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療法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西方應運而生。它的出現(xiàn)恰逢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這種療法初期的追隨者主要是女性心理治療師。這些在職場備受歧視的女性將她們對性別歧視的抗議轉化為動力，為尋求心理治療的女性創(chuàng)造出一種能代替主流心理治療的方案。
心理咨詢師、作家張春在過往的從業(yè)經歷中也意識到了“女性主義”視角的必要性?！翱梢哉f，我的大部分女性來訪者的抑郁都源自女性長期被壓抑的現(xiàn)實。”張春告訴澎湃新聞。
她和我們分享了對心理咨詢行業(yè)本身頗為犀利的觀察。
張春
口述：
在一次咨詢師會議上，一群學界大佬討論一個被家暴的女性案例，其中一位評論說，她“這樣的行為不被家暴才怪”，這個評論讓我嚴重不適。
在我看來，一群業(yè)內專家和同行評論一個被家暴的來訪者，認為她的行為模式是“找打”，這讓我極度震驚。我震驚的是，這樣講缺乏樸素的良知。
更讓我震驚的是，我本以為在場的人，有一些只是不敢直接面對前輩們提出反對意見，但我很快發(fā)現(xiàn)，他們是真的不覺得那樣的發(fā)言有問題。
這件事對我沖擊很大。一直以來，我雖然知道心理咨詢行業(yè)對女性友好程度不高，但這件事還是刷新了我的認知。但在最初的失望和抑郁過去之后，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憤怒。
在我參與的各種心理學行業(yè)交流活動里，我接觸了成百上千的同行，但能讓我明顯感受到，意識到“女性正在遭遇不公”的人，屈指可數(shù)。這件事我銘記于心，時刻提醒自己振作起來，不能把世界就此拱手相讓。
一種可被觸摸的“彌散性”的抑郁
現(xiàn)在抑郁癥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尚不清楚，但隨著人們對抑郁癥的探尋，大量研究資料提示抑郁癥的一大誘發(fā)因素來自心理和社會，尤其是應激性生活事件。
我覺得存在一種“女性抑郁”。
我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一種情緒，一些女性來訪者們會覺得“我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對勁”，“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活得不對，我的感受不對”，她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問題，也沒有遇到什么了不得的事件，或者受到什么具體的創(chuàng)傷，但就是覺得痛苦，并為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愧，甚至覺得自己不該占用我的咨詢時間。
這一類來訪很少向我分享什么具體的創(chuàng)傷，而一種神秘的彌散性的痛苦、抑郁占據(jù)了她們。她們的日常不過是一些平常的小事，并沒有被性侵、家暴或者霸凌。然而，她們感受到的痛苦卻仍然強烈地持續(xù)著。在咨詢中，可能的問題都處理完了，但來訪者還是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
這種感覺似曾相識，這曾經也是我的經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很抑郁，這種痛苦不僅僅因為抑郁，更因為搞不懂自己到底是哪里不滿意，生活到底哪里對不起我，進而感到更加自責：為什么別人這樣都好好的，就我怎么都不高興？
也有人說，這大概是由于女性很容易內化一種受害者的心態(tài)。我不是很理解這種說法：如果我的確就是受害者，那么我所有的心態(tài)就都是“受害者心態(tài)”，這有什么不對呢？那這種“怎么都不對勁”的心情，又是如何自動被內化的呢？
直到有一天，來訪者們面對的每個具體而微的處境漸漸在我面前凝結成為一團霧氣，看到她們的生活在不斷經歷一種空氣般無處不在的致密的規(guī)訓和催折，我終于意識到，這種挫敗感之所以神秘、彌散、強烈且持續(xù)，是因為它是由社會的結構所決定的。
《女性主義療法》書封
也正因為如此，這種催折不是某個人憑借一己之力，憑個人的勇氣、天賦和努力就可以克服的，甚至大部分時間，由于它太普遍，以至于人們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而那一刻，當我意識到，我所有的懦弱、膽怯和抑郁都來自我是一個女性之后，我覺得自己找到了問題的源頭。是女性的身份本身導致了這個困境。而女性和男性存在的這種差異并不天然，它更多是被塑造而成的。
這不是抑郁，這是一種憤怒，或者說，獨屬于父權權力結構下的憤怒。
關于這種彌散性的痛苦，我可以舉一個小例子。之前，我在李松蔚老師的讀書會中做助教，這份工作是需要出鏡的。當課程公開發(fā)布后，我忽然發(fā)現(xiàn)，雖然出鏡的不止我一個，但在書友的社群里，自己卻被很多人評頭論足。這種被點評的感覺是很恐怖的。比如，她說話的時候動作太多了，或者是，張春的衣服可不可以穿得素一點，又或者，說你能不能笑得少一點，張春的聲音太大太刺耳了，等等諸如此類。我或其它女性咨詢師在跟一些男性老師合作的時候，經常性地會受到這種評論，而男老師則通常不會被如此評判。
這其實是一種塑造的力量。
這樣的情景一點都不偶然。過去，這種評論會讓我退縮，但現(xiàn)在我會更嚴肅地看待這種聲音，因為它們不僅僅是針對我的。我此刻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遭遇，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而這種遭遇正是女性的日常。
當然我還是會害怕，就像我小時候，每年夏天，女孩子們一定要相約一起穿裙子，因為第一個穿裙子的女孩子是一定會被嘲笑和攻擊的。所以如果伙伴們失信了，第二天只有我一個人穿了裙子，我就完蛋了。
這當然一部分體現(xiàn)了后天規(guī)訓的力量，如果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童年，就不會有今天對別人品頭論足的擔心和害怕。
在工作中，我不挑選來訪者的性別，但有一個客觀現(xiàn)象是，心理咨詢行業(yè)的從業(yè)者和來訪者，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女性。具體到我，我目前1600小時的工作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時間是和女性工作。
2015年版《一生里的某一刻》書封
當然，我也遇到過所謂很有“直男”氣味的來訪者，但即使面對我不那么喜歡的來訪者，也要保持職業(yè)態(tài)度，這是必要的。而且，我們能找到一個不受社會規(guī)則影響的，不受父權思想影響的來訪者嗎？這太難了，連我自己也受到“厭女文化”的影響，更不可能挑揀所謂的理想來訪者。
因此，雖然我有自己的女性主義價值觀，但我的工作是幫助來訪者去實現(xiàn)他想要的改變，而不是我想要的。
舉例來說，一個男性來訪者，他說：“我現(xiàn)在搞不到錢我很焦慮，我不夠富有，所以我喜歡的女孩子不喜歡我，我希望你幫我修理一下這個女孩子?！边@在我看來是一個很不靠譜的想法。所以首先我會澄清：我沒有辦法修理你周圍的人，除非她自己認為這是個問題，她來找我?guī)兔Α?/p>
我問他：這個女孩兒對你造成的困擾是什么？
他說：我沒法讓她做我的女朋友。
我說：那你覺得她怎么樣才有可能做你女朋友？
他說：我要變得更有錢。
我繼續(xù)問：那你能通過什么辦法讓自己變得更有錢？
他說：我現(xiàn)在沒有辦法。
我說：如果經濟狀況暫時是這樣的話，你有沒有什么其他線索，也可能會讓她喜歡上你？
然后也許他就會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在這樣的工作中，我是在試圖糾正他嗎？我覺得沒有。我還是在跟隨他的角度，從他想要的方向去服務他。
他接下來就不會再單純地想我怎么才能賺到錢，然后讓“這些女人對我俯首帖耳”了，他沒有往這個方向去的話，那么我確實是影響了他，雖然我沒有直接告訴他，“你是在受那些看不見的男女相處模式的影響，你要轉變你的父權思想?！?/p>
男女直面“出軌”的節(jié)點不同
出軌好像一直都是很受關注的社會話題，當然也有女性作為婚姻中的不忠者前來咨詢。
不過我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那就是在我遇到的全部來訪者中，當女性作為不忠者來尋來幫助的時候，她們都“處在出軌行為當中”。比如我出軌了，或者我想出軌，但我不允許自己這樣做，或者我不喜歡自己這樣做，她們來尋求幫助，是想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婚內出軌的女性，她們所面臨的沖突往往是很復雜的，而出軌往往只是一個觸發(fā)點，她們的痛苦往往不止于此，她們所遭遇的問題早在出軌之前就已經發(fā)生了。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作為出軌方的男性來咨詢的時候，事情往往已經“暴露”了，現(xiàn)在家里已經“炸鍋”了，女人發(fā)瘋，孩子受傷，老人落淚，現(xiàn)在我很焦慮，我該怎么辦？這種時間節(jié)點上的差異，還是挺明顯也挺有趣的。
面對這種案例我的一個基本思路是，無論出軌方是男是女，其實都是一種夫妻雙方合謀之下的結果。沒有一個普遍性的方法可以遵循，還是要按照具體的案例進行分析。
比如說，一位來訪者對于家庭內外的兩段感情都割舍不下，那我就會問來訪者，這兩段感情分別給了你怎樣的眷戀呢？我的一位女性來訪者對我說，跟情人相處會有戀愛的感覺，會有和在婚姻中不同的，快樂的、被縱容的感覺。
那我繼續(xù)問她，能舉個例子嗎？她說“我一直在拒絕我們發(fā)生性行為，同時我也知道，如果他再進一步地要求，我是沒法拒絕的，但是他按照我的要求停止了，這讓我非常感激。”
這個案例讓我反思：是不是女性拒絕得太少了，以至于當我們拒絕的時候，有人真的聽見了我們的要求，我們竟然會因此而感激，覺得難能可貴。
我說，在兩性關系中，這只是一種基本的尊重，而不能算是一種寶貴或出色的品質，我會跟她分享這種常識。我不確定我的看法最終有沒有幫到她，后來她告訴我她已經對這段關系做出了決斷。
我表達出對這種“感激”的遺憾，對身處痛苦的人來說，這是傲慢的。這種時候我總是感到非常抱歉。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方式表達這個意思。她有可能會因此非常痛苦。也有可能會因此想到：如果只是這樣，我都認為是很好的？那之前自己是處于怎樣糟糕的關系當中呢？
《婚姻故事》劇照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就用“我有一個朋友”開頭吧。她對咨詢師說，“我的煩惱其實不是我出軌了，而是我出軌了但我對此沒有什么負罪感，這件事情讓我倍感壓力?！?/p>
那位咨詢師的回應則是：如果你不盡快離婚的話，你就是在享受這種道德敗壞的感覺。
她因此感到很受冒犯。因為，當一個來訪者來到咨詢師面前，就在默認咨詢師應該是幫助我解決問題的，可現(xiàn)實情況卻是，哪怕是在一個密室中，在一個按理說最安全的環(huán)境里面，你還是會先被道德評判：你出軌了，但你沒有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是會有人感到不爽的。哪怕這個人收了你的錢，應該為你服務，他也想表達他的譴責?！澳阍趺纯梢杂窒硎苡植煌纯嗄?，你怎么能左右逢源，犯所有‘女人’都會犯的錯誤呢？”
所以女性出軌所承擔的道德成本，或者說道德壓力是更大的，這不是一個人個性上、體質上或者特質上的原因，而是人類社會這幾千年來不斷規(guī)訓的結果。
說到兩性所承載的道德壓力并不一致，面對出軌，女性如果能在咨詢室這樣一個密室中說出“我不想婚姻破裂，也不想放棄這段婚外情”這句話，就已經逆天了。但現(xiàn)實中有些男人不但可以公開表達，甚至作為談資吹噓。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渴望忠誠，就能找到忠誠的關系，如果想要開放，就能找到開放的關系。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選擇自己想要的關系，處理好自己的生活。這是我希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們都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我們改善一點，環(huán)境就變化一點。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替受家暴的女性報警是“把小雞扔進河里”
我曾分享過一個案例，一位正在經歷家暴的女性來找我咨詢，我能夠給她的幫助是，一起研究，接下來的一周如何做到不挨打。記者問我，為什么不直接幫她報警呢？是不是只有到了某種程度我們咨詢師才可以干預？
當遇到可能造成他人傷害的惡劣行為，心理咨詢師有突破保密原則去報警的需要，這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在面對的是一個成年女性，她自己也有報警的條件，比如她并沒有被限制對外界的溝通，她可以打電話，也能離開家，但是她沒有報警。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分析：報警是不是她此刻想要的。
比如有一位來訪者，她顯然不但不想要報警，她甚至沒有想過離開她的丈夫。這個時候如果我去報警的話，就相當于“把一只小雞扔到河里去”。盡管她此刻的處境很糟糕，但是在她的感覺里面，如果我貿然地去報警，我把手伸得這么長，反而讓她的處境更加艱難。
通常家暴受害者之所以不能馬上離開，是有很多很復雜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她的自責。她們會反思，“自己今天遭遇這一切，是不是因為我做錯了什么”？甚至在這之前，還有一個更加觸目驚心的，我百分之百，每次都會被問到的問題：“這是家暴嗎？”
對這個觀念做出調整，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家暴受害者得以離開，并不是“突然想通了”，而是“終于成功了”。
《婚姻故事》劇照
我可以用一種更簡單的方式來講述——她的丈夫不由分說地毆打她，和我不由分說地去報警——雖然這樣的類比令人難以接受——但確實都是在違背她的意志。更令人崩潰的是，她的丈夫在毆打她的時候，在對她說“我是為你好”，她也曾經相信了這一點，所以她才會在今天這樣的一個處境里面無法自拔。所以想一想，我們可以以同樣的“我是為你好”的理由去介入她的生活嗎？在原本信任的關系中被背叛，正是她的絕望之所在。
所以，當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如果對象是一個未成年人，我會選擇報警。但成人的情況往往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專業(yè)范圍內多思考一些，盡量去爭取來訪者的利益最大化。
有一些技術流派中，心理咨詢師會強調原生家庭的創(chuàng)傷，強調現(xiàn)狀中的不友好或者沖突的人際關系，都是某種童年創(chuàng)傷的投射。在我的咨詢實踐中，女性主義的理念則能更多地給女性來訪者力量和情感的支持，比如可以讓個體少一些自責。
2018年版《在另一個宇宙的1003天》書封
我想對女性朋友們說：什么辦法能幫你，你就用什么方法。心理咨詢也從來都不是人們自助的唯一工具，它只是工具之一。
甚至心理學這門學科都是很年輕的，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歷程中，這個學科建立以前，心理學的應用方式可能是拜神、算命、作法、測字占卜或者“陽奉陰違”、“自欺欺人”，這些開解和平衡心理能量的方式一直存在。自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學習新的話語和理念以搭建新的認識世界的框架，去讀書，去運動，去做園藝，等等。
另外，選擇咨詢師的過程也沒有必要賦予太沉重的意義，其實這就跟挑理發(fā)師一樣，總要付出一些試錯成本。你在理發(fā)時會聽理發(fā)師的話，因為你不能自己給自己剃頭。但是現(xiàn)在聽他的，也就是試一試，不行就換人。心理咨詢也一樣，它本來就是一個付費的專業(yè)服務，你付錢，咨詢師運用專業(yè)技術來為你服務，來訪者的感受就是服務的完全法則。你走進美發(fā)沙龍，是想要頭發(fā)更加得體清爽，而你走進咨詢室，是在你想要的改變中獲得幫助。你大概不會需要一個對你進行道德審判的理發(fā)師，咨詢師也一樣。來訪者不滿意,這個服務就不行。
最后，話說回來，心理咨詢有很多流派，在咨詢工作中，沒有“女性主義視角”，也同樣可以取得成功。有一些老師所使用的技術并不從性別結構的角度出發(fā)，但是他的工作依然是有效的。換言之，成為一個合格的咨詢師，性別視角可能是一個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
（實習生趙夢圓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美]勞拉·S.布朗.女性主義療法.戴辰忱,譯.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