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社會風氣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研究成果頗豐。然而，很少有人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揭示這一歷史現象。筆者以為，晚明社會風氣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是明人“日常生活”變化的反映，同時社會風氣的變化會對時人的日常生活發(fā)生深刻的影響?；谶@樣的認識，本節(jié)試以山西洪洞縣為例，說明晚明風俗的變化與日常生活的關系，以期從新的角度加深對于晚明風俗變遷的認識，并且由風俗變遷得到明人日常生活的有關信息。
山西洪洞
一、風俗變遷下的生活史
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引起社會風尚的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突出地表現在經濟發(fā)達的江南等地區(qū)，經濟相對落后的華北也不例外，其中由于山西商人的興起、省內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等，山西民風的變化也比較明顯。位于山西省南部的平陽府，在山西以富饒著稱。天順時修《大明一統志》引《平陽志》記載當地“勤于耕織，服勞商賈”。萬歷時王士性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逼疥柛慕浬田L氣持久，聞名于世。屬于該府的洪洞也是商人聚集的地方，風俗的變化也相當明顯。
洪洞縣地處臨汾盆地北端，北依霍州市，南接臨汾市。全境東、西、北三面環(huán)山，東部霍山，西部呂梁山系的青龍山、羅云山，中部為河谷平原，土壤肥沃。洪洞在西周為楊侯國，漢置楊縣，隋義寧二年（618）改稱洪洞縣，沿用至今。
明代的洪洞，得開中法之便，興起了一批商人，富有的鹽商家族同時轉向科舉，洪洞的經濟、社會、文化變化較大，發(fā)生了風俗的變遷。
萬歷十九年（1591）刊本《洪洞縣志·風俗志》小序，由當地鄉(xiāng)紳晉朝臣所寫。他將洪洞當時的習俗與弘治、正德前作了比較：
竊嘆風俗淳漓，固一時好尚，然閭閻殷虛、世道污隆舉系之，豈細故哉！洪風俗不必遠追往古，即弘正前已不可及?；麸L醇俗厚，憂深思遠，男女率耕織，老幼多服布衣，宴會器用瓦缽，食無多品，居室僅取容身；士務實學，少知遜長，遇鄉(xiāng)□讓避，士宦非預遠出不乘轎馬；子弟多孝敬，婦人操井臼，臧獲非宦家無有；男戴圓帽，女冠云髻，出必擁面；婚不論財，喪葬守分，家給人足，質樸忠厚，無貧富貴賤一也。如知府衛(wèi)公英來邑，望城下馬；尚書韓公文歸里，徒步進城；知州韓公士聰嚴禁仆從，不令凌鄉(xiāng)；參議許公翔鳳謁拜鄉(xiāng)衢，有輿不乘；御史南公仝接見故人，禮待優(yōu)厚，知縣郭公世榮衣錦尚絅；主事喬公遷居鄉(xiāng)謹厚；巡撫劉公廷臣周睦內姻，前休允足表閭。
邇來風靡樸散，難返薄歸厚，力挽前風，未必無人。其中大有可慨者存，如忠靖制冠也乃名分，不論士吏共戴；麟鳳繡補妝花錦服后飾也，乃貴賤不分；庶婦悉服珠翠、金寶，五梁金髻遍戴通衢。宴會多致品味，宮室峻宇雕梁，幼多傲長，士尚意氣，機杼城市不聞，婦人井臼寡操，臧獲家戶通有，童子服成人之服，里巷鮮弦誦之聲，殯尚浮屠，病信鬼巫，破貲招延，賭博成風，引誘蕩產。甚至家無石儲，身服綺榖，日事聲樂，奢靡極矣！閭閻蕭索，十室九空，徭賦逋負，追乎沿門，率此致之。
風俗澆漓固出于人，轉移化導，則存乎上司風教者表率于上，居士夫者首倡于下，革漓還淳，非今日亟望哉！
這一珍貴的史料，尚未引起學者的注意。在晉朝臣的筆下，洪洞的風俗在16世紀發(fā)生了從“風醇俗厚”到“風靡樸散”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方面。在生活消費上，服飾從“老幼多服布衣”，“男戴圓帽，女冠云髻”，變?yōu)槭坷艄泊髦揖腹?、貴賤不分麟鳳繡補妝花錦服，“庶婦悉服珠翠、金寶”、通衢遍戴“五梁金髻”。飲食從“宴會器用瓦缽，食無多品”，變?yōu)椤岸嘀缕肺丁?。居住則從“居室僅取容身”，變?yōu)椤皩m室峻宇雕梁”。出行“士宦非預遠出不乘轎馬”也被改變。日常生活的內容與節(jié)奏發(fā)生變化，原來的“男女率耕織”，“士務實學”，“子弟多孝敬，婦人操井臼”，改變?yōu)椤皺C杼城市不聞，婦人井臼寡操”，“里巷鮮弦誦之聲”，賭博成風，引誘蕩產，日事聲樂，勞動、學習所占時間縮短，大量增加了休閑娛樂的時間。人際關系的交往，原本“少知遜長，遇鄉(xiāng)□讓避”，變?yōu)椤坝锥喟灵L”。生命禮儀上，從“婚不論財，喪葬守分”，變?yōu)椤皻浬懈⊥溃⌒殴砦住薄?/p>
總之，風俗變遷反映的生活變化的特點，一是經濟消費的奢靡，所謂“甚至家無石儲，身服綺榖，日事聲樂，奢靡極矣”，正是這一變化的寫照。二是社會身份的模糊混淆，發(fā)生不顧名分、貴賤的僭越。洪洞的這些生活變化與風俗變遷，與明代中后期的消費風俗具有追逐時髦、競相奢侈、違禮逾制的特點是一致的。有學者指出，16世紀數量巨大的白銀從美洲和日本進口，白銀進入經濟生產和流通領域，帶來了社會等級的大混亂。洪洞的風俗變化折射著時代的社會變遷。
上述洪洞風俗變化體現出的生活狀態(tài)，在游歷過當地的外地游客筆下也有所反映。姚旅，字園客，福建莆田人，生活在萬歷、天啟年間，好旅游，曾到過洪洞，與洪洞望族大姓有過從。在姚旅所著《露書》中，留下了有關洪洞的記載，從中可以對當時洪洞人的生活、風尚有所了解。如士人的行為，“洪洞秦秀才昵妓玉梅，既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脫藍衫，為推磨以為?！?。秦秀才不顧公事，穿著秀才的服裝到妓家，可見是斯文掃地。洪洞宴客還有妓女相陪：“洪洞肅客必有妓。主人送酒，妓彈琵琶，酬酢皆拜?？蜕舷?，妓列叩首，起而侍立席旁。酒三行，妓捧杯置席前，只用箸矣。每上一葷、一素、一飯，先以燒賣，終以羊血湯。及撤席，妓始賜坐，用盒痛飲。然余客期間，不免破例，一兩杯妓即就坐矣?！焙槎凑埧驮陲堭^進行，已有餐飲業(yè)。姚旅說：“洪洞人請客，帖曰‘市餐’，則就面肆。面已，繼之以小菜、酒?！鄙轿髅媸秤忻骛^有一定的流行?；樗罪@示出奢華的一面：“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轎為華觀，無則多方借之，撤去門窗，女露坐其中，遍游坊市以耀人，即對門亦爾。余嘗見劉大參與李孝廉對門而居，劉氏嫁女與李，迂游城中，半日始抵李居?！毙禄榈纳祥T舍近求遠，在于炫耀。士商相混現象也有，如“洪洞縣薄村王太學托人營利，其人蕩費資本并盡，太學初不知，方與查理，其人遽投繯而死”。此案“當事恐其富污己，竟高閣不敢措手”。從中可以看出王太學的富有程度。婦女的服飾比較講究，如“洪洞女人裙摺簡寬如韭葉”，“洪洞婦人衣重重，卷袖道上行，露其手腕”。姚旅對于洪洞作了總體的評價：“余游洪洞，謂其有五美：美城池、美宮室、美園室、美男子、美婦人。謂其有五不解：不解食飯、不解飲酒、不解賞花、不解金扇、不解石篆，則淳樸未雕矣?！睆闹锌梢钥闯?，洪洞的宮室、園林是很美的，也就是講究，受到姚旅的好評，表現出洪洞城中婦人的經濟實力與奢華生活，但是姚旅也認為洪洞的風尚“淳樸未雕”，飲食與文化生活略顯不足，顯示出晚明洪洞的風俗與生活的奢華和南方一些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相比還有程度的不同，稍遜一籌。
二、家族應對風俗變化折射的生活史
洪洞風俗的變化，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地方官開展移風易俗的教化活動，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推行鄉(xiāng)約。
洪洞地方志記載，萬歷元年（1573）知縣熊镃推行保甲的同時也推行了鄉(xiāng)約：
又城鄉(xiāng)各立約所，約正副二，約贊二，約講三，約直、約書、約巡、約警各一。至期會集約所，首宣圣諭，鼓動良心；次宣往善者作勸，惡者作戒；終舉時善者、惡者書名于冊，以警之。警不悛，眾斥之。不則呈縣懲之。一時人心警悟，骎骎向善，風教振興，刊刻成書，頒布城鄉(xiāng)。
該鄉(xiāng)約制度的推行有約所和專職人員負責，宣講圣諭，勸善戒惡，要求約眾互相監(jiān)督，并得到縣級官府的保證，懲處不聽從鄉(xiāng)約者。如此以期振興風教。
邑紳晉朝臣記載了實行鄉(xiāng)約的情形：
我侯自下車以來……乃于政暇屬邑之士大夫與耆老，而語諸庭曰：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徒善豈所以語政哉……爾鄉(xiāng)之教曷若尊鄉(xiāng)約之典乎？……惟時士大夫耆老舉，欣欣然而喜?！钕捕煨兄⒅囟?，樹之表儀，布之閭里，肆諸鎮(zhèn)落……侯諱镃，字仲時，號少臺，舉戊辰進士，汝南光郡人。
當地“士大夫耆老”響應知縣熊镃的號召，推行了鄉(xiāng)約。晉朝臣是積極配合知縣移風易俗的人士之一，晉朝臣死后入洪洞縣的名宦祠，萬歷四十年（1612）生員商寵等在有關呈稿中說，晉朝臣“因洪俗奢靡，白之縣主熊公，嚴禁華麗，即令各處鄉(xiāng)約勸諭，朔望繳報，風俗頓為移易”。所說“各處鄉(xiāng)約勸諭，朔望繳報”，說明鄉(xiāng)約普遍建立，朔望宣講，推行教化，并向官府報告實行的情況?？磥懋敃r推行鄉(xiāng)約移風易俗，頗有成效。前引萬歷《洪洞縣志》中晉朝臣談風俗變化，列舉了本地鄉(xiāng)紳“質樸忠厚”的事例，涉及的人物有知府衛(wèi)英、尚書韓文、知州韓士聰、參議許翔鳳、御史南仝、知縣郭世榮、主事喬遷、巡撫劉廷臣等，這些人所在的望族，紛紛投身鄉(xiāng)族建設。如韓文所在的韓氏就推行了鄉(xiāng)約，韓氏的第十一世二支有韓炫，號奉臺，冠帶鄉(xiāng)約；三支有韓熛，號鼎宙，也冠帶鄉(xiāng)約。
洪洞縣推行鄉(xiāng)約，使得宗族鄉(xiāng)約化。當地的一些大姓進行宗族建設，以期改變風俗，對于族人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影響。晉氏宗族的事例，頗為突出。晉朝臣、晉應槐在萬歷年間建祠祭祖，在鄉(xiāng)里進行移風易俗活動，晉應槐制訂家訓祠規(guī)，晉承寵制訂《齊家議規(guī)范》完善族規(guī)，祖孫三代的宗族建設，致力于改變族人生活。
晉朝臣的父親士人晉偉，早在嘉靖年間開始修譜，倡導宗族建設。晉偉嘉靖十七年（1538）修譜以定“家道”，使“宗族肅然”。他說宗族內部“若遇席宴尊卑失序，若有爭辯大小相凌，骨肉摧殘，自亦不知，所以失倫理、亂宗族，此皆因無譜稽，豈不痛哉”。晉偉痛心疾首的是本族因無譜而出現的生活秩序混亂，修譜著眼于建立宗族的內部秩序。
晉朝臣在萬歷十九年（1591）興建了祖祠，不過還沒有擺放祖先神主就去世了。其長子晉應槐與諸弟繼續(xù)完成了先父的未竟事業(yè)，立主祭祀始祖妣，增建了奏樂、宴會之所，建立起晉氏的祠祭禮儀生活。
特別是晉應槐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主持制訂了《祠堂宗范》，系應槐與兄弟共同制訂祠規(guī)?！鹅籼米诜丁贩譃樽鹩H、儀注、饌器、教條、恭肅5條，眾弟兄當著祖先牌位宣誓執(zhí)行。尊親表達的是孝思，儀注強調祭祖要恪守禮儀，饌器也強調祭祖儀式中的虔誠，教條是指建祠祭祖及對子孫的“教條”，恭肅要求祭祖活動恭敬、嚴肅?！鹅籼米诜丁返闹匾栽谟冢菏紫龋瑫x應槐建祠及祭祖的禮儀建設?！白鹩H”條按照明代禮制祭祀高曾祖考四代神主，采取春夏秋冬祖先的四季、誕忌祭祖。制訂了永遠祭祀有功于宗族的祖宗的標準，以及遠族父母神主入祠的規(guī)定。此外，儀注、饌器兩條也是有關祭祖的禮儀事宜。其中“儀注”條規(guī)定祭祖日新生子與新媳婦入譜登記，將婚育民俗納入宗族制度，加強了對于族人的管理?！梆偲鳌睏l設置祭田既為了祭祖，也為了贍族。
其次，將宣講圣諭的鄉(xiāng)約制度引入宗族制度建設，使宗族組織化?！敖虠l”將宣講明太祖“圣諭六言”引入宗族管理，宗族對子孫族人善、惡行為旌獎與懲罰，并記錄于《善惡簿》。設立宗子引人注目，其宗子可主持對族眾的獎懲，有管理權。這種管理權包括杖責族人、取消族人的祭祖與入祠權利和將不服從管理的族人報送官府。族人不得侵犯宗子，從“有犯宗子者次房舉”來看，宗子由長房的嫡長充任。洪洞晉氏非常重視表彰讀書與升官者，規(guī)定“讀書入學增廩、鄉(xiāng)舉、進士、升官者旌”，同時要求子孫入學補增、補廩、歲貢、鄉(xiāng)舉、進士以至出仕出錢祭祖，并以分馂的形式招待族人，或修祠修墓，這樣為宗族活動提供了經費，加強了紳士與族人的感情，使宗族和睦相處。
管理族人以及懲罰違犯族規(guī)者修祠墓，也是“恭肅”條的內容。懲罰違犯族規(guī)者提供磚修祠墓，是解決祠堂經費的辦法。“恭肅”條的最后部分是管理祠堂的規(guī)定。《祠堂宗范》的記載表明，洪洞晉氏宗族的領導者為宗子，管理有“首事”“當季者”，可能是選出或輪換的。
事實上，晉應槐制訂《祠堂宗范》，只是他致仕居鄉(xiāng)對族人、鄉(xiāng)親進行教化禮儀建設的一部分。晉應槐大約于萬歷十一年（1583）致仕，就制訂有關喪葬禮儀規(guī)范要求鄉(xiāng)親實踐。晉應槐所作《慎終集序》說明了制訂禮儀的想法，他認為士大夫之族應講求喪禮，他依據《明會典》《家禮》制訂喪葬禮儀，又因辦理家族里的袝葬事宜，刊行喪葬禮儀的簡易本，要求族人遵守。晉應槐同時輯有《慎終儀節(jié)》，將明朝的喪葬令作為宗族喪葬禮儀建設的指導性原則。晉應槐有關喪葬禮儀的簡易本稱作《慎終省繁文》，共計15條，旨在改良喪“俗”。針對“喪家”而言，強調喪葬哀戚，以儒家禮儀為指導，要點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雅化，如第1條初喪夕奠喪家款待親戚本家，葷酒易以蔬飯；第2條喪家停止做佛事；第3條停止贈送頭紅綢緞資費；第5條喪事用紅布改為素布；第7條用隊戲改為延社師，率歌童唱挽歌；第9條停止預送姻家禮銀。
二是節(jié)省，如第6條用綢緞為財幡樓臺易以紙為之；第8條停止請少婦盛裝衣飾“策孝”；第10條姻家室女幼婿免出送殯，喪家亦免具謝，初吊喪姻家交贈男女禮物俱免；第11條俗出殯結彩樓迎父母靈柩真容，稱家有無。
三是遵禮，如第12條遵守《家禮》服制；第13條擇塋地不必過求風水；第14條“塋內獻亭石碑、墓志、墓表、石人、石馬、石羊、石虎自有品級，定例不容僭越”，要求塋制遵守品級定例；祀后土、題主、反宅安主于家廟，遵守定理。
四是簡便，如第4條說：“俗七七、百日、忌辰，喪家具粉飯送親戚鄰佑，具甚粗惡，濫費滋煩。親友送祭儀酒肉不至者，致饌答謝亦屬煩苦，莫若送禮折銀，不至者原禮返回。至而□□者量收五分，庶為兩便。”將致送食物改為“送禮折銀”。
值得注意的是，白銀進入禮儀生活。除了第4條，第9條說“俗預送姻家禮銀，代為典賻，以致姻家照數賠禮”。可見白銀作為“禮銀”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為了便利，以白銀代替食物，追求兩便。
晉應槐還于萬歷十三年（1585）作《庭訓子孫箴》，對族人提出倫理道德要求，這個庭訓充滿了儒家孝悌思想和傳統處世哲學，要求子孫做正人君子，處理好各種關系。其中對于工商的認識引人注目，如說“蜚聲科第，顯應秩俸；商賈黨庠，俱有命名”，將科第與商賈并舉，認為同樣重要。又說“士農工商，眾力夾成”，希望族人同等重視士農工商四業(yè)。
到了晉應槐長子十世孫承寵，他在萬歷三十六年（1608）制訂《齊家議規(guī)范》，共計五條，著眼于宗族的禮儀生活。第一條強調冠婚喪祭四禮由尊長主持，同宗者均要參加。第二條講修理祖塋祠堂及補修風水，必約同宗公議定奪，特別談到族人“交接禮儀，□內間情，止有父恩深重，叩頭直受。親伯亦受，且受第之禮。而弟之子有不受乎？親叔受兩拜，堂叔答兩拜，受兩拜；兄受兩拜，答兩拜。族人五服外者，全答。族人彼此札稱‘宗生’，遠族座次亦比親叔略異”。第三條為祠堂祭祖的規(guī)定：“每年祠堂祭祖四次，須宜遵依父刊《家禮》，各更青服，以希來享。務少長偕齊，恭敬趨蹌，如有他事者預啟首事，違者罰。其重服者恐難對越免赴。切惟中庸，祭先亦以洽親，此日不得爭喧及指摘過失，反命祖靈不妥。即有辯白事情，惟于后堂秘室以白心事。若嘖嘖雌雄，丑態(tài)外聞，非同室聚群之美也?！边€規(guī)定：“讀書者各喚醒其子弟，每月仍宴會一次，以洽情意，殽一、湯一、面一、酒一巡即起?！钡谒臈l是族內調節(jié)方面的內容，族大人夥，生隙必多，“今后有失直，宜于公祠中約眾明正其錯，令其禮服，或罰米數石，服后即釋，各不懷疑”。第五條同族要體諒寬容。規(guī)范最后說，以上數款要著實力行，刊刻成帙，人給一冊，如經三次不遵者，除記過外已不在約，凡事本宗不與同事。如到官一次者，記《過簿》一次。
該族規(guī)旨在加強禮儀建設，維護族內秩序。規(guī)范的禮儀要求，涉及冠婚喪祭的程式、交接禮儀的叩拜、祠堂祭祖與每月宴會禮儀；禮儀建設是為了強化宗族意識，規(guī)范中頻繁出現有關宗族共同體的詞匯，如“同宗尊卑”“同宗公議”，族人彼此稱為“宗生”“同族”“同宗”；強化了宗族管理，修理祖塋祠堂及補修風水必約同宗公議定奪，強化了祠堂管理族人的權力，公祠教育之外，還可罰米，甚至出族。這次族規(guī)建設，受到鄉(xiāng)約模式的影響。如第五條引用“圣諭六言”中“各安生理”教育族人，規(guī)范的結語部分告誡族人“如經三次不遵者，除記過外已不在約”，族規(guī)屬于族人之“約”，采取了“鄉(xiāng)約”的形式與精神。
洪洞晉氏在應、承之后是十一世“淑”字輩，他們出生于明末，主要生活在清朝順治、康熙年間。其中貢生晉淑京熱心化民導俗與宗族事務，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所作《祠堂重修功成仍舊例舉祭敘》《晉氏族譜后記》，保留了晉氏宗族建設的情形。晉淑京等為了改變當地奢侈之風，撰著并刊行《思深格言》，其中的“禁奢條議”，被地方志采擇刊行，內容包括婚禮、喪禮、服飾，具體而翔實，足見晉氏的影響力與當地官紳對奢靡問題的重視。從中可看出，洪洞的奢靡風俗延續(xù)到康熙時代，洪洞的士紳繼續(xù)移風易俗，晉氏在其中作用顯著，從晉淑京等的條議中，可以看到淑京前輩祖先的類似主張與實踐。
三、晚明洪洞日常生活的屬性
關于日常生活，哲學學者衣俊卿提出過較為完整的概念。衣俊卿指出：“日常生活是以個人的家庭、天然共同體等直接環(huán)境為基本寓所，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日常觀念活動的總稱，它是一個以重復性思維和重復性實踐為基本存在方式，憑借傳統、習慣、經驗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維系的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領域?！辈⒄J為日常消費、交往、觀念活動構成日常生活世界，屬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構成的人類發(fā)達形態(tài)的社會結構的“潛基礎結構”，對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形成關于人類社會的總體圖樣。
我們通過萬歷《洪洞縣志》、姚旅《露書》、《洪洞晉氏族譜》等資料，對晚明洪洞的日常生活有了基本印象。資料反映的生活，大體上是洪洞城中的生活，具有城市生活的特色，其生活質量或許高于附近的農村。這樣的生活狀況，與我們一般對于古代北方農業(yè)社會的印象有所不同，很難用封閉、停滯、落后來形容，說明古人的日常生活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只是農業(yè)經濟的產物，也和國家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有一定的聯系，需要用廣闊的視野來認識。
晚明發(fā)生的社會變遷是明顯的，無論是以往的資本主義萌芽，還是如今流行的商業(yè)社會、早期消費社會的各種理論，不可否定的是，明代中期商品經濟有較大發(fā)展，形成國內市場，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國內，明代社會發(fā)生著轉型。從這種歷史變遷來看，洪洞的事例是晚明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洪洞日常生活經歷著重大的變化。
晚明的洪洞，已經不是簡單的農業(yè)社會，當地形成了經商的傳統。以晉氏為例，康熙十二年（1673）晉淑召說：“自始祖諱友諒沿至統祖，始經商于外，積功累仁，家業(yè)漸興?！遍_始外出經商的晉統是晉氏的五世，他的長子鐘也“出外居商”，洪洞晉氏的興起與商業(yè)分不開。從晉朝臣的事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晉氏的商業(yè)活動仍很興盛。如“伯晉儒貸人母錢，賈淮揚虧本成病，不能還家。時為孝廉，攜父俸抵揚代償，搬伯歸里，其病乃愈”。晉朝臣的伯父晉儒屬于晉氏的七世，貸款在揚州經商，可見洪洞晉氏的五世至七世不斷外出經商。再如“分俸族黨以及戚屬，時有從侄應禎幼孤無告，苦不可言，撫養(yǎng)成立，又助資鐘鹽，卒至大富”。從侄應禎屬于九世，因經營鹽業(yè)而大富。晉氏十一世晉淑玉也曾是鹽商，世系小傳說他“賈鹽清平入籍，中山東丁酉武解元，戊戌進士”。因此，可以說，明中葉洪洞晉氏士大夫家族有著經商傳統。此外，經商也是洪洞劉氏強盛的經濟原因。四世存素公劉恭，兼營農商漸富。劉榮、劉廷臣、劉廷相做官改換門庭之后，下兩代開始業(yè)鹽，成為大商人，洪洞劉氏是比較富有的宗族。
洪洞晉氏的興起，借助了商業(yè)與科舉，成為士大夫宗族后，并不輕視工商業(yè)。如晉應槐制訂的《祠堂宗范》之“教條”規(guī)定：“讀書入學增廩、鄉(xiāng)舉、進士、升官者旌，某耕商茂盛不蕩費者旌。”把商業(yè)作為與農業(yè)同樣重視的職業(yè)，并不輕視。晉應槐《庭訓子孫箴》指出：“皇天鑒之，佑我子孫；多男多賢，漸大吾宗。蜚聲科第，顯應秩俸；商賈黨庠，俱有命名。”希望子孫產生有名的商賈。由于萬歷時期白銀貨幣流行、商品經濟活躍，洪洞地方與外界的聯系性較強，比較開放，洪洞社會正發(fā)生著比較大的變化，白銀作為“禮銀”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洪洞晉氏宗族生活在一個農商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認識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tài)。
洪洞的日常生活，受到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被禮儀化。洪洞的宗族明前期血緣關系比較松散，祖先觀念比較淡化；由于受到官方推行鄉(xiāng)約的影響，在士大夫根據新儒家復興宗族思想指導下，從事宗族建設，使得宗族因鄉(xiāng)約化而組織化。宗族通過規(guī)約改變族人的生活，使得族人的生活禮儀化。洪洞日常生活的改變受到國家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非日常生活的制約。
四、余論
改革開放新時期，明代的生活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以“社會生活”立意的著作，有陳寶良先生的《明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陳江先生的《明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以“社會風氣”立意的，則有牛建強《明代中后期社會變遷研究：社會風尚理論擬構及運用》（臺灣文津出版社，1997年）等專著，至于論文就更多了。然而，以“日常生活”立意的論文與著作則較為缺乏，其實如從“日常生活”的視角探討生活史、社會史，會有新的發(fā)現與新的歷史書寫方式。本節(jié)嘗試將“日常生活”與“社會風氣”“社會變遷”聯系起來探討，拋磚引玉，既是就教于同行專家，也希望更多的人投入明代日常生活的研究。
（本文摘自常建華著《日常生活的歷史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三探》，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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