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晚清知縣的“文字世界”

如果一位讀書人無法參與主流文學世界的活動，卻又不放棄文學創(chuàng)作，他將面臨怎樣的境地？如果他還必須與一般不識字或粗識字的民眾打交道，他是選擇與民眾打成一片，加入民眾的“雜字世界”，還是繼續(xù)保持他精英文人的姿態(tài)，從事“文字下鄉(xiāng)”（費孝通語）的工作？

在明清時期，許多地方的知縣便是這樣的讀書人。他們的文字無法進入主流的詩文世界，然而詩文已經融入他們的血脈，他們只能繼續(xù)對邊緣地帶的山水發(fā)出詩人的詠嘆。身處繁忙的公文世界中，他們也試圖改造周圍的環(huán)境，讓基層的文字世界的群體更為擴大。從文字推廣的角度而言，他們的文字活動，有些類似于“文字下鄉(xiāng)”。不過就他們本身的動機來說，這些活動不過是文人身份的自然流露，是他們的表達欲和職責驅動的結果。

晚清基層官員周長森的日記，就反映了這樣一位讀書人在文字世界中的掙扎。周長森（字蓮叔，號甘菊軒主人）是江蘇六合人，活躍在清代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其所著《六合紀事》根據日記編成，記載咸豐年間江蘇六合地區(qū)太平天國的戰(zhàn)事活動，久為學界所注意。近年周長森撰寫的另外兩部日記《北上日記》《蒞官日記》也已陸續(xù)出版?！侗鄙先沼洝肥杖搿断r廬日記（外五種）》（盧康華整理，鳳凰出版社，2016年）中，原為佚名抄本，據李軍《抄本〈北上日記〉的作者及其史學價值》可知作者即周長森。該日記記載同治六年（1867）三月至八月周長森解餉至京師的經歷?！渡W官日記》，稿本四冊，原藏首都圖書館，中華書局2010年印行《姚錫光江鄂日記（外二種）》收入整理本。《蒞官日記》記載了周長森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至同治十年（1871）五月監(jiān)護任江西崇義縣知縣任內事。此外，周長森尚有《甘菊簃詩集》等詩文集存世。本文主要以同治年間周長森兩部日記《北上日記》《蒞官日記》為對象，討論晚清知縣的閱讀和寫作情況。

周長森《北上日記》收入盧康華整理《蟫廬日記（外五種）》（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

一、舟中讀與縣署讀

對基層官吏而言，讀書并非他們主要的職業(yè)，因而在不同環(huán)境的影響下，讀書的種類、讀書的狀態(tài)可能呈現十分不同的面貌。《北上日記》《蒞官日記》這兩部日記就鮮明反映周長森人生過程中差別很大的兩種閱讀狀態(tài)。以所處的環(huán)境劃分，《北上日記》呈現的狀態(tài)為舟中讀，《蒞官日記》反映的讀書狀態(tài)則是縣署讀。盡管在這兩段時間中，周長森都是差中讀書，但其間的閱讀旨趣卻有較大差異。前者所反映的閱讀狀態(tài)呈現的是消遣和放松為主，而后者則帶有鮮明的功用性目的。

同治六年（1867），周長森押解軍餉從江西南昌北赴京師，一路上較為順暢。對周長森而言，漫長的旅途需要一些遣悶的辦法，讀書自然成為他消遣的最佳方式。此期他所閱讀的書籍，主要是小說。明清時期的讀書人對于讀小說解悶早有心得，他們常打趣這是“適趣解悶”的良方，這表明他們已經自覺認識到閱讀小說是一種輕松的休閑方式。因為輕松，故而這種閱讀主要受公事繁忙與否的影響。當公事清簡時，他們往往有大量時間閱讀；反之，公事繁忙，他們讀書時間和所讀書種類也大幅下降。《北上日記》清楚地反映了周長森的閱讀曲線。

這年三月份，周長森押解的餉船主要在江西和長江中游航行，事務較少，他也進入小說閱讀的“迸發(fā)期”。根據日記可知，三月十三日，周長森翻閱《說唐野史》全部，“漏下四下，始就枕”。三月二十一日,“日長無可遣悶，得野史《說岳》一部，翻閱至漏三下”。三月二十七日，“日內得野史《五虎平西》、《平南》等傳，荒唐可笑，藉以遣悶。至漏四下?！倍潭贪雮€月時間，周長森已經讀完四五部長篇小說。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周長森的船只較為平順，應酬也少，因而有大量時間閱讀，而他本人對講史的章回小說似乎情有獨鐘，且頗為沉迷夜讀，往往讀至凌晨方才作罷。

整個三月份，在舟中不足20天時間中，周長森總共讀完8種書，分別為《說唐野史》《都門紀略》《堅匏集》《說岳》《西廂傳奇》《五虎平西》《平南》《粉妝樓》，全都是小說?？梢妼χ荛L森這樣的基層官吏而言，閱讀的目的主要在消遣，而小說便是上佳的消遣讀物。例如三月二十八日日記記載，“陰雨繼至，與殷都戎小飲，暢敘歷年運事。復出野史《粉妝樓》一部，俚鄙無可采者，然其剖別賢奸，取義懲勸，亦作者之志也，惟不經之談為可哂耳。”陰雨天無事，周長森和同行的殷姓軍吏對飲，談論往年運餉事情。估計興致頗濃，周長森又拿出小說《粉妝樓》翻閱。《粉妝樓》為《說岳后傳》的續(xù)書，嘉道年間“竹溪山人”所作?？上е荛L森讀后，評價不高，認為小說的可取處不過在立意醇正而已。然可想見的是，對周長森來說，雨天讀小說，和雨天對飲閑談并無多大區(qū)別。日記中這個剪影，也反映了底層讀書人的真實閱讀興趣。

當周長森一行順江而下經過南京，到達江蘇境內大運河沿線后，行程較為順遂，而事務也逐漸增多。四月二十六日，周長森一行從清江浦北上之后走陸路，此后日記中竟沒有與讀書相關的直接記載。僅僅五月十九日將抵河北清河時，周長森閱讀了《清河縣志》。此后兩天，他還閱讀了《白香山詩集》。六月抵達北京交卸軍餉后，周長森才前往琉璃廠尋覓《瀛寰志略》。七月下旬，周長森乘船抵上海，再返回江西。此行結束，日記也隨之作結。從周長森這趟行程看來，相較于陸路車行，舟中似是較為理想的閱讀場所，而海運的火輪船由于很快到達目的地，反倒不是理想的閱讀環(huán)境。

《姚錫光江鄂日記（外二種）》目錄

當周長森于同治八年底抵達江西崇義縣任知縣時，他所擁有的閱讀條件和所處的閱讀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較大變化。大部分情況下，周長森都在縣署讀書，偶爾下鄉(xiāng)訪察時，也能身處較好的閱讀環(huán)境。由于時地的差異，此期他閱讀的數量、種類均有別于同治六年《北上日記》所示。

與幾年前的舟中讀書相比，作為知縣的周長森，閱讀書籍的門類極大豐富，詩詞、小說、史書、律令等書籍均囊括其中，而主要包括律例類、官場教材類、文史類等三部分（完顏紹元《日記里的縣長讀書》，見氏著《說官衙門道》，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第130-132頁）。盡管他仍然閱讀《聊齋志異》等小說作為消遣，但這一時期周長森的閱讀呈現一個極其鮮明的特點，即他的大部分閱讀都帶有明確的功利與實用目的，而作為純粹文人的自由閱讀時間則十分稀有。

同治八年底，剛剛上任崇義縣知縣的周長森，顯然還沒有完全做好當一名知縣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月的許多時間里，他都慌不迭地看各類律例書籍。從日記記載來看，多數時候，周長森都是碰到類似案件，才匆匆翻閱律例書籍?？磥恚荛L森的閱讀頗有些臨時抱佛腳的味道。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燈下閱讀《律例便覽》，終二卷 ”。當天的日記還記載了民眾募修官道事，日記又云：“沿山石腳一律鏟平，寬必五尺，違者議罰?！憋@然，《律例便覽》影響到他的施政。此后一個月時間內，周長森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錢谷刑名等方面書籍，因為，年底正是完糧納稅之時，他急切需要制定應對民眾拖稅抗稅的辦法。十二月十三日，周長森在“燈下閱錢谷冊籍”。十四日，又在“燈下閱《福惠全書·錢谷部》”。第二天，周長森即“諭各鄉(xiāng)書辦勒限完糧”。從這里不難發(fā)現，周長森這一時期的閱讀基本上是現學現賣。有時這些閱讀活動發(fā)生在施政日期以前，這些閱讀就是施政的準備；有時，相關閱讀活動發(fā)生在行政活動之后，這些閱讀活動看起來是就是在為一些行政不當做補救。例如十二月二十日，白天，周長森“簽催各里欠糧。晚閱《處分則例》”。這條記載表明，周長森為無法完成完糧納稅既定目標而焦慮，試圖從書中找出一些答案。

這種急就章式的閱讀，在周長森而言，也是沒奈何的事。清代的行政體系并沒有培訓上崗再擔任知縣的環(huán)節(jié)。周長森匆忙擔任知縣，處理這些復雜情況，除去周咨師爺外，只能通過閱讀與實踐不斷摸索。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記記載，“隆平劣生以催科時書差需索，欲乘此挾制官長，布散揭帖。爰翻閱《學校全書》，囑兩學訓飭。改期于二十七日”。從中可見，《學校全書》一類書籍直接給周長森的施政提供了方案。由于這些刑律書籍一方面給他審理案件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的施政規(guī)避風險。無怪乎他如此倚重書籍。從這方面看，周長森治理崇義縣不妨稱為“書本治縣”。

官員的身份決定了周長森的閱讀總是身不由己，無法進入純粹自由的閱讀世界，他的許多閱讀不得不隨著公事的轉移而發(fā)生變化。譬如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周長森抵達江西南康，開始翻閱《南康府志》，發(fā)現府志“載王文成《茶寮碑》。而本縣《志》不載，疏漏甚矣”。于是趕緊抄錄。這又是在為崇義縣修志做準備。八月二十三日，周長森“檢閱縣舊《志》，抄錄王文成《茶寮碑》及《鹽法疏略》各種……”《蒞官日記》所載周長森閱讀方志事，多半是為了編纂新縣志而做查缺補漏工作。看來，對周長森而言，往往是有什么工作讀什么書，而他在日記中記載讀什么書，也往往表明他正在或預備辦理一件新的差事。

在為了公務而閱讀的宗尚之外，可憐的周長森畢竟沒有忘記自己讀書人的身份，和許多清代文人一樣，他為自己制定了一些自由閱讀的日課。這些日課包括閱讀《史記》《綱鑒易知錄》《三國志》《全唐詩》等大部頭著作。同治九年七八月間，周長森主要閱讀《史記》，且每日標記所讀卷次。不過，他似乎并不關心《史記》的文法，偶爾作論，也以人物品評為主。如七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午后讀《史記》，至《陸賈、叔孫通列傳》，此二君為漢朝第一流人物，其智識高出絳、灌萬倍，古今文人尚以此為法，所謂識時務者呼為俊杰也”。這種喜歡評點歷史人物的做法，或許是區(qū)分讀書人純粹與否的一塊界標。對周長森這樣邊緣性的文人來說，閱讀帶來切己的體驗，可能才是他持續(xù)不斷閱讀的主要動力。甚至，閱讀對周長森來說，有時候還具有治療身心的功效。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周長森“閱《史鑒》，至‘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之意境頓釋。夫骨肉變亂，尚且如此，況其他乎？”。周長森之所以發(fā)出如此感慨，原因在于，這些天里，周長森遭遇門生上門索債鬧哄的事情。在周長森看來，骨肉兄弟因為爭權奪利尚且可以互相殘殺，他與門生的糾紛又有什么看不開的呢？

總體而言，無論舟中讀還是縣署讀，周長森的閱讀難稱廣博。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周長森從本縣譚姓訓導手中獲得《學政全書》見示，趕緊閱讀一過。讀“至‘搜訪遺書’，知我朝文教昌明，度越千古，惜《四庫書目》無從購買，而三閣珍藏久為煨燼矣，為之一嘆”。通過《學政全書》，周長森才發(fā)覺清朝的文教昌盛，可惜，他連《四庫全書總目》也無法買到。

延昌《事宜須知》所載赴任的“備帶書目”

周長森的閱讀情況在晚清并非個案，而是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光緒五年（1879），滿人延昌補授江西潯州府知府，他將自己攜帶的書籍一一抄錄，包括《皇朝經世文編》《四庫全書目錄》《大清律例》《佩文韻府》《大清會典》《綱鑒易知錄》《康熙字典》《漁洋精華錄》《雍正上諭》《朱批諭旨》《嘯亭雜錄》等等。

這份書單至少包括50種書，此外叢書、經卷尚有不少，數量不可謂不少。這是由于延昌認為江西潯州地方偏僻，書不易獲得，故而攜帶較多。此外，這份書單還記載了一些考試應用書籍如《欽定四書文》等等。延昌后來將此列入他所編的官箴書籍《事宜須知》中?！妒乱隧氈吩谕砬灏l(fā)行量很大，許多外放府縣官員都以這書作為上任的指南，而這份晚清官員赴任時通行的行篋書目，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書單中的《律例便覽》《綱鑒易知錄》《學政全書》《圣諭廣訓》《聊齋志異》等書，也是周長森經常性的讀物。看來，周長森的閱讀可大致反映晚清一般基層官員的讀書情況。

二、詩文輸出與艱難的“文學下鄉(xiāng)”

周長森的閱讀帶有強烈的功用目的，不僅體現于他的閱讀主要服務于日常施政，也在于他的閱讀明確地指向了寫作這一目的。對周長森而言，閱讀是寫作最好的催化劑。無論做文章，還是寫詩，周長森都十分自覺地先讀再寫。在這個過程中，詩文典范不僅是閱讀的對象，也是寫作的導火索。讀物作為周長森寫作的指南，留下了確定性的證據和痕跡?！渡W官日記》中包含許多周長森創(chuàng)作詩文的記載，展示了他試圖將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融入地方社會之中的努力?？上?，對一個偏僻的地方而言，這種“文學下鄉(xiāng)”的舉動面臨許多困難。日記記載周長森繼續(xù)文學活動的諸多不利因素，反映了堅持文學理想的不易。而這些詩文也成為他在偏僻地方繼續(xù)文學事業(yè)的寫照。

周長森并非專門的古文家，但需要寫作時，他常常能通過即時性的閱讀，完成高效轉化，最終結構成文。例如，在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十八日兩天的日記中，周長森都提到曾經閱讀《古文匯纂》。周長森這兩次閱讀古文并非為了消遣，而帶著極強的寫作目的。此后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長森分別作了五篇文章《重修文塔記》《重建兵刑工三科房記》《重訂書院章程記》《禁斗獅說》《上堡李盈浩再建石橋記》《重建署西廳屋易名金粟堂記》。周長森在崇義縣任知縣，正值太平天國戰(zhàn)亂之后，百廢待興。戰(zhàn)后的重建包括一系列土木工程，需要許多文章潤色。周長森的許多文章也都是誕生在這樣的重建事業(yè)之中。六月十九日，在撰寫《重建署西廳屋易名金粟堂記》當天，周長森還在日記中寫道：“雨中讀古文銘傳，各作清韻，瑯瑯與芭蕉點滴聲相和。”點明了他為文運思的場景，透露了他對于政事和文章均感滿意的自得心態(tài)。在這場雨聲中，周長森體會到政事與文事相和，故他自己也頗感怡然自得。遺憾的是，周長森這些倉促寫就的文章價值不大。然而，在周長森而言，這些文章本就是政務催生的結果，服務于眼前的具體行政事務才是這些文章創(chuàng)作的首要目的。在地方性文獻尤其是方志中，類似周長森創(chuàng)作的此類“記”文大量出現。這也提醒我們注意：晚清許多的文章是誕生于這樣的寫作氛圍。

周長森對文章也有自己的追求，可是過于頻繁和大量的公文寫作，讓他來不及細細思考文章筆法。他對文章的感悟和體會也往往以一種粗線條的姿態(tài)呈現。試看周長森的日常評文，如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閱《南安府志》。新修者手筆太弱，‘列傳’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極訛舛，指不勝屈”。這些出自日記的散漫評點話語多為印象式的，表明對周長森而言，批評文章以直觀的印象對付足矣，而不必細與論文。周長森之所以如此評文，可能由于時間倉促，也有可能由于日記本就隨意寫作。不過如果考慮到日記中詳細記載大量詩歌，那么，背后的原因應當在于，對周長森來說，詩歌比起文章而言，更為重要。當然，文章的應用范圍絲毫不比詩歌窄。在短短一年多的崇義縣知縣任上，周長森花費大量時間修纂地方志。尤其是同治九年十月底，周長森的文字輸出即主要在寫作縣志物產、風俗、賦役、職官志、藝文志等等?？上В赡芤驗檫@些文章篇幅太長，周長森并沒有在日記中一字一句抄錄這些文章。不過這卻再度表明，就晚清讀書人而言，詩歌因其篇幅短小和語言精煉的優(yōu)勢，仍是最為重要的文學體裁。

同治六年《崇義縣志》（汪寶樹等人纂修），國家圖書館藏

與文章不同，詩歌有著更為私人的屬性，是表達個體性情更為自由和方便的文學體裁。對周長森這樣的清代基層官員而言，人生始終在路上，行旅是生活的常態(tài)。對周長森這樣仆仆風塵的基層官員文人而言，他的相當一部分詩歌也是“在路上”誕生的。以《北上日記》為例，在不適宜讀書的陸路行程中，周長森創(chuàng)作了不少詩歌，其中尤以題壁詩較為突出。同治六年五月三日，周長森抵達李家莊，讀到旅店壁間某女史詩，覺得“清婉有致”，于是趕緊抄錄下來。其中江都汪子儀的詩歌勾起來他的回憶，于是趕緊在壁上題詩一首，末聯(lián)云“為問丁吟諸女伴，揮毫親見有誰曾？”第二天，周長森行抵半城旅舍，吃了麥餌瓜蔬。又不禁題壁云：“蒲香誰泛酒，食飽又長征。佳節(jié)中天屆，勞人觸熱行?？耧L迷日色，崩石走雷聲。問詢入山路，崎嶇第一程?！彼岩宦返男新酶艣r描摹而出。就這點來看，詩歌源于旅途，詩歌創(chuàng)作在路途上，而詩歌最終也呈現于旅途中旅舍的墻壁上，最多在行旅日記留下一份副本。對清代第一流的詩人，或者想在詩壇努力奮斗的詩人來說，他們在此可能面臨極其艱難的寫作困境，即“選取日常題材來寫作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可寫作一旦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庸常，就是自我超越的絕對障礙，這時，如何抵抗日常經驗對詩歌的風蝕就成為擺在詩人面前的首要問題”。（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但對周長森這樣的文人而言，他從來不把這種生活化的詩歌寫作視作難題，因為他從不反思這種寫作有什么問題。對周長森來說，詩歌從旅途而來，詩歌也回歸旅途。他在寫這些詩歌時，一點也不擔心過于沉溺于庸常的生活，而仿佛有些享受地沉浸其中。

對周長森而言，詩歌寫作是一項孤獨的事業(yè)。他在崇義的詩歌，大半都在路上創(chuàng)作。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在崇義任知縣時，他的詩歌遍布崇義大大小小的地方。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往尚德里查驗命案等，度過五爪嶺等地，即有《途中偶成》《雨中度五爪嶺》等詩。其中《途中偶成》詩第三聯(lián)云：“村農夾路看官長，野店逢墟鬧里鄰?！鳖H為紀實。這些詩作多誕生于辦理公務路上，以藝術成就而論，固然不佳。但就周長森個人而言，詩歌卻忠實記錄個人的行蹤，也一并記載了施政的舉措。如同治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記云，“課僮插芙蓉十余枝于河側；園東修竹，為荊棘纏蔓，芟之；移桃樹種于庭南，補地之隙”。此時周長森修葺縣署園圃，日記即載有四首《即事》詩，記錄此事。其中第三首詩云：“呼僮剪竹插桃枝，位置園林四面宜。別有扶良鋤惡意，刪除荊棘莫教遲。”周長森所作的詩歌與日記均記載此事，可以視作經營園林的兩種文體。這一事件既用日記的閑筆端記載，也一并通過詩歌寫出，可見，在周長森心目中，詩歌與日記一樣，同樣是日常文字輸出不可或缺的渠道。于是，周長森的文字輸出的兩項日課就擺在面前，一是日記，一是詩歌。他的日常文字輸入，就是那源源不斷的閱讀。圍繞文字，周長森不斷輸入，不斷輸出，努力維持日常文字世界的一種平衡。

在很少有機會和人交流詩歌、文章的崇義縣，周長森孜孜不倦地從事文字工作，一方面寫作私密的日記作為備案，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維持自己的文學世界。從日記記載來看，周長森的詩文創(chuàng)作在當地沒有激起任何反響，在文學史上，更無法占據什么地位。無論他在日記中如何自得于自己的詩文，都只是個人的獨白。對周長森這樣的基層官員文人而言，他前往崇義縣本身可視作一次“文學下鄉(xiāng)”，可惜并不算成功。離開崇義縣之后，周長森的文學交游似乎重新恢復。例如，同治十一年辭官以后，他曾給浙江石門人吳朔的《得秋山館詩抄》作序。

三、聯(lián)語作為“皇權下縣”的文治手段

崇義縣位于江西西南邊陲，明正德年間始析上猶、南康、大庾等地置縣，隸屬于南安府。散落于這座崇山峻嶺之間的崇義縣文風并不盛，故而在這樣的縣城推行文治，所謂的“文學下鄉(xiāng)”很難行得通。通觀周長森《蒞官日記》，其與當地士紳詩文往來甚少，詩文在陶冶性情方面的作用多止于自身。不過，這部日記卻保留了大量的聯(lián)語，這些聯(lián)語完整地參與了周長森在崇義縣的施政，并成功地嵌入了崇義的山水之中。作為一種相對邊緣的文學樣式，聯(lián)語由此承擔政教滲透基層的功能，無形中也起到“文字下鄉(xiāng)”的作用，也不妨視作“皇權下縣”的文字反映。

《崇義縣志》所載輿圖可見崇義縣的丘陵地貌

清代是中國對聯(lián)發(fā)展的鼎盛期，無論創(chuàng)作還是對聯(lián)的研究都取得豐碩成果。許多著名文人均參與到對聯(lián)創(chuàng)作中，并編撰聯(lián)語集、聯(lián)話集。清代對聯(lián)風行的背后，前人認為有三方面主要原因，分別為：“元明以來小說的流行帶動了對聯(lián)的傳播”、對仗啟蒙讀物“推動了對聯(lián)的發(fā)展”、“對子攤的流行”。清代的聯(lián)語也呈現出四個新的特點為：“越寫越長”“越寫越巧”“使用越來越普遍”，以及對聯(lián)獨特的整套聲律規(guī)則發(fā)展得愈發(fā)完善。（余德泉《中國對聯(lián)通論》）前輩學者已經注意到清代對聯(lián)寫作日?；男纶厔?，并將背后的原因歸結為元明以來通俗讀物的流行、文化行業(yè)（如對子攤），實則已經注意到明清通俗文化的流行對對聯(lián)興盛的重要影響。但這種分析主要考慮對聯(lián)的閱讀和使用者，并未集中關注對聯(lián)的創(chuàng)作主體。在明清對聯(lián)的消費者一端，是隨著識字率提升而日趨廣大的能識字的民眾；在明清對聯(lián)的創(chuàng)作者一端，則是上冊及中下層廣大文人的創(chuàng)作，其中尤以基層官員文人的創(chuàng)作最為關鍵。如果排除掉文人出于文字游戲所作的大量對聯(lián)外，如周長森這樣的基層官員文人，創(chuàng)作對聯(lián)就主要是為了適應基層治理體系。

周長森上任之后的重要舉措是重修書院。在規(guī)劃書院復建過程中，為書院各處場所擬對聯(lián)，也成為他的分內之事。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長森在下鄉(xiāng)視察工作的轎子中，周長森擬好了書院對聯(lián)。對周長森來說，對聯(lián)往往應工程而生，工程完工前，聯(lián)語早已預先準備。周長森在任內重修崇義縣署，其中西花廳十三日動工，定于十九日寅刻上梁。三月十八日日記中記載：“署前丹桂一株，婆娑數百載，擬工竣名之曰‘金粟堂’。作楹聯(lián)云：‘丹桂四時榮，生粟生金，是天地養(yǎng)民根本；青山千古在，誰賓誰主，借煙霞遣我吟懷?！嘁娪嘀鬟_矣。”這種作對聯(lián)的行為，也往往能衍生出詩歌創(chuàng)作，有時甚至可以為作詩起興。在金粟堂中，三月十九日，周長森在署前清坐，即得詩一首，其中一句云“作吏此生難免俗，入山非隱竟能深。”所抒發(fā)的情緒顯然是昨日情緒的延伸。在此，聯(lián)語不僅在體式上成為詩歌的前導，在情感宣泄上也為詩歌作了鋪墊。當然，有時候，對聯(lián)也可能是詩歌創(chuàng)作以后詩思余緒的產物。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李少文請周長森題《庾嶺探梅》《芝草重生》二圖。周長森題詩以后，意猶未盡，“復作楹聯(lián)贈之，曰‘青蓮老去饒吟興；紅豆春來系遠思。’”聯(lián)語在此就成為詩歌的尾巴。

同治年間崇義縣署的基本格局

比對聯(lián)和詩句更為輕松的創(chuàng)作，是題寫橫額，或一字，或倆字，或三四字不等。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金粟堂’額成，長聯(lián)亦至，空齋默坐，覺‘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二語，確切此境”則表明，聯(lián)匾的經營是物質建設，所帶來的成效卻是一種精神享受。以聯(lián)匾等命名之后，這方空間就屬于作者。無論記事或是作文，這一方天地從此都有了明確的標記。周長森命名心范齋、金粟堂等之后，日記中即有“靜坐心范齋”（八月十四日）、“金粟堂桂花盛開，香氣噴射”（八月十七日）等記載。通過聯(lián)匾命名，這些景觀也因名而生意，最終成為吟詠的對象和媒介。如九月二十四日日記，周長森即作詩《夜坐心范齋書懷》。

《蒞官日記》中之所以記載大量的聯(lián)語，除去上述所載周長森個人喜歡作聯(lián)，聯(lián)語具有豐富的意涵之外，還與聯(lián)語在清代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際往來和社會關系中占據不可或缺的位置有關。

和詩歌一樣，對聯(lián)也是相當重要的社交媒介，清人日記中關于往來贈送對聯(lián)的記載極為頻繁。在周長森《蒞官日記》中，如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 ，“午后，宴幕客于心范齋。作各處楹聯(lián)”。對聯(lián)在此是作為一種禮物，在社交圈內傳播。對聯(lián)的贈送，因而也成為周長森有意識地經營地方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長森連寫四副楹聯(lián)，其中兩副贈送給書院劉山長，一則祝劉山長八十誕辰，另一聯(lián)則在贊揚劉山長之余論及二人關系為“蓉江詩為舊交吟”。此外兩聯(lián)，一是贈送給桶岡監(jiān)生朱涌泉，另一副對聯(lián)則贈送鉛廠處士羅二桐。其中有的是祝壽，有的則純是勖勉。這表明，對更為基層的讀書人而言，對聯(lián)是維持關系的有效媒介。

對周長森而言，許多對聯(lián)是被動的產物，另外一些對聯(lián)卻是有意為之的結果。以過年時所需的對聯(lián)為例，一方面這是傳統(tǒng)年俗的規(guī)定性內容，另一方面，周長森也借此推廣春聯(lián)。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云，“課家僮書春聯(lián)，各擬新語”。十二月二十七日，“制春聯(lián)，命家僮書之，粘于內外楹。命各廟及科房皆張燈慶賀，以地方僻陋，稍化以文明，為升平景象也”。周長森日記提及“化以文明”，未知具體所指，可能隱含的意思是，崇義縣城偏僻，一些地方甚至沒有貼春聯(lián)的習慣；另一層意思則是他意在通過春聯(lián)內容宣示教化。當然，與春聯(lián)配合發(fā)揮文明教化作用的，還有衙署各房張燈慶祝，共同營造出的其樂融融的升平氣象。

周長森所作大多數聯(lián)語的教化功能都是較為隱晦的，希望在潛移默化中發(fā)揮作用。不過，另有一些聯(lián)語則與地方事務密切相關。

對周長森這樣的地方官員來說，創(chuàng)作對聯(lián)不僅是為了制造禮物，而且也是一種行政事務。有相當多的對聯(lián)即來自崇義縣民眾的請托，民眾在完成地方建設工程（修廟立學、修橋鋪路等等）之后，為了給這些工程尋求官方庇佑，往往請其辦理。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周長森住在萬壽宮，“寺下又真君廟，土人醵錢修輯，廓而大之，以匾聯(lián)為請；余諾之，且允作記刊碑”。一個多月以后，周長森果然遵守諾言，為許真君廟題寫聯(lián)匾。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周長森接連作了五副聯(lián)語，包括紳士楊仁琛修路建“鎮(zhèn)崱樓”，地方人士修建許真君廟，地方名勝通安閣、青蓮庵等。聯(lián)語由此成為表彰地方紳士參與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成為地方建設工程所不可獲取的文化符號。

在成功處理地方事務之余，聯(lián)語還成為周長森記載這些事務的重要標記。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周長森處理了崇義秀羅村的一樁同族惡性訟案。事情的起因是秀羅村王氏為村中巨族，后代分為三支。其中上村一支有南宋時期的古墳，墳旁有大樹被風吹折，于是砍伐樹木。下村的王氏則認為樹旁的地方是他們的“社”基，堅決不肯讓步。下村村民還在王槐珠帶領下，攜帶軍械威脅上村。于是上村人前來縣衙控訴，周長森原擬調解，不料下村也來控訴。于是，周長森奔赴兩村，對著數百人當堂斷案。最終通過譜牒文獻查明“墳無碑，社無界”，于是斷令上村占有地基，但不存在“社”；上村可以祭拜古墳，但不可再葬，樹木砍伐后不能再種。兩村百姓對此心悅誠服。這場持續(xù)數十年的爭斗也就此畫上句號。定案以后，周長森“命兩造各立一旁，族證舉觴為禮。飲畢，贈以聯(lián)句，云‘木本水源，三族聯(lián)為一氣；上和下睦，片言永定千秋?！显?‘同治十年三月下浣，余以公事抵秀羅。適王氏族眾以小嫌涉訟，為之冰釋。爰舉俚語，成二十字贈之。俾三族各制一聯(lián)，懸諸祠宇，庶幾世世子孫，毋負長官之厚望也?！贝藭r周長森制定的對聯(lián)，無意中承擔了三項功能，第一，承擔了官方案件調解書的作用；第二，在王姓三族內起到契約文書的作用；第三，成為秀羅村王氏三族集體記憶的元素。

與詩文所呈現的周長森的孤獨的文學世界相比，對聯(lián)在周長森執(zhí)政崇義縣的過程中，顯然扮演了一個更為豐富多彩的角色。對聯(lián)不僅幫助周長森經營與地方紳士的關系，也深度參與他在崇義的各項行政工作。這些對聯(lián)顯著地展示在地方重要的遺跡和其他景觀中，成為周長森宣示權威，推行教化的手段。而民眾從簡明扼要的對聯(lián)閱讀中，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趨向。即便他們僅僅只能“觀看”對聯(lián)，也將從對聯(lián)在場所中的重要位置生發(fā)尊敬之情。對聯(lián)由此成為基層官員與民眾為數不多的文字溝通管道，也因而鑲嵌在基層日常行政運作中，參與了政教的宣傳教化活動。

四、處于文學邊緣的知縣閱讀的意義

同治年間，就文學世界而言，周長森無疑是一位邊緣人物；就政治世界而言，周長森在崇義縣卻是當仁不讓的中心。政治領域內的中心與邊緣視角，用于研究周長森的日記，很有可能走向一個歷史學的問題。若從文學角度考察周長森的日記，則這位文學邊緣的知縣的文學活動卻又乏善可陳。然而，如果將這位文學邊緣的知縣的文學活動置于他整個的“文字世界”之中，則可能見出對歷史和文學研究均有啟發(fā)的題目。

首先，周長森的文字世界既能反映主流文學世界與“雜字世界”的交流狀況，也有助于看清它們之間的隔閡。這就為重新思考明清識字率問題，提供了一條新的可能出路。

一般民眾的識字率問題是明清研究長久不衰的話題。研究者可能普遍預計這樣一種立場，文字不僅是廟堂的，也是屬于民間的。于是，一道鮮明的階層分界線就輕而易舉地劃分而出，那些參與科舉考試的人，顯而易見地被劃入識字的群體，被列入識字群體的統(tǒng)計數字之中。這種劃分簡明扼要，卻也讓科考路上的讀書人被之后的研究擱置一邊。人們轉而關注“不識字”的民眾，從雜字、日用書等角度，考察科考以外百姓的文字世界，即人們更愿意關注費孝通所言的“文字下鄉(xiāng)”問題。如果以傳統(tǒng)的廟堂和江湖來劃分這種研究的分界，似乎科考路上的群體屬于文字世界的廟堂階層，而科考以外的一般民眾是文字世界的江湖人士。在一種研究眼光普遍“向下”的時代，此類傾向無可非議?？上?，在識字率問題上被邊緣化的讀書人群體，同樣有他們的關于文字的問題。這些讀書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納入文學研究的范疇，而更為廣大的讀書人群體，同樣從事許多文字工作。他們也寫詩，也作文，然而所作詩文看起來是在文學世界的邊緣，而最終的輸出對象又恰恰是一般所謂不識字的民眾。這就賦予這部分人的文字以獨特的價值。這部分人可能是知縣、衙役等等，他們的文字貢獻，既不屬于主流的文學世界，也不屬于民眾的雜字世界，卻又游走二者之間。這種邊緣屬性，令知縣等人（如周長森）的文字世界別有魅力。就主流文學世界而言，這些文字是可以視作“文學下鄉(xiāng)”活動的產物，是主流文學世界在基層的展演；就民眾的雜字世界而言，這些文字又是“文字出鄉(xiāng)”的反映，即這些文字能夠部分折射民眾的基本生活面貌。

其次，周長森的詩文世界反映了文學史中被遮蔽的一些情況。周長森的詩文創(chuàng)作為解讀縣級以下地方的詩文創(chuàng)作、詩文流通提供了鮮明的材料。就周長森而言，這些詩文滲入地方相當困難，大多數的詩歌因而淪為個人的自娛自樂。就日記所見的材料看，無論圖寫山川，還是宣揚政教，周長森的詩文并未在崇義縣引起什么反響。這表明，文學史所呈現的清帝國文學世界，在偏僻地區(qū)很難下沉。在文學領域，我們或許可以說，清代存在“文學不下縣”的狀況。類似周長森這樣的知縣，就是主流文學世界流通的最后末梢。因而，這些文學邊緣人也有可能成為探測文學中心動向最敏感的部分。

如此一來，利用周長森的閱讀書單，也可能挑戰(zhàn)一些傳統(tǒng)文學史知識。由于文學史普遍關注主流文學世界的變遷，故論及乾嘉以后的詩壇，人們多以“性靈派”“肌理派”等大的詩學流派統(tǒng)攝，至于晚清，則是宗宋詩風和“同光體”波瀾不已。然而，在文學史關涉的主流詩文世界之外，中下層讀書人詩文好尚可能大不一樣。例如，周長森即特別喜歡性靈派詩人的作品，其中尤以蔣士銓（1725-1785）、張問陶（1764-1814）兩家為甚。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午后，翻《忠雅堂集》”。此后的三四月份，周長森均在閱讀張問陶的詩集。四月初十日，“讀《船山詩卷》”。四月十四日，“讀《船山詩集》。船山先生生于乾隆甲申，前予六十年，其宦跡終于萊州知府”。四月十六日 ，“閱《船山詩集》”。四月十九日，“讀船山《藥庵退守詩編》”。當然，周長森對袁枚詩集也比較喜歡。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五日日記云，“燈下檢得《隨園詩集》，閱七、八兩卷”?？梢?，袁枚詩集久已在他行囊。如周長森這樣的中低層文人的詩文宗尚，表明性靈派詩歌的影響在袁枚等人之后，仍有強大的影響力，晚清詩壇并非完全是宗宋詩風和“同光體”的天下。

再次，周長森“文字世界”里的聯(lián)語輸出，為研究晚清地方文治提供了一扇窗口，同時也為聯(lián)語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占據位置提供了證據。聯(lián)語在清代特別繁盛，就外部因素而言，可能與清代社會治理日趨完善有關，各類物質建設和社會事務的處理最終可能都離不開聯(lián)語收束；就內部因素而言，聯(lián)語和詩歌在體式和傳情達意上存在諸多相通之處，清詩的繁榮可能帶動了聯(lián)語的興盛。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聯(lián)語位于“文學世界”與“雜字世界”的交互地帶，為精英文人和普羅大眾之間建立文字聯(lián)結提供了重要的通道。正如程艾藍（Anne Cheng）在《中國思想史》緒言所說，“漢語文本就是一塊布匹，需要讀者適應其中反復出現的紋路。它如一把梭子在同一塊經紗上穿來復去，給人不斷重復傳統(tǒng)論調的印象。我們需留意它一點點描畫出來的圖案，因為這正是其幽深之處。”在明清文化語境中，聯(lián)語可能就是這樣一塊特殊的布匹。精英文人大量使用聯(lián)語，普通民眾也參與聯(lián)語的觀看與寫作之列，證明聯(lián)語是清代“普化凡庶”的有益工具，聯(lián)語的這項重要功能可能為許多文人把握到了。

將日記這種特定文獻視作理解世界的普遍基礎，固然不對，畢竟，日記并非解碼萬物的萬能鑰匙。然而，如果在文學邊緣深究周長森《北上日記》《蒞官日記》的意義，則它的確反映了晚清一類官員文人獨特的“文字世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fā)。作者單位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