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博文女校外景
“博文女校”1914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在富有愛國精神的校長黃紹蘭的影響下,學校師生積極參與進步的革命行動。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暑假期間,博文女校成為中共一大外地與會代表們的住宿地。對此選址,學界至少存有三種說法:一說是李漢俊聯(lián)系的,二說是李達夫人王會悟聯(lián)系的,三說是董必武和李達(一說王會悟)出面商定租借的。
博文女校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宿舍而為世人所知。然而,這所學校本身的歷史,似乎關注者不多。除了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的那幾日,學校的歷史是怎樣的?作為一所女子學校,博文女校在近代上海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本文試圖通過檔案資料的梳理,回顧博文女校的歷史,從另一個角度追溯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誕生的過程。
博文女校的開辦時間與更名
上海的“女?!被蚺訉W堂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1850年,美國傳教士裨文夫人在上海設立裨文女塾,這是上海出現(xiàn)的第一所女校。此后十余年,教會女校逐漸增多,影響日漸擴大,從而為“世俗”女校的出現(xiàn)提供了條件。經(jīng)過西方教士和上海士紳的雙重努力,圣瑪利女學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瑪氏女學校(1897年)等三所后來著名的貴族女校相繼在上海開設,成為女子學校的示范。
1895年7月,中國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慘敗,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條約》極大加重了中國半殖民地的危機。許多有識之士積極尋求救國之道并付諸實踐,興女學、再造“國民之母”是當時部分進步人士的救國之策。時任電報局總長的經(jīng)元善為其中的先行者。1897年,經(jīng)元善等人聯(lián)名上書,以“自強之圖”為由,用“民捐民辦”、“士紳提倡”的方式,申辦女學堂。經(jīng)兩江總督劉坤一批準奏聞,“經(jīng)正女學”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隨后私立女校次第開辦。私人辦校者多為開明士紳、愛國商人或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如愛國女學的創(chuàng)辦人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務本女中的創(chuàng)辦人為上海要員吳馨、民立女中的創(chuàng)辦人為實業(yè)家蘇本炎、女子中西醫(yī)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為醫(yī)界名人張竹君、女子蠶業(yè)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為愛國報人史量才。這些私立女校的出現(xiàn),為女子接受近代科學教育打開大門,女子入學也逐步獲得輿論贊同。1907年,清政府正式頒布命令,承認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性,同時由政府計劃建立女子小學堂和女子師范學堂。從此,中國女校的社會地位更加鞏固。博文女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關于博文女校的創(chuàng)辦者,一般所言為湖北蘄春人黃紹蘭。黃紹蘭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章太炎就曾為博文女校做過“廣告”,言:“博文女學校校長黃紹蘭,余弟子也。其通明國故,
兼善文辭,在今世大夫中所不多見。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觀其學則知縝密。則知其成績之優(yōu)矣。女子求學當知所從。附識數(shù)言,以為紹介。太炎記?!苯逃尹S炎培也曾記曰:“太炎弟子黃紹蘭女士創(chuàng)博文女學于上海租界倡國學卒被禁閉。”(黃炎培:《空江集》,生活書店,1937年)
一大紀念館資料組在《黨的一大代表活動地點之一——博文女?!分?,介紹了黃紹蘭女兒黃允的回憶:“辛亥革命后,黃興做南京留守處主任,她的母親黃紹蘭(即黃樸君)也參加留守處工作。黃紹蘭早年畢業(yè)于北京女子師范學堂,1917年張勛鬧復辟以后,她到上海辦博文女校?!苯袢艘捕喑滞瑯诱f法,認可黃紹蘭為博文女校創(chuàng)辦人,另兩位創(chuàng)辦人為黃興夫人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只是創(chuàng)辦時間有1916年和1917年兩說。
筆者在查閱資料過程中,發(fā)現(xiàn)對博文女校的開辦時間,有另外一些說法。
1915年6月《教育公報》有一則《咨江蘇巡按使博文女學校立案及撥款補助各節(jié)應咨貴使酌核辦理文》,全文如下:
為咨行事,據(jù)博文女學校職員鐘鏡芙、黃學梅(黃紹蘭,亦名學梅——引者注)等稟,為遵批易名懇求立案并補助事,竊芙等創(chuàng)辦博文女校,注重國學,前以廓充女學保存國粹,懇予提倡上稟沐批。查該校章程第一條內(nèi)稱授女子以高等文學,以期養(yǎng)成師范中學教員,按此項專修科,依照部章應歸高等師范學校附設,核該校性質(zhì)實與定章不符,姑念提倡國學,志尚可嘉,應更名國文講習科,經(jīng)稟本省行政長官酌核辦理等因,具見諄諄訓迪委曲矜全之至意,無任感激,業(yè)已遵示更正名稱矣。伏維大部總司教育眾望所歸,芙等一介女子,能力有限,不求匡翼一簧終虧。且敝校創(chuàng)辦以還瞬將一載,汲深綆短羅掘俱窮。伏肯俯念芙等經(jīng)營之辛苦,賡續(xù)之艱難,準予立案,并咨江蘇巡按使轉(zhuǎn)飭滬海道尹,就近撥款補助等情,到部查師范學校規(guī)程第六十五條,講習科由省行政長官定之,該校即經(jīng)改正名稱,自應遵照此條稟由本省長官咨部立案,以符定制。至撥款一節(jié),亦應由省長官視察該校情形,應否補助,酌核辦理。除批示外,相應咨行貴使轉(zhuǎn)飭酌辦可也。此咨江蘇巡按使。
這一則公文傳遞出幾個信息:黃紹蘭與鐘鏡芙等共同創(chuàng)辦了博文女校,時間應在距1915年6月近一年前的1914年;因?qū)W校章程的第一條為“授女子以高等文學,以期養(yǎng)成師范中學教員”,即是以師范教育為目標,按照當時的江蘇省教育部章,應歸入高等師范學校附設,因此被教育主管機構(gòu)要求改名為“國文講習科”。而黃紹蘭等在行政壓力下,不得不“遵示更名”;黃紹蘭等辦學近一年,仍在申請教育機構(gòu)為其立案,并向江蘇巡按使及滬海道尹尋求撥款補助。
1915年7月10日的《申報》第10版也有一則消息《博文女校改名國文講習科》,是上??h公署奉江蘇巡按使公署飭開,得知博文女校已經(jīng)“改正名目”。
因此,筆者認為,黃紹蘭與友人于1914年在上海已創(chuàng)辦了一所私立學校,名為“博文女?!?,但經(jīng)營近一年后,于1915年更名為“國文講習科”。
那么黃紹蘭1914年是否在上海呢?據(jù)湖北省志人物編輯室編《湖北人物傳記》記載,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張勛于9月1日攻陷南京?!笆菚r全城騷然。在危難中,黃紹蘭鎮(zhèn)定安排師生轉(zhuǎn)移,經(jīng)一一遣返原籍后,只身回滬。1914年,黃紹蘭寓居上海,以為人作家庭教師糊口,同年,與黃侃結(jié)婚,翌年,生女玨玨?!睖珖娴幕貞浺嘌裕骸包S紹蘭到上海開辦博文女學,不久,季剛亦到上海,即向紹蘭追求,……后產(chǎn)一女孩……乳名阿玨,學名允中?!保珖婵谑觥短紫壬W事簡述》,轉(zhuǎn)引自章念馳《我的祖父章太炎》)兩則資料反映的一個共同問題是,黃紹蘭先開辦博文女校,后與黃季剛(即黃侃)結(jié)合。那么博文女校的開辦時間是不是1914年呢?
1916年的杭州《教育周報》報道,“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學校開辦已歷三年,校長鐘佩萸女士邃于國學,富有家政經(jīng)驗,本學期增設縫織刺繡科,并授以家事學?!蓖甑摹董h(huán)球》雜志也有報道:“法租界貝勒路博文女學為云間鐘佩萸女士所創(chuàng)辦,兩年以來頗著成效?!边@些材料都顯示博文女校的開辦時間在1914年左右。
最直接的一條消息來自《申報》。1919年11月2日的《申報》第11版,有《博文女校五周年紀念》消息,內(nèi)述:“博文女校為鐘佩萸黃紹蘭創(chuàng)辦,茲鐘君北上由李果女士代理校務,昨日開五周年紀念會?!闭f明時人已認可學校為1914年創(chuàng)辦的。另外,《申報》1924年7月6日第22版有《各學校之畢業(yè)禮》消息,稱博文女校計劃9月9日過十周年的紀念會。
前引諸報道中提到的博文女校校長鐘佩萸,據(jù)1916年的《環(huán)球》雜志介紹,其為“前北京女師范最初第一畢業(yè),邃于國學,尤重道德”。而據(jù)湯國梨口述,黃紹蘭也是畢業(yè)于北京女子師范,因此與鐘女士算是同學。湯國梨回憶說:“由于紹蘭愛好鉆研文學,處理日常校務非所擅長,就請了同學趙敬若擔任校長,以后趙與鄒魯結(jié)婚而辭職,由另一位姓鐘的同學接任校長,由黃興的夫人徐宗漢擔任學校董事長?!边@樣,《教育周報》等報道博文女校校長為鐘佩萸,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根據(jù)這些記載,筆者推斷黃紹蘭、鐘佩萸(筆者推斷1915年6月的《教育公報》上的鐘鏡芙即為鐘佩萸)于1914年已創(chuàng)辦了博文女校,中途1915年改名為“國文講習科”,后在1916年又改回了“博文女?!钡拿Q。故此后人才有黃紹蘭1916年創(chuàng)辦博文女校之說。
1916年時的博文女校,設址在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引者注)禮和里,由黃興夫人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及邵力子、鄒魯、張繼等組成校董會。博文女校還附設幼稚園。1916年9月,博文女校奉教育部及齊巡按楊道尹批令“切實擴充,組織完全女學,并附設幼稚園”。此時,“鐘佩萸、黃紹蘭諸女士已將校舍遷至法租界貝勒路,于月初開學,幼稚院亦已開辦”。1916年時博文女校還計劃增設中學。這出于學校對當時教育環(huán)境的分析:“滬濱人煙稠密,旅客尤多……莘莘學子,失業(yè)堪虞,本校有鑒于斯,用是擴充學額,作育人才。除原有各科可以隨時報名外,今更增設中學一科?!?/p>
1919年時博文女校仍在“霞飛路口(今淮海路——引者注)貝勒路禮和里”,當年1月21日,學校舉辦了國文講習科、高小科、國民科的畢業(yè)式。
因是私人辦學,且主辦者并不富綽,因此學校的經(jīng)費缺乏是為常態(tài)。黃紹蘭等一直在積極籌措資金。1919年《江蘇教育公報》報道省長訓令第1707號,說明上海博文女學向江蘇省教育廳請求補助,財政廳長準酌予一次補助500銀元,在1918年教育預備費項下支撥。學校也依靠社會力量,得到“黃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校董還有清道人、譚組庵(即譚延闿)、張讓三、章一山(即章梫)等知名書法家。他們?yōu)閷W?;I劃經(jīng)費,紛紛捐贈書法酬勞。
黃紹蘭本人在書法上也頗有造詣,亦藉此為學?;I措經(jīng)費。1921年7月19日,《民國日報》上刊登了張謇、黃炎培、章太炎、章梫等為博文女校招生及黃紹蘭鬻書的啟事,言:“紹蘭畢業(yè)北京女師范,學術(shù)湛深,文章、爾雅、六書、音均(韻)之學,深窺堂奧,性喜臨池,楷法出入晉唐,于□更書體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學士書,幾可亂真,造門求書者躍趾相接。創(chuàng)辦博文女校,先后數(shù)載,家之為毀。此來學款不繼,籌措益艱,君銳志進行,再接再厲,同人佩其毅力,熱心勸仿海上名人鬻書助賑之例,酌收潤金,以資苴補?!?/p>
由于徐宗漢隨黃興赴美國,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難,單靠學費收入難以維持辦學,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辦了,當年8月《民國日報》載:“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學校,前以經(jīng)費支絀停辦一學期?!睂W校停辦后,黃紹蘭到南通女子師范學校當國文教員。次年春,著名實業(yè)家、教育家張謇之兄張詧重其文章志行,出資助其回滬,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長樂路——引者注)重辦博文女校。根據(jù)一大紀念館資料組的研究,博文女校于1920年或1921年搬到了太倉路。
學校重新開放,也有同道人士的協(xié)力襄贊?!靶6镍櫠S夫人、趙君堅夫人,章太炎夫人及舊日生徒,深以停辦為可惜,籌商恢復,改訂學程,以應時事需求。設文藝專修科,注重國文、英文、算學,關于經(jīng)費一層,則組織校董會全力維持永久,聞瞿夫人擅八分書,對于校事力予贊畫,黃女士前充該校教務主任,國學頗有根底。據(jù)云聘請教員必求專門人才,舊學新潮,不能偏重,若然誠女學根本之圖也。”
重新開校后,博文女校的教學逐日走上正軌。1924年1月,已在“法租界嵩山路南”的博文女校,舉行寒假休業(yè)禮。會上,校長黃紹蘭公布了次年的擴充計劃,“除原有文科中學高初小學外,特設國文補習班,為年長失學之女子謀救濟,專授常識書札”,以期能夠速成應用。
五四運動中提倡用國貨紙傘的博文女校學生
博文女校與近代上海的進步運動
博文女校誕生后,在富
有愛國精神的校長黃紹蘭的影響下,學校師生積極參與到進步的革命行動中。
1919年5月6日,上海的報紙開始報道五四運動爆發(fā)、北京學生斗爭的情形,上海各學校、各團體紛紛發(fā)出通電,一致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5月8、9日下午,上海各學校代表在復旦大學召開預備會,討論組織學生聯(lián)合會事宜。博文女校與上海女子中學等12所女子學校加入。5月11日,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正式成立。由于北洋軍閥政府繼續(xù)鎮(zhèn)壓學生運動,并迫使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北京學生于5月19日罷課。上海學生立即響應。5月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學校的學生2.5萬人齊集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罷課宣誓典禮,會后舉行游行示威。罷課之后,上海學聯(lián)發(fā)動各校學生進一步推動商界抵制日貨。博文女校的學生將拍賣手工藝品所得的錢,作為活動經(jīng)費,舉行了救傷及看護練習。(上海市婦聯(lián)婦運史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
5月31日,上海學聯(lián)在公共體育場召開追悼郭欽光烈士大會。郭是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與軍警斗爭,嘔血而死。會場上男女學生萬余人從容駐立,學生聯(lián)合會會長何葆仁、北京大學許德珩等分別進行了演講、報告。在各女校唱追悼歌后,全場各校蒞會者整隊游行至南市,博文女校學生亦在其中。各隊游行時,手持愛國會的白綾小旗,上繪一五色旗,旁注愛國同胞勿用日貨字樣。追悼會后,學生們又向各商店宣傳罷市。博文女校的教職員李果、程孝福、鐘道英等女士,與勤業(yè)女校的朱劍霞作為代表晉謁商會長。李果副校長表示現(xiàn)在只有抱定犧牲主義:學界犧牲光陰、犧牲生命,商界也應該在獲利上有所犧牲。在學生的積極努力下,上海商界于6月5日宣布罷市。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博文女校的師生還參與創(chuàng)辦了“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這一重要的婦女運動組織。1919年6月5日,博文女校等女學生在女子救國會全體干事率領下至街頭演講,6日下午,女子救國會干事陸蘊玉在霞飛路散發(fā)傳單宣傳被拘,在法租界捕房陸對翻譯申以大義而獲釋。7月11日,鈕永健夫人黃梅仙、博文女校校長李果等發(fā)起成立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址設博文女校,黃梅仙、李果分任會長、副會長。7月15日,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舉行演講,鄭璧演講《亡國鐵路》,李果講演《虎列拉(即霍亂?。┲疇顩r及預防法》,積極宣傳愛國與科學。(見上海地方志網(wǎng)頁“盧灣區(qū)志-群眾團體-婦女團體”)
女界聯(lián)合會于博文女校召開的第三次籌備會上,制定了該會的簡章,“定名為中華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聲明“本會以竭女子之知能,啟發(fā)國民之自覺,提倡社會服務為宗旨”。同時確定“本會事務所暫假法租界貝勒路博文女校內(nèi)”。后女界聯(lián)合會于1919年9月15日遷入霞飛路358號。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是“以上層知識婦女為主要成員”的愛國團體,與中華女子救國會等一起,開展“愛國宣傳、抵制日貨、興辦平民教育”等活動。博文女校的副校長李果熱心社會事務,擔任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旬刊總編輯。1919年5月,為商議山東問題應對辦法,留日學生暨京津?qū)W生均派代表來上海,聯(lián)絡各界進行國民大會。在5月15日的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集會上,李果進行了演說,號召上海各界團結(jié)一致,與全國共同行動,同心御辱,以挽救國家之危亡。李果還參加了11月29日在松江召開的國民大會,到會者有各界聯(lián)合會、商界聯(lián)合會、女界聯(lián)合會、學生聯(lián)合會等團體,以及各男女學校代表。在這次集會上,李果作為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的代表發(fā)表了演說,主張家庭演講,喚醒國人迷夢,一致對外。后各團體代表均發(fā)表了演說,并赴市街中游行。女界聯(lián)合會及與會各女校仍留下,李果再次發(fā)表演說,側(cè)重闡述了教育的目的,“謂我儕須打破日本式之女子教育,勿僅僅以賢母良妻自居”。李果因工作繁忙,外出演講中又遇了風寒,不幸患肺病,于1920年1月26日逝世。上海各界人民還為她開追悼會,稱贊她是婦女界的“指導良師,互助益友”。
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成立后,把婦女解放問題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立即改組了上海女界聯(lián)合會,定名為“中華女界聯(lián)合會”,“以擁護女子在社會上政治的及經(jīng)濟的權(quán)利,反抗一切壓迫為宗旨”,并以該會名義創(chuàng)辦《婦女聲》半月刊,指導婦女運動。1925年1月,為避免與各地女界聯(lián)合會名稱混淆,同時為更便于聯(lián)絡各國婦女協(xié)會團體,增強社會影響力,中華全國女界聯(lián)合會改名為“中國婦女協(xié)會”,黃紹蘭等9人被推舉為籌備委員。
其后,博文女校亦未缺席近代中國歷次重大的革命活動。如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黃紹蘭以博文女校校長身份,參與到上海婦女界慰勞傷病軍士的籌備工作中。在30年代的抗日浪潮中,黃紹蘭代表博文女校參加了中華婦女救國大同盟,發(fā)表安內(nèi)攘外意見書,希望國民政府集中救國人才、實現(xiàn)全民政治;懲辦不法貪污;修明內(nèi)政;公開統(tǒng)一的外交;公開翔實的財政。黃紹蘭領導下的博文女校師生經(jīng)常參加各種社會進步活動,卻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黃侃和黃紹蘭均是國民黨元老,與國民黨上層人士關系甚為密切,所以,國民黨政府也奈何不了她。直到1933年,國民黨市黨部才以‘設備簡陋’取消該?!保ā饵S紹蘭與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與中共“一大”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倉路127號樓上東廂房(一大代表董必武居住的房間)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國內(nèi)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nèi)?!暗綍拇韨儯≡谏虾5娜艘酝?,都住在嵩山路一個三樓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為當時正放暑假?!保ɡ钸_《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回憶》)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倉路127號樓上西廂房(1971年3月毛澤東臥室布置草樣)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倉路127號樓上西廂房(1971年3月毛澤東臥室布置草樣)
關于博文女校是怎么被選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的,學界至少存有三種說法。一說是李漢俊聯(lián)系的,他的住處鄰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當時就在那里求學,應當了解學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況,李漢俊又與女校長黃紹蘭有同鄉(xiāng)之誼,不難商量。二說是李達夫人王會悟(王還是上海女界聯(lián)誼會理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引者注)聯(lián)系的,她當過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緣此,王會悟與黃紹蘭相熟,熟人好辦事。三說是董必武與黃侃有同學之誼,當時黃侃任教于武昌高師,董必武通過黃侃致信黃紹蘭,稱北京大學的一些師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隨后,再由李達(一說王會悟)出面,與黃紹蘭晤談商定租借女校之事。(吳客《博文女校:中共一大附會場還是代表們食宿地?》)
據(jù)包惠僧回憶,選定博文女校為代表住宿處后,付了兩個月的租金,其實住了20天左右。“當時我們租這個房子是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租的。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應為黃紹蘭——引者注)校長接洽的。在暑假中僅有一個學生,……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包惠僧《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幾點回憶(摘抄)》)“當時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明、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他們?nèi)孔≡谠撔5臉巧??!保ㄖ泄采虾J形h史研究室、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毛澤東舊居編著《毛澤東在上?!罚?921年7月22日,即最后一位代表陳公博來的上海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樓上代表們開過一次碰頭會,按包惠僧回憶錄的說法是“預備會”,而陳潭秋說是“開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里間開會,她坐在外面的涼臺上”。清靜的博文女校,為居住其中的代表們提供了思索和討論的場所。代表們在這里聚會、交流、討論,同時又規(guī)劃、起草黨綱和工作計劃,在這里計劃著中國的未來,活動時間之長,內(nèi)容之重要,是不容忽略的。博文女校既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住宿地,也可以說是中共一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博文女校的活動,積極配合了興業(yè)路的正式會議,其意義與歷史價值是非常重要的。(文/韓晶)
(作者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副研究館員,除已標注外,本文寫作綜合參考了《華國月刊》《申報》《教育周報》 《中華婦女界》《民國日報》《新青年》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