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巴爾扎克好看嗎？

關于越南文學，近幾年，或者說長久以來，出現在華語圖書市場上的作品可謂少之又少，其中能被讀者所想起或記住的，比如保寧的《戰(zhàn)爭哀歌》、阮清越的《同情者》，又多半是因為越戰(zhàn)主題而吸人眼球。這類小說的作者除了像阮清越這樣年少移民發(fā)達國家的越南人，更多是被非越南裔所包攬的。遺憾的是，即使是這些作品，其譯介路徑也幾乎都是先被英語世界發(fā)掘，輾轉幾圈才終于進入華語視野。中國與越南一衣帶水，歷史上對越南的文化影響如此之大，可是反過來，我們對越南文化的關注和汲取，卻多少有點顯得疲懶和滯后。

此處想要介紹的這一位，武重奉，不曾經歷過二十世紀下半期的越戰(zhàn)，甚至不曾見證上半期的民族獨立，他短暫的一生從被法國殖民的1912年開始，1939年就因肺病匆匆結束。了不起的是，在不滿九年的文學生涯里，他完成了九部長篇小說，七部長篇紀實作品，兩部長篇話劇和十余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能量無疑是驚人的。

武重奉（1912-1939）

武重奉出身貧苦，父親早亡，母親靠給人打工為生，托當時教育新政的福，他在越南文拉丁字母化的時代接受了小學教育，畢業(yè)后干過各種生計，最終走上了創(chuàng)作道路。他說：“你們以為小說只是小說，我卻與我志同道合的作家們認為，小說實在生活……你們想要順意時勢，只寫社會最喜聞樂見的東西，實則虛偽。而我們凡講，必屬事實。”也許是受十八、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的影響，他相信現實主義的力量，筆下皆為赤裸裸的社會階層風俗畫卷，處處流淌著哭笑不得的諷刺和荒謬，也因為同時創(chuàng)作話劇，他的小說充滿了戲劇性和舞臺感。這讓他被公認為越南的巴爾扎克。其中最有名的一部，當屬1936年面世的《紅運》。

《紅運》，四川文藝出版社·玻璃屋，2021年8月版

紅運，大約就是鴻運的意思，鴻運當頭，一個人的好日子要來了。小說的開始，主人公紅毛春就給自己算了一卦。網球場內外，一面是享受從歐洲舶來的高貴體育運動的精英人士，另一面是坐在樹蔭底下擺攤的算命先生、賣甘蔗姑娘和企圖從姑娘身上占一點便宜的紅毛春?？筒怀?，紅毛春去找算命先生，對方告訴他，你今年要走桃花運了。然而此時的他，不過是個在網球場給富人奔前跑后撿球的小嘍啰。得到這個命定的好消息之后，第一場鬧劇出現，紅毛春因為偷看女人換衣服而被當眾暴揍一頓，面臨失業(yè)的危機。

聽起來有點像阿Q的劇情是不是？名字叫做“春”的平民小伙子，綽號紅毛，仿佛自帶一絲高貴的白種人基因，實則按他自己所說，這不過是一個孤兒從小暴露在太陽底下曬出來的。當算命先生告訴他頭發(fā)不黑，影響財運時，紅毛春大罵道，“他媽的，以前要是有帽子戴，現在怎么可能是紅的？”但聯系書名，我們也多半能猜到，這個紅毛小伙從第一章開始就注定要交上好運了，一連串擋不住的運氣，終將為他指向一派驚險又驚人的天地。

偷看女性被抓之后，好運首次降臨，一位官僚遺孀——副關長夫人發(fā)出了好心的嘆息，“把年輕人抓起來干嘛，真是可憐，造孽，就這么狠心把人家趕走了?！碑斎?，這聲嘆息的前提是她認定越南人生來愚蠢。不過后來，這位夫人還是沒能躲過紅毛春的吸引力。越往后讀越會發(fā)現，由法國殖民帶來的全方位都市歐化運動將不斷給陷入危機的紅毛春帶來脫身的借口。而小說的精髓也正在于作者借紅毛春的平步青云，對于那個剛受到文化沖擊，極度保守與過度開放共存的錯位社會的一次次精準的刻畫。其中有一些，我們甚至能超越那個特定的時空，在自己所處的當下嗅出一絲相似的氣味。

在所謂的西化大浪潮中，紅毛春就像一只靈活的順桿爬的猴子，他總能在混亂失序的社會里快速找到一個保全自己的位置，并不斷尋找和跳入到下一個位置去。紅毛春的進階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從網球場臨時工變成新式服裝店店員，再偽裝成專業(yè)醫(yī)生，與千金小姐和富人遺孀保持曖昧，最后又憑借原來的本事成了知名網球運動員，這一升級路線也構成了小說的基本線索。連他原來在街頭廝混的同伴也驚嘆道，這還是我認識的紅毛春嗎？當然，僅僅把被新興開化的精英階層接納為一員作為鴻運當頭的終點肯定是不夠的，在小說的最后，紅毛春以一場輸球風波和一次演講，告訴所有同胞自己是為了祖國的和平故意讓球給暹羅選手的，由此成功站上了民族英雄的塔頂，并光明正大地抱得美人歸。這需要身心兼?zhèn)涞莫氶T絕技，既要有本事，又要有口才，還得看清時勢，打一手身份政治好牌，上一刻假扮知識分子，下一刻又以自己的平民身份為傲，蹭上平民化運動的快速通道。

但即便是天選之子的紅毛春，也在一路升級打怪的過程中有心酸自知的時候，比如作為服裝店店員成天看人眼色，他也被迫從中看清了現實：“紅毛春明白了自己在歐化運動中的地位，在社會改革中的地位，他也就是個跑腿的。雖然這個事實沒有使他感到不安，但他還是生氣了。沒有人記得，跑腿的男孩也像其他人一樣需要午餐，需要休息。事實上他餓壞了。他本想見見副關長夫人，但是她已經不知何時帶著她心愛的小狗一起上了汽車?！笨僧斚乱晃黄恋膵D人進店來逛并問起他是誰時，他還是選擇這樣說：我是歐化運動的一分子。

武重奉和巴爾扎克一樣，擅于描寫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紅毛春正是幫助讀者打通不同世界之間的壁障和關卡的工具。也許是受話劇的影響，又或是寫法的老派，這些人物的形象夸張，有時甚至有故意扁平化的嫌疑，但透過一些細節(jié)，又顯得俏皮尖銳而不失真實感。殖民社會中的文化沖撞從來不是單向的，更是像彈球在兩堵墻之間的來回擊打，不斷衍生出更復雜的情境，這些元素作用到不同的社會角色身上，又會產生各異且交織的影響，其中的顛倒和錯亂，武重奉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本領展示出來了。

比如在第二章中，河內的警察感嘆收罰款的任務太重，可又到處收不到罰款，于是他的同事跳出來感嘆，警察界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咱們這條街需要更多本地人。現在的人民文明了，真是該死的恥辱！”他深情懷念著曾經滿街的亂象，流氓，討債，狗，自行車，滿地的大小便污漬。這些警察到了富人家里，卻只敢裝模作樣開一筆寵物罰款。比如服裝店的設計師給女消費者設計時髦的衣服，卻不允許自己的女性親友這么穿，“閉嘴，真蠢，當我們鼓動婦女時，要知道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樣的。當我們提到婦女時，是指老婆和姐妹之外的人，怎么可能是指自家老婆和姐妹呢！你是我老婆，你不能像別人那么新潮！”記者也附議道，在報紙上主張性別改革是一回事，但自己的女人還是應該關在屋里。和一部分人的表面跟風相比，另一些人則走到了矯枉過正的路上。比如當情人文化成為潮流后，“長角”（妻子出軌）的通判先生要求紅毛春在人前大聲宣告他老婆和別人走在一起，后來更出現彼此帶著情人碰面的場景。而富家小姐阿春則想通過被紅毛春“玷污”來尋求墮落。此外，副關長夫人在網球場晾滿了短褲，和尚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獲勝找紅毛春做顧問，謊稱東家的兒子是佛子……紅毛春作為一個變臉大師周旋在這一切之中，反而是最清醒的人，他說，“眼下這個時局，誰說得清楚，一切都是假裝的！愛情是假的，新潮是假裝的，連落后都是假裝的！”

也許正因如此，紅毛春不是眾人不屑的阿Q，不是到處碰壁的祥子，也不是弄巧成拙的于連，他活出了一個輕巧捅破窗戶紙并從中一躍而出的底層逆襲者的樣板。小說結尾收得突然，紅毛春的故事也將在某個舞臺繼續(xù)。但這一切，究竟只能在小說中發(fā)生，還是正在某個角落由無數窮小子前仆后繼地激情上演？再往后想，他，或者他們，會面對怎樣棘手的局面，怎樣抽身，怎樣保持永遠的不跌落？還是跌落后的無聲消失？在虛構中，紅運成了一種意念先行的宿命論，小丑跳梁供讀者觀賞世情，小丑也在安全的牽引中不斷創(chuàng)造新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紅運》中譯本由北大的夏露老師完成，促成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名為“玻璃屋”的出版小組。我把關于“玻璃屋”的介紹抄錄下來，與讀者分享：玻璃屋是一個專注于東南亞文學與思想的出版計劃。它的名字來自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1980年代中國曾出版他的“布魯島四部曲”中的前三部，但第四卷的問世卻無限期地擱置了，這一卷就叫《玻璃屋》。我們希望傳承失落已久的亞非文學運動精神，倡導直接翻譯，共同閱讀，我們期待在不同的地區(qū)和朋友合作，一起將種子灑入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