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首先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是真的嗎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有了一個“徐悲鴻首先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說法或認知，從持此說法者的身份“分量”來說，廖靜文著《徐悲鴻一生》、王震著《徐悲鴻年譜長編》和楊先讓著《徐悲鴻》等，是能夠在一般讀者乃至美術史研究領域起到較大影響者。作者通過研究認為，目前并沒有證據(jù)表明徐悲鴻首先提議了“代國歌”！

大名鼎鼎如徐悲鴻，圍繞他又有多少一廂情愿的、有意無意的增光添彩式的臆造呢？

徐悲鴻在其作品前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有了一個“徐悲鴻首先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說法或認知，從持此說法者的身份“分量”來說，廖靜文著《徐悲鴻一生》、王震著《徐悲鴻年譜長編》和楊先讓著《徐悲鴻》等，是能夠在一般讀者乃至美術史研究領域起到較大影響者。

楊先讓說：“國歌是他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替并通過，我們當學生的為徐悲鴻高興” [1] ，未注明出處，所以不知什么依據(jù)，似乎也無意于依據(jù)，但卻簡短而肯定。

王震說：（1949年）“9月26日（八月初五日）毛澤東同志和全國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發(fā)愛國情感和振奮民族精神的國歌。毛澤東同志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集國歌問題討論會，徐先生正式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作代國歌，周恩來同志贊成這種‘安不忘?！慕ㄗh，立即表示支持并被通過。（據(jù)《新民晚報》）” [2] 在《徐譜》絕大多數(shù)條目未注明出處的情形下，這條注明出自《新民晚報》的內(nèi)容，雖然缺少年月日等必要信息，但畢竟算是個線索。筆者依此遍查1949年9月26日到10月中旬之上海《新民晚報》、上海《新民報晚刊》、重慶《新民晚報》以及北平《新民報》，相關報導中重頭戲是重要領導人的各種講話，藝術家中唯有梅蘭芳的發(fā)言被提及，徐悲鴻的名字幾乎未出現(xiàn)過！不知王震先生此條到底是何依據(jù)？況且，這類內(nèi)容在當時主要選擇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新民報》等報發(fā)布，其他報刊的報導大多轉自它們或至少與之口徑一致，那么采錄于年譜的時候，難道不應該主要依據(jù)這幾種報紙么？令人費解。這可是年譜?。〔恢酪罁?jù)這樣的年譜會做出怎樣的徐悲鴻研究？！

著墨最多的是廖靜文，因是傳記寫作，此處采用對話式，富于故事性，如：

至于國歌呢，盡管收到了數(shù)以千計的投稿，但卻沒有一篇盡如人意。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就要召開了，議程中有通過國旗、國徽、國歌的條款，挑選工作不能再延遲。為此，毛主席親自召集了二十多人的討論會，希望共同商議確定。悲鴻去參加討論國歌以前，便對 我說：“我準備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p>

“那怎么可以呢？”我說，“歌詞里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不好吧?！?/p>

“這為什么不好？法國的《馬賽曲》便是一只很悲壯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萊茵軍進行曲》。一七九二年，法國馬賽工人革命隊伍高唱著這只歌曲開進巴黎。后來，便被正式確定為法國國歌?！苯又櫹蛭医榻B了《馬賽曲》的歌詞……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討論會上，悲鴻提出了以《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的建議，這個建議立刻得到周恩來同志的支持，他認為這只歌曲很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節(jié)奏鮮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說，他在美國時，有一次，走到大街上，聽見身后有人用口哨吹著這只歌曲，他回頭一看，是一個騎自行車的美國青年，說明這支歌曲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接著大家都紛紛發(fā)言表示贊成，最后毛主席綜合大家的意見，表示同意。不久，《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便在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正式通過了。 [3]

聶耳最后審音定稿的《義勇軍進行曲》

實際上關于國旗國徽國歌商定的真實情況，近二三十年以來陸續(xù)有人寫過研究文章，但最有力的出版還是2009年為慶祝建國六十周年，由中央檔案館整理、編輯的兩卷本（上、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 [4] （以下簡稱《檔案》），披露了關于該項工作的全部160份檔案材料，是大致可以將該事說清楚的——在歷史研究中，檔案資料的重要性和真實性無需贅言。但令人驚奇的是，該書出版之后的十多年間，與之相關的各種謬誤依然盛行，毫無更正的意思。

《檔案》下卷最后有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誕生過程簡述》，我們不妨依據(jù)《檔案》《檔案附錄》及其他相關材料對此事及必需的背景事件做一個簡略梳理 [5] 。

6月11日，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舉行了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議，商定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會的單位為23個，共134人，并商定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人選。

6月15日，由23個單位組成的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成立大會，并于同日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明確了該籌備會主要任務為完成各項必要準備工作，以保證迅速召開新政協(xié)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

6月16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通過了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務委員會21人名單，隨即召開了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為切實推進各項工作，此次會議設立了在常委會領導下的六個小組，分頭承擔擬定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的單位名單及代表人數(shù)、起草新政協(xié)會議組織條例、起草共同綱領、擬訂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起草宣言等工作，各組人員的組成均衡和兼顧了上述23個單位。其中第六小組負責草擬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組長馬敘倫，副組長葉劍英、沈雁冰，組員為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歐陽予倩及廖承志，共16人。此次會議也是《檔案》開篇頭一條，可以看作國旗國徽國歌等問題討論的起始。在接下來的近三個月中，是包括第六小組在內(nèi)的各組工作期。

第六小組負責草擬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的檔案記錄

中央檔案館整理、編輯的兩卷本（上、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記錄

7月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一次小組會議，擬定了國旗國徽國旗征求條例，設立了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成員包括翦伯贊、蔡暢、李立三、葉劍英、田漢、鄭振鐸、廖承志和張奚若等8人）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成員包括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和郭沫若等5人），并決議這兩個初選委員會委員除由本小組組員分別參加外，可聘請專家為委員，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初步提出專家名單提交常委會決定。同時決定發(fā)布《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征集啟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負責草擬。

7月16日，經(jīng)籌委會批準，第六小組擬定之《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為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自該日起連續(xù)刊登于《人民日報》《天津日報》《新民報》《大眾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征集截止日期為8月20日，即征集時間歷時月余。

8月5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就直至8月2日止（征集半個月以來）收到的459件國旗圖案、28件國徽圖案和125件國歌歌詞進行審查、討論，并通過決議：按照上次會議決定，聘請專家參與評選，做出“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擬聘徐悲鴻、梁思成、艾青三位專家為顧問，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擬聘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位專家為顧問，全部顧問名單由常務委員會決定后聘請”“全部應征稿件由有關顧問提出意見，交付有關初選委員會審閱，提出本組全體會議決定”“來稿由秘書送各有關初選委員會委員及專家傳閱，各委員及專家接到稿件后，必須抽出一定時間，檢閱各來稿，并可從中選出自己認為較好之稿件提出各委員會討論”等決定。從資料顯示，第一次會議時就曾對專家顧問名單有過提名，吳作人、葉淺予、倪貽德、丁聰、徐悲鴻、鐘靈、古元、華君武、孟化風、李樺、胡蠻、特偉、梁思成、林徽因、艾青、江豐、蔡若虹、張仃等人均被提及，但當時“只是隨便提提”，此次名單的確定是在人數(shù)不宜太多、排除外地人員和考慮剛成立的中國美協(xié)的組織作用等因素下產(chǎn)生的。

8月17日，籌備會擬出關于聘請梁思成等為國旗國徽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顧問之函：“茲聘先生為本會第六小組國旗國徽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顧問，此致梁思成、艾青、徐悲鴻（國旗國徽評委會顧問），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國歌詞譜評委會顧問）”。

8月18日，上述專家顧問正式聘請。并定8月18日至20日為初選委員會選稿時間，具體選稿過程未見記錄。即專家顧問的受聘及工作是在征集工作臨近結束時開始的，此時，三個月的工作期已經(jīng)過去三分之一。

8月22日，第六小組召開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翦伯贊、鄭振鐸、馬敘倫、沈雁冰、徐悲鴻、羅叔章（代蔡暢）、梁思成、張奚若、艾青等人出席，吳作人列席，馬敘倫主席。這是《檔案》中徐悲鴻第一次出席的會議。且須注意的是，這是與國歌詞譜初選會議分頭召開的會議，是只討論國旗國徽圖案的會議，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會議是23日召開的，而且在24日的第三次全體會議記錄中稱這兩次為“非正式的座談會”。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組共收到國旗方案1920件，圖案2992幅；國徽設計稿112件，圖案900幅；國歌632件，歌詞694件，此外尚有意見書24封。這兩次座談會即是針對這些應征稿件的評審。根據(jù)討論過程的會議記錄，徐悲鴻所發(fā)表的意見包括：1、對稿件應征者們認真嚴肅態(tài)度的一再贊賞（兩次），所謂“一點也沒開玩笑的”；2、對梁思成要畫家將國旗顏色分成幾百種色號的提議，表示“很難”；3、建議該組選擇的備選方案中，“我們拿出來以后請毛主席選擇一下”。記錄顯示，與會者均積極提供了意見，徐悲鴻不是其中最活躍的。此次初選選定國旗圖案16幅，國徽圖案4幅，按工作流程，提交全組再度審選。

8月2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馬敘倫、張奚若、姚錦新、鄭振鐸、梁思成、翦伯贊、郭沫若、沈雁冰、葉劍英（馬敘倫代）、廖承志（沈雁冰代）、田漢、錢三強、蕭三、柯仲平、艾青、歐陽予倩等出席，不僅徐悲鴻未出席，且會議記錄的缺席者馬寅初、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中也沒有徐悲鴻，不知是否可以說明徐悲鴻及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幾位專家顧問，不在受邀參會名單中，或者，專家顧問即便因事缺席也不算缺席呢？不得而知。此次會議將復選出的國旗圖案17幅編號，提請常委會審核；由于國徽應征稿件較少且無可采用的方案，擬另請專家擬制后再提請決定；復選歌詞共13件，但均未臻完善，也交由文藝專家繼續(xù)擬制，并提議在歌詞確定后由常委會制定曲譜，再登報征求群眾團體試唱后再作最后選定，“但需要經(jīng)過相當時間，此種意見是否可以采納請常委會決定”等等。

9月1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馬敘倫、陳嘉庚、艾青、鄭振鐸、馬寅初、郭沫若、李立三、徐悲鴻、歐陽予倩、張奚若、沈雁冰、田漢、賀綠汀、翦伯贊等出席。主要討論第三次會議復選出來的國旗圖案，推選艾青、徐悲鴻、賀綠汀設計國旗線條的比例與國徽的配色，并擬由該組組員召集，把全體政協(xié)代表分成十二組，每組55人，分組對復選出的38個國旗圖案進行投票選擇。

9月17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國旗國徽國歌工作移交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由原來負責的小組向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提出報告，并將復選出的38幅國旗圖案從“復字第1號”至“復字第38號”編號，編印成《國旗圖案參考資料》小冊，請全體會議代表審閱并提出意見。

9月21日，經(jīng)過三個多月的準備，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之前隸屬于新政協(xié)籌備會之下的六個小組也隨即結束或移屬。至此，沒有徐悲鴻與國歌詞譜審議工作有過參與的記錄，他從未像馬敘倫、郭沫若、田漢、沈雁冰、賀綠汀等人那樣身兼過兩邊。

9月22日，新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成立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委任馬敘倫召集55名委員集中討論，繼續(xù)第六小組的未竟工作，且不再區(qū)分國旗國徽與國歌詞曲，徐悲鴻為55名委員之一。

9月23日，政協(xié)全體會議代表被分成11組，分別在中南海、北京飯店、六國飯店進行了分組討論，徐悲鴻、呂驥為第七組召集人，此組共61人。當晚，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組召開第六次全體會議，馬寅初、沈雁冰、徐悲鴻、田漢、陳嘉庚、翦伯贊、馬敘倫、鄭振鐸、艾青、馬思聰、賀綠汀、李立三、歐陽予倩、張奚若、蔡暢出席，馬敘倫主席，會議據(jù)票數(shù)，最后在復字第1號和第4號之間選擇，但艾青、徐悲鴻、梁思成均認為得票最高的復字第1號并不美觀。后來被定為國旗的復字第32號“五星紅旗”得15票，也被列入提交的報告中。

9月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了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xié)商座談會，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受邀參會。會議伊始，毛主席開門見山地提議贊成“復字第32號”，陳嘉庚、梁思成隨即附議之后，全體人員一致贊成、通過了復字第32號（曾聯(lián)松設計）為國旗圖樣。也是在毛主席提議下，決定國徽“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原小組繼續(xù)存在，再去設計”，事實上國徽方案的確遲至1950年6月28日才最后通過。而關于國歌方案，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根據(jù)新詞曲很難較快創(chuàng)作出來的情況，提議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得到與會許多人的贊成，同時也有人認為歌詞需要修改，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句不妥，周恩來則認為用原來的歌詞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了，在整個討論國歌過程中，會議記錄中徐悲鴻參與的意見唯有“該進行曲只能暫代國歌”一句。最后，與會者一致贊同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毛澤東、周恩來并在會議結束前帶領大家合唱了該歌曲。顯然，這是關于國旗國徽國歌制定的最為關鍵的一次會議。

9月27日，政協(xié)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四個議案；9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旗圖案、《國旗制法說明》及《義勇軍進行曲》詞曲；10月1日，在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中，毛澤東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

綜上，徐悲鴻在整個過程中參會記錄4次，即8月22日、9月14日、9月23日、9月25日，前三次均只參與了國旗國徽圖案的評審，只有最后一次的“混合”會議，對代國歌問題做了稍嫌勉強的一句話的附議表態(tài)，即，從檔案記錄看，他不僅沒有首先提議《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而且對此也并未表現(xiàn)出突出積極的態(tài)度。當然，檔案中的會議記錄通常不會呈現(xiàn)全部談話，但至少應該是呈現(xiàn)了會議的主要意見吧。

中央檔案館整理、編輯的兩卷本（上、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記錄

如果認為整個《檔案》中徐悲鴻不超過十句話的記錄有可能遺漏太多的話，不妨從邏輯上再做一點推測。首先，徐悲鴻不是第六小組的正式成員，是“擴編”出來的顧問性質(zhì)的成員，而且對于是否要請顧問的問題，該組在8月5日的會議中還有所爭議，郭沫若、張奚若、翦伯贊等從強調(diào)政治性角度，認為并非必要，而田漢、沈雁冰等則堅持很有必要。實際上，在這項工作中，圖案和歌詞的政治意義是占據(jù)絕對地位的因素，而藝術性上的考量在一些人看來甚至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其次，徐悲鴻被聘為第六小組的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委員，不參與國歌方案的討論，該組中只有身為組長、副組長的馬敘倫、沈雁冰，和田漢、郭沫若是兩邊兼的，且國旗國徽圖案的評審量已是巨大，似無暇置喙其他。組員間的私下交流和議論或許有，但未被記錄或并非關鍵性意見。再次，在9月25日的會議中，與會人員上至毛澤東、周恩來，下至組長、副組長及各正式組員，按照發(fā)言順序，除了首先做出決斷的毛主席，組長馬敘倫應該是那個綜合歷次會議討論意見向大家報告的人，所以所謂由馬敘倫首先提議代國歌，很難說是他個人的意見，若說是國歌組意見之一再加上其個人傾向，最終經(jīng)由其口說出來，可能比較符合邏輯。

總之，目前沒有證據(jù)表明徐悲鴻首先提議了“代國歌”！

費這么多筆墨糾結這個似乎不算“大”的問題，并非小題大做。在這個各種真?zhèn)涡畔⒑椭R蜂擁襲來、迅速傳播的時代，很多歷史真相被淹沒其中，很難被輕易彰顯出來造成真正的影響力，進而形成真正的“知識”，即便有人辛苦地證偽、糾偏、勘誤，即便有可以查閱的檔案，仿佛也都是枉然：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原始史料被挖掘和利用，很多真相得以顯露，很多謬誤得以糾正，但另一方面卻從思維到認知形成一個個堅固的閉環(huán)，令歷史研究的進展難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大名鼎鼎如徐悲鴻，圍繞他又有多少一廂情愿的、有意無意的增光添彩式的臆造呢？要知道，這個臆造的“努力”幾乎經(jīng)歷了七十年的光景，簡直堪稱“蔚為大觀”，以至終于“成功”地讓“徐悲鴻”成了一筆糊涂賬！關于他，不知道有多少勘誤需要做，著實令人傷透了腦筋！為什么要人為地給歷史、給后人造成這么多麻煩和亂象呢？難道尊重歷史事實，不是一個現(xiàn)代人起碼的人文素養(yǎng)么？難道尊重歷史真相，不是對徐悲鴻最大的尊重和最高的敬意么？難道這就是現(xiàn)下時髦的“知識生成”么？對于這些，我無法像徐悲鴻那般“不惑”，卻只能如徐志摩一般的“惑”！

                                                    辛丑國慶節(jié)前為72周年慶改定

[1]  楊先讓《徐悲鴻》第141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版。

[2]  王震《徐悲鴻年譜長編》第320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版。

[3]  廖靜文《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第359-361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4]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

[5]  年份略，均為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