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林語堂與胡適日記中的平社

本文探討林語堂與胡適主持的1930年代上海平社的關(guān)系，從林語堂日記和胡適日記互文的角度切入，所依據(jù)的文本是已經(jīng)公開的胡適1929-1930年日記和尚未公開的林語堂1929-1930年日記，力求在現(xiàn)有史料的基礎(chǔ)上還原這個鮮為人知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社團的活動。

《平論》的夭折

進入討論之前，必須先簡要評介平社的前身——《平論》。關(guān)于《平論》，就筆者所見，僅智效民先生作過初步研討。1929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一號《編輯后言》首先披露“新月”同人擬在文學性的《新月》雜志之外，再創(chuàng)辦一個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論》。這篇《編輯后言》應是徐志摩執(zhí)筆的，文中說：

我們是不會使用傳聲喇叭的，也不會相機占得一個便利于吶喊的地位，更沒有適宜于吶喊的天賦佳嗓；這里只是站立在時代的低洼里的幾個多少不合時宜的書生。他們的聲音，即使偶爾聽得到，正如他們的思想，決不是驚人的一道，無非是幾句平正的話表示一個平正的觀點，再沒有別的——。因此為便于發(fā)表我們偶爾想說的“平”話，我們幾個朋友決定在這月刊外（這是專載長篇創(chuàng)作與論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論》（由平論社刊行），不久即可與讀者們相見。

這篇《編輯后言》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在于它預告平論社即將創(chuàng)刊《平論》，也明確解釋了后來的平社之所以命名為平社的由來。

到了1929年3月23日，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張禹九四位“新月”同人也應是平論社的成員訪問胡適，進一步商討《平論》出版事，請胡適“擔任《平論》周刊的總編輯”，胡適“再三推辭”未果，就設想“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點文章”。

兩天之后的3月25日，胡適日記記云：

作《平論》周刊的發(fā)刊詞，只有一千六七百字。

《平論》是我們幾個朋友想辦的一個刊物。去年就想辦此報，延擱到于今。

《平論》的人員是志摩、梁實秋、羅隆基（努生）、葉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羅努生做總編輯，前兩天他們來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雖做了發(fā)刊辭，心卻不很熱。

又過了四天，也即3月29日，胡適日記說到《平論》時又記云：

前幾天，我做了一篇發(fā)刊宣言。

今天大家會齊了，稿子都有一點，但斤兩似不很重。大家的意思還是主張要辦一個報，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決定是四月十日出第一期。

我對于此事，終于有點狐疑。志摩說：“我們責無旁貸，我們總算有點腦子，肯去想想。”我說：“我們這幾個人怕也不見得能有工夫替國家大問題想想罷？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實秋、努生都要教書，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雖多，怕也沒心緒去想政治問題。所以那班黨國要人固然沒工夫想，我們自己也不見得有想的工夫罷？”

根據(jù)胡適這段日記可知，《平論》第一期組稿并不順利，稿子雖有一點，“但斤兩似不很重”?！镀秸摗肥寝k成雜志的“周刊”“旬刊”，還是“一個報”，也未最后確定。于是，計劃再延后十天，即“四月十日出第一期”。誰知這一延期就遙遙無期了，《平論》就此夭折。

《平論》沒有出成，胡適為《平論》所寫的發(fā)刊宣言因此也未能公開發(fā)表，幸而手稿保存下來了，這就是《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一文。此文不僅申明了《平論》的辦刊宗旨，也進一步揭示了緊接著創(chuàng)辦的平社的活動宗旨：

我們現(xiàn)在創(chuàng)辦這個刊物，也只因為我們骨頭燒成灰畢竟都是中國人，在這個國家吃緊的關(guān)頭，心里有點不忍，所以想盡一點力。我們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們要說的話也許是有錯誤的，但我們這一點不忍的心也許可以得著國人的同情和諒解。

……

我們是愛自由的人，我們要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我們不用說，這幾種自由是一國學術(shù)思想進步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國社會政治改善的必要條件。

我們現(xiàn)在要說，我們深深感覺國家前途的危險，所以不忍放棄我們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

我們辦這個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負責任的人對社會國家的問題說負責任的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fā)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

《平論》未能問世，1929年4月10日《新月》第二卷第二號的《編輯后言》專門為此向讀者作了交代：

上期預告的《平論周刊》一時仍不能出版。這消息或許要使少數(shù)盼望它的朋友們失望，正如我們自己也感到悵惘。但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論》未出時，想在思想及批評方面多發(fā)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見我們少數(shù)抱殘守闕人的見解。我們歡迎討論的來件（我們本有“我們的朋友”一欄），如果我們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們并不是完全的孤單，那我們當然是極愿意加緊一步向著爭自由與自由的大道上走去。

從該期起，《新月》果然開始注重“思想及批評方面多發(fā)表一些文字”，也即承擔了原定的《平論》的部分職責?！度藱?quán)與約法》（胡適作）、《論思想統(tǒng)一》（梁實秋作）、《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胡適作）、《知難，行也不易》（胡適作）、《論人權(quán)》（羅隆基作）、《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作）、《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羅隆基作）等文先后出現(xiàn)在《新月》上，胡適等人公開倡導人權(quán)，批評國民黨獨裁和壓制言論自由，當時曾一石激起千層浪。

十天之后，1929年4月21日，星期天，平社首次活動。當天胡適日記記得很清楚：

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實秋、徐志摩、羅隆基、丁燮林、葉公超、吳澤霖。共七人。

也就是說，《平論》雖不再出版，以聚餐、聚會形式新組成的平社的活動正式開張了。最初的平社成員七人，除了社會學家吳澤霖，胡、梁、徐、羅、葉五位都是“新月”的核心人物，丁燮林（丁西林）也是《新月》的作者，林語堂并不在內(nèi)。

胡適

林語堂1929年日記中的胡適

查1929年1月起的林語堂日記，胡適的大名首次出現(xiàn)是1月15日，照錄如下：

上午讀適之《入聲考》。午后，適之來談入聲問題。四時，余青松來坐談。晚作冰瑩《從軍日記》序。適之約代《新月》譯Shaw。

同一天的胡適日記也正可印證：

下午去看林語堂，談入聲事。語堂對于我的《入聲考》大體贊成。

胡適的《入聲考》初稿完成于1928年11月29日，林語堂所讀的當為初稿。在訪林語堂的次日，即1929年1月16日，胡適寫了《〈入聲考〉后記》，指出“林語堂先生又是最先讀我的文章的人”，再加小注“林語堂先生允許我一篇文字專討論這個問題。我很盼望我的外行話可以引起專家學者的教正討論”，可見胡適對林語堂語言學造詣的重視。而林語堂一天日記之中，三次提到胡適，也可見他與胡適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雖然人們一直認為屬于“語絲派”的林語堂與先后屬于“現(xiàn)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的胡適來往并不密切。胡適還約林語堂為《新月》翻譯蕭伯納，后林譯《賣花女》1931年由開明書店出版。

其實，林語堂與胡適的交誼可以追溯到1917年。該年7月10日，胡適自美回國抵達上海，這在胡適日記上有明確的記載。此后胡適回了安徽績溪老家，他“大概在八月二五六日以后，才從績溪動身到北京去，擔任北京大學的教授”。據(jù)林語堂在胡適逝世后的回憶，胡適這次到北大任教是北京乃至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林語堂寫道：

一九一八年，他回到北平，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員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那時剛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比他只小四歲，但是他給我一種仰之彌高的感覺。我聽他引用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回國時的豪語道：“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蔽矣X得我們的國家突然進入了洶涌的復興波濤中。

林語堂寥寥幾筆，就寫出了胡適當時的躊躇滿志。雖然林語堂那時還只是清華學校的普通教員，未必會引起胡適的特別關(guān)注。但胡適識才、愛才，后來的事大家或都很熟悉了。林語堂遠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得到了胡適的熱情資助，這是討論林語堂與胡適關(guān)系必提的佳話。現(xiàn)存林語堂1919年至1932年間致胡適的二十九通信札也進一步證明了他倆之間亦師亦友的友誼。因此，1929年時，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執(zhí)掌校政，林語堂在上海任東吳大學法律學院英文教授并埋頭著譯，林語堂日記中不斷出現(xiàn)胡適的大名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二月）四日讀適之批評友松。

（四月）六日見傅斯年，胡適之于滄州。

（四月）七日請傅，胡，王云五，講定清哥事。約往無錫，不果。向適之借閱《獨秀文存》；適之轉(zhuǎn)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

（六月）二日上午找適之，談種種問題。聞張君勱被綁。午在適之家中吃安徽“同寶”。

（十月）廿九日訪胡適。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達夫衣萍維銓適之等來觀《子見南子》，下午三時參觀排演。

論學、借書、觀劇、宴飲，“談種種問題”，林、胡在1929年的交往雖不十分頻繁，卻也互通有無，聲氣相求。《子見南子》是林語堂根據(jù)孔子見衛(wèi)靈公夫人南子的歷史記載而創(chuàng)作的獨幕話劇，當時由上海大夏大學戲劇社排練公演。此劇1929年6月由曲阜山東第二師范學校學生演出時，因當?shù)乜资献迦艘浴肮晃耆枳谧婵鬃印睘橛陕?lián)合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半年以后，《子見南子》在上海重新搬上舞臺，胡適與郁達夫、章衣萍、楊騷（維銓）等到場觀看排演，也可視為對作者林語堂的支持。

有意思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日記中的這些記載，胡適日記統(tǒng)統(tǒng)失記了，正可補1929年胡適年譜之闕。

林語堂

胡適主持的平社

《平論》胎死腹中，胡適主持的平社的活動卻順利進行，當然，偶爾也會令胡適失望。這些，從1929年4月起至1930年2月林語堂加入平社止的胡適日記中大都有明確記載，不妨先作梳理。

1929年4月27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第二次聚餐，到者九人。（第一次七人，加潘光旦，張禹九。）

1929年5月11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園，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澤霖、公超、努生、適之。

努生述英國FabianSociety［費邊社］的歷史，我因此發(fā)起請同人各預備一篇論文，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擔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討論，合刊為一部書。

1929年5月14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

1929年5月19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在范園聚餐。上次我們決定從各方面討論“中國問題”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從種族上”，他從數(shù)量質(zhì)量等等方面看，認中國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險，數(shù)量上并不增加，而質(zhì)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據(jù)很可靠，見解很透辟，條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論文都能保持這樣高的標準，平社的組織可算一大成功了。

1929年5月26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在范園聚餐。吳澤霖先生講“從社會學上看中國問題”。他提出兩點：一是價值，一是態(tài)度，既不周詳，又不透切，皆是老生常談而已，遠不如潘光旦先生上次的論文。

1929年6月2日胡適日記云：

晚六點半，平社在范園聚餐，唐慶增先生講“從經(jīng)濟上看中國問題”，他把問題看錯了，只看作“中國工商業(yè)為什么不發(fā)達”，故今天的論文殊不佳。

他指出中國舊有的經(jīng)濟思想足以阻礙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的發(fā)達，頗有點價值。

1929年6月16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實秋、志摩、努生、劉英士幾個人，幾不成會。任叔永昨天從北京來，我邀他加入。

有必要指出，這次聚會其實比較重要。按胡適所擬“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的安排，他自己將在6月15日“從思想上”探討中國問題。這次聚會比原計劃推遲僅一天，因此，胡適發(fā)表“從思想上”的演講應該就是這一天。但是這次聚會到者寥寥，“幾不成會”，很是掃興。幸好講稿《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保存下來了，從中國“正宗思想系統(tǒng)”一直說到現(xiàn)代社會、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等，不乏啟發(fā)性的意見。

1930年2月4日胡適日記云：

平社今年第一次聚餐在我家舉行，到者新六、西林、實秋、英士、光旦、努生、沈有乾，客人有聞一多、宋春舫。決定下次聚餐在十一日，由努生與英士辯論“民治制度”。這樣開始不算壞。

從上述引證可知，平社從1929年4月21日首次聚會至6月16日聚會，根據(jù)胡適日記記載，其間舉行了七次活動。還有一次即4月28日至5月11日之間的第三次聚會，胡適日記失記。因此，平社1929年4月至6月的活動至少八次（胡適日記還可能有別的失記），基本上是每周一次。但6月16日之后，幾乎半年多時間，平社活動停頓。直至1930年2月4日才重新恢復，舉行當年首次聚會，到會者甚多，除了在滬的作家學者，還有來自武漢大學的“客人”聞一多和來自青島的“客人”宋春舫，頗有重整旗鼓的氣勢。

與當年北京的“新月社”一樣，平社沒有正式的成立宣言和結(jié)社宗旨之類，活動形式多為“聚餐”，當時外界大都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平社的存在。半個多世紀過去，而今知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數(shù)了，甚至胡適研究者都不一定清楚。

筆者認為，平社是一個松散的具有學術(shù)研討性質(zhì)的跨學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社團，某種意義上具有學術(shù)沙龍的性質(zhì)，以胡適為核心，以“新月派”同人為骨干，擴大至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專業(yè)的學者，主要成員包括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葉公超、丁西林、吳澤霖、潘光旦、張禹九、徐新六、劉英士、沈有乾等。

平社當然不僅僅是“聚餐”而已，平社社員關(guān)注當時的“中國問題”，都愿意從各自的專業(yè)背景出發(fā)直面“中國問題”，思考“中國問題”，探討“中國問題”，尋求“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胡適1929年5月14日所擬的“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就十分具體地說明了這一點。從中可以了解，以胡適為首的平社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科學、思想、文學、道德、教育、財政、民族、法律、國際關(guān)系諸多問題都表示出濃厚的興趣，擬組織專家撰寫論文、主題演講并展開研討辯論。胡適還設想在此討論、完善的基礎(chǔ)上編刊《中國問題》一書，正式表達平社同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雖然后來平社的活動未能完全按此計劃進行，《中國問題》一書也未見問世，但平社其社其事，特別是平社對“中國問題”的論述（雖然只是胡適日記和之后的林語堂日記中所記載的三言兩語）是很值得發(fā)掘研究的。更何況，平社這種學術(shù)交流的形式至今仍為一些知識分子群體所采用。

林語堂參加了平社

至此，應該討論林語堂與平社了。林語堂1930年日記中，首先出現(xiàn)平社是2月11日，也即平社1930年第二次聚餐（活動），他記得比較簡略：

晚適之請平社，討論民治問題。

這是林語堂應胡適之邀參加平社活動的開始，也就是說，可以理解為林語堂自1930年2月11日起成為平社社員。值得慶幸的是，當天胡適日記記得很詳細。林語堂首次出席，就對民治問題發(fā)表了胡適認為“極有道理”的意見。這次平社會議按原定計劃，由劉英士和羅隆基討論“民治制度”，一反一正，卻不能令胡適滿意。林語堂的發(fā)言表明，他與胡適在民治問題上的自由主義觀點十分接近、互為奧援。當天胡適日記全文如下：

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討論題為“民治制度”，劉英士反對，羅努生贊成，皆似不曾搔著癢處。我以為民治制度有三大大貢獻：

（1）民治制度雖承認多數(shù)黨當權(quán)，而不抹煞少數(shù)。少數(shù)人可以正當方法做到多數(shù)黨，此方法古來未有。

（2）民治制度能漸次推廣，漸次擴充。十七世紀以來，由貴族推至有產(chǎn)階級，由有產(chǎn)階級推至平民及婦女，此亦古來所未有。

（3）民治制度用的方法是公開的討論。雖有所謂“民眾煽動者”（Demagogue），用口辯煽動民眾，究竟比我們今日的“拉夫”文明的多多了。

末后，林語堂說，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們今日沒有別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別的皆更不能滿人意，此語極有道理。

林語堂日記第二次出現(xiàn)平社是當年3月1日，記云：

平社在志摩家講伴侶結(jié)婚。

這次活動地點換到了徐志摩寓所，林語堂與徐志摩熟稔，自然參加。本來按胡適“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的安排，徐志摩應“從文學上”主講，改為“講伴侶結(jié)婚”，是徐志摩主講還是別人主講？尚不清楚。不管怎樣，徐志摩是中國首位登報聲明離婚的新文學作家，又有多次戀愛和二次結(jié)婚的經(jīng)驗，在他寓所“講伴侶結(jié)婚”可謂別有意義。胡適很可能沒有參加這次平社會議，他當天日記只記了“索克思約晚餐，客為Mr.&Mrs. Field”，并記下了相關(guān)感想。

此后，因發(fā)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新月》月刊被“沒收焚毀”，以及《人權(quán)論集》的出版引起爭議等事，胡適日記的記載不大正常，直到1930年7月14日，胡適才在當天日記中說：“久不作日記，今天又想續(xù)作下去。”因此，要進一步查考1930年3月1日以后直

至7月這段時間里平社的活動，就只能依靠林語堂日記了。

林語堂確實積極參與了平社活動，下面就是林語堂日記中的相關(guān)記載，筆者略加考證：

（三月）十五日平社。潘談話關(guān)于天才。見Agnes Smedley，冰瑩文章已由她翻成德文投Frankfurt Daily。

這次平社聚會，當由潘光旦主講關(guān)于天才，潘光旦是平社骨干，已是第二次主題演講了。還應注意的是，林語堂當天還會見了同情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她正擔任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華記者。

（三月）廿九日平社。Miss Smedley講印度政治運動。

這次平社聚會，由史沫特萊講印度政治運動，大概是林語堂把史沫特萊邀請來的，因為平社成員中就數(shù)林語堂與史沫特萊關(guān)系較為密切。

（四月）十二日晚平社。在適之家談革命與反革命，極有趣。

這次平社聚會至關(guān)重要，“革命與反革命”是個大題目，與會者的討論如何使林語堂感到“極有趣”，林語堂日記語焉不詳。胡適日記對此也一無記載，但他稍后發(fā)表的《我們走那條路？》透露了其中端倪。此文“緣起”說：

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xiàn)狀”，討論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發(fā)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論才丁兩旺》（《新月》二卷四號），如羅隆基先生的《論人權(quán)》（《新月》二卷五號），都是用討論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們討論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jīng)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題目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說：“在討論分題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我們對于這些各個問題有沒有一個根本的態(tài)度。究竟我們用什么態(tài)度來看中國的問題？”幾位朋友都贊成有這一篇概括的引論，并且推我提出這篇引論。

這篇文字是四月十二夜提出討論的。當晚討論的興趣的濃厚鼓勵我把這篇文字發(fā)表出來，供全國人的討論批評。以后別位朋友討論政治，經(jīng)濟，等等各個問題的文字也會陸續(xù)發(fā)表。

十九，四，十三，胡適

這就清楚地告訴讀者，胡適這一群人這一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問題”，1929年討論的是“中國的現(xiàn)狀”，“今年”也即1930年討論的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里，胡適并未公開打出平社的招牌，但其實是有點呼之欲出了。而“四月十二夜”平社聚會提出“引論”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家公推的胡適。這篇“引論”就是長文《我們走那條路？》，胡適在文中提出了一個引起很大爭議的觀點：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大概也就是林語堂所認為的“極有趣”的原因吧？

（五月）十日晚在平社講談“制度與民性”論文。

這次平社聚會輪到林語堂主講了，講題為“制度與民性”，頗有現(xiàn)實針對性。林語堂為這次講演做了充分準備，日記在這一句之前，有“自至十日預備講演讀韓非”的記載，即為明證，而且提示這個關(guān)于“制度與民性”的演講與法家韓非主張的“法治”有關(guān)。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jù)這次演講修訂定稿的英文本和中文本都保存下來了。四個月后，林語堂作“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發(fā)表于1930年9月10日上海英文《中國評論周報》“小評論”專欄。

兩年半以后，林語堂作《半部〈韓非〉治天下》發(fā)表于1932年10月16日《論語》第三期。

（六月）二十一日晚平社。在有（元）任家，適之由北平回來，主張“干政治”。

這次平社聚會在趙元任家舉行，由誰主講，講題為何，都是問號。但剛從北平返滬的胡適主張“干政治”，倒頗為新鮮。惜林語堂未記下更為具體的內(nèi)容。但“干政治”這三個字足以耐人尋味。也許后來胡適在北平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即為“干政治”之一種？

（七月）二十四日晚平社。潘光旦讀論文《人文（為）選擇與中華民族》。

這次平社聚會，仍由潘光旦主講，作為優(yōu)生學家，這該是他的拿手題目。這是林語堂日記中最后一次出現(xiàn)平社。有意思的是，胡適恢復記日記之后，同天日記中也記下了這次活動，而且比林語堂的詳細，對潘光旦此文的分析也值得注意：

平社在我家開會，潘光旦讀論文，題為《人為選擇與民族改良》，他注重優(yōu)生學的選擇方法，并承認舊日選舉和科舉制度在人為選擇上的貢獻。他的論文很好，但見解也不無稍偏之處。他反對個人主義，以為人類最高的理想是“承前啟后”“光前裕后”。然以歐洲比中國，我們殊不能說中國的傳種主義的成績優(yōu)于歐洲不婚不取的獨身主義者。真能完成個人，也正是真能光前裕后也。

此后，本年胡適日記中還有兩次關(guān)于平社的記載，一次是8月31日，記云：

平社聚餐，沈有乾讀一篇論文，討論教育問題，不甚滿意。預備不充分是一個原因；但作者見地亦不甚高。

另一次是11月2日，記云：

平社聚餐，全增嘏讀一文，《宗教與革命》，甚好。

這兩次平社活動，林語堂日記均失記，很可能他沒有出席。然而，在林語堂1930年日記中，除了平社聚會頻頻與胡適見面，還有一些與胡適歡宴、寄書、論學等的記載：

（三月）十日晚胡適請Eddy及Karl Page。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寄讀本文學讀本與趙元任周豈明溫源寧蔡元培胡適之。

（五月）十五日讀完適之《中古哲學》第一章，晚同適之談。

（十一月）六日適之于月初返滬，擬于三四星期內(nèi)移住北平。

正如林語堂日記所記載的，1930年11月28日，胡適全家遷居北平。不久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隨著胡適的離滬，以胡適為核心的上海平社也終于風流云散。

根據(jù)胡適日記，上海平社存在的時間為1929年4月至1930年11月，前后約一年八個月時間。根據(jù)林語堂日記，他參與平社活動則自1930年2月至7月，約半年時間。但上述引錄足以證明，林語堂在平社后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從胡適方面說，把林語堂引進平社，顯然出于對林語堂的欣賞和器重。林語堂也不負胡適的信任，在后期平社中有所作為。從林語堂方面說，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雖是《語絲》主要作者，但1929年8月28日與魯迅的公開爭執(zhí)，導致他與左翼作家群的進一步疏離，他與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和歐美留學背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的進一步接近，以至進入平社，也就理所當然。這對今后林語堂思想和創(chuàng)作走向的選擇恐也不無影響，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從1929-1930年的林語堂日記和胡適日記勾勒了上海平社始末的大致輪廓，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林語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文學、文化活動的一個空白，但這種爬梳還只是初步的、很不完全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發(fā)掘。

（本文摘自錢鎖橋主編《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chǎn)》，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