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8—19日，第二屆“宋元與東亞世界”高端論壇暨新文科視野下古代中國與東亞海域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工商大學召開。因瑣事遺憾錯過第一屆會議的我，當然不愿再錯過就在家門口舉辦的第二屆。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宋遼西夏金史研究室以及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聯(lián)合主辦，邀請了全國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40余人參會，延續(xù)了第一屆會議的規(guī)格與規(guī)模。
與會者合影
其實在規(guī)格與規(guī)模之外，“宋元與東亞世界”會議在主題和人員配置上很有特色的一點是，主辦方會邀請中國斷代史與世界史的學者討論大致相同的主題。就本次會議來說，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討論的時代要處于宋元時期，內容要關照中國和東亞世界，最好還要涉及一點海洋的內容。由于這一主題早已事先擬定，我想在打開會議邀請函的那一刻，除了研究方向本就在此的學者可能稍顯輕松外，其余的研究者——無論從事斷代史還是世界史研究——大概都會感受到些許壓力。拿我自己做個靶子來說，我平時主要研究宋代貨幣史，宋元、東亞、海域這幾個關鍵詞可能只和“宋”沾點邊。那么我去參加這次會議，應該提交什么樣的論文，其他學者的論文對我而言又該如何去理解呢？
會議海報
這恐怕是現(xiàn)有學科劃分體系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學科劃分得越細，大家鉆研得越深，但不同領域之間的隔閡也被拉得更大。不同領域、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展開學術對話，也就變得更為困難?！靶g業(yè)有專攻”，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只有極少數(shù)兼具天分與勤勉之人才能達到。加強不同領域、不同學科之間視野、方法、知識上的交流，可能才是更為切實可行的途徑。就宋史領域來說，鄧廣銘先生在上世紀提出“大宋史”這一學術研究理念，不是要求宋史研究者同時也要去做遼金史、西夏史，而是說在研究時要有全局眼光，注意到各王朝之間的互動聯(lián)系。如果稍稍再外擴一些，考慮前后相鄰的斷代，以及同時期其他東亞國家的狀況及其與中國的互動，那么研究呈現(xiàn)的內容甚至趣味就很可能有了新風貌。這次“宋元與東亞世界”高端論壇就為學者們提供了一次跨領域、跨學科交流的好機會。如何在東亞視域下展開學術研究和交流，如何從“新文科”的視角來加強各斷代之間、斷代史與世界史之間、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史學研究方法與新技術之間的聯(lián)系，恰恰是李軍（浙江工商大學黨委）和烏云高娃（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致辭中最為強調的話題。
浙江工商大學黨委委員、副書記李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元史研究室主任烏云高娃
會議的分組和報告形式也充分體現(xiàn)了交叉互動的精神。主辦方沒有按照宋史、元史、世界史之類的領域分野來設置分組，而是把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穿插在了一起；不設分論壇，不分會議室，讓所有與會學者都能聽到報告者的發(fā)言，共同參加討論。即使跨斷代、跨學科并非那么容易，先聽聽看、聊聊天，應當也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會議現(xiàn)場
與會學者的研究對象十分豐富，粗粗計之，大約就包括海洋問題、中外關系、全球史、經濟史、文獻學、政治制度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等等。再加上學者們都樂意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融合一些其他相近的研究領域，以呼應“東亞”和“新文科”，要準確分類歸納參會論文的內容恐非易事。就我個人的感覺而言，以下五個關鍵詞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
海洋。海洋是本次會議最核心的議題，學者們提交的論文主要涉及地理概念、學術史和貿易等角度。劉迎勝（浙江大學中西書院）利用多種中外文史料，在主旨報告考察了古代中國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理記錄中“洋”與“?！钡母拍睿f明了各“洋”的海域范圍以及古人相關認識的形成歷程。陳奉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主旨報告分析了日本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成就、趨勢和啟示。他認為在過去的近百年時間里，日本學者針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問題做出了多種探索，推出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至今仍具有積極意義與借鑒價值。馬光（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認為有關山東海洋史的研究成果，多關注海外貿易，較少涉及近海貿易。他的報告結合考古發(fā)現(xiàn)，重點考察了宋代登、密二州的貿易狀況和元代山東同高麗之間的經濟往來。郝祥滿（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察了宋朝海上赴日貿易期見常見的風險和困難，指出他們借助宋代文化“軟實力”、“唐物”的品質以及富于異國情調的生活方式，運用多種手段開辟了走私貿易渠道，通過與日本權貴的私人關系確保了貿易安全和利潤。在上述集中討論海洋問題的論文之外，海洋作為一個幕后的概念或隱藏的場域依然暗含于眾多參會論文中。
浙江大學中西書院教授劉迎勝
東亞。與海洋一樣，東亞也是一個廣闊的空間概念。與會學者的論文關注了國際關系，人員的交流與往來。魏志江（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從高麗初期的西北疆土拓展、遼麗戰(zhàn)爭與高麗江東六州的領有、遼來遠城和保州的棄守與高麗“拓地鴨江”三方面，考述了中朝鴨綠江邊界如何形成這一學界研究較為薄弱的議題。烏云高娃以濟州島牧馬場的設置和馬匹的歸屬為線索，觀察了元麗和明麗外交關系的演變。濟州島本身和島上的數(shù)萬匹牧馬，先后成為元麗、明麗之間角力的焦點。郭萬平（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也采用了以小見大的研究路徑，從趙伯圭與平清盛的交往出發(fā)考察了宋日之間的貿易關系。胡煒權（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以15世紀的日、明、朝三國關系中的倭寇、漂流民、被虜人為線索，指出三國以及琉球之間，非官方與官方間的互動交流縱橫交錯，這些互動揉合了國家間的不同立場和政治、外交需要，難以用所謂的“朝貢體系”簡單概括。王煜焜（上海理工大學滬江文化研究所）反思了“朝貢體系”的運作狀態(tài)，從壬辰戰(zhàn)后朝鮮與日本的議和交涉及東亞三國間的政治博弈，觀察朝貢體系中“實”與“虛”的各側面。申萬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和舒?。ㄉ虾４髮W文學院）重點關注元代東亞世界中的人員交流。前者指出蒙元時代的高麗人出仕中國，與元麗關系的發(fā)展情況密切相關。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出仕蒙古的高麗人成為牽制高麗政權的工具。高麗的一些政治精英通過宿衛(wèi)等形式，在忽必烈時代得到仕宦中國的機會。元朝中后期，大量高麗精英在中國仕宦，高麗人已經成為元朝國家體制中的重要政治群體。后者考察了指空和元代東亞的多重佛教世界，從指空入元后的活動與境遇揭示了元代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和信仰的差異、禪教之爭等方面的內容。楊雨蕾（浙江大學歷史系）從海外貿易、文化交流、技術傳播等角度考察了宋元時期浙江與朝鮮半島的交往互動，該文是一篇綜括式的宏文。姚勝（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貢獻了一次討論學科建設以及歷史、外語關系的報告。他根據北外經驗，指出外語是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一大要素，外國語院?？梢栽谙嚓P研究中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重點則是做到研究者自身中外語文的融通，掌握不同外語的研究者展開團隊協(xié)作，歷史學、外國語言乃至更多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
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教授郭萬平
日本。日本研究是東道主浙江工商大學的強勢領域，本次會議也有一批以日本為核心研究對象，或從日本史角度考察問題的研究論文。谷惠萍（北京聯(lián)合大學旅游學院）分析了《八幡愚童訓》和日蓮對恐怖蒙古人形象的表述，指出了這些表述與歷史事實的差異和歷史影響。瞿亮、龔言（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則考察了另一與蒙古人關系密切的概念“神風”，分析神風概念在近代日本建構和產生作用的過程?？店唬ㄉ虾煼洞髮W人文學院）指出日本歷史上的“14世紀危機”是一場對社會影響深遠的經濟政治危機，這次危機的過程與東亞世界在1350—1370年代的急劇變動存在密切的聯(lián)系，影響了日本室町幕府與高麗、明朝的外交關系。江靜（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認為日本臨濟宗禪僧無夢一清在元期間的參訪活動有助于其加深禪學造詣、提升禪修境界，也成就了他出眾的詩才。他的參訪還促進了中日禪林間的文化交流，推動了中國禪林內部的切磋與溝通。王海燕（浙江大學歷史系）把動物納入研究視角，分析了日本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獲得或給出動物的種類，羊是此文的主要討論對象。此文饒有趣味，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
斷代。會議也包含了從斷代史視角考察問題的報告和論文，學者們盡力做到打通前后斷代，擴充討論的時段。張志清（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報告了蘇州太倉樊村涇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最新整理成果，分析了遺址遺物蘊含的時代特征信息和來源、去向等相關問題，介紹了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瓷器碎片的可能用途。張國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指出，劄付的廣泛使用體現(xiàn)了元代選官的靈活性。元代劄付承襲金代舊制，并有所發(fā)展。其體式漸趨豐富；書寫則多用八思巴字，并附漢文譯注；頒授機構不限于中書省和行省，包括內外百司以及投下機構等。劄付與宣命、敕牒、付身構成了元代官吏委任文書體系。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比較了各時期契丹字和漢字的遼朝國號，認為遼朝的國號、契丹人的姓氏以及政治中心、禮儀制度等諸多方面也體現(xiàn)出政治文化的二元性。我的文章重點分析了南宋奏議中的北宋交子形象，指出這些形象更多地出自南宋官員的構建，不能反映北宋交子的制度與流通狀況?？雌饋砼c會學者中只有我討論了宋代貨幣問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銅錢在宋元時期大量外泄至日本、高麗和東南亞地區(qū)，并影響了上述地區(qū)的貨幣流通格局，這已是學界常識。但是，宋元銅錢的外泄量究竟有多大，改變了東亞各國的哪些制度，仍待深入研究。康昊老師的論文涉及到了這些問題。我向他請教了外國學者高銀美如何計算出宋朝每年輸入日本的銅錢數(shù)量，13世紀日本用銅錢繳租稅的比率為何如此之高，日本民眾和商人如何在租稅折錢的背景下交易糧食和銅錢等問題。如果沒有本次會議提供機會，我的這些問題可能很難尋到專家解答。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申
文獻。由于本次會議的視域宏闊，大量中外文獻被納入到學者的討論范圍中。討論某一文獻本身，或從該文獻的記載出發(fā)討論相關歷史問題，成為會議報告的重點。文獻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學者們分析各類文獻的不同方法，以及各異的問題意識，給大家?guī)砹酥T多啟發(fā)。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分析了牧溪《六柿圖》在中、日和西方世界的接受史，從佛教義理、藝術史和哲學史角度詮釋該圖的內涵。葉少飛（紅河學院越南研究中心）也以圖入史，指出伯希和在英譯本《馬可波羅紀行》中對忽必烈象轎的解釋失當，忽必烈乘坐的四象木樓當為由四頭大象拖曳的巨型輪式車輛，形制與明代《入蹕圖》所繪相近。葛煥禮（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論證多種證據表明《春秋微旨》不屬于陸淳纂會啖助、趙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還采用類似《春秋集傳》的解經形式，以及對啖、趙經說有著一定程度的依賴，可斷定其撰作于大歷十年后至陸淳更為獨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許紅霞（北京大學中文系）指出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自行錄》編者文沖自署的16字關鍵信息入手，可知文沖并非宋人，從而厘正一直以來認為文沖是宋人的誤判。蔡春娟（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從元人對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的評判與論辯入手，探討該書在當時的使用情況，以及當時的讀書風氣、價值取向。陳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詳細考察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人遺墨冊》所收二札一詩，認為它們呈現(xiàn)了張經及其父張監(jiān)平生行誼與宦游的幾個側面，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張士誠政權與江南士人之間的互動關系。楊曉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辨析了汪大淵的出洋史實和關于《島夷志》成書的若干問題，厘清了一些誤解。魏曙光（沈陽師范大學歷史系）利用伊朗議會圖書館藏《史集》抄本，研究了阿闌豁阿和海都的世系。張呈忠（上海大學文學院）認為王志瑞《宋元經濟史》在宋元經濟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王志瑞是論證宋代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人，早于陶希圣食貨學派和京都學派。此書運用了商業(yè)資本理論，但并不屬于“新生命派”，而帶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鮮明特色。
牧溪《六柿圖》
總的來說，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呈現(xiàn)了“宋元與東亞世界”多個角度、多個側面的面貌。斷代史、世界史的學者絕非“自說自話”，而是在會議主題的引領下，盡量地拓寬文章的研究視域，拉長考察的時段，以期獲得更好的行文、討論效果。在各位與會學者的努力下，“宋元與東亞世界”這幅尺幅宏闊、層次豐富又尚未完成的拼圖，自然又更為完整了一些。系列會議提供了斷代史與世界史交流的優(yōu)秀平臺，期待它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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