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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必須成為應用科學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曾寫下皇皇十數冊巨著《世界文明史》,而他為我國作者所熟知的是那部《哲學的故事》。

【編者按】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曾寫下皇皇十數冊巨著《世界文明史》,而他為我國作者所熟知的是那部《哲學的故事》。近日,中信出版集團推出了威爾·杜蘭特系列:《哲學家》《哲學課》《追求幸?!贰渡囊饬x》,本文摘自《哲學家》一書第七章《哲學的作用》。

如今,許多人一提到哲學就無精打采,他們寧愿以這個詞的出現為借口,中止繼續(xù)討論。在當今繁忙的日子里,沒有人敢談論哲學,除非先致以歉意。哲學家自己也已經察覺到,他們的思考與實際事務相去甚遠,以至在大多數場合,他們已經不再試圖把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聯(lián)系起來。在那些實干者看來,哲學不過是先驗辯證法迷霧中的一次空中旅行,或是超自然宗教無效的道德化替代品。哲學曾經是所有思想和探索的主人,如今,哲學已淪落到無人尊重的境地。

除了承認這一指控,別無他法。這是事實,也是中肯的說法。只有帶著同樣親密感的哲學愛好者才知道,哲學已經從她古老的神壇重重地跌落?;仡櫹ED,我們發(fā)現哲學是對智慧的真正追求,是對生活方式的討論,是為自我批評而做出的非常認真的努力,是對個人和社會福祉及其手段的了解,是為社會制度實現其倫理目的而自覺地指明的方向。當時的哲學和生活是相互關聯(lián)的,如同當今的力學跟高效的建設密不可分一樣。即使在中世紀,哲學也意味著協(xié)調的生活和綜合的行為。即便經院學者被諷刺為“蜘蛛結網”,他們的思想也比大多數現代哲學家更貼近生活。

哲學從她早先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中跌落,是現代思想家過于強調認識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笛卡兒在努力調和他對機制的信仰和他安撫耶穌會士的愿望時遇到的困難。在培根、霍布斯和斯賓諾莎明朗的機械主義哲學中,主客體關系、知識的有效性、認識論的現實主義和唯心主義等問題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這不是為機械主義或唯物主義辯護,而是為了呼喚更好的哲學遠景。)這些人(扣除培根對神學的微妙敬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說出了自己的意思。他們自然而然地假定,思想的有效性是由行動而不是理論決定的。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哲學的終極目的不是分析,而是綜合;不是對經驗的理性分類,而是對生活的理智重建。事實上,當一個人在現代投機的曲折、近乎隱蔽的過程中追蹤這一線索時,他會發(fā)現似乎認識論發(fā)展的相當一部分,是由作為痛苦轉型的受害者的震撼、妥協(xié)和默默無聞構成的。文明正在從一種智力基礎轉移到另一種智力基礎上。在這些奇怪的認識論擁護者中,宏大的過程令人不安地發(fā)展到一種半意識狀態(tài)。他們是裝滿新酒的舊瓶子,而悲劇在于他們對此心知肚明。當新世界正危險地闖入他們的視野時,他們仍然忠于舊世界。他們從舊的說辭中找到一種可憐的慰藉,那是死亡哲學的舊工具。在重新調整的痛苦中,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種程度上自欺欺人。

這就是他們?yōu)楹稳绱肆钊穗y以理解。甚至像桑塔亞那這樣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覺得難以理解,并怒氣沖沖地放棄了他們。最令人困惑的莫過于自欺欺人:讓一個人誠實地面對自己,他可能會有相當的理解力和成就;但讓他自欺欺人,他可能會寫出一千條評論,永遠也不會被人理解。確實,他們當中有些人并不想被人理解,他們只想被人信任。例如,當發(fā)現無人理解自己時,黑格爾一點兒也不吃驚;而有人能理解他時,他反而陷入悲哀中?;逎y解,能掩飾累累罪行。

自欺欺人之外,還有駭人聽聞的歷史主義(歐肯稱之為歷史主義),即為了自身利益而對過去奇怪的、死板的興趣,對理論經典的文本和理論細節(jié)的細致入微的鉆研——對哲學的指控進一步加深了,它被斥為富有的有閑階層的無用玩物,并因而得到有閑階層的進一步重視。我們似乎不能理解,過去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消亡,又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對想象力的拖累——敢于設想一個不同于過去、更美好的未來。哲學太執(zhí)迷于鉆研各種陳舊過時的體系的細枝末節(jié),而在對于過去融入現在和奇跡般的未來的研究中,其創(chuàng)造性又是如此稀缺。大多數人都有對未來置之不理的不屈不撓的習慣,他們喜歡過去,因為未來就是一場冒險。當今的大多數哲學家亦如此,他們喜歡寫關于康德的分析,關于貝克萊的評論,關于柏拉圖神話的討論。他們仍然是死記硬背的學生,并未成為思考者。他們不知道,哲學的工作既在街頭,也在圖書館。他們沒有認清也未能理解,哲學的終極問題不是主客體的關系,而是人類的苦難。因此,哲學家,尤其是當今的大部分哲學家,理所應當被斥為生活在如此繁忙的世界中湊熱鬧的閑人。

在柏拉圖時代,哲學是至關重要的,它是如此有影響力,以至有些哲學家被放逐,另一些哲學家被處死。今天的人,不會再想著去處死哲學家。這不是因為人們對殺戮比較敏感,而是因為沒有必要殺死那些活死人。

作為控制手段的哲學

畢竟,這不是一個茶余飯后的話題,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們又回到富麗堂皇的圖書館。我們坐在這里,經濟上有保障,衣食無憂,可分身學習、報告、幫助、陳述和解決問題;在我們之下,數以百萬計的人把我們高高舉起,以便我們可以為他們窺探他們看不到的東西;千百人犧牲,以便我們可以找到使其他人自由的真相。那我們做了些什么?我們創(chuàng)造了些詞語,如“存在即被感知”“先驗綜合判斷”“萬事皆空”;我們用康德的鴻篇巨制填充哲學世界;我們花了兩百年研究認識論。無疑,唯一需要我們去做的體面事情是:哲學或者對社會極為有用,或者根本無用。如果哲學無用,我們將拋棄它;如果哲學有用,我們必須尋求并揭示其重要功用。我們一直有幸學習、思考、旅行和了解世界?,F在,我們站在世界面前,仿佛什么都沒有做,仿佛什么都不能做,仿佛什么都不應該做。我們是行家里手,被要求指點迷津。我們報告的卻是沒有什么是可看的,也沒有地方是可去的,甚至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智慧的莊嚴責任。

現在,是我們把知識問題,甚至是知識的有效性問題交到科學手中的時候了。我們是怎樣認識的,什么是知識的過程,什么是“真理”——這些都是事實問題,都是心理學問題,不是哲學問題。老子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本拖窀∈康乱粯樱斔惶柮杀坞p眼時,他把臉轉向了地球。所以,我們將不得不忘記我們的認識論天堂,記住地球母親;我們將不得不放棄令我們沉醉的德國謎題,在社會目標這類問題中扮演鮮活的角色。哲學家必須再次學會生活。

哲學被要求走向生活,這個新方向畢竟只是實用主義的一種發(fā)展,行動是思想的驗證標準和意義——威廉·詹姆士在個體化方面得心應手。如果哲學有意義,必將是生命意識到自身的目的和可能性之時,它就必須是為了生活而交叉審視生活的生命,它就必須是對社會運動方向的獨特遠見,如同有意識進化中的智慧重建一樣。人類發(fā)現自己置身于變化之流,他研究這種流變的運作規(guī)則,通過研究,他變得清醒了。清醒后,他開始控制,在控制中,他開始直面所有的問題。

這是為了什么?他想去哪里?他想成為什么?于是,人在綜合實驗中把他的整個經驗放在面前。然后,他探索意義,尋找價值,努力觀察和確定他的過程和目標;然后,他成了哲學家。把這些目標問題和過程問題看作社會提出的問題,哲學的社會功能就顯現出來??茖W啟發(fā)手段,哲學啟發(fā)目的??茖W提供信息,哲學必須親力親為。哲學家是改造自己的人,哲學的社會功能就是改造社會。

在20世紀的勇敢發(fā)現中,我們是否已經感受到了最大的熱情——目的不是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們身上?雖然言簡意賅,但這是獨立的宣言,它解放了被束縛的思想,并敢于進行一切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人類終于長大了!既然我們已經贏得這項自由,我們該怎么辦?這就是自由產生的問題,它常常是科學怪人。因為,除非自由為生命而創(chuàng)造,否則自由就會消亡。一旦懶惰和懦弱,在一個超越我們無所不能的目標的外在世界之中,我們就只能徒勞地哀號?,F在,我們可以相信神性就在我們自身,相信目的和指導是通過我們來實現的,我們再也不能回避重建的問題了。人定勝天,改造自然。一旦我們相信了不變的環(huán)境——那個繼承了絕對主義的新食人魔(后來成為一個自由放任的時代),我們就會認為智慧在于滿足它的所有要求。現在,我們知道環(huán)境是可以改造的,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改造自身?

這顯然是哲學中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價值問題。如果要改造世界,就必須以哲學為指導。

作為科學與政治中介的哲學

但有人會問:為什么是哲學?為什么科學不行?哲學夢想之時,她哺育的科學一個接一個地從她身邊溜走,潛入事實和成就的世界之中。為什么不要求科學引導我們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因為科學正在日益碎片化,不同學科間越來越缺乏協(xié)調,也日益喪失整體性。我們的工業(yè)體系強化了勞動分工,就像手工行業(yè)一樣,幾乎到了愚蠢的地步:讓一個人尋求對某件事的一切了解,但他很快就會對其他事情一無所知,效率會吞噬這個人。由于科學的碎片化,偉大的動物學家會用幼稚的愛國主義談論戰(zhàn)爭,而杰出的電氣專家則在傳感紙上描繪他們去極樂世界的聳人聽聞的細節(jié)。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破碎、協(xié)調衰落的世界,我們陷入仇恨和毀滅的混亂之中,因為綜合思維并不流行。

以壟斷問題為例。我們向科學征詢應該怎么做,而在傾聽了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律師和心理學家的意見后,我們的情況幾乎一點兒也沒好轉!因為這些人全都對其他人的發(fā)現一無所知。我們必須想方設法使這些人互相認識,才能使他們真正地為重大的社會目的所用,我們必須把他們的頭腦融會貫通。我們需要更多的部件和協(xié)調器,更少的分析器和累加器。專業(yè)化正在使哲學家成為頭等重要的社會必需品。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把國家交到認識論的手中。一點兒也不。那種必須被培養(yǎng)出來的哲學家,將是非常接近生活的人,他不會花太多時間分析問題。他能察覺到行動的召喚,并會自動地拒絕所有不指向行動的知識。他的基本特征是:他將為那些與物質重建有關的科學發(fā)現,而不是與人類本性的秘密有關的發(fā)現而駐足。他將了解生物學和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基本知識,在他身上,這些長期分離的科學將再次相遇,并彼此交匯,相互滋養(yǎng)。他將忙于與孟德爾和弗洛伊德、薩姆納和維布倫齊頭并進,并將憤慨地無視絕對主義。他將研究他所處時代的需求和迫切需求,他將思考人們創(chuàng)造的烏托邦,他將從中看到政治理論的暗示性偽典,并將從中了解人們的終極渴望。他將清醒地看待現實,找到立竿見影的著力點。有了這一著力點,他就能協(xié)調自己的思想,把科學聚焦于這一目標。因此,科學不再僅僅是創(chuàng)造性和教育性的,而是預防性和建設性的。如此強大和貫通的他,將傳揚他的福音,不是對學生講神,而是對政治家講人。

因為我們再一次(一次又一次)來到柏拉圖面前:除非智慧和實踐能力、哲學和政治才能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否則人類的苦難是不會減輕的。想一想科學家的學識和政客的無知,你會看到所有這些焦躁自大的人,以每年約一萬條的速度制定法律。在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里,你會看到那些安安靜靜、默默無聞、酬勞微薄的探索者。除非能通過協(xié)調和指導把這兩個群體結合在一起,否則社會將永遠停滯不前,不管它如何移動。哲學必須站穩(wěn)腳跟,它必須成為科學的社會先導。說來奇怪,哲學必須成為應用科學。

今天,社會科學之于我們,正如自然科學之于培根一樣:我們首先尋求一種解釋原因的方法,然后根據這一知識,尋求一種改變環(huán)境和人的方法。“我們生活在政治科學的石器時代,”萊斯特·沃德說,“在政治上,我們仍然是野蠻人?!蔽覀兊恼芜\動是在沖動中構思的,是在情感中發(fā)展起來的。它們以分化和分裂告終,因為它們背后沒有思想。誰將為這些本能提供思考,為這種能量指明方向,并照亮這種虛擲的熱情?我們的年輕人只會空談理想,而我們的政治家只會談論事實。那么,誰來把一方的語言解釋給另一方聽?如果不是既創(chuàng)造哲學又來自哲學創(chuàng)造的整體感,那么政治家還需要什么?我們說,正如沒有政治家才能的哲學就是認識論,沒有哲學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哲學家的作用,就是傾聽今天的科學,然后思考明天的政治。哲學應該活在當下。“選擇使人類適應了昨天而非今天的境遇”,有意識進化的有組織的遠見,將使人類適應明天的情勢。一盎司的遠見,抵得上一噸的道德。

《哲學家》《哲學課》《追求幸福》《生命的意義》,[美]威爾·杜蘭特著,劉軍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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