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狹義地講,是將植物的一部分從母體上截取下來,按照一定規(guī)則插貯在容器內。至于選擇哪些植物,插在什么樣的容器里,遵循怎樣的取勢規(guī)則,就成了不同插花藝術的主要區(qū)別。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靜態(tài)立體實物為作品,卻無法長時間保留的藝術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長則一二旬,短則一二日,最美的姿態(tài)即如煙花歸于寂寞。這一特性導致我們對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讀和梳理,不得不依據(jù)間接材料,求諸圖像與文字留存。
(宋)李嵩 《花籃圖》(夏花冊) 故宮博物院藏
駐足插花作品前,將自己融進植物與器物、空間、心緒彼此交織所營造的氛圍里,乃東方人共諳的美學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藝術誕生之初,這份藝術自覺卻來得較遲。人類在新石器時期的陶器上繪制了花瓣、葉片的形狀,卻未留下插花圖案。先秦《詩經(jīng)》《楚辭》中有大量的植物吟詠,它們或是先民們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漢以前尚未出現(xiàn)插花活動的記錄。
一、漢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圖像發(fā)現(xiàn)于河北望都一號漢墓。墓主人是東漢顯赫一時的宦官孫程,因擁立漢順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記錄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畫上,出現(xiàn)了一個陶盆,內盛凈水,六朵紅花鮮明地插在陶盆里。旁邊有隸書“戒火”二字?!敖浠稹睘榧t景天的別稱,雖然漢代墓室壁畫筆觸尚顯粗糙,但仍舊捕捉到了紅景天的植物特征。陳直先生在《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中考釋為:“本壁畫描繪戒火,畫一
瓦盆,上有花葉六莖,紅花綠葉……取繪其象征性也。”該紅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預示了日后中國插花的發(fā)展特征:起源于宮廷貴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傳播,且對插花作品象征的重視高于單純對視覺美觀的追求。
二、魏晉南北朝插花
時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選出這一時期推動插花藝術發(fā)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蕭繹莫屬。蕭繹提出對節(jié)氣文化有重要影響的“二十四番花信風”,還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ǔ乱箘哟盒?,誰忍相思不相見”(《春別應令四首·其一》),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關于“花朝節(jié)”的文字記載:人們在春季的這一天出門賞花、插花、簪花、約會、拜花神。民間花朝節(jié)的出現(xiàn),說明中國人對花卉的認知,已經(jīng)從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實用依存,轉而成為共同的文化紐帶和情感寄托。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還記錄了蕭繹的繪畫成就:“元帝蕭繹,字世誠(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芙蓉蘸鼎圖》,并有題印傳于后?!北姰嬛弧盾饺卣憾D》已佚,但從畫題來看,“蘸”是一種插花手法,類似“貯”“浸”“漬”,所以畫的內容應該是以鼎為花器,以荷花為花材的一幅插花圖。時人若得一見,當可一睹南朝宮廷插花的靡麗風華。
如果說南北朝時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長發(fā)展著,那么佛教的大流行無疑給這株幼苗澆灌了一瓢營養(yǎng)豐富的靈水。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兩相匯流,演變出新的插花樣貌,雖不同于佛教來源地印度的供花藝術,卻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國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核。首先是禮制,主要體現(xiàn)在用器上。中國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選用,花器必須符合一定規(guī)制,而以承襲上古玉器和青銅禮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為正途,因此“瓶花”也稱“瓶供”,此外兼有盤花、缽花、筒花、籃花等。
其次是格物,體現(xiàn)在花材的擬人化。中國人將大量的主觀觀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給花材排尊卑位次,給花材賦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跡、傳情達意的程度。這一點在宋明之際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
最后是中國文化最看重的生機,體現(xiàn)在插花的造型上。雖然隋唐時期仍可見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團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艷麗的花頭,排列在托盤里,或串成串裝點佛身與道場,但最終這種塊面藝術沒有在中國生根發(fā)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卻比較高,比如大家喜聞樂見的婚禮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們講究插出枝條本真的樣子,不過多藝術加工,喜歡用自然的線條營造空間。中國插花正是憑借以上三點,將外來藝術本土化,轉化為供給本土藝術的養(yǎng)分。
反觀佛教供花對中國插花的滲透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隨著佛教傳播,插花也得到了極大普及。這與后來中國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隨佛教一并帶回日本,并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誕生是同樣的道理。佛教傳入之前,插花活躍于宮墻之內,苑囿之間。而今更廣泛的階層乃至底層人群開始接觸到插花這種新形式,佛窟與墓室內出現(xiàn)帶有插花形象的壁畫和造像。與此同時,有了佛教義理與供養(yǎng)規(guī)則,人們開始慎重地對待插花這件事。佛教“推波助瀾”的影響巨大,時至今日仍有插花愛好者誤以為中國插花起源于佛前供花的傳入。
在此背景下,出現(xiàn)了最早的瓶花記載。南齊皇子蕭子懋,在母親阮淑媛病重期間,許愿銅瓶中蓮花若不枯萎,母親便能痊愈。《南史》卷四十四《晉安王子懋傳》載:“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愿諸佛令華竟齋不萎?!呷正S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須,當時稱其孝感?!崩浄褐笀A腹的瓶器。南梁蕭景墓神道刻畫中有比丘手捧類似瓶花的形象,說明南北朝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瓶花范式。
除了瓶花,盤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時期。大文學家庾信有句:“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杏花詩》)詩人將仔細折來的杏花插在銅盤里,用以待客,正謂之南朝風雅。
一項獨立技藝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論基礎以及明確的范式。插花在南北朝時期已基本具備了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經(jīng)歷了大動蕩到大一統(tǒng)的社會重塑,經(jīng)濟周期上又逢“大業(yè)盛世”與“開元盛世”先后兩個國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賭珠璣滿斗”,道盡財富積累下的花事盛況。插花也開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贊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炫轉紫云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保ā段髅魉履档ぁ罚├钌屉[同情花葉的不同命運,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葉常相伴:“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葉作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保ā顿浐苫ā罚┒拍烈嘤幸痪浼矣鲬魰裕骸澳中訄@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杏園》)這里的插花人一說是折下杏花插戴在頭上,也有認為是用杏花來插花,足見風靡。
晚唐時期,出現(xiàn)了我國第一篇插花理論《花九錫》?!熬佩a”乃《禮記》中的“九錫之禮”,是皇帝賞賜臣子的九種物品。作者羅虬借用這一說法,總結了插花必備的九個條件:擋風、工具、用水、花器、擺放、畫圖記錄、配曲、酒賞、作詩。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來剪枝,對花的傷害更小。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多條件已經(jīng)不具備了,今人對插花的關注多集中于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擴展到周圍環(huán)境,畫圖可以用攝影取代,至于行酒配樂作詩,無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賞”到宋代變成了“茗賞”,亦有人從中辨出浪漫與理性,窺得不同的王朝氣質。
四、五代十國插花
五代十國時期只有短暫的幾十年,承唐啟宋,似乎存在感不強。但在文學藝術領域,依舊有所成就。南唐后主李煜不僅是詩詞音律大家,還是一位插花藝術家,創(chuàng)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插花大賽——錦洞天。“李后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并做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清異錄》)
“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不同的擺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類型?!傲簵潯毙栌玫趸?,“窗壁”“柱拱”指壁掛花,“階砌”是可直接放置于臺階上的插花,三種類型,皆以竹筒為花器,并張貼作品名單。以插花游戲作為一年一度的宮廷盛會,是這一時期插花藝術繁盛的一個縮影。李煜選用了文人偏愛的竹,以竹筒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歷史上的首次亮相,也為普遍華麗富貴的“院體插花”增添了新的審美可能,一種雅致、明凈的新風格。
此時期還出現(xiàn)了插花“黑科技”。曾經(jīng),為解決敞口盤中花材無法站立的問題,唐代出現(xiàn)的“春盤”用蔬果、假山石作為臨時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場合與時令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插花都適合出現(xiàn)蔬果和假山石,而且這種辦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并不牢靠。五代郭江洲發(fā)明的“占景盤”,是歷史上第一件專門為插花而發(fā)明的工具,成功地解決了這一難題?!肮抻星伤?,多創(chuàng)物,見遺占景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shù)十,每用時,滿添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保ā肚瀹愪洝罚?/p>
目前出土的占景盤未見銅器,只有陶瓷殘器,亦尚未發(fā)現(xiàn)達數(shù)十細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細筒越多,可造型的余地越大。后世出現(xiàn)的多孔花插、多管瓶、連體瓶、多孔蓋,恐有占景盤的啟發(fā)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藝術當之無愧的黃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鋪、寒門小戶,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籌辦的“萬花會”,形式類似李煜的“錦洞天”。張邦基《墨莊漫錄》中言:“西京牡丹聞名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筒儲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蔽娜耸看蠓驉刍ǔ娠L,范成大曾“滿插瓶花罷出游,莫將攀折為花愁”。陸游夜里“藤紙靜臨新獲帖,銅瓶寒浸欲開花”。蘇轍壺插菊花,“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酒壺”。楊萬里憐惜梅花寂寞,采回書房插在膽瓶里:“膽樣銀瓶玉樣梅,此枝折得未全開。為憐落莫空山里,喚入詩人幾案來?!?/p>
尋常人家也愛插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云:“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背鲇诖蟊姷南矏郏碳乙部繒r令插花招徠顧客。“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保ā秹袅讳洝罚钊f里詩中還寫到路邊小店:“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圖》中既在“孫羊正店”門口畫了賣鮮花的小攤,也有客棧一扇窗內可見桌上的瓶花?!叭f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保ā稏|京夢華錄》)
我們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后的原因時,常會提到一個關鍵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長期從事插花活動或至少曾專門學習過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層,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爭鳴、理論完備、組織有序的局面。宋代雖未發(fā)展出日本那樣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著的,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奈淖诖髱焸儭!盁泓c茶,掛畫插花”,文人四藝的約定俗成,可視為宋人對插花藝術最終的定位。時至今日,插花愛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調時,宋代美學仍是重要的參考標尺。
在選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熱的影響,宋瓷燒造形制十分講究出處,文人們選擇花器時,亦青睞復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銅器來插花,從格調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氣息。選花上,宋人首開為花卉排列等級、賦予人格的先風。先是由后蜀入宋的張翊作《花經(jīng)》,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據(jù)花的象征意、外觀、氣味、氣質等指標,將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來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須是入品之花?!痘ń?jīng)》之后,頗有效法者,陸續(xù)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說法。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陸游的《天彭牡丹譜》,范成大的《范村梅譜》《范村菊譜》,王觀的《揚州芍藥譜》……林林總總,宋人對花卉的品評似乎總是那么饒有興致。
如果說唐代羅虬的《花九錫》只是概括地提出九點插花必備要素,那么宋代則是實實在在地留下了具體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雜識》中記錄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處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時,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蘇軾的《格物粗談》錄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亂發(fā)纏折處;梔子花將折枝根捶碎,擦鹽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鳳仙花則要蘸過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滾水里。林洪《山家清供》也有類似記載。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變與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周密有句:“深深門巷老翁家,自洗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華?!睗h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憶前朝,表達個人情懷,出現(xiàn)了重在表達個人主觀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種抽象內容時,腦海所浮現(xiàn)的與其相關的具體形象。心象花,即將這種形象外化為插花作品,從創(chuàng)作動機來講頗有些當代藝術的意味。心象花的創(chuàng)作主體仍是文人,審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卻不再受到束縛,呈現(xiàn)出隨性風格,往往花型簡單,有一枝凸顯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與插花主題相關的裝飾品,如靈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這一時期出現(xiàn),清供文化逐漸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誕生了“理念花”“十全花”“雙體花”等新花形,出現(xiàn)“堂花”“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學為基礎,強調人倫關系,注重秩序與規(guī)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構里,“主”象征君權、父權,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穩(wěn)重的花材,周圍常有點綴的從枝;“客”為儐相、母親,有包容、輔助之感;“使”象征使者、子女,遠遠伸展出去。而堂花與齋花,指插花不同的擺放環(huán)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儀式感,而書齋清賞,以小瓶小器為主,突出趣味感。
傳 明 邊文進 歲朝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萬歷與崇禎年間,一批文人插花家留下了斐然著述。主張“性靈說”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瓶史》,細分花目、品第、器具、擇水、宜稱、屏俗、花祟、洗沐、使令等諸篇,至今仍被奉為圭臬。《瓶史》一書流入日本,促生了日本花道宏道流。張德謙著《瓶花譜》,詳解品瓶、品花、折枝、插貯、滋養(yǎng)、護瓶諸般事宜。此外還有高濂《遵生八箋》之《燕閑清賞箋》,屠隆的《考余事》,文震亨《長物志》與《清齋位置》,均包含了關于插花的重要內容。在明代發(fā)達的出版業(yè)輔助下,這些書成為市面上流行的家居插花指南。
八、清代
清前期插花尚保有宋明風韻,越到后期越趨于繁復艷麗。宮廷畫師郎世寧記錄的節(jié)令插花清供,瓶身素凈,所用榴花、蜀葵、藺草等皆端午時花,瓶口處理最妙,花型大方端莊。金廷標筆下的仕女閨房,無論是書棚中紅釉玉壺春瓶插香雪蘭,還是花幾上的銅觚插山茶花,皆陳設典雅?!队膲粲啊分锌偨Y有:“養(yǎng)花,膽瓶其勢之高低大小,須與花相稱,而色之淺深濃淡,又須與花相反?!闭f的是瓶器與花的色彩搭配。然而后期彩繪瓶器插花造成的眼花繚亂,已背離和諧之美。
清 郎世寧 《午瑞圖》 故宮博物院藏
有清一代,頗值得一提的是插花工具技術的進步,劍山和撒都是這時發(fā)明的。沈復在《浮生六記》中記錄了早期劍山是用榆皮面、油、稻灰等混合,插入銅片,再燒制定型,粘在盆碗盤洗的底部?;ㄖυ押蟛逵卺斏?,然后加水,用碗沙掩蓋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于碗底方妙”。此外《浮生六記》還有不少插花記載,比如花朵須奇數(shù),不宜偶數(shù),瓶口闊大舒展為佳,但同時要能做到于瓶口一叢怒起,不散漫,不靠瓶口。沈復將其總結為“起把宜緊”“瓶口宜清”。
清 弘歷 《并蒂牡丹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撒”是一個了不起的發(fā)明,可以獨立使用,用于不同瓶器,當今仍在使用。李漁《閑情偶寄》中記載:“磁(瓷)瓶用膽,人皆知之,膽中著撒,人則未之行也……倔強花枝,不肯聽人指使……須用一物制之。所謂撒也,以堅木為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則或扁或方,或為三角,但須圓形其外,以便合瓶。此物多備數(shù)十,以俟相機取用。總之不費一錢,與桌撒一同拾取,棄于彼者,復收于此。斯編一出,世間寧復有棄物乎?”
溥儒《歲朝圖》
清末民國的黑白照片里,中堂掛畫下方的條案上、校長演講的三尺小桌上,筆者都曾見過古典插花的身影。隨著文人階層的黯淡,插花藝術失去依附,也淡出了國人的記憶,直到二十一世紀隨著傳統(tǒng)文化覺醒以及當代文人生活方式的倡導而重新被認知發(fā)掘。
中國插花,有禮儀的一面,有宗教的一面,有節(jié)慶的一面,但最令其熠熠生輝的,是文人的一面。中國文人藝術,說到底是小圈子的藝術,是為己而非為人的,除了獨自一人,大概至多適宜幾位老友雅賞。恰如一幅卷軸在書案緩緩展開,三五好友聚頭品論;一爐香爇起香氣,二三好友簾下鼻觀;一張琴或獨白,或撫慰知己;一瓶插花亦如是,她自適于其所在的空間,或書齋窗前,或庭院月下,靜默地陪伴?!白揭股裾l是伴,數(shù)枝梅萼一銅瓶?!被ㄎ幕瘡囊婚_始便站在華夏民族文明之原點,伴隨文化演進始終,終成我們的精神所系。
(本文原文標題為《多插瓶花在處安——中國插花源流考》,全文原刊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