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路——通向最高權力的拿破侖，1769-1802》，【法】帕特里斯·格尼費著，王雨涵、黎煒健譯，九州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840頁，158.00元
如果要評選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法國人，拿破侖無疑是熱門候選之一。適逢拿破侖逝世兩百周年，九州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帕特里斯·格尼費（Patrice Gueniffey）撰寫的傳記《帝國之路——通向最高權力的拿破侖，1769-1802》，為中國讀者深入了解這位歷史人物提供了充分的便利。
帕特里斯·格尼費是法國當代著名史學家，師從法國大革命史“修正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曾任雷蒙·阿隆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現(xiàn)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此書2013年出版之后好評如潮，先后獲得政治人物傳記大獎、法蘭西學術院戈貝爾獎等重要獎項，哈佛大學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了英譯本，同行評論說，它“很可能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被視為拿破侖傳記的經(jīng)典”，媒體則評論道：“關于拿破侖的書成千上萬，只有少數(shù)作品能像這本書一樣鶴立雞群。”
一、科西嘉、意大利、埃及
自1968年安德烈·卡斯特羅的著作出版之后，法國學界一直未能推出反映學術進展的拿破侖傳記。孚雷曾經(jīng)有過這方面的設想，但未能實現(xiàn)。在伽利馬爾出版社的建議之下，格尼費從2004年開始著手導師未竟的事業(yè)，計劃撰寫兩卷，《帝國之路》即為其中的上卷。全書共分六個部分：“拿破侖與科西嘉， 1769-1793”“初登舞臺，1793-1796”“意大利戰(zhàn)役，1796-1797”“遠征埃及，1798-1799”“渡過盧比孔河，1799”和“革命之王，1799-1802”，完整再現(xiàn)了拿破侖從出生到成為終身執(zhí)政的歷程。作為當下國際史學界法國大革命研究的領軍人物，作者已經(jīng)在恐怖統(tǒng)治、革命暴力、霧月政變等專題取得了眾多出色的成果，因此，本書將重點放在霧月政變之前的拿破侖。
拿破侖出身于科西嘉島，學界往往將其視為非典型法國人，而格尼費卻認為，拿破侖經(jīng)歷了完整的法國化，是一個純粹的法國人。盡管拿破侖在生活習性方面一直保持著某些科西嘉特點，如家庭關系一直比較緊密、喜歡和同鄉(xiāng)在一起等，但是他少小離家，在本土完成了中學教育之后才返回家鄉(xiāng)，他的文化背景完全由本土塑造，與島嶼的社會和風俗無關，甚至在返鄉(xiāng)之初已經(jīng)聽不懂科西嘉的方言。對拿破侖而言，科西嘉僅僅屬于回憶、夢想、烏托邦。此外，拿破侖的出生地阿雅克肖與科西嘉其他地區(qū)也存在明顯差異，通常被看作一個意大利城市，與法國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
格尼費重視意大利戰(zhàn)役對拿破侖生涯的影響：“他剛去意大利的時候盡管已經(jīng)參加過土倫圍城戰(zhàn)，鎮(zhèn)壓了葡月暴動，甚至還擔任過內(nèi)防軍團司令，但他仍還只是個寂寂無名的將軍。這一切都因為一場大革命中其他戰(zhàn)役無法比擬的戰(zhàn)役而改變了?！保?81頁）在意大利，拿破侖首次獨當一面，不僅獲得了一系列的勝利，而且樹立了強烈的信心：“最令他驚訝的事情，不是他在米蘭到達了‘他一生的轉折點’，而是他對這一點心知肚明?！保?94頁）此外，他還獲得了和督政府斗爭的經(jīng)驗，經(jīng)常以辭職相威脅：“最后，意大利為他展現(xiàn)了他有著何等程度的能力?！保?71頁）可以說，意大利的征戰(zhàn)，為拿破侖的功業(yè)奠定了基礎：“就是在意大利，他度過了自己在各個領域的實習期：軍事、政治、外交、制憲和立法。他成為第一執(zhí)政后應用于法國的許多政治原則，也是在這里醞釀而成的?！保?98頁）
在遠征埃及的動機上，格尼費深刻地指出，不是哲學，而是歷史：“美國使哲學走出了書本，在一個由道德高尚的農(nóng)人和哲學家組成的民族中，實現(xiàn)了哲學的理念?！欢谀贻p的波拿巴的人格深處，他的思想更貼近于歷史學而非哲學。美國那些引起了他同時代的人欽佩的地方，他只是漠然視之。他的新大陸不是美洲，而是古老的世界，不是歐洲，而在東方，它是歐洲的過往，文明的起源。這片土地上涌現(xiàn)出過無數(shù)的征服者，帖木兒到納迪爾沙阿，他們的歷史中不斷上演著英雄壯舉、豪情壯志和一敗涂地的循環(huán)，東方在成為他人生中的‘理想時刻’的征服對象前，是青年波拿巴的神往之地?！保?35頁）
格尼費學養(yǎng)深厚，博聞強識，全書旁征博引，與各種學術觀點對話，法文原版篇幅長達一千一百三十四頁，內(nèi)容具體詳盡又充滿洞見。正如作者所言：“既然拿破侖能在許多方面被認為是西方政治史中占據(jù)重要地位的‘偉人’形象的代表，那么我們就應該了解在他的人格中有什么能夠讓他具備扮演這一角色的條件；應該描繪出使他能夠建立如此功業(yè)的那個獨特環(huán)境；應該評估輿論對他的支持，沒有它，他就寸步難行；應當找出那些讓他能夠在于己不利的環(huán)境下獲益的品質，例如對形勢的洞察力、頭腦清醒、大膽；最后確定博爾熱斯所說的能夠概括‘一切命運，無論它多長多復雜'的決定性時刻：‘讓一個人最終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刻。’”（前言，14頁）
二、時勢與英雄
眾所周知，拿破侖于1804年稱帝，史稱拿破侖一世，但《帝國之路》卻選擇了1802年拿破侖終身執(zhí)政之時作為結束。格尼費指出，其實執(zhí)政府和第一帝國的分野是武斷的、人為的。1802年的拿破侖已經(jīng)獲得了絕對的權力，兩年之后，只是以君主制色彩更濃厚的形式進一步確認?！?802年，宣布波拿巴成為終身執(zhí)政讓他登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同時這是年輕的波拿巴與法國的結合。這也是波拿巴個人的轉折點，因為1804年的加冕——盡管他一直在考慮恢復王位——不過是1803年與英國重新開戰(zhàn)的結果之一?！保?81頁）
拿破侖在1802年結束了大革命，法國達成國內(nèi)和解，完成國家重建，歐洲大陸也在十年后獲得了和平。“1802年后還發(fā)生了其他變化：國家重建、社會重組、大革命原則的法律化、制度的確立——這一工作在終身執(zhí)政確立之時就完成了大部分，波拿巴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大革命結束了……至少在制度上結束了?！诓冒蛷陌⒀趴诵さ蕉乓晾绽飳m的征途中，有些東西是史無前例但又確實存在的。正是它們分隔了拿破侖一生中從1792年到1802年的非凡的十年與后來的歲月?！保?82頁）而1803年與英國重啟戰(zhàn)爭，那是另一個歷史周期的開始，拿破侖將注意力轉向歐洲。
拿破侖在大革命中登上了歷史舞臺，然而他不是大革命之子，而是啟蒙運動之子。拿破侖從未信奉過大革命的原則，價值取向更接近于舊制度，但他很快明白，自己在舊制度沒有上升的空間，投身大革命才有機遇。拿破侖不喜歡現(xiàn)代社會的民主、平等、出版自由等原則，更不滿意現(xiàn)代社會只有資產(chǎn)階級追逐利益卻缺乏榮耀。對拿破侖而言，畢生的追求在于榮耀，這也是十八世紀的普遍追求，是一種完全抽象的激情。在拿破侖看來，榮耀意味著建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結束一場內(nèi)戰(zhàn)，讓和平統(tǒng)治歐洲。為此，必須和大革命妥協(xié)，因為大革命已經(jīng)獲得了勝利，舊制度無法復辟，榮耀只能屬于建設者。通過建設現(xiàn)代國家，拿破侖促成了十八世紀向十九世紀的轉變，這不僅是時代的更替，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更替。最后，他以十八世紀推崇的開明專制形式，與革命達成聯(lián)合。格尼費認為，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如果活著，會在拿破侖身上看到他們夢想的實現(xiàn)：“波拿巴比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王更能代表開明專制君主，更能代表‘對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能知人善任并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后還能三思后行的統(tǒng)治者'?！保?86頁）
格尼費并不期望讀者能夠通過《帝國之路》走出拿破侖的神話，因為神話也是歷史人物的組成部分。拿破侖身上最吸引格尼費的，首先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天賦：“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實現(xiàn)了他的所有承諾：外部的和平和內(nèi)部的秩序。成果是驚人的，歷史學家們一致對此大為驚嘆。同時代的人也同樣驚詫。人們從未見過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èi)收拾如此糟糕的局面。”（662頁）其次是舊時代的英雄主義與新時代資產(chǎn)階級善良淳樸的結合：“波拿巴的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在他資產(chǎn)階級的一面。他愛自己妻子……但他作為英雄的一面，同樣也體現(xiàn)了他的現(xiàn)代性。”（251-252頁）此外，還有拿破侖所處的時代。這個時代擁有一種獨特的生機，一種特殊的能量，創(chuàng)造出許多非凡的人物。
誠然，時勢造英雄，但在同樣時勢下，不是人人能夠成為英雄。格尼費強調(diào)，拿破侖身上體現(xiàn)的英雄主義，并非古代獨有，同樣屬于現(xiàn)代世界：“他留給現(xiàn)代想象的是他那‘憑自己的意志就可掌握命運'的信念——這也是我們的信念。對于同時代的人來說，波拿巴意味著沒有顯赫的祖先和姓氏，憑借意志、天賦和勤奮造就了自我的人，他就是所謂的自己誕下自己的那種人，他締造了自己的命運，抵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突破了所有已知的界限，他將‘自身才能的完全發(fā)展’作為至高的幸福，為實現(xiàn)這一點從不浪費哪怕一個小時的時間，并且相信只有更大更廣的生命才有意義。對他的生命而言，有某種東西就像愛情對保羅·瓦萊里的意義一樣，在其中可以尋得‘整體生命力的增進’，以投身于完全不同的事業(yè)中去，這就是榮譽。波拿巴在追求榮譽的過程和約瑟芬在他心里喚起的愛情中，找到了生命的意義。這就是拿破侖的魅力時至今日仍然存在的秘密。”（252頁）
三、拿破侖和戴高樂
一流的史學家必然懷有深切的現(xiàn)實關懷，格尼費也不例外。從拿破侖彌合國家分裂，重振法國的功績中，他看到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的影子：“他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nèi)就獲得了‘位于法國內(nèi)部紛爭之上，同時代表左派和右派，將從前的法國和1789年后的法國團結在一起’的力量，如同雷蒙德·阿龍口中的1958年的戴高樂。”（250頁）因此，在完成《帝國之路》之后，格尼費沒有急于撰寫拿破侖傳記的下卷，而是推出了新的力作《拿破侖與戴高樂》（Napoléon et de Gaulle, Paris: Perrin, 2017），對二人進行比較，此書出版后同樣受到廣泛好評，榮獲2017年蒙田獎，進一步深化了學界對拿破侖和戴高樂的認識。
格尼費指出，拿破侖和戴高樂都是在一種吊詭的局勢下奪取最高權力的——督政府和第四共和國設計了一系列順應時代的改革，但政府的權威卻瀕臨瓦解，各項改革由后繼的執(zhí)政府和第五共和國來完成。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中，政治危機找不到解決方案，只有超越左右分野的人物才能掌控局面。戴高樂的合法性來自抵抗運動，早在1945年，他就以右派身份執(zhí)行左派政策。拿破侖的合法性來自意大利戰(zhàn)役的軍功，作為非左非右的英雄，他將舊制度與大革命、祖國與勝利聯(lián)結在一起。在霧月政變和1958年五月危機之前，拿破侖和戴高樂都有奪權的計劃和周密的準備，靜候時機。掌權之后，他們的目標都很明確——搶在反對派力量聚集之前，通過新憲法和改革措施。由于二人都具有強大的合法性且善于用人，因此新政府執(zhí)行力強大，改革遇到的阻力較小。拿破侖和戴高樂都通過英雄史詩和創(chuàng)作文字作品來構建自己的傳奇，這也是源自路易十四、黎塞留并被伏爾泰所接受的典型法蘭西風格。拿破侖最后遭遇滑鐵盧，戴高樂最后黯然辭職，悲劇性的結局加劇了兩人的英雄色彩，失敗成為兩人傳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拿破侖和戴高樂也有諸多不同之處。拿破侖是軍事家，發(fā)動霧月政變，戰(zhàn)勝雅各賓派最后的反抗，充分體現(xiàn)了軍人的氣質。而戴高樂本質是政治家，對手是第四共和國的政客們，對方其實也清楚原有制度已經(jīng)無法運行，只是以最小的代價尋求解決方案，因而戴高樂的奪權過程相對更為輕松。拿破侖喜歡面對士兵發(fā)表演講，習慣于在演講結束時獲得士兵們的歡呼，將士兵視為家人，但是面對民眾或者議員的時候，態(tài)度往往十分粗暴。戴高樂與之相反，對軍人并不友好，軍人也從未將其視為同類，他喜歡在民眾面前發(fā)表講話，抵抗運動的經(jīng)歷告訴他，必須與方方面面都進行談判才能達到目標。
依格尼費之見，二者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和歷史的關系不同。拿破侖是十八世紀的產(chǎn)物，面向未來，認為自己開創(chuàng)歷史。盡管他身上缺乏自由主義的色彩，反對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但他仍然是啟蒙之子，信奉許多啟蒙的原則，用軍隊傳播了權利平等、信仰自由、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等大革命的觀念，忠于十八世紀的共識——不信任民主，信奉進步、希望、博愛。而戴高樂則是由十九世紀塑造的，面向過去，認為自己是一段歷史的繼承人。他信仰天主教，不支持大革命。在他眼里，法蘭西首先是一段歷史，與基督教密不可分。他不懷念君主制，但認為君主制是法國一段偉大的經(jīng)歷。法國歷史可以概括為偉大，而自己肩負著完成這段歷史的使命。
戴高樂欣賞拿破侖的軍事才能，尤其是征服歐洲的功業(yè)，但并不欣賞拿破侖的政績，認為拿破侖過于注重外交，最后反而削弱了法國，而且缺乏政治上的審慎。格尼費部分贊同戴高樂對拿破侖的評價，認為與拿破侖相比，戴高樂身上的法蘭西特點更為突出。戴高樂珍視他所繼承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行事謹慎，而拿破侖往往率性而為，貿(mào)然發(fā)動與英國、西班牙、俄國的戰(zhàn)爭，無不體現(xiàn)出一種傲慢。
通過《帝國之路》這部杰作，格尼費教授向讀者證明了：在當代，專業(yè)歷史學家撰寫的人物傳記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獨特的學術價值。法國同行的成功實踐，也為中國史學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們對傳記的下卷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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