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牛津英國史》：一部重要學術(shù)著作新譯本的遺憾

《牛津英國史》，[英] 肯尼思·O. 摩根著，方光榮譯，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688頁，138.8元

英國學者摩根（Kenneth O. Morgan）主編的《牛津英國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面世已經(jīng)三十五年了，其間多次重印，2000年和2009年又曾修訂、擴充?！杜＝蛴贰芳嬗胁鍒D版和無插圖版，市面上前者居多。另外，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通識叢書（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ooks）中的英國斷代史系列，大多分冊出自這本《牛津英國史》里的相關章節(jié)，比如《中世紀英國》分冊就是《牛津英國史》第三和第四章合并而成的，《19世紀英國》分冊則是由《牛津英國史》的第八和第九章連綴起來的。

199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書在國內(nèi)第一個中文譯本，最初書名為《牛津英國通史》。中國讀者得感謝愛丁堡大學的狄金思教授的推薦，更要感謝南京大學八位學者的聯(lián)袂翻譯。這些學者多是英國史方向的專家，譯文比較準確，雖然各章的翻譯水平參差不齊。2007年，外研社又推出一個添加注釋但不帶插圖的英文版《牛津英國史》。似乎這些還不能滿足中國讀者的需求，稍后外研社策劃的“英漢雙語百科書系”，又大量引入了上面提到的牛津“通識叢書”中的英國斷代史系列，目前已經(jīng)譯出其中五個歷史時期的分冊。外研社的各分冊譯本，英漢前后對照，讀者用來更趁手。幾位譯者大多專攻英國文學，可見文史不分家。有的譯本添加了大量注釋，個別地方，還指出了英文作者的筆誤。

考慮到《牛津英國史》是一部重要的學術(shù)著作，這些投入是必要的。而且，外研社譯本的確彌補了商務版遺留下的“歷史”問題。舉一個例子，《18世紀英國》分冊，某章節(jié)的英文標題是The Making of Middle England，商務版譯為“中部英格蘭的形成”，外研社的則是“英國中產(chǎn)階級的形成”，顯然后者更符合原意。當然，也有一些疏忽，兩書都沒有糾正過來。比如，十八世紀英國部分的另一標題，Industry and Idleness，商務版譯為“工業(yè)和失業(yè)”，外研社是“工業(yè)和賦閑”，措辭略有變化。其實，作者朗福德（Paul Langford）在這里借用了當時英國著名畫家霍加斯的作品標題，可以翻譯成“勤勉與懶散”。這一部分先列舉水陸交通、城鄉(xiāng)等各方面的“改良”（improvements），再來論述貧窮、犯罪等問題以及政府和教會的應對舉措，實在和“工業(yè)”沒太有關系。朗福德后來將《牛津英國史》的相關部分（也就是第七章），拓展成了八百多頁的著作《溫文爾雅的經(jīng)商之民》（1989），這本書的第四章再次使用“勤勉與懶散”這個標題，還為此配了一幅漫畫版的霍加斯原作：織機旁站著兩個學徒，一個兢兢業(yè)業(yè)，另一個無所事事。

舊錯未糾，新錯又增

近來得知，摩根主編的《牛津英國史》又有新譯本面世（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年版，譯者為方光榮，以下提及的具體頁碼，均出自這個版本，簡稱方譯本）。趕緊購得一冊，對照原著，驗證自己的理解?？吹健肮I(yè)與閑暇”的標題，不免有些失望。接著再挑幾個標題，大吃一驚，不僅沒有進一步“糾錯”，反倒生出不少新的謬誤。方譯《牛津英國史》第341頁的標題，“知更鳥統(tǒng)治的興起”，英文是The Rise of Robinocracy，商務版和外研社版的翻譯均準確，并且添加了相關注釋。Robin是當時首相的昵稱，全名叫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Robin之于Robert，猶如Will之于William。順手再指出幾處錯誤。方譯本第238頁的標題，“王室少數(shù)”，原文是Royal Minority，意思是“君主年幼”，指愛德華六世沖齡即位。方譯本第275頁，討論伊麗莎白時代的諸種問題，其中所謂“法院貪腐的橫行”，此處“法院”的英文是 court，應譯作“宮廷”。方譯本第109頁，Bastard Feudalism被翻譯成“可惡的封建主義”。這是一個學術(shù)用語，外研社的譯文是“亞封建主義”，并給了注釋，處理恰當。這個詞指中世紀晚期的封建主義，它不再是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而是轉(zhuǎn)變?yōu)橐灾Ц冬F(xiàn)金為條件的扈從制。不妨直譯為“變種的封建主義”。

在方譯《牛津英國史》中，同一個詞，有的地方翻譯正確，換了一處，卻譯錯了。比如第324和325頁，譯者用了“鄉(xiāng)村黨派”和“鄉(xiāng)村意識形態(tài)”等說法；“鄉(xiāng)村”的原文是country，理解無誤，但是到了第341頁，卻成了“國家輝格黨人”。Court和前面提到的Country，都是英國十七世紀歷史的重要詞匯。宮廷黨和中央政府相涉，鄉(xiāng)村黨和地方權(quán)力精英牽連，“宮廷”和“鄉(xiāng)村”，“在朝”和“在野”，逐漸成為政治、心理和道德上的對立物。再來看一個例子，方譯本第339頁提到“《結(jié)社法案》”，到第349頁變成了“《公司法》”，譯者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兩個法令是同一個英文詞組，Corporation Act。查理二世復辟后頒布《市政法》，其目的是要求市鎮(zhèn)政府機關的供職人員必須采用國教的圣餐儀式。

還有一類失誤，順便提一下。方譯本第315頁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間，譯者漏掉了原書的小標題，“君主制的復辟”。更有甚者，方譯《牛津英國史》472頁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間，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三行文字：

我們在非洲大地奮力前行一步步頑強行進

邁前腿跟后腿

戰(zhàn)場上絕不后退（這段詩沒頭沒腦）

不知道譯者采用了何種版本。筆者手頭的，是2009年的插圖修訂版，此處配搭了一幅布爾戰(zhàn)爭時英軍安營扎寨的照片，照片下方，有上面的三行詩句，算是對照片的說明。編者摩根在前言中曾說，“這些插圖不是孤立的裝飾品，也是對關鍵歷史事件進行解釋的重要資料”。想必譯者沒將它和正文分開，一并翻譯進來了?？杉幢氵@樣，括號里的“這段詩沒頭沒腦”，究竟來自何處？

從中世紀英國到斯圖亞特王朝

我沒有通讀這個新譯本，錯誤應該遠遠不止這些。下面以幾個英文版《牛津英國史》為基礎，選取其中幾章來談談自己的理解。一部英國史，十個作者撰寫，處理手法，迥然有別。中世紀英國由兩位作者撰寫。中世紀早期部分（1066-1290年），寫法較為傳統(tǒng)，從征服者威廉到愛德華一世，先按順序逐個介紹。而中世紀晚期部分（1290-1485年），作者格利菲斯（Ralph A. Griffiths）以“戰(zhàn)爭”為主線，將龐雜的內(nèi)容貫穿起來。這部分總共分為四節(jié)，第一節(jié)標題是：“英格蘭的戰(zhàn)爭，1290-1390年”，第三節(jié)，“繼續(xù)戰(zhàn)爭，1390-1490年”。如是觀之，從《理查二世》到《理查三世》的莎劇，儼然就是一部“戰(zhàn)爭史”。作者在導論中解釋：盡管這段時期充滿動蕩，但研究者不必總是按著時人的看法和感受來評價歷史，“戰(zhàn)爭也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一面，……它賦予了英國人一種敏銳的民族身份感”。果然，最后一節(jié)的標題就是，“走向民族統(tǒng)一”。

在2000年的“修訂版”《牛津英國史》中，蓋伊（John Guy）的都鐸王朝部分改動最大。作者添加了六七個章節(jié)標題，將“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主題，很自然地融入君主敘事中；另外，伊麗莎白時期原來是一節(jié)，現(xiàn)在分三個章節(jié)論述，層次更清晰。蓋伊以為，歷來史家評論瑪麗女王，往往有欠公允。他提供了一個細節(jié)，通觀瑪麗和伊麗莎白兩朝，火刑受害者的人數(shù)，實際不相上下。瑪麗也曾試圖建立一個“共識的政府”，當時未見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化，王位也算穩(wěn)定?，旣悶楹问∧兀?984年版中提到的兩個原因，作者已經(jīng)刪改，“修訂版”更強調(diào)議會的作用。起初，女王試圖回歸天主教的舉措，并未遇到多大阻礙。議會中的世俗地主，對宗教信仰不太關心，完全取消了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時期的宗教立法，并重新頒布了宗教異端法。當然，他們唯一的條件是：決不歸還1536年以后被沒收的教會土地。瑪麗女王甚至自掏腰包，為教會贖回了一部分地產(chǎn)。最終的沖突，也是由于大多數(shù)議員拒絕罰沒八百多名外逃新教徒的地產(chǎn)。作者在這里強調(diào)“解散修道院”（方譯本為“解散教會”，不夠嚴謹）帶來的深遠影響。這一事件被某些史學家稱為“大掠奪”（the great plunder）。很快，這些財富就被亨利八世散盡了，除了龐大的軍事開支，主要分給了世俗地主。大宗地產(chǎn)的轉(zhuǎn)移和重新分配，舊土地貴族的衰落和新鄉(xiāng)紳階層的興起，這些因素最終引發(fā)了下一個世紀的內(nèi)戰(zhàn)。

第五章都鐸王朝部分的結(jié)尾，專門添加了兩個醒目的標題，“【這是】黃金時代么？”，“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作者從內(nèi)政和外交等方面，指出了伊麗莎白時期的弊端：寥寥無幾的歲入，混亂的地方政府，腐敗的宮廷（如賣官鬻爵，出賣專賣權(quán)和壟斷權(quán)等）。最嚴重的是稅收制度的衰落，大臣偷漏稅甚為猖獗。王室的土地，分封拍賣殆盡，這就迫使后來者不得不積極改革稅收制度，否則無法應對任何戰(zhàn)爭。作者最后說，這些弊病也許只有等到內(nèi)戰(zhàn)和共和國時期才能得以糾正，顯然是為下一章做了鋪墊。

接下來的斯圖亞特王朝部分，就要來回答英國革命的成因問題。通過閱讀莫里爾（John Morrill）的分析，中國讀者可以體味一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修正派史學”，他可是個重要的代表人物。這一派斥責輝格派憲政闡釋的目的論，同時也抨擊社會經(jīng)濟解釋的機械決定論。斯通（Lawrence Stone）曾言，解釋英國革命的學者，不外乎兩類，一類相信它背后有或大或小的原因，另一類則認為，這純粹是一次“交通事故”。盡管認為“交通事故”的比喻不太恰當，莫里爾還是解釋道，“英國內(nèi)戰(zhàn)更多地是由于駕駛員的過錯，而不是機械失修而造成的”。作者認為，對這次“大叛亂”的回溯，不必早于查理一世即位的1625年。至1637年，查理一世的權(quán)力達到頂峰，預算收支尚可維持平衡，社會政策也行之有效，“臣民對國王的忠順程度，前所未有”。此后，國王犯了一系列的決策錯誤，比如，“本應該避免投入一場沒有必要的戰(zhàn)爭”，卻在1639-1640年兩次籌劃入侵蘇格蘭。1640-1642年，某些議員激進地解釋憲法，莫里爾認為，憲政爭論是極為有限的，多數(shù)人并不關心，而且由于皮姆的過激行為，有些議員已經(jīng)轉(zhuǎn)向支持國王的立場。也就是說，在1642年的英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和平立場，或是中立態(tài)度。莫里爾認為：宗教是內(nèi)戰(zhàn)的根本原因，“正當大多數(shù)人惶惶不安地謀求妥協(xié)時，少數(shù)人卻在熱情地為了宗教而進行武裝戰(zhàn)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他的《英國內(nèi)戰(zhàn)的宗教背景》。

視線放短，轉(zhuǎn)向?qū)m廷內(nèi)部斗爭、政府職能以及外部戰(zhàn)爭等，這無可厚非。但必須承認，別的視角，也自有道理。十七世紀的親歷者們已經(jīng)開始多角度地研究內(nèi)戰(zhàn)了?？死瓊惗夭粽J為，“大叛亂”是短期、偶然性因素導致的，霍布斯則從思想意識角度來解釋，而哈林頓斷言，內(nèi)戰(zhàn)源于政治結(jié)構(gòu)未能適應新的經(jīng)濟現(xiàn)實。眼下，印刷品、手稿、文獻資源的數(shù)字化和網(wǎng)絡化，大大拓寬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哪怕舊話題，也可以在新語境和新方法中加以重新討論。

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部分的特色與遺憾

十八世紀的英國歷史，非常復雜，朗福德的點評，精準到位。不妨舉兩個例子。喬治三世和首相布特，對前朝的輝格黨家族懷有“個人仇恨”，故將紐卡斯爾等驅(qū)逐出政府?？蛇@位來自蘇格蘭的首相，面對勁敵的反攻，居然匆匆退居幕后，結(jié)果授人以柄，造成此后二十年復雜多變的政治模式。這些分析，依稀可見納米爾（Sir Lewis Namier）的影子，但朗福德又能放寬視野、更進一步。關于“威爾克斯事件”的歷史意義，他指出，老輝格黨人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來報復喬治三世，包括煽引以中產(chǎn)階級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但是“如果沒有統(tǒng)治階級中極有名望人物的配合，與威爾克斯有關的民眾動亂，就不會顯得那么重要了”。

十八世紀部分，如果由兩個學者撰寫，將會更加精彩。克拉克（J. C. D. Clark）在《英國社會：1660-1832》一書中指出，漫長的十八世紀，英國依然是一個傳統(tǒng)保守的農(nóng)業(yè)社會，保王思想占優(yōu)勢，國教占主導地位，一群享有特權(quán)的土地貴族，牢牢地把持著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命脈。此時的英國，同其他歐洲大陸的國家無甚區(qū)別，都處在“舊制度”的統(tǒng)治下。以朗福德為首的歷史學家則指出，盡管英國社會由貴族、國王和教會來把控，畢竟“光榮革命”后的格局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英國國教的地位，也絕非不可撼動，至少它要同各種各樣不從國教的思潮抗爭和對話。商業(yè)、金融和工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巨額的財富，這些必然要改變原來的等級制度，社會的流動性變大，中產(chǎn)階級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克拉克代表了當下學界對“世俗化進程”的挑戰(zhàn)?！芭f制度”本來專指大革命前的法國。寬泛地加以解釋，它既指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也包括近代以來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quán)制。這樣看，它和朗福德筆下的“中產(chǎn)階級的崛起”也不沖突。其實兩者的結(jié)合，已經(jīng)融入貝利（C.A. Bayly）的《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1780-1914》（2004）中。貝利在第一部分論述“舊制度”向“現(xiàn)代性”的過渡，同時也分析“世界范圍內(nèi)的溫文爾雅的經(jīng)商之民”。當下有關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研究，民族史、帝國史和全球史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

在《牛津英國史》各章中，寫作最為枝蔓的，要算十九世紀的上半部分，也就是，第八章：“革命與法治，1789-1851年”。作者哈維（Christopher Harvie）先來了一番史論：“法治”這樣的傳統(tǒng)，可以消解工業(yè)革命引發(fā)的后果，尤其化解那些創(chuàng)建新政治制度的企圖；它還能“收編”或者“融合”各類社會團體（“融合”是最后一節(jié)的標題）。此處的“法治”，主要指一套創(chuàng)建高效政府的思想體系，它原產(chǎn)于蘇格蘭。如果作者能夠比較緊密地扣住這個線索，全文就會更緊湊連貫。畢竟，政府改革是十九世紀的重頭戲。1834年成立中央濟貧法委員會；1839年組建樞密院教育委員會；1849年，管理消費稅、印花稅和賦稅的三個委員會，被并入國內(nèi)稅務委員會；更不必說那個還要對出生、死亡和婚姻等進行調(diào)查的內(nèi)務部，甚至作者開篇提及的“國家地形測量局”，這些機構(gòu)統(tǒng)統(tǒng)屬于近來史學家所關注的“政府管理的科學”。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十九世紀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九章：“自由的年代，1851-1914年”），作者馬修（H. C. G. Matthew）依然是在政府革新的框架下來撰寫的。他所用的章節(jié)標題十分醒目，“新的國家觀念”（“國家”的原文是state，也可以譯作“政府”），“新舊自由主義”、“關稅改革”等等。

結(jié)語

在1984年的序言中，摩根對英國民眾“濃厚的愛國主義”信心滿滿。在后來的修訂版中，他不得不承認，英國民族特性的某些重要組成部分，已經(jīng)變得相當脆弱?！白呦蚯ъ辍币还?jié)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講，布萊爾代替了戴安娜王妃的位置”。布萊爾曾三次出任首相，在工黨歷史上絕無僅有。不過，2009年版的“跋”中，已有讖音：工黨的第三次大選“雖勝，卻猶如失敗”。2010年大選，工黨丟掉了議會多數(shù)。

借助對歷史的記憶來傳承民族精神，這是《牛津英國史》舊序和新跋的期盼。布萊爾的接班人布朗，不僅是能干的理財家，還是個歷史學博士，摩根殷切希望，他的領導將有助于加強民族團結(jié)。其實，那個“不太循規(guī)蹈矩”（maverick）的保守黨人約翰遜，也曾是歷史專業(yè)的學生，2008年當選倫敦市市長，摩根為之嘆息不已。眼下，約翰遜已經(jīng)領導英國“脫歐”，摩根一定不愿意看到，蘇格蘭因此而再來一次“脫英”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