文明使命，這些歷史進程中的這些物質與觀念因素混雜在一起，連同無數(shù)人的生命，充當著燃料。

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國民發(fā)布了針對美國的宣戰(zhàn)詔書。得知這一消息后，日本文學評論家竹內好（1910-1977）立刻撰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的字句：“歷史被創(chuàng)造出來了！世界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面貌！我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我們因感動而戰(zhàn)栗著……我們感覺到從自己的內心深處涌出某種難以名狀的、攝人心魄的震撼之力?！保ā吨駜群萌返?4卷）竹內好的激情得到了點燃，這與1860年惠特曼初次見到日本使團時的情形可謂不分伯仲：他們都看到了歷史得到創(chuàng)造的瞬間。不同的是，惠特曼的贊美洋溢著無窮的樂觀，而竹內好的文字卻是一篇沉郁的戰(zhàn)斗宣言：它是一篇針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世界秩序、針對惠特曼的世界的宣戰(zhàn)書。不過，二人倒是有一個屬于那個時代的共同點：他們都過于自負了。

悲劇很快達到了高潮。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6分，一枚裝有六十四公斤鈾的原子彈在廣島上空五百八十米處爆炸；歷史學家記錄說，“頃刻間有8萬至10萬人喪生，包括12名被俘虜監(jiān)禁的美國海軍飛行員?！?月9日上午11時2分，另外一顆原子彈在長崎上空爆炸，據(jù)說有七萬人殞命。

那么，美國當時有不使用原子彈的可能嗎？這其實并不是后世的歷史學家感興趣的課題。早在這一年的5月，負責討論武器使用的“臨時委員會”（由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領導）內部就為此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委員會還是向杜魯門總統(tǒng)建議使用原子彈；與此相對，海軍部長福萊斯特認為，“只需要封鎖線和空中力量就能迫使日本屈服，既不用進攻，也不用原子彈?！睔v史學家這樣分析道：“杜魯門和史汀生擁有與福萊斯特同樣的痛苦，但不像福萊斯特，他們將原子彈視為答案。對他們來說，迫切的問題是盡可能讓蘇聯(lián)遠離日本本土。原子彈是杜魯門武器庫中唯一能夠迅速終結戰(zhàn)爭并讓斯大林深刻受到美國在東亞強大實力的武器。”（246頁）作者有意使用“痛苦”一語，以為歷史的殘酷涂上一抹溫情。

杜魯門在政治的意義上做出了決斷：他必須拆解前任羅斯?？偨y(tǒng)與斯大林達在2月達成的《雅爾塔協(xié)定》，因為該協(xié)定使得斯大林獲得了此前沙皇們夢寐以求的東北亞權益，而這又與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門戶開放”政策發(fā)生了沖突。因此，當杜魯門獲知原子彈研制成功后，王牌在手的他已經(jīng)不必再求助斯大林的力量了?！按鸢浮钡恼嫦嘀链怂涫觯涸訌検褂门c否，其實取決于美蘇兩大帝國如何安頓自身欲望的問題。在這些欲望的相互撞擊中，日本帝國率先灰飛煙滅。

美國的一位政治幽默作家曾這樣評價佩里在1853年取得的功績：“麻煩在于，英勇的準將叩開大門后，我們沒有進去，他們卻走出來了。”美國動用人類最新馴服的能量，拆毀了危險的美日關系的這座“核反應堆”，將日本人趕回了“洞穴”。摧毀與重建同步進行，這一次美國自身充當了控制反應堆三件套：慢化劑、控制棒和冷卻劑。遍布日本的駐日美軍軍事基地，在緊盯著來自歐亞大陸東端的動向的同時，看守著昔日自負、桀驁不馴的敵人與當下看似惟命是從的盟友。但誰來看守美國呢？

二、從“遠西”到“近西”：沖突的起源

若說1853年以來的美日關系史有特別之處，那么就在于它集中呈現(xiàn)了迄今所知的人類的全部類型的“沖突”。有一些沖突、諸如戰(zhàn)爭與貿易摩擦等擺在明面上，人們但凡撇上一眼就會了解大概的情況，而作為觀念沖突的“文明沖突”，則在多數(shù)時刻充當著背景和底色；在一部分物質利益至上的人們的心目中，這種觀念上的事物甚至得不到承認。其實，如果我們能意識到“物質”與“觀念”并非表面上的對立關系，那么，我們就可以將這些沖突還原為人們彼此“欲望”的沖突；如前所述，在工業(yè)文明與資本的驅動之下，人們帶著各自無限膨脹的欲望，走上了世界大舞臺。

我們且看本書開篇處的一段敘事：“他們（即美國人）之所以輕易服膺于對財富的追求，其中有諸多原因。美國人相信他們確實生而自由——也就是說，他們出生于或者生活于這樣一片土地，這片土地上既沒有封建制度，也沒有13世紀后在歐洲出現(xiàn)的眾多管制措施。由于缺乏封建歷史，美國人并不能理解為何歐洲與亞洲的民族不能輕松地擺脫身上的枷鎖。而且，19世紀中葉的美國人掌握著廣闊的土地，可以進行無盡的開發(fā)和遷徙。幾百萬印第安人擋住了開發(fā)之路，但他們正在被系統(tǒng)地消滅或者限制在保留地中?！保ǖ?頁）這些看似輕描淡寫的數(shù)行文字，讓我們看到了近代歷史的一個開端；它隨后流動開來，始如涓涓細流，終至驚濤駭浪。

將美日關系的開端設定為美國人對“財富”的追求，這看上去淺顯易懂，但問題還有復雜的一面。比如，歷史上荷蘭人也曾懷著對“利益的眷戀”來到日本，但他們——歷史學家傾向于認為他們是“荷蘭國民中的人渣”“不是惡棍就是一幫無能之輩”——在幕府將軍及其官員面前奴顏婢膝，以求得維持通商的機會。一位荷蘭作家在1769年的一部戲劇中以辛辣的筆觸寫道：“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或許是命運所為/但原本自由的人在日本卻主動扮演著卑賤的奴隸/在出島僅僅是為了賺錢而拋棄了上帝/這樣的事情在東方從未發(fā)生，直到荷蘭人到來?！保ㄌ萍{德?金：《日本發(fā)現(xiàn)歐洲，1720-1830》）在追逐財富這一點上，美國人與荷蘭人并無二致，但他們的心性結構中還有著截然不同的側面。

此時美國人的“心性”，在自己“掌控”的遼闊土地上進行的“無盡的開發(fā)和遷徙”中，也就是所謂的“西進”運動過程中，得到了定型。作者接下來的說法說出了真相的另外一面：“幾百萬印第安人正在被系統(tǒng)的消滅或者限制在保留地中?！遍L久以來為人們所謳歌的美國價值觀，諸如熱愛自由、個人主義以及美國夢等等的形成，除了所謂的高尚的“清教徒傳統(tǒng)”的精神滋養(yǎng)外，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充足的世俗養(yǎng)料。他們將一切歷史包袱都留在了歐洲舊大陸，在新大陸上又將印第安人逐出家園，奴隸貿易為他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再也沒有什么能阻擋他們享受“自由”的步伐了；他們還為自己的行為賦予了最高的理由：“天定命運”或曰“昭昭天命”。到了1890年，將近四百年的“西進”的歷史已經(jīng)落下帷幕，新大陸上的“邊疆”已經(jīng)消失。然而，美國的歷史在既定的軌道上向前運動：美國人將新“邊疆”推進至太平洋深處。

1898年5月1日，美國艦隊摧毀了位于馬尼拉灣的西班牙艦隊。麥金萊總統(tǒng)當即派遣一萬二千名士兵占領了馬尼拉，并迅速著手合并夏威夷。麥金萊說：“我們十分需要夏威夷?！庇谑牵@一年的6月，夏威夷王國被美國吞并。1899年2月，菲律賓爆發(fā)了民族運動，向殖民主義者打響了第一槍。歷史學家記錄下了一種天真的看法：“對于美國人來說，這是善良的商人與邪惡的殖民者之間的競爭?！碑斎?，這只是帝國的自負與虛偽，因為“這場戰(zhàn)爭持續(xù)了三年多，帶走了數(shù)千美國人和數(shù)十萬菲律賓人的生命”（72頁）。從弱小民族的角度來看，“天定命運”就是他們遭受殖民主義者屠戮的命運。

美國人繼續(xù)著他們的“西進”政策；1899年9月，時任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他的歐洲同伴們發(fā)出了有名的《關于對華貿易門戶開放政策的通牒》，即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然而，他們未意識到，羽翼漸豐的日本成了它的絆腳石：作為近代殖民世界秩序嫡子的日本帝國，它也有著自己“西進”的“天定命運”。明治日本陸軍的“太上皇”山縣有朋在這一年提出了所謂的“主權線”和“利益線”一說，開始將中國的東北地區(qū)視為自己的禁臠。這構成了1904年日本發(fā)動“日俄戰(zhàn)爭”的直接動機。日本在1905年艱難取勝后，時任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宣稱日本已經(jīng)成為亞洲的“半大陸性列強”。這一年的6月16日，此時仍在隔岸觀火的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給一位英國好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日本人是多么優(yōu)秀的民族！他們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與商場上的表現(xiàn)一樣卓越?！保?3頁）他未意識到，新老兩個帝國的“西進”政策，已經(jīng)開始交匯。美日兩國再次發(fā)生致命的遭遇。

日本為勝利沖昏了頭腦，內政外交開始荒腔走板。1929年10月，一場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突如其來，列強追求自保，文明迅速開始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公然將中國東北地區(qū)據(jù)為己有，事實上替美國人劃定了他們“西進”的禁區(qū)。對于有著“西進”精神結構的美國人而言，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隨即宣布了“史汀生主義”：不承認日本政府的政策。世界大戰(zhàn)的導火索由此點燃，日本進入了所謂的“十五年戰(zhàn)爭”時期。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時，數(shù)千萬人已經(jīng)成為帝國欲望的犧牲品。

美國的欲望得到了大幅度的實現(xiàn)：在隨后進行的軍事占領和戰(zhàn)后安排下，日本列島事實上成了美國最新的“西部邊疆”。用當時美國世界政策中的語言，日本扮演著美國的“西海岸”，是美國“遠東邊疆的樞紐”。1963年，美國副國務卿約翰遜自豪地宣布，日本已經(jīng)成為亞洲其他國家的“榜樣”和“現(xiàn)代技術的源泉”；他還表示，“從我們的位置來看，遠東，更準確地說是‘遠西’，或者更恰當?shù)卣f法是‘近西’”（416頁）。美國之所以對日本不惜贊詞，是因為此時的中國正是它敵意的新焦點。

美國的這種“邊疆思維”或者說“邊疆欲望”，構成了美國世界政策中的“執(zhí)拗低音”。執(zhí)拗低音，這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4）有名的說法，意思是在同一樂章中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xiàn)的一種低音類型，丸山用它來形容思想觀念中那種恒常、精微的要素，使得樂章呈現(xiàn)出它的獨自特征。追求“自由”，這是所有民族精神中的華章，但“執(zhí)拗低音”卻在長遠、深遠的意義上決定著它的成色。1863年，美國駐日本的領事普魯恩這樣寫道：“所有駐日的西方列強官員都是文明的前哨站的哨兵。我們在這里如同面對印第安部落一樣?！保?1頁）在美國的一些政治家的眼中，一切阻止他們“西進”族群統(tǒng)統(tǒng)可劃入“印第安部落”。這種對“文明”的自負，同樣是它的“執(zhí)拗低音”。只是，他們在日本列島遭遇到了阻擊。

三、什么是“歷史的教訓”？

上面對一些歷史事實的回顧，主旨并不是要對歷史上的美國或日本進行再一次的批判，而是要重現(xiàn)美日關系的深層邏輯和欲望——它們就是我們所知的“近代”（或“現(xiàn)代”）自身。這是一個讓人不愉快的事實。大哲學家尼采為世人留下了一條著名的警句：“與怪獸作戰(zhàn)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變成了怪獸。若往一個深淵里張望許久，則深淵亦朝向你的內部張望。”1860年日本人對新世界的一次“張望”，是他們走出前近代“洞穴”第一步。它誠然獲得了真實的回報：日本在戰(zhàn)勝清王朝后，開口就要將遼東半島和臺澎列島吞下，大英帝國不無贊許、不無諷刺地評論說，日本已然變成了“極東的小猛獸”。尼采的預言不幸實現(xiàn)了，近代的“深淵”已經(jīng)為日本開啟了大門。

生性敏感的日本人內心不無委屈：是西方列強、是美國人強行以“文明”的名義，將他們帶到了“深淵”面前。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曾這樣寫道：“在日本醉心于和平的高雅藝術之時，他（即西方人）總把她視為野蠻未開化的民族；而自從她開始在滿洲戰(zhàn)場大肆殺戮以來，他卻稱她為文明教化之邦?！比绻皇菍⑦@一句話視為嘲諷和無奈，或者單純視為日本的自我辯護，我們就錯過了“近代”的真面目：手持著科學與技術的利器，帶著赤裸裸的欲望，人們成群結對地開始走出“洞穴”，但旋即又為下一個“洞穴”所捕獲。這個旅程出奇的長。那么，人們還能從此前的道路、從歷史當中吸收教訓嗎？

本書原題名為《沖突：美日關系全史》，作者從“沖突”的視角對兩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迄今為止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描摹。其實，認識到這種還將持續(xù)下去的“沖突”，就已經(jīng)是人們已經(jīng)獲得的一個教訓。這當然不是新鮮的見解，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主義者歷來將“沖突”、將“威脅”掛在嘴邊。因此，真正歷史教訓或許是，人們要認識到由自己的欲望和歷史法則所決定的“沖突”表現(xiàn)形式。華夏世界的先民曾言：“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边@或許是歷史教訓的最高表達。

歷史學家不是先知，但他們有著自己的判斷。針對美日兩國的沖突史，作者寫道：“倘若從過去的經(jīng)驗中吸取教訓，則可使兩國人民之間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他們幸運，還可以認識到必須接受、控制和限制這一沖突?！弊髡叻浅Ｖ斏?，連續(xù)用了兩個假設句式來限制他的“教訓”。然而，“使兩國人民之間有更好的了解”這件事自身的困難，以及“幸運”這個說法讓人聯(lián)想到的命運的善變與無常，都暗示著歷史學家對這一關系有著堪稱暗淡的預期，因為“沖突的根源深深扎根于歷史之中，不可能穩(wěn)妥地被消滅”。作者似乎意猶未盡，進一步提示道：“那些早期的沖突——關于哪種制度將主導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市場開發(fā)的長達百年的競爭，其主要根源仍將繼續(xù)影響美國和日本在21世紀的國內外政策。”中國，他在本書中曾將其形容為美日關系中的“幽靈”，再次出場了。本書出版于1997年；如果今天他重寫，可能會有另外一種說法。這不禁會讓我們陷入沉思。

在我們一般的認知當中，被稱為“歷史”的出版物所記載的往事，均可視為固定不變的“事實”。然而，作者創(chuàng)作心境的不同，讀者閱讀心境的變化，更不用說世界自身的劇變，都在雖然微妙但又確鑿無疑地改變著我們對“事實”的認知。歷史并不是固定的，從根本上說它是我們“心”的構成物。過去就在那里，但它變動不居，人們的每一次觀察，每一次觀念與意向對它的投射，都會讓它瞬間凝固為現(xiàn)實。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的寫作和閱讀具有等同的意義：我們要讓過去再次流動起來，以觀察它潛在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