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引馳：《莊子》中的莊子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引馳

莊子生活的年代，大約是戰(zhàn)國后期，準確的年月無法認定。學者們按照《史記》中記述的“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又辭楚威王之聘的線索，以及《莊子》書中涉及的人與事的時間，作出了種種推考，皆不能一致；不過，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紀中葉至公元前三世紀前葉。

作為道家的代表人物，早期的老子和莊子，與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不同，他們的生平事跡很不清楚，弟子也沒有那么顯赫——雖然我們從《莊子》的《山木》《列御寇》等篇知道，至少莊子也是有弟子的。弟子不是那么有名，自然沒有編纂《論語》或者退而與弟子著《孟子》那樣的事了。老子的事跡，在司馬遷的《史記》里面已經(jīng)不能很分明；而《史記》記述的莊子，除司馬遷的評說之外，真實的生平事件其實就是《莊子》的《列御寇》和《秋水》里面曾記載的“辭相”而已。所以，如果一定要說莊子的生平事跡，其實最重要的資料來源還是《莊子》一書。

不過，《莊子》里的莊子事跡，是否一定就是實錄呢？應該說，其中有莊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實的紀事。玩味這些有趣的故事，莊子將自己投入其中，很有寓言的味道。

首先，莊子無疑始終處于貧困之中。有時，他甚至需要向人求貸以維持生計：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jiān)河侯。監(jiān)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外物》）

監(jiān)河侯的推托令莊子很是惱怒，這可想而知，不過他沒有直接表達自己的情緒，而是講了一個故事，生動傳達了自己的意思。如果熟悉《莊子》，即刻就可以辨認出這是他一貫的言談、行文的風格，即所謂“寓言”——“藉外論之”?！跺羞b游》以鯤鵬始，《秋水》以河伯遇北海若始，都是這樣的“寓言”方式。

據(jù)《史記》的記載，莊子擔任過漆園吏，不過，在《莊子》中倒記著他倚憑織屨為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shù)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鼻f子曰：“秦王有病召醫(y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織屨顯然不算好生計，所以“處窮閭厄巷”而“槁項黃馘”。

因為貧窮、困窘，不僅形象和住處很糟，服飾自然也不會好，莊子穿的是破衣爛衫：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絜系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cè)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征也夫！”（《山木》）

所謂“大布”就是粗布，不僅粗布而且還打了補丁，就這么去見魏王了：這或者是因為莊子實在沒有更好的衣服可以多少裝飾一下了，或者他根本就不拿見魏王這件事當回事兒，當然更好的理解是兩者兼而有之吧。雖然從這些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出莊子過著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嘗喪失自己的生活尊嚴，而且對有損有辱自己的言行絲毫不假辭色。曹商為宋出使秦國榮歸后的得意，受到莊子無情而苛狠的諷刺，他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當時往來各國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過就是“說人主”而“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其品質(zhì)被貶抑得不能再低下了。而對魏王所形容的“憊”，莊子堅持說自己這般形象只是因為“貧”即貧窮，他將“憊”界定為“士有道德不能行”，說處在“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那是不可能的事——細細玩味，似乎莊子有些自相矛盾，先前他一口否定了自己是“憊”，而這里卻又說處今日之世難逃于“憊”。不過，這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莊子最后一轉(zhuǎn)罵得痛快罵得爽，這是最要緊的：這不僅為自己無論是“貧”還是“憊”作了徹底的辯護，而且毫不客氣地將魏王之類都罵進了，“昏上”還不直接刺激嗎？最后還提出了一個歷史上著名的忠臣比干，剖他心的是人人皆知的昏暴之君商紂！罵國君到這地步還能設(shè)想更上層樓嗎？

莊子對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絕不寬貸，那是一貫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蛑^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庇谑腔葑涌?，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fā)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類似的故事還有見于《淮南子·齊俗訓》的一個：“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余魚?！被菔┢鋵嵅粌H善于口辯而已，他在魏國任事還是很有作為的，從世俗的角度不妨說頗為成功，內(nèi)政方面如《呂氏春秋·淫辭》記：“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敝劣谕饨唬瑒t《戰(zhàn)國策·楚策》載：“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比欢?，即使是朋友，即使他獲得了相當?shù)某删?，莊子仍然堅持自己的態(tài)度，將魏國比擬為“腐鼠”，而將惠子比擬作守護“腐鼠”的“鴟”，也實在是貶抑至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莊子對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強烈的抵拒姿態(tài)，甚至可以說是傲慢過度，或曰其傲在骨。但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貍的故作姿態(tài)的反激表現(xiàn)。莊子本人也曾有機會進入世俗的名利場，但他斷然拒絕了：

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于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御寇》）

這事在《莊子》中還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記述，見于《秋水》：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內(nèi)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涂中?！鼻f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p>

結(jié)合這兩段記敘，莊子拒絕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進入世俗的官場、名利世界，從根本上違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種種的外在榮飾及身后的顯貴，他所希望的只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人間世》）的時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為什么還要投入充滿危險的境地呢？說莊子逃遁規(guī)避也好，說他高蹈超越也好，關(guān)鍵在于他堅持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一切違反這一信念的行為，即使是舉世醉心向慕的，也將不顧而放棄。生命中的追求或許可以出自沖動，而放棄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結(jié)果。

莊子辭相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述莊子的傳記中，實在的事跡其實只有這一件，而看得出來，司馬遷的記述是錯綜《莊子》中的兩處記載而成的：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yǎng)食之數(shù)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p>

這里，明確點出聘請莊子的楚國國王是楚威王，從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過，即使對這一有多種文獻記載的莊子事跡，也有人提出質(zhì)疑：

楚聘莊周為相，愚按史無其事，而列御寇、子華子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夸時君聘我為相而逃之。其為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尚攻戰(zhàn)權(quán)術(shù)，未必有禮聘巖穴之事。雖孟子于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為相而聘之？（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十四）

如果作為嚴格的史實加以真實性的考究，莊子辭相的事或許確實有許多可以推敲、質(zhì)疑的地方。不過，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說過了，作為寓言，它在事實上的真實性或許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切地體現(xiàn)了莊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個在污濁的世間堅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夠超越當下的世俗攀求而守護自己本來生命的人。對此，“辭相”不是一個極好的呈現(xiàn)嗎？在對這一意義的呈現(xiàn)中，“辭相”還不夠真實嗎？

最后，應該提出，莊子并非一個僅僅對現(xiàn)實持嚴厲態(tài)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最大的樂趣就是與人們展開情智兼具的論辯，而他最好的辯友應該就是他曾嚴加譏諷的惠施：《逍遙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記載了莊子和惠子之間的辯說。雖然似乎莊子對惠施的觀點很不以為然，批判的時候毫不留情，但莊子對惠施確實抱有深切的情誼：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zhì)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zhì)矣，吾無與言之矣！”（《徐無鬼》）

這里面透著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本文節(jié)選自《莊子講義》第一章第二節(jié)，陳引馳著，中華書局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