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家事：《致身錄》與吳江黃溪史氏的命運

有明一代，歷十五朝，先后出現(xiàn)兩次逼宮奪位事件，分別是發(fā)生于建文朝的“壬午之變”和發(fā)生于景泰朝的“南宮復(fù)辟”。盡管兩次事件的性質(zhì)存在著較大差異，卻直接造成建文、景泰二朝的終結(jié)，兩段歷史也被人為地篡改甚至被刻意抹去。明憲宗即位后，重新恢復(fù)了其叔父景泰帝的歷史地位，并定其謚號為“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而，自明成祖即位之后，即刻意采取革除、扭曲、隱沒等手段，對建文年號與治績加以徹底抹煞，遭到抹殺命運的建文朝也因此被后世稱作“革朝”。直至成弘時期，建文朝仍然是官方歷史編撰的禁區(qū)，不僅實錄嚴重失載該朝政事，建文君臣亦長期被塑造為反面形象。國史闕失，于是野史傳說迭出，有關(guān)建文朝的各種歷史記憶在民間以私相傳述的方式延續(xù)下來。正嘉之際，以宋端儀的《革除錄》、張芹的《備遺錄》、黃佐的《革除遺事》和姜清的《姜氏秘史》等為代表，將各種有關(guān)建文朝死難忠臣的事跡陸續(xù)挖掘出來并編輯成書。建文帝出亡遜國的傳說也在祝允明的《野記》、王鏊的《守溪筆記》等野史筆記中相繼出現(xiàn)，并自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逐漸取代焚亡說的定論，成為建文帝下落的主旋律。萬歷朝，隨著建文朝臣外親的一體放赦及建文年號的恢復(fù)，相關(guān)文獻更是層出不窮，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匯編》和朱鷺的《建文書法儗》為集大成者。萬歷末歲以后問世的《致身錄》、《從亡筆記》等書則將這一趨勢推向頂峰。

《致身錄》托名吳江史仲彬所作，據(jù)說先由翰林修撰焦竑發(fā)現(xiàn)于茅山，后經(jīng)史氏裔孫史冊、史兆斗等整理后流傳于世。該書以史仲彬為第一人稱，敘述了自洪武三十一年（1398）至洪熙元年（1425）間仲彬在朝任官及與其他二十一名臣子一道隨建文帝逃亡的過程。該書甫一出現(xiàn)，即飽受爭議。沈德符率先發(fā)難，直斥《致身錄》為偽書，不僅質(zhì)疑了建文帝數(shù)度自由往來于西南和江南之間的可能性，而且尖銳地指出：“偽撰之人，不曉本期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弊鳛橐徊拷?jīng)得起考驗的史學著作，如果在典制上出現(xiàn)重大問題，在嚴肅的學者眼中是難以容忍的。之后錢謙益、潘耒等則對《致身錄》的文本進行了更深入的辨析，他們對書中的典制問題作了具體的舉證，并依據(jù)刊刻于正嘉年間的吳寬的《匏翁家藏集》及史仲彬后人史鑒的《西村集》中所記史仲彬的實際事跡，認定所謂“史仲彬”實為“史彬”，其身份也不是建文翰林侍書，而是明初吳江地方一糧長，不僅史彬在建文朝的官績?nèi)?，隨亡之事亦全是空穴來風。然而，并非所有的文人名士均對《致身錄》持懷疑態(tài)度，陳仁錫、陳繼儒、文震孟、陳懿典、錢士升、李日華等江南名士紛紛為該書撰序作跋，高度認可了史仲彬的忠節(jié)事跡及《致身錄》的價值，從而大大助長了該書的流傳和影響力。史氏后裔也以《致身錄》為利器，于明清之際先后將先祖“史仲彬”成功入祀嘉興府和蘇州府的鄉(xiāng)賢祠。

《致身錄》康熙八年刻本書影

乾隆初，隨著《明史》的定稿，《致身錄》的真?zhèn)谓K于得到了官修正史的“權(quán)威”認定，“仲彬?qū)嵨磭L為侍書，錄蓋晚出，附會不足信”。進入20世紀以來，除了極少數(shù)的學者之外，《致身錄》的真?zhèn)螁栴}已在史學界形成共識。胡適認為，《致身錄》“完全是小說口吻，全無史料價值”；孟森認為，“夫言《致身錄》等書為偽，即其所敘之情節(jié)亦皆偽，無足致辨”；黃云眉亦斷言：“致身錄系偽書，不足信”。

近年來的研究趨向出現(xiàn)了新的轉(zhuǎn)向。一些學者對《致身錄》本文的真?zhèn)未娑徽?，轉(zhuǎn)而從文本生成、歷史敘事、歷史記憶、讀者反應(yīng)、商業(yè)文化等角度，審視后人是如何對建文朝歷史進行收編、重構(gòu)和再詮釋的。與此同時，出于建文朝臣的事跡在有明一代被同籍鄉(xiāng)紳和地方官員不斷挖掘的歷史事實，地方史的視角亦逐漸成為國史撰修之外另一重要研究取向。丁修真是首位利用吳江黃溪史氏家族文獻《史氏家乘》研究《致身錄》的學者，他從士人交往、地域家族和建文傳說的傳播與衍變等角度出發(fā)，對《致身錄》所依托的歷史背景及其流傳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地域因素進行了富有價值的探討，認為史氏家族利用地方傳說修改家族歷史以謀求新的發(fā)展機遇的特殊需要，乃是《致身錄》產(chǎn)生和流傳的主要動機。此外，部分史氏后裔出于宗親情結(jié)，從家史的角度持續(xù)介入史仲彬和建文歷史的研究，成為《致身錄》相關(guān)文獻搜集及研究的另一支力量，他們或許缺少必要的專業(yè)素養(yǎng)，探討的也未必是重要的學術(shù)問題，但其發(fā)現(xiàn)關(guān)鍵線索的能力卻往往不容忽略。

丁修真所引的《史氏家乘》全稱《吳中派史氏家乘》，清抄本，現(xiàn)藏于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編者為史積中。原書40卷，現(xiàn)存24卷，封面蓋有“柳亞子先生贈書”章。史積中生平事跡未詳，根據(jù)清刻本《史氏吳中派族譜》中的世系和行輩信息，積字輩為五十四世，比活躍在康熙中后期的五十二世裔孫史編年和史煒晚兩代，由此可以推測，史積中大概生活在乾嘉時代。家乘目前所存的24卷，自第十一卷始，至四十卷終，十卷之前的世系、譜序等內(nèi)容不存，現(xiàn)存的部分主要包括詩文、傳記、雜記等。其中，卷十一至十三為傳記、墓志銘、神道碑、墓表等，達百余篇之多，是全面了解吳江黃溪史氏的重要線索。丁修真前揭文只利用了其中的9種，史氏家族元明以降的發(fā)展脈絡(luò)仍有很多謎團未解，家族內(nèi)部不同房派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亦未深究。而后者恰是解開《致身錄》編撰和流傳之謎不容回避的環(huán)節(jié)?！秴侵信墒肥霞页恕肪矶珍浟恕吨律礓洝啡?，卷二十三則收錄了史煒針對錢謙益的“十無說”和潘耒的“四謬三妄說”的辯駁文字，將之視為史氏文獻的“百科全書”似并不過分。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陳乃乾在該書封底題道：“《史氏家乘》四十卷，佚存二十四卷，所采詩文頗有溢出專集之外者，而字句亦多異同，欲聚諸家刻本刊之，苦未暇也。”此處所謂《專集》當指史鑒之《西村集》?？紤]到《西村集》與《致身錄》之間存在較為激烈的文本沖突，《吳中派史氏家乘》中所收的包括史鑒在內(nèi)歷代史氏族人的豐富詩文，或可成為解開《致身錄》出生證明的一把鑰匙。

除此而外，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還保存了另外幾種與史氏家族相關(guān)的重要文獻，迄今幾乎未引起學界的應(yīng)有關(guān)注。第一種為《史氏吳中派文獻譜》（抄本），計5冊，第一、二冊作者題名為“吳中裔孫鵬生述、冊總輯、在相重訂，在枚參校”，第三至五冊作者題名為“四十九世冊纂述、五十一世在相重輯、弟在枚參訂，男鳳來、侄奎光仝?！薄Ｊ幅i生生活于嘉萬時期，卒于萬歷十八年（1590）；史冊為鵬生嫡孫，卒于崇禎十二年（1639），是《致身錄》發(fā)現(xiàn)、整理與流傳的關(guān)鍵人物；史在相和史在枚均為史冊之孫，主要生活在康熙時期，在相曾于康熙八年（1669）重刻校定《致身錄》。鳳來為在相第三子，奎光為在枚之子，與康熙朝積極運作將史仲彬入祀蘇州府鄉(xiāng)賢祠的史編年和史煒為堂兄弟?！妒肥蠀侵信晌墨I譜》的內(nèi)容與《吳中派史氏家乘》有所交叉，但更具自身特色。第一冊主要記載史氏遠祖東漢溧陽侯史崇的事跡和后人拜謁溧陽史侯廟的相關(guān)題詠；第二冊收錄了史崇后裔特別是五代時期遷至嘉興支派族人的傳記、詩文等；第三冊則專錄史仲彬及乃父史居仁的傳記，史仲彬入祀嘉興、蘇州二府鄉(xiāng)賢祠的往來公文及戶帖、勅諭、勅命、誥命、免役帖等重要文件；第四冊內(nèi)容龐雜，以文人名士為《致身錄》和史忠獻公祠所作的序跋、題詠為主，兼及少許史氏族人的傳記；第五冊主要輯錄了府縣志和同時代建文朝文獻中的史仲彬傳記，朱國楨、陳仁錫等人所撰史氏家廟碑記及王廷宰、陳繼儒、錢士升、張溥、丁澎、顧汧、杜臻等為《致身錄》和《流芳錄》（即《致身錄》之增訂本）所撰序文。其中，《流芳錄》諸序文為其他版本的《致身錄》和史氏家族文獻所缺失，故彌足珍貴?！妒肥蠀侵信晌墨I譜》漫長的成書過程，恰與《致身錄》從發(fā)現(xiàn)、刊刻到流傳的過程相始終，將兩者作必要的比勘，無疑有助于了解《致身錄》成書的動機與吳江黃溪史氏命運的脈動。

第二種為崇禎《吳江縣志》（抄本），編撰者為史冊，增補者為史在相。該志十冊，二十二卷首一卷，記事至清初止，與《史氏吳中派文獻譜》屬同一時期文獻。其中卷二《市鎮(zhèn)》、卷十《園第》、卷十二《風俗》、卷十四《宗祠》、卷十五《人物志（附鄉(xiāng)賢議）》、卷二十《集文》，對黃溪史氏家廟、族產(chǎn)、家族、名人等相關(guān)的情況多有記述，可補《吳中派史氏家乘》和《史氏吳中派文獻譜》之闕。崇禎《吳江縣志》的前身為史鑒所纂成化《吳江縣志》，后者亦稱《松陵志》，道光年間猶存。成化《吳江縣志》的政令類部分被乾隆《吳江縣志》以“史鑒曰”的方式節(jié)錄于卷十二至十七的“賦役志”當中，史料價值極高，涉及額征、徭役、貢辦、雜稅諸門之高見，日本明清史大家森正夫先生將之稱作《史鑒備忘錄》，并以之為基礎(chǔ)，探討了蘇州從“論糧加耗”到“論田加耗”改革的歷程。

第三種為《西村先生集》（抄本），二十八卷，六冊，作者為史彬之曾孫史鑒。與最為流行的四庫全書八卷本《西村集》相較，內(nèi)容要更為豐富。四庫版《西村集》提要云：“王士楨《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fā)（即徐釚——引者注）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鄉(xiāng)前輩史鑒明古著也?！氰b集本二十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錄，而附載具卷帙之異同備考證焉?！笨梢娝膸烊珪谡骷段鞔寮窌r，并未見到更為完整的二十八卷本，進而亦未敢確認徐釚手頭的二十八卷本與世傳之陳繼儒選本是否為同一版本。南京圖書館所藏二十八卷的《西村先生集》首頁題名曰：“松陵史鑒明古父著，云間陳繼儒醇儒父校，門人文徵明閱耳，孫冊編輯”，確定是陳繼儒選定本無疑。目錄之后還抄有晚清著名藏書家徐渭仁的親筆鑒定：“此本正是陳眉公（即陳繼儒——引者注）選定二十八卷，徐虹亭太史（即徐釚——引者注）之印記，前后俱存，第六本更有虹亭手寫列朝詩小傳一則，蓋即《池北偶談》所載四庫未見之本也?！薄段鞔逑壬返闹匦掳l(fā)現(xiàn)，固然有其版本目錄學上的意義，于《致身錄》的真?zhèn)味裕瑑r值也不容小覷，因為里面錄有史鑒為其曾祖史彬所撰的行狀。錢謙益和潘耒對史仲彬身份的認定，依據(jù)的主要證據(jù)即來自吳寬的墓表和史鑒的行狀。四庫本提要亦深深察覺到兩者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直接挑明：“集中有曾祖文質(zhì)府君行狀，祗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 表露出對這一公案的基本態(tài)度。

嘉靖八年《西村集》刊本書影

以上四種文獻，雖與史氏族人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但均未記錄家族世系和房派等重要信息。所幸上海圖書館家譜文獻閱覽室藏有乾隆刊本《史氏吳中派族譜》，該譜最早由史彬之子史晟開創(chuàng)，之后經(jīng)史鑒、史鵬生、史中經(jīng)、史冊數(shù)代人的努力，逐漸形成目前的兼采歐蘇譜法的基本結(jié)構(gòu)。其中最大的一次改動是，自崇禎七年（1634）始，史冊成功地在家譜的世傳中“恢復(fù)”了史彬建文朝臣的身份，“仲彬，字文質(zhì)，號清遠，洪武戊寅明經(jīng)科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侍書”。

史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黃溪志》已經(jīng)亡佚。清道光間，黃溪人錢墀曾蒙發(fā)編志之愿，擬用以作參考，“嘗求其原稿,渺不可得,僅得其家乘中所錄一卷,殆非全本”。錢志“五易稿而成”，保留了大量關(guān)于史氏的人物、傳記、詩文、宅第和逸聞，且由于成書較晚，可補康熙朝至道光朝史氏文獻之缺。

通過比勘及梳理以上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不難厘清《致身錄》與史氏家族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關(guān)《致身錄》制造及流傳的諸多謎團或可引刃而解。以往學者或?qū)ⅰ吨律礓洝分糜诮ㄎ氖穼W的系統(tǒng)中辨其真?zhèn)?，或利用其中豐富的“副文本”（序跋）試圖建構(gòu)出一條史氏譜系，固然可以部分探尋出《致身錄》成書過程中的蛛絲馬跡，但如果不回歸到黃溪史氏幾代甚至十幾代的文獻層累和日常生活當中，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史氏家族文獻將史仲彬事跡、致身錄序跋、族人詩文、傳記墓志及官誥文書加以混編，恰好為我們開啟了一個獨特的窗口。如果循著這一線索，不僅有助于了解《致身錄》成書的真正動機和歷次翻刻的基本脈絡(luò)，而且可以通過一個家族歷史的縮影透視明清江南社會經(jīng)濟變遷中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結(jié)構(gòu)性的圖景。

[本文選摘自《國史家事：〈致身錄〉與吳江黃溪史氏的命運》（吳滔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一書“導(dǎo)論”，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后附本書“后記”。]

附：

這本小書的最初構(gòu)想，來自2015年歲末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出席AOE項目中期工作會議的會議間隙。當時，我以本書的副標題為題，提交了一篇會議論文，得到了趙世瑜教授的鼓勵和認可。他認為這篇新作探索了一些有意思的話題，跟我之前的文風和取向有著很大的不同，應(yīng)該將之擴充成一本五至十萬字的小書，放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的“歷史人類學小叢書”里。而我也早有撰寫之意，并想當然地認為原來就有近兩萬字的基礎(chǔ)，改編應(yīng)該不是一件難事，就欣然答應(yīng)了。

在我剛剛?cè)肼氈猩酱髮W的2005年左右，曾經(jīng)花了一二年時間漫無目的地翻閱江南地區(qū)所有的鄉(xiāng)鎮(zhèn)志。在翻到吳江《黃溪志》時，首次接觸到志中所記史仲彬護駕建文帝的傳說，形成了較為深刻的印象。之后不久，在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和上海圖書館家譜文獻部先后瀏覽過《史氏吳中派文獻譜》《史氏吳中派族譜》等黃溪史氏家族文獻，于是萌生了圍繞黃溪史氏和建文傳說作一些專題研究的想法。恰在此時，我指導(dǎo)的碩士研究生張妍妍想要探索建文帝的孩童形象，進而考察明清時代人們潛意識之中正統(tǒng)觀的歸屬問題。由于一直沒有可靠的史料做支撐，于是我就把黃溪史氏及其建文帝傳說的題目先交給她來做。在我的指導(dǎo)下，她于2008年寫成碩士論文《筆力亂神：<致身錄>流傳前后黃溪史氏家族史的建構(gòu)》。

2011年，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舉辦全國博士生論壇，當初還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的丁修真也以《士人交往、地方家族與建文傳說——以<致身錄>的出現(xiàn)為中心》為題報名參會，并和同時與會的張妍妍分在了同一個小組。他使用了被我所忽略的史積中所輯《吳中派史氏家乘》，給我們以很大啟示。之后數(shù)年，每有回南京探望父母的機會，我就會去南京圖書館抄錄這部20余卷的大部頭。于是，才會有《<致身錄>與吳江黃溪史氏的命運》一文的問世。這篇文章是我和張妍妍合作撰寫的，后刊發(fā)于《明史研究》第15輯上。

然而，隨著2016年我被委派到珠海校區(qū)創(chuàng)辦中山大學第二個歷史學系，各項行政任務(wù)接踵而至，能夠靜下心來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修訂擴充工作逐漸變得遙遙無期。就在書稿可能會“流產(chǎn)”的當口，特別要感謝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的唐力行教授和徐茂明教授，2017年和2018年他們堅持邀請我出席一年一度的“江南社會史國際學術(shù)論壇”，并讓我一定提交參會論文，直接催生出《明代永充糧長與嫡長子繼承——基于吳江黃溪史氏家族文獻的考察》《技術(shù)傳播、商業(yè)資本與綾綢之利：吳江黃溪史氏經(jīng)商活動探頤》二文。有了以上三篇論文為班底，書稿的雛形漸明，修改終于變得更具操作性。

黃家溪訪談

黃家溪泰安橋今狀

雖然趙世瑜老師及本書的總策劃宋旭景女士在正式約稿時向我透露，即便是在探索過程中的“測水”之作亦可在叢書中擁有一席之地，然而，一旦真的要將這本小書“孵化”出來，卻委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先是由于個人電腦操作不當，使數(shù)萬字的史料長編變成亂碼，又得重新輸入，嚴重影響了總體進度。而由書稿所連帶出來的各種難題諸如賦役財政、宗法禮制、國家祀典、正史編撰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挑戰(zhàn)了我既有的知識邊界，充滿“陷阱”的史氏家族文獻也令我時刻保持著謹小慎微的警惕之心，甚至不敢越雷池半步。具有濃厚個案研究色彩的本書，或許注定得不出一些過于宏觀或者中觀的結(jié)論，也成為不了入行以來學術(shù)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一旦涉及無法繞開的重要學術(shù)論題，我都會在前賢既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發(fā)揚“小題大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盡我所能發(fā)表對所涉問題的基本看法。正是因為有太多的“牽扯”，撰稿期間，我一方面向宋旭景女士不斷展示著我的研究進展，另一方面，面對她的一再督促，卻又不得不以各種理由對她加以搪塞。直至2020年初，隨著創(chuàng)系工作逐漸走上正軌，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致的“禁足令”，讓我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家中“閉關(guān)”，這多少給予我了足夠長的修訂書稿的時間。

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我又相繼發(fā)現(xiàn)了《世祖學士忠獻公致身自序》《奇忠志》等《致身錄》的不同版本及之前誤以為失傳了的嘉靖刊本《西村集》，大大豐富了我對《致身錄》《西村集》等重要文獻版本源流和流傳機制的認知。越是有了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越是覺得最初那篇小文之幼稚。最終形成的這部書稿，已經(jīng)對之前的部分推論進行了較為徹底的顛覆，甚至可以用“脫胎換骨”來概括。特別要感謝系里的同事李朝凱博士和黃圣修博士，經(jīng)他們之手讓我第一時間獲得了臺灣學者李瓊云和何幸真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周健副教授為我及時提供了上海圖書館疫情防控期間的開放信息，并專門復(fù)制了《致身錄》崇禎二年刻本的書影；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的祁剛博士則提供了《西村先生集》中的《曾祖清遠府君行狀》的影印件；我的研究生阮寶玉、張葉、黃瀟、田思晨或幫助核對史料，或幫助畫家族世系圖；責任編輯岳蕾女士盡可能地核對了書中所征引的史料，將錯訛降到最低。這些援手對于書稿的最終完成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謝忱。

感謝劉志偉教授、趙世瑜教授、鄭振滿教授、夏維中教授、張應(yīng)強教授、張侃教授、佐藤仁史教授、于薇教授、謝湜教授，耐心地傾聽我尚不成熟的想法，并給我以具體的建議。尤其是于薇教授，她對我從事明清江南研究的諸多期待常常超出我的能力范圍，然而，正是她每一次“純學術(shù)的拷問”，讓表面不太服氣的我有了新的努力方向。感謝蘇州科技大學的張笑川教授專程陪同我去黃家溪村尋訪史跡，走進歷史現(xiàn)場。感謝我們系的年輕同事，在2020年度校慶報告會上對我這項研究的關(guān)注。如果沒有眾多師友的幫助和鼓勵，本書絕不可能以現(xiàn)在的面貌呈現(xiàn)于此。

最后，感謝我的太太，五年來我常奔波于珠海和廣州兩地，無暇顧及家庭，對于她的虧欠實在太多。在最艱難的時候，她始終鼓勵我堅守學者本色，并默默地支持著我的工作，毫無怨言。隨著父母進入耄耋之年，我卻不能在身邊時常陪伴，感謝姐姐和弟弟的悉心照料，讓我在遙遠的南國能夠繼續(xù)安心我熱愛的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