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修昔底德——紀念古典學家彼得·約翰·羅茲

《修昔底德》，[英]P. J. Rhodes著，白春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131頁，25.00元

彼得·約翰·羅茲（Peter John Rhodes，1940.8.10-2021.10.27）

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古希臘史家中“破圈”曝光率最高的當屬修昔底德了。修昔底德已經(jīng)不僅僅是在古代史或者國際關系理論課堂上被講授的對象，而且遠遠超出學理范疇，成為政治家和學者頻繁征用甚至是濫用的對象。在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演講中說需要用修昔底德來理解當時的國際格局；晚近又有美國學者提出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類的概念，使得沒有讀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人也能在各種場合聽到或者談論修昔底德的大名。不曉得修昔底德本人如果知道了后世對他的這類征用會作何感想，從他著作中的表述來看，估計他的心境會比較復雜。因為修昔底德一方面明確表明，“我的著作并不想贏得聽眾一時的獎賞，而是想成為永久的財富”；但另一方面這永久財富的內(nèi)核是要看到人類的狀況本身，而非簡單地進行歷史比附。那么，有沒有可能將跟在修昔底德名字后面的“陷阱”之類的詞去除，先努力回到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本身呢？英國當代杰出的古代史學者和古典學家彼得·約翰·羅茲（Peter John Rhodes）撰寫的《修昔底德》一書就是絕佳的入門路徑。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中統(tǒng)計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詞頻趨勢

羅茲教授是英國杜倫大學的榮休教授以及英國國家學術(shù)院院士（FBA），還曾擔任英國古典學協(xié)會主席，是古典希臘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學者。羅茲教授著述豐富，既有對城邦制度的精深研究（如《雅典議事會》），也有對希臘歷史基礎文獻和材料的注疏整理（如對古希臘歷史銘文和法律銘文的整理，以及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注疏研究），均已成為古希臘史研究必需的文獻和研究著作。羅茲教授對修昔底德也投入巨大心力，曾經(jīng)為《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前幾卷做過細致的翻譯注疏，近年來還出版了《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亞西比德》等著作。《修昔底德》一書則是羅茲教授應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邀請撰寫的導論式著作，通常這類書籍都會寫得四平八穩(wěn)，但是羅茲的這本 “大家小書”卻處處體現(xiàn)出作者獨到的眼力。

《修昔底德》英文版封面

《修昔底德》一書共分四章，第一章“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對修昔底德及其敘述的歷史世界的總體介紹；第二、三章則聚焦于修昔底德的寫作，分別從歷史學家和思想家的角度介紹《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特點；第四章則是對修昔底德接受史的總體概括。讀罷全書，羅茲對修昔底德寫作的方式和意圖分析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得讀者進一步追問歷史寫作在古希臘的語境中究竟本意為何？

修昔底德在今天通常被視為是“客觀”“理性”的歷史學家，這一稱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另一位古代史家希羅多德的襯托。希羅多德雖然被西塞羅稱為“歷史學之父”，也在這個名頭后面還緊跟了一個“謊言之父”。打開希羅多德的《歷史》，會發(fā)現(xiàn)除了希臘人和波斯人的戰(zhàn)爭外，還有大量民族志以及奇聞軼事的記述，讓讀者覺得和人們今天對歷史著作的觀感有著很大的差異。不僅如此，歷史（historia）這種體裁在古代也并不被哲學家們欣賞，甚至經(jīng)常遭到攻擊和詆毀。像赫拉克利特就批評歷史寫作就是收集篩選了一大堆素材就號稱擁有了智慧，實際上卻是拙劣的技藝。類似地，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也區(qū)分了詩人與寫歷史的人，認為創(chuàng)作悲劇比寫歷史要更高貴和更貼近智慧，因為悲劇寫的都是符合必然律的事情，而歷史不過是記下了諸如亞西比德起居注的偶發(fā)單一性事件，和愛智慧基本是絕緣的。

歷史寫作和歷史作家雖然在古希臘遭到如此嚴重的指摘，但在我看來，這恰恰能夠提示我們?nèi)ダ斫鈎istoria的本來意圖。當寫作歷史被哲學家們指責為不夠格愛智慧的時候，這反倒暗示了收集材料撰述歷史的人，在當時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追求智慧，而非寫出符合二十一世紀讀者期待的歷史著作。只不過，在愛智慧的賽道上，哲學家和詩人似乎合起來把歷史作家攔在了入口。站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立場上，自然不會同意來自哲學家的攻擊，因為historia一詞本來的含義就是“探究”，《歷史》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都聲稱要探究兩場大戰(zhàn)的原因，其所記述的并非一時一地的人或事，而是要記述人類的境況。歷史寫作與哲學、史詩/悲劇孰高孰低這一古老官司很難得出一個簡單的結(jié)論，但是回到公元前五世紀的智識語境中，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寫作歷史絕非僅僅是資料爬梳，而是經(jīng)過作者精心設計和構(gòu)思的結(jié)果。

羅茲對歷史書寫者修昔底德有很精到的評價：“總體上，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宣稱他努力還原準確的事實，而且我們也應當認可這一點。雖然他對此的處理顯然是很精明的，但是，他并不是絕對正確無誤，在有些地方我們有理由認為他的細節(jié)是錯誤的。從更廣大的視野來看，他完成了一部杰作，將所發(fā)生的事情放在一起，并從理性的角度來解釋它們是如何發(fā)生的，以及為什么會發(fā)生。”（67頁）

羅茲提示我們，要有意識地從修昔底德敘事的詳略安排中把握他的敘述目的。以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為例，修昔底德在敘事上就明顯有輕重緩急之分。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修昔底德區(qū)分了戰(zhàn)爭最真實的原因和表面上的公開抱怨和爭執(zhí)。最真實的原因就是雅典實力的上升引起斯巴達的恐懼，這是修昔底德自己的綜合判斷，并非由一兩件事情促成。但關于公開的抱怨和爭執(zhí)，修昔底德記載了四個事件，詳略各半。修昔底德詳述的兩個事件最終都導向了雅典與科林斯的沖突，而科林斯是伯羅奔尼撒聯(lián)盟中舉足輕重的成員。雅典先是在公元前433年和科林斯在希臘北部的一個殖民地克基拉達成了防御同盟，但是克基拉與科林斯爆發(fā)了直接沖突，導致雅典與科林斯也成為交戰(zhàn)的對手。公元前432年，雅典又進攻了科林斯位于愛琴海西北部的殖民地波提代亞。波提代亞與科林斯關系良好，但又是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的成員。在雅典進攻波提代亞后，科林斯派兵前去救援，再次和雅典產(chǎn)生沖突。與這兩個詳述的案例相對，另外兩次抱怨和爭執(zhí)就只是非常簡短地被提及。其中一次是雅典與埃吉那島的爭執(zhí)，埃吉那人聲稱雅典不承認在一份條約里曾承諾給予它的自治權(quán)。另一次是關于麥加拉的，因為圣地和逃亡奴隸的爭執(zhí)，雅典對麥加拉發(fā)布了禁運令，而麥加拉人在抱怨自己所遭受的經(jīng)濟制裁。對于修昔底德如此不均衡的敘述安排，羅茲給出的解釋是：修昔底德可能認為對于克基拉和波提代亞的爭端，雅典是有理可依的；而對于埃吉那和麥加拉的抱怨，雅典可能是理屈的。

如果說修昔底德通過內(nèi)容安排和敘述節(jié)奏來使讀者接受其意圖，那么在《伯羅奔尼撒史》中，他還經(jīng)常直接出場就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做出評論，使得讀者可以管窺他個人的想法。羅茲在第三章“思想家修昔底德”中對這一主題做了精要的概述，并明確提出：“修昔底德所做的遠遠不只是簡單地記述發(fā)生了什么，他的政治和知識背景使他以獨特的方式解讀資料，而其他背景的人可能并不同意他的解讀?！保?1頁）

最能錨定修昔底德個人觀點的議題無疑是他對雅典的態(tài)度，而雅典又可以進一步細化為民主-帝國。但是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回答，如果仔細閱讀《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會發(fā)現(xiàn)要從文本表面去揣測作者的真實心思實屬難事。以雅典民主政體為例，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領導下的政體贊賞有加，但同時又說，雅典表面上是民主制，實際上是伯里克利第一人的統(tǒng)治。在伯里克利之后，修昔底德對民粹主義的新政治家多是批評，對雅典民眾的表現(xiàn)也經(jīng)常貶抑。但是在雅典西西里遠征失敗之后，雅典面對愛琴海盟邦的反叛和內(nèi)部的政體變更，卻又表現(xiàn)得可圈可點。修昔底德在全書結(jié)束的地方對雅典的五千人政體給予了至高的褒揚，甚至稱這一政體是他見過的最好的雅典政體。面對這些彼此矛盾的描述和評論，如何確定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制度的真實看法要比看起來難得多。羅茲自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并且將這個問題和修昔底德的家族背景和個人經(jīng)歷聯(lián)系在一起。修昔底德家族是反對伯里克利和民主政體的，修昔底德后來在戰(zhàn)爭期間也被放逐流亡。但通過修昔底德對雅典政治人物的臧否，羅茲認為修昔底德在贊成伯里克利時，擺脫了自己家族的政治立場；但修昔底德無疑夸大了個體領導者控制民主制雅典的程度，也夸大了伯里克利和后來的政客的差別。修昔底德不喜歡煽動民眾的克里昂，卻對保守的尼西阿斯有不錯的評價，對阿爾喀比亞德則充滿了矛盾態(tài)度。羅茲通過展示修昔底德的復雜面相，實際上提醒我們不要試圖簡單地給修昔底德貼上一個標簽，而是要在這種復雜性內(nèi)部穿行。

雅典的帝國面相也是修昔底德敘述整部歷史的線索之一，但修昔底德對雅典帝國的態(tài)度更顯糾結(jié)。雅典帝國興起于希波戰(zhàn)爭之后，雅典取代斯巴達成為抗擊波斯聯(lián)盟的主要領導城邦，并聯(lián)合愛琴海的島邦成立提洛同盟。希波戰(zhàn)爭無疑大大增強了雅典的實力以及在希臘世界中的影響力，從公元前五世紀中葉開始，雅典也通過維系提洛同盟獲利良多。作為雅典人，修昔底德一方面對雅典的榮耀和強大感到驕傲，這也變相體現(xiàn)在伯里克利的陣亡將士葬禮演說中。但是，從第一卷開始，在各方的演說中，雅典帝國的正當性就成了一個核心主題。換言之，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有諸多原因，但各方對雅典有一個共同指責，那就是雅典帝國的不正義性。

羅茲注意到，斯巴達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對雅典的最后要求就是，雅典要讓希臘人自治，就可以避免戰(zhàn)爭。而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多數(shù)人對斯巴達也表現(xiàn)出更多的好感，因為他們聲稱要解放希臘。在第四卷伯拉西達縱穿希臘北部地區(qū)時，也是利用解放希臘的口號一路贏得支持。與此相對，羅茲提醒我們，修昔底德在多處強調(diào)雅典苛刻地對待盟邦實際上削弱了盟邦，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雅典人與米洛斯人的對話。在第五卷的結(jié)尾處，修昔底德虛構(gòu)了這一對話，將雅典的現(xiàn)實主義主張毫無掩飾地展現(xiàn)了出來：“我們知道，而且你們也知道，在人類的話語中，對于正義的考慮僅在力量平等的情況下適用。但是，強者為其所能為，而弱者只能讓步?！覀冊谶@里就是為了我們帝國的優(yōu)勢地位?！绷_茲對這一問題的最終回答是：“修昔底德作為雅典人和思想家，既為雅典在他的時代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感到驕傲，又覺得獲得這種成就的行為一點也不值得贊揚，這種撕裂感折磨著他。正是因為他無法為自己解決這一困境，他在他的歷史敘述中時?；氐竭@一主題?！保?9-80頁）

作為一本導論書，羅茲還極為精要地簡述了修昔底德的影響史。修昔底德除了對古代以降的歷史編纂產(chǎn)生深遠影響外，值得特別強調(diào)的是他在古典學領域以外的影響。比如修昔底德著作第一個完整的英文本是由十七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完成的，修昔底德被霍布斯稱為“有史以來最具政治感的歷史作家”，這一傳統(tǒng)也延續(xù)到晚近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界對修昔底德的關注。修昔底德的多學科影響在國內(nèi)學界也有反映，除了世界史學科中的古希臘史研究者外，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陳玉聃、李雋旸等都對修昔底德也都有精深的學理研究。這都從側(cè)面證實了修昔底德對國家和個人行為洞察力之深邃，《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書已經(jīng)如其所愿成為“永久的財富”。

寫完這篇小文三天后，一個令人悲痛的信息傳來，羅茲教授于2021年10月27日仙逝，享年八十一歲。得知這一噩耗，國內(nèi)的多位古典學學者和古代史學者都表示難以接受?？梢哉f，從事古希臘史研究的學者無不受益于羅茲教授的著述。我不禁想起羅茲教授2018年來訪中國時的情景。當時他受東北師范大學和北京大學邀請，在國內(nèi)做了兩個講座，筆者有幸參與了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主辦的講座。當時講座的主題是雅典公民大會和議事會，講座風格就如同他的行文一樣干練而清晰，觀點明確，一針見血。記得講座中，羅茲教授多次提及一些學者的觀點，往往后面會跟一句：“But，he is wrong?！保ǖ牵@觀點是錯的。）在場師生聽到后禁不住笑了出來，卻又覺得真摯可愛。轉(zhuǎn)念一想，這不就是學問該有的樣子嗎？今后，我們再也無法親耳聆聽他的新研究以及那句“he is wrong”，但是他對古代希臘歷史的貢獻仍值得后學認真細讀。羅茲教授的一生也是以學術(shù)為業(yè)的一生，幸好他留給我們很多傳世之作，這可能是學者最大的幸運，只要還有人在閱讀這些作品，羅茲教授就還沒有離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