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家·夏瑞芳》，黃嗣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398頁，104.00元
一
夏瑞芳最早的傳記，當數(shù)蔡元培《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君傳》與蔣維喬《夏君瑞芳事略》?？上е皇莾善o念性短文，涉及內容不多。此后，商務老人的回憶對夏或多或少都有所提及，夏逝世后報刊上也有若干紀念文章出現(xiàn)，但只能算做傳記素材，并非完整的傳記。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研究商務館史的人多了起來，關心夏瑞芳的研究者比較多集中于被刺真相的探索。前幾年出了本《典瑞流芳——民國大出版家夏瑞芳》，號稱第一部夏瑞芳傳，但從內容到體例，跟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名人傳記尚有很大距離。直到最近黃嗣先生所著《中國出版家·夏瑞芳》一書問世，這一局面才得以改變。我以為，黃著才是到目前為止最新最全的夏瑞芳傳記。首先在于作者對傳主一生的定位，有完整、準確的界定。
作者在該書“前言”里寫道：“對于夏瑞芳的評價，本書有如下定位：第一，他是創(chuàng)辦商務印書館的發(fā)起人；第二，他是商務印書館商業(yè)帝國的總設計師；第三，他是商務印書館運營的總指揮；第四，他是愛企護館的殉道者；第五，他是百世流芳的出版家。”（前言，第2頁）接著，逐條加以概述。全書七章、二十六節(jié)，正是圍繞上述定位而展開的史實闡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夏瑞芳這位百世流芳的出版家的傳奇人生。我尤其欣賞對傳主“愛企護館的殉道者”的定位，因為“他所守護的，不是個人私產，而是中國近現(xiàn)代的一座文化重鎮(zhèn)。他所殉之道，是商務印書館所擔負的傳承文明、扶助教育的歷史使命，是奮發(fā)自強、教化國民的愛國主義情懷”（前言，第8頁）。這樣的深刻分析，在以往對夏瑞芳的評價中很少見到。
夏瑞芳像
從一個農村貧苦孩子到中國最大出版公司總經理，夏瑞芳的人生充滿著傳奇色彩。他的英年早逝與卷入民國初政治有關，雖然被迫卷入并非他的意愿，但畢竟在他的經歷中又添了一個傳奇謎團。
二
夏瑞芳作為商務印書館主要創(chuàng)辦人和運營總指揮，初創(chuàng)時期所建功勛尤其卓著。黃著在“初創(chuàng)大手筆”一節(jié)分四層意思陳述：（一）遷址打基礎，（二）《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三）“收購”修文書館，（四）禍兮福兮：“北京路館屋失慎”。這幾個商務館史上老生常談的題目，在作者筆下有了新意，關鍵增加了新史料。
商務印書館遷移告白（《中外日報》1898年9月12日）
商務從江西路德昌里遷址北京路順慶里，本來頂多一兩句話就可結束，作者卻引用了宋耀如傳記《宋氏家族第一人》的一段生動描寫，讀來興味盎然。不僅說明遷址得到當時上海印刷達人宋耀如的幫助，而且顯示出商務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與夏瑞芳籌劃的周密細致。這一大段文學色彩很濃的描寫，我開始有點懷疑：真的嗎？夏傳作者顯然也注意到了，寫道：“這個故事的主體和情節(jié)，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保?2頁）從夏、宋教會活動的交往，宋耀如后來又是商務股東來看，不能排除這一可能?！爸劣诒本┞讽槕c里的廠房是不是宋耀如贊助的，宋耀如是否還給了商務印書館幾部機器和印刷業(yè)務，還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佐證。”（33頁）作者留有了余地。
商務印書館《華英初階》《華英進階》書影
黃著較好地利用了商務早期廣告，證明夏瑞芳在經營理念上已開始進入現(xiàn)代企業(yè)家的行列。這些商務早期廣告之前很少有人注意，也屬于新史料范疇。商務初涉圖書出版，始于編印《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夏瑞芳的擘畫至關重要。編譯人謝洪賚與商務的關系，《初階》《進階》等書的社會影響，黃著都有詳細敘述。其中引用夏瑞芳女兒夏璐德回憶其父學英語、謝洪賚女兒朱謝文秋所撰其父行誼，都是少見的第一手材料，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不過有一處提法值得商榷，稱《初階》《進階》“這套書曾被張元濟送到宮廷之中，成為光緒皇帝學習英語的重要讀本”（41頁）。材料出于鄒振環(huán)《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一文。有研究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內務府檔案里，發(fā)現(xiàn)一份光緒皇帝1907、1908年內務府“呈進書籍檔”，其中有《華英進階全集》等三種商務版英語讀本。鄒文聯(lián)系時已成為商務靈魂人物的張元濟，推測說“張元濟一定做了精心的安排”，但并未說被張送進宮。戊戌變法時期，張元濟作為總理衙門章京，確實為光緒皇帝“呈進”過新學書籍，但《華英初階》初版時，張元濟已被革職離開北京，十年后出現(xiàn)在內宮的《華英進階全集》等書，也沒有證據與張元濟有關。其實，筆者以為只需引證“呈進書籍檔”，足夠顯示《初階》《進階》的影響，斷言“被張元濟送進宮廷”反倒有蛇足之嫌。
夏瑞芳成功收購日資修文書館，實現(xiàn)了中國印刷業(yè)首次使用紙型印書零的突破。涉及人物有印有模（商務第二任總經理）與三井洋行山本條太郎等，還涉及印刷史許多常識，黃著在敘述時條理清晰，交代來龍去脈亦簡明扼要。商務投資《中外日報》，前后合作四年，反映夏瑞芳資本運作的深謀遠慮和實際操作。最后雙方不愉快地分手，原因復雜，故事很多，之前的商務研究較少提及。作者廣泛搜集了資料，并利用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詳細論述了合資始末與兩家人物關系（184頁至194頁），較好補充了商務館史上薄弱的一頁。
順便一提，全書整體處理傳主與周圍人物、事件乃至時代背景的關系上，是成功的，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枝蔓，不拖沓。1902年商務廠房失火的損失與保險賠償問題，有不同記載，黃著梳理了各種史料，盡管仍有存疑，但得出基本結論：“夏瑞芳未雨綢繆的風險意識，為商務的發(fā)展帶來了預想不到的好處?！保?9頁）這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tài)度，值得稱道。
三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車間內景
商務印書館1903年至1914年引進日資，是商務發(fā)展史上一件大事。夏瑞芳始終是積極熱心的推動者，也是促成合作的主導者。黃著除引證幾位商務老人的回憶外，還發(fā)掘出幾則較新鮮的史料。譬如，根據曾長期在上海天安堂擔任牧師的張孝基回憶，此事牽線者中有美華書館負責人費啟鴻（鮑咸昌、高鳳池的老師）。又如日本學者樽本照雄對日方外交文件和金港堂后人的調查，證明：“對商務印書館的投資，是屬于原亮三郎個人的，與金港堂書店無關，不是兩家公司的合作……”（92頁）作者又列舉后來收回日股時執(zhí)股人清單，說明與商務合資的不是金港堂企業(yè)法人，而是十幾位自然人投資，盡管大多數(shù)與金港堂有關（90頁），商務董事會成員中有日方人員，但始終不占據主導地位（93頁）。這樣的分析具有可信度，糾正了長期以來商務館史研究上的一個誤區(qū)，即認為是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書局兩家企業(yè)之間的合資。正因是自然人投資，后來夏瑞芳收回日資雖則艱難，但未驚動兩國官府。作者又印證了合資后曾在香港注冊，不久又取消等種種細節(jié)，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這場一百多年前“主權在我的合作”復雜過程的認識。
黃著對商務1903年至1909年董事會組成列有一表（93頁），但沒注明來源，實際上是以汪家熔《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一書中開列的名單（26頁）為主要依據整理而成。這樣重要的材料，汪書卻不標出處，令人生疑。股份制企業(yè)組成董事會一般都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早期商務印書館股東會記錄不像后來那樣規(guī)范，也沒在報紙上發(fā)新聞，造成某些年份的空白?，F(xiàn)存商務股東會最早記錄，始于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1905年3月31日），出席董事兼經理夏瑞芳，董事原亮三郎、加藤駒二、印有模，共四人。顯然這是上一年（1904年）推舉的董事，汪書開列的1903年董事名單與1904年同，又稱推舉時間“不詳”，極大可能是由1904年名單“推導”出來的。商務與金港堂合資始于1903年接近年末的11月，那一年是否有股東會都是問題，沒有根據的推演不足為訓。
遺憾的是，商務印書館股東會記錄尚未整理發(fā)表，給研究者帶來不便。據筆者所知，商務館史室還藏有一冊老商務《編譯所會議記事冊》（第一號）。記錄的正是與金港堂合資初期（1903年12月至1904年）編譯所的工作，可以補充許多商務早期出版活動第一手資料。中方參加者除張元濟外，夏瑞芳、鮑咸昌幾乎每次都到，日方小谷重、原亮三郎、加藤駒二、山本條太郎，也是必到的人員，后來又增加高夢旦、長尾槙太郎等。夏瑞芳不是旁聽者，而經常參與熱烈討論，積極提建議，十分活躍。如蒙學課本要不要用方言，他的觀點與張元濟一致，認為不用方言為好。他還提出，擬印各種地圖，印袖珍日記，擬辦雜志，都是馬上實現(xiàn)的提議?？上S嗣先生未能看到和利用這本記事冊。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照相部
商務印書館多次遭難，原始檔案本來已經很少，有部分還落入私人手中，研究者看不到原始史料。商務印書館董事會記錄已有上海社科院歷史所陸續(xù)整理，刊登于《上海學》叢刊，上述股東會記錄與編譯所記事冊，希望收藏者能早點組織力量整理并發(fā)表，供研究者使用。只有真實的史料得以傳播，才能避免錯誤信息以訛傳訛，貽誤后人。
四
黃著第四章“鴻業(yè)遠圖”對傳主在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方面的貢獻，作了全面的論述，肯定商務董事會、經理層和監(jiān)察人三權制衡的治理模式，同時指出其不足，認為“在后來的‘橡皮股票’風潮中，商務的監(jiān)察人看起來是缺位的，沒能有效履職以降低企業(yè)損失”（120頁）。這樣的分析給人以啟發(fā)。
說起“橡皮股票”風潮，反映在夏瑞芳身上時間很短，僅一年左右，卻是商務印書館第一次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無論商務館史，還是危機處理掌舵人張元濟的傳記，都無法回避，夏傳更是必須面對的話題。過去受“為尊者諱”影響，加上史料不足，商務研究很少有人提及此事。關鍵證據是當時在歐洲考察的張元濟給鄭孝胥、印有模與高鳳池等人的數(shù)封通信。上世紀八十年代張元濟研究剛興起，這批信件尚未公布，因此，最早的兩部張元濟傳記——《近代出版家張元濟》（王紹曾著，1984年）與《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汪家熔著，1985年），都沒有涉及“橡皮股票”事件。張樹年先生主編的《張元濟年譜》（1991年）第一次披露了張元濟的這些信件，明確指出“夏瑞芳卷入橡皮股票風潮而虧欠事”。但卻遭到汪家熔的無端責難，點名批評《張元濟年譜》，“說夏瑞芳在1910年動用公司公款去炒股票，虧蝕巨款導致變賣公司資產，又使流動資金短缺，云云”，“本是無聊文人‘報屁股’文字”，輕描淡寫地說：“其實，所謂1910年‘股票’事，是‘陳逸卿事件’導致的上海金融危機，夏瑞芳當時的股票買賣不僅沒有虧蝕，而且賺了相當大一筆：40多萬元?！绷钊梭@駭?shù)氖牵@些歪曲《張元濟年譜》原意、淡化橡皮股票風潮危害的話，被堂而皇之地寫進《中國出版通史（清代卷）》。汪先生在“正史”中不承認夏瑞芳曾卷入風潮，卻另在雜志上大談“橡皮股票風波中的夏瑞芳”，披露他持有的“獨家”材料。筆者作為《張元濟年譜》編著者之一，當時曾撰文回應。
黃著第五章“克艱奮進”，開篇為讀者截取一幅1909年商務的發(fā)展圖，點明“福兮禍所伏”的道理，第一節(jié)即“‘橡皮股票’風潮”。作者通過“‘橡皮股票’的瘋漲和暴跌”“資金拆借起禍墻”“危機處理”與“善后措施”幾個層次，陳述了夏瑞芳和商務印書館卷入風潮的全過程。寶興公司——沈繼芳——正元等錢莊倒閉——清償債務，一一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結論是：夏瑞芳炒股確實曾賺了約四十萬兩，但“不久之后，因為夏瑞芳做房地地產投資用人不當，加上橡皮股票風潮的沖擊，夏瑞芳不僅賠光了炒股所得，還不得不抵押自己在商務的股份來清償債務”，最后倒欠商務十萬兩（221頁）。作者引用已整理刊出的商務董事會記錄、嚴復來信、夏瑞芳給張元濟的信及便條等原始史料，清晰地勾勒出夏瑞芳與商務在風潮中的損失真相。這一切事實，絕不能為“無聊文人‘報屁股’文字”所抹煞。
“橡皮股票”風潮中夏瑞芳致張元濟信（現(xiàn)藏中國新聞出版博物館）
張元濟的海外來信、鄭孝胥日記的記載、張元濟致日本股東的信，等等，黃著均有引證，材料豐富，分析到位。作者指出，由于缺乏資料，某些細節(jié)尚有疑點，這也很正常，學術研究本就是有幾份材料說幾分話，不說過頭話。
五
夏瑞芳作為愛企護館的“殉道者”，傳記少不了要對他被刺的經過與原因有清楚交待。以往商務館史很少著墨夏瑞芳遇刺的背后原因，史料不多恐怕不是主要的，而是怕傷了反袁革命黨人的“政治正確”，又涉及夏瑞芳等實業(yè)界人士請洋兵進駐閘北，犯了“勾結侵略勢力”“出賣主權”的大忌，于是只能避開這個地雷陣。
黃著不信這個“邪”，而是從當時報紙報道、當事人日記、家屬回憶等材料著手，梳理出一幅清晰的夏被刺背景圖。作者也分析了商務不敢追究幕后真兇的緣由——投鼠忌器?！岸胃锩标惼涿浪玖畈窟M駐閘北，夏瑞芳等十五位實業(yè)家聯(lián)名請萬國商團派兵驅逐討袁軍，是為保護自身利益，被迫如此。從而得罪了陳其美。陳就是暗殺夏瑞芳、威脅其他商界人士的幕后主使人。民國初盛行暗殺政治，革命黨人自身虛弱，又濫殺無辜，制造恐怖，更是不可取。這里引證黃著一段有觀點、有證據的精彩記述：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fā)行所
盡管作為當事人的張元濟以及他的好朋友蔡元培，都在有意識地回避暗殺夏瑞芳的事實真相，但夏瑞芳被陳其美派人暗殺，在當時已不是秘密。商務元老高鳳池在后來的日記中寫道：“彼時，陳英士為上海都督，領有軍隊約千名，欲移駐閘北。此項軍隊紀律不嚴，閘北工商界慮其擾害不利，于是運動領事團出而反對，夏君亦發(fā)起反對之一。陳氏曾迭向夏君借款維持軍餉，夏君拒之，因之懷恨甚深乃使死黨狙擊之?！备啉P池非常明確地說出了暗殺事件的真相。不過天理昭彰，暗殺別人的人，最后也逃不過被暗殺的結局。就在夏瑞芳被暗殺兩年之后，1916年5月，陳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暗殺身亡。江蘇武進人許指嚴，在1918年由上海清華書局出版的《新華秘記》中明確指出：“英士未得志時，為所暗殺者如汪云卿、金琴孫等。既得志后，又殺陶煥卿、夏瑞芳等。稍知滬上舊史者，皆能道之……當陳被刺后，滬人大半數(shù)均稱快意，絕不為之鳴冤，蓋因被害者多，久犯眾怒也?！币痪洹皽舜蟀霐?shù)均稱快意，絕不為之鳴冤”，道出了眾多對暗殺手段怒不敢言者的心聲。（310-311頁）
夏瑞芳孫女夏連蔭曾當面詢問陳其美侄子陳立夫，她祖父被暗殺的原因，陳立夫避而不答。而陳立夫本人的回憶里，認為夏瑞芳是袁世凱的支持者，實際上承認了暗殺主謀就是他的叔父。黃著對這幾種少見的史料都作了引證（306頁）。歷史研究講求真相，不為所謂的“政治正確”涂脂抹粉，才是應取的態(tài)度。
夏瑞芳靈堂攝影（1914年1月）
夏瑞芳全家福照片
有研究者稱夏瑞芳是出版史上的“失蹤者”。此說值得商榷。什么叫“失蹤者”？譬如一些中小出版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人或經營者，事跡湮沒，甚至名字都沒留下，需要我們去尋找、去考證。夏瑞芳不是。翻閱與近代上海有關的各種大小辭書，哪一本沒有夏的小傳？蔡元培都為他寫過傳記。包括《上海出版志》在內出版史研究專著或論文集，凡提到商務印書館，怎么少得了創(chuàng)辦人夏瑞芳呢？各式各樣商務館史資料匯編、文集、年譜，又哪一本沒有提到過總經理的名字？夏瑞芳并未“失蹤”，只是由于年代較早，本人又英年早逝，留下的史料相對比較少，又淹沒在浩瀚的史海之中，需要有心人去“打撈”，去整理。黃著全書二十八萬八千余字，傳主的傳奇人生盡收眼底，都有事實做支撐，說明夏的史料并不少，問題在于能否發(fā)現(xiàn)。作者利用傳統(tǒng)商務研究成果的同時，努力發(fā)掘出許多新史料（包括夏逝世后追悼、紀念的許多材料），筆者以為，這是黃著最大的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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