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知識傳播的歷史學應該如何“敘述”？

歷史學從其初始之時起，就以向后人敘述前人的生活故事為主要特征?，F代史學形成以來，受社會科學全方位的影響，更兼學術制度的推波助瀾，致使其越來越走向了社會科學式的、對前人社會的解剖分析，冷落了它的敘述本職。以至當今史學論著基本上只針對學術圈內人寫作，絕大多數非圈內讀者不得其門而入。近年來，已經有學人開始反思這種學術理路的利弊。同時，隨著國力提升，國人的文化自豪感與對民族歷史的興趣大增，新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也大大降低了民眾參與歷史題材寫作的門檻，這一切都推動著我們來認真思考“敘述”在歷史學發(fā)展的地位。

為了回應社會文化演進的這一新動向，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包偉民教授的倡議下，由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主辦，于2020年11月6日至8日，在長沙召開了一場以“宋代歷史敘述”為主題的小型工作坊。參加討論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包偉民、張亦冰、王楊梅、年慧龍，浙江大學歷史系的陸敏珍、吳錚強，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的何兆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鄭慶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申，以及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閆建飛、謝一峰、王菲菲、黃曉巍等學者。

在會議開場的主題匯報中，包偉民比較全面地就史學研究者走向敘述可能面臨的問題，提出了幾個可供討論的議題。在后續(xù)場次的發(fā)言中，與會學者從各自的論文主題出發(fā)，回應并深化了那些議題。

與會者合影

一、歷史敘述的重要性

究竟什么是“歷史敘述”，我們要討論的敘述概念，與早已有之的“通俗讀物”有什么差距或區(qū)別？僅僅把文字寫得淺近一點，把學術概念解釋一遍，是否就是敘述？討論歷史敘述的意義何在？包偉民首先提出，開展對“歷史敘述”議題的討論，是時代給我們提出的要求。一方面，現在的大學本科已經屬于普及教育，畢業(yè)后許多學生并不從事專業(yè)相關的工作，只有一部人要從事學術研究，兩個不同的聽課群體并在一起，高校教師應該怎么講課？再者，進入信息時代，本科生運用網絡資源獲得的知識，比教師在課堂講授的更為詳細，教師應怎么講課才能使學生愿意聽、有收獲？另一方面，我們與學生、讀者之間，存在知識結構的差距、對知識要求的差距，我們在敘述的時候，怎么考慮與應對這些差距？

與會學者無不認同歷史敘述的重要性，并從幾個不同的側面作了強調。陸敏珍認為歷史敘述可以分別從歷史敘述的主體、讀者的類型、敘述的語言三個方面來展開思考，并介紹了敘述概念的學術背景。她援引英國學者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歷史敘述的復興》一文的觀點并指出，原來結構化的分析不足以表現歷史，所以有敘述史學的興起，敘述成為當下的一個潮流。結構化的歷史注重“歷史說了什么”，歷史敘述注重的是“誰在說”，由此歷史就變成歷史學家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的很多陣地也被放棄了，產生了歷史是否具有真實性、客觀性等很多的問題。

吳錚強進一步指出，敘述本是歷史著作之常態(tài)，問題導向的分析性史學才是歷史寫作的特殊形態(tài)，并有異化為學術八股之嫌。如果將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敘論稿》《柳如是別傳》歸入敘述性歷史著作并無不妥。歷史學者敘述性寫作的根本，是要讓敘述重新成為嚴肅歷史著作的體裁。

何兆泉強調歷史是一次性不可重復的，歷史敘述則是對歷史的反復探求。每個時代都有重述歷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研究對象存留的文本之外，與研究對象的現代共鳴，是重述歷史的重要方面。史學求真并不等于只有一種真相的表述，任何敘述包括以客觀真實為目標的歷史敘述都是一種建構。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每一代人甚至每一個歷史工作者都是站在當下的各自立場，尋覓關于過去真相的不同闡釋。歷史學者應該為公眾的知識普及，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如何敘述與為誰敘述

對于“歷史敘述”應如何展開，如何避免“誤導”讀者，與會學者觀察的立足點各有不同，但都認為關鍵在于怎樣把握史家在其中的主體性。

包偉民以如何編寫“宋代史”為例，提出了一個有點令學者們?yōu)殡y的問題，就是相對集中的、貫通的敘述，與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歷史之間的關系或某種矛盾。撰述專題論文是只從一個角度反映歷史，但是編寫教科書則力求全面鋪開。如果要寫作一部斷代宋史，按照傳統(tǒng)教科書的方式來編寫，試圖盡可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社會，面面俱到，平鋪直敘，可讀性就可能不強；但是如果只通過一個角度反映一個時代，忽略其他角度，甚至將歷史演進寫出某種情節(jié)展開的感覺，會不會誤導讀者，使得他們會不恰當地放大這一個側面的地位？如果先給讀者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然后再走向幾條線索的集中貫通式敘述，是不是可以避免誤導讀者？

吳錚強顯然更強調歷史學者的主體地位。他認為學者沒有必要為讀者提供完整的知識，因為現代的任何讀者，都不是通過某一個單獨文本來獲得完整知識的。讀者接觸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敘述，自己會有一個綜合的過程。專業(yè)學者應該把自己的看法表達出來，將自己的學術著作轉寫為敘述性、通俗性作品，不用太顧慮讀者。專為讀者獲取知識編寫的歷史通俗作品、專為傳播特定思想觀念的歷史圖書編纂、專為從市場獲利的歷史題材暢銷書制造、專為保存記憶的民間歷史敘述，都不屬于歷史學者的本職工作。當然參與相關工作屬于任何人的自由，唯不同脈絡的歷史寫作各有其運作規(guī)則，不必相互混淆，各自平行發(fā)展更符合社會合理運作之需求。

陸敏珍同樣主張要重視歷史敘述中的書寫者角色，具體來說，與其去考慮敘述的方法、敘述的面向，還不如強調是“我”在敘述。我不一定要給你一個全面的圖畫，但這是我要這樣講。有一位法國學者曾說過，歷史學家總是想自己能提供什么，結果把自己的陣地喪失了。她還從宋代家禮的書寫探討了敘述者的主體性，指出家禮書寫者的角色既是隱身的，又是在場的。宋代家禮作者并不只是制禮者、注禮者的角色，而是多種角色并存，有時候是時俗與時禮的觀察者與評論者，在書寫中他們會表達自己的立場、態(tài)度，甚至會講自己的偏好、情感。通過家禮的書寫，書寫者將自己的情感有序地展現出來。把家禮僅僅理解為家庭規(guī)范，會忽略了書寫者的在場感。

強調歷史學者的主體地位的觀點，關注的是“誰在敘述”的問題，與此相對的“為誰敘述”也是不可回避的。何兆泉認為，同一個故事面對不同對象和語境的時候，故事的表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歷史敘述也是如此。面對宏大敘述長久幻滅和歷史閱讀趨向碎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們面向誰敘述歷史，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面對誰以及想要敘述什么，很大程度上已經決定了如何重新敘述歷史。

王楊梅還提出了讀者內部的分層問題，指出所謂的“普通讀者”具有多樣性，并非是鐵板一塊的，其中的部分讀者有更高的閱讀要求，他們會從各種渠道去關注專業(yè)歷史學者的研究和敘述。因此，學者也應考慮讀者群體的內部差別。

在“誰在敘述”和“為誰敘述”之間，如何在堅持歷史學者主體地位的同時，既考慮讀者而又不“誤導”讀者？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學者寫作應在表達自我的同時，對讀者作正確的引導。謝一峰引用傅斯年的話提出，歷史敘述的目的是遷就讀者，還是拉高讀者品味，讓讀者對歷史有更好的認識？這是對話方式的問題。

張亦冰認為，學者寫作不考慮讀者是不合適的，我們要考慮讀者的接受問題。比如研究者關注的主題，與考研者的關注、一般讀者的關注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怎么去定位讀者是個問題，但這應該是“引導讀者”，而不是“誤導讀者”。并且，敘述也是學者的自我表達。學者有宣泄和表達自我的需要，除了專業(yè)寫作之外也需要另一種渠道。譬如吳錚強《尋宋》這本書，有讀者評議說不是十萬里讀史，而是讀史十萬里，作者先讀史再走十萬里，是借助遺跡、空間來作自我表達。

站在出版者的角度，鄭慶寰認為出版社在考慮出版某部書的時候，都會考慮讀者定位，然而除非進行調研，又很難明確讀者在哪。因此，還是從作者出發(fā)，把自己最重要的心得寫出來就可以了。王申也認為，對讀者的“誤導”可能是不可避免也不必過于在意的。除非是以環(huán)境史、身體史等特別偏門的視角來敘述，讀者不會將此作為當時的主要線索，他們要獲得主要的歷史線索會去讀其它的書，這樣就不會有誤導。但如果直接寫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敘述”，肯定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會“誤導”。既然如此，學者就應當以輸出為主，不必過度關注讀者最終會形成怎樣的看法。

除了敘述者與讀者關系的問題之外，對于集中敘述與全面敘述間的關系，學者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黃曉巍認為，全面敘述多以政治史為主線而將各種次專題依次羅列，這種方式缺乏內在的結構，各個主題之間或割裂、或沖突?？梢钥紤]在專題敘述中找一個合適的角度來體現整體，比如按照空間、人群活動來分層，將不同的主題安放在不同的層面，規(guī)范彼此的聯系和差別。

王菲菲指出，一部好的通論性敘述作品，需要既有普及性，又兼具專業(yè)性，內容除了政治史以外，還應將社會史、文化史融通進去，關注各面向的呈現及其關系。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呈現對整體性的關懷問題?！秳蛑袊贰飞掀且曰实蹫樾虻募胸炌ㄊ綌⑹?，下篇又是按各個專題全面論述的，實現了二者的結合。集中貫通式敘述犧牲一些面向來呈現專題，故事性比較強，更適合業(yè)外人士來了解歷史。另外，當前的通俗敘述著作對社會史、文化史層面的內容關注度有限。以宗教為例，所呈現的仍是官方史學面向的、識字群體所認知的宗教。但是，只有對整個宋代宗教發(fā)展特點、底層民眾信仰特點、佛教與底層社會互動有整體把握，才能更全面地呈現宋代佛教發(fā)展情況。

三、“敘述”與“分析”的關系

通俗歷史讀物必須以相應的史學研究為基礎，這是常理。但是歷史“敘述”是否與一般意義的通俗讀物存在某種差別？換句話說，由史家來展開對歷史的敘述，是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深對歷史的觀察分析呢？這樣的思考，可能體現了某種史家對分析研究的執(zhí)著，不過“敘述”與“分析”之間的復雜關系的確值得我們關注。

包偉民以其寫作新著《陸游的鄉(xiāng)村世界》為例，舉出了一些例證。他指出，歷史研究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今人不斷加深理解歷史社會的過程。我們在作社會科學式分析時，容易忽略有些東西。但是在具象化的歷史場景的敘述中，原來被我們忽略的一些信息在敘述中就可能會被凸顯出來，反過來幫助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例如關于宋代稻麥復種發(fā)展水平的問題，學者的觀念分為兩派，或認為宋代稻麥復種還比較少，或認為已經較為廣泛。通過對南宋陸游生活場景的敘述，則可以使我們明顯地感受到，至少在浙東山會平原，稻麥復種確實是比較普遍的，水鄉(xiāng)低田種植有小麥是常見的景觀。這就是我們把歷史場景復原之后得到的新信息。

鄭慶寰提出，市場中的通俗史學著作，寫作者包括學院派的專業(yè)學者和非專業(yè)學者。目前比較流行的一個說法是“歷史非虛構寫作”，圍繞歷史上存在過的人物或事件，通過虛構的故事，用經心構建的敘述結構，描繪出符合當時的歷史狀態(tài)。這種用常見的史料以學者不太會用的語言來寫作的寫法，并非完全是非虛構的，但是這種寫法描述了符合歷史的制度情境，清楚有趣，能夠帶領讀者重新訪問歷史場景。

黃曉巍認為，擅長歷史分析的專業(yè)研究者，應該主要思考如何將分析轉化為敘述，基于分析而敘述，這樣做也是對讀者需求的回應。讀者閱讀歷史讀物既要獲取知識，也有讀史明智的需求。問題可能在于，既有的通俗敘述往往稍嫌淺薄，缺乏深度，讀者無法從中感受到歷史學的“明智”功效。優(yōu)秀的史學研究作品有“明智”的功效，但卻是以專業(yè)論著的敘述方式出現的。因此，公眾對歷史學“明智”的需求，與專業(yè)史學論著的精彩分析之間的障礙，就在于“歷史敘述”的方式。學者可以嘗試作論文新編、著作新編，將自己的專業(yè)論著作相應的改寫、簡寫，使其由論著而為科普讀物。學者的長處是深刻、集中、準確，應揚長避短，用分析深化敘述，而不要因提倡走向敘述，就壓下分析。

四、敘述對研究者的新要求

與會學者也都認同，敘述并不是簡單地將既有的史學論著以淺近的語言再寫一遍的事情，事實上，它也必然會對史家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包偉民仍然以其寫作新著《陸游的鄉(xiāng)村世界》為例，談了一些體會。他指出首先敘述并不容易，我們現有的知識結構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對以文獻資料為主要研究資料的學者來說，大家在物質文化的知識明顯不足，寫論文、寫教科書可以跳過缺少資料、知識不足的內容，但是描述一個歷史場景有時就繞不開了，需要調整知識結構。比如撰寫《陸游的鄉(xiāng)村世界》時，農學知識的不足就花費了他不少時間去重新學習補充。所以，敘述并不只是把文字寫淺近，知識結構是需要調整、彌補的。

其次，在寫作能力上，經過多年的史學訓練，我們養(yǎng)成了只追求精確的文風，文采明顯不足，寫不了吸引人的文句。專業(yè)的史學論文寫作，每句話、每個詞都要準確對應某個歷史信息，稍微夸張的詞匯不會用，某些情緒表達也不會了，合理的想象也不敢了。但歷史學是需要有合理的想象的，沒有合理想象，文字容易流入枯燥，史實的復原也不可能深化。

此外還有大局的問題，應該挑什么場景來恢復？專業(yè)學者可以對全局有較為準確的認識，之后選擇合適的議題，力不能及的方面則補充歷史知識，走向細節(jié)。至于怎么讓自己會寫，如果不會寫怎么彌補，怎么通過練習來改進，都是需要思考的。

與會學者還討論了歷史學者介入通俗寫作時需要注意的問題。王楊梅認為，歷史學者可以且應該介入通俗寫作，但是優(yōu)秀的歷史學者并不能立刻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通俗讀物寫作者。通俗讀物的寫作要注意三個方面，一是如何表達。通俗讀物往往將古代的討論對象比作今天社會存在的對象，要求了解當下社會。盡管這會產生認知錯位，但專業(yè)學者也需對此有所了解。二是知識背景的交待與古文的翻譯，要盡量消除讀者閱讀的障礙。三是可以了解當前的“新手段”與“新渠道”，借助科技幫助，實現更好的傳播。

閆建飛認為，沒有文學素養(yǎng)，敘述是寫不好的。一個寫作比較干巴的人來寫通俗敘述，可能就沒人看。需要有擅長寫這些的人來寫，才能起到傳播效果。另外，普通讀者關注最頂層的人或事，追逐熱點或能啟發(fā)民族自豪感的話題。流行歷史讀物也以人或事為中心，以鮮明的觀點吸引普通讀者。通俗作品的區(qū)分不在于雅俗，而在于主題。如政治史、世界史主題的讀者則比較廣泛，超越了雅俗，與政治史或重要人物相關的讀物也比較容易擴散。通俗讀物的寫作最終還是要回到寫作水平上來，寫得好讀者面自然就大。

學者們還進一步討論了歷史學者嘗試歷史敘述時的可能路徑，即如果學者有意從事歷史敘述，應該如何著手？黃曉巍認為，專業(yè)歷史學者不能貿然去寫一部歷史敘述作品，而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在教學中訓練敘述能力，從而確立、調整敘述方式是可行的辦法。

謝一峰認為在歷史研究者與讀者之間存在兩種不同的范式，專業(yè)史學家是問題導向意識的，普通讀者則具有單線敘述導向和朝野八卦傾向。雖然我們說歷史復線的，多線條的，多元的。但是作為一部書還是維系一個單線的脈絡可能更便于讀者的接受。線索太多會讓讀者感到麻煩，甚至造成困惑。從方便讀者的角度來看，通過圖像來傳遞歷史信息，也許是值得進一步嘗試、探索的方向。

王申還提出了敘述會受到史料限制的問題。宋代史料相對豐富，但實際上在某些敘述角度，如社會史角度，許多有關基層社會的可用史料仍然缺乏。敘述在宋史領域是有條件的，就史料的充足度而言，有些領域適合，有些領域不適合。在看起來材料不足以支撐起文章或著作的領域，可以把敘述作為方法或視角。

五、歷史敘述的規(guī)范

與會學者還討論了歷史敘述的規(guī)范問題，并一致認為，歷史敘述雖然與專業(yè)論著不同，但是也應該要有規(guī)范，包括尊重知識產權和提供準確的知識。同時，歷史學者也應該對不規(guī)范的敘述作出回應。

包偉民提出，專業(yè)的史學寫作是分析、研究，與普通讀者的需求有較遠的距離。業(yè)余寫手跟著讀者的興趣寫，迎合市場，他們的文字影響力更大，但大多突顯一點，未能全面觀察歷史。對非專業(yè)寫作存在的片面和偏頗，歷史學者有責任作出回應，不能置之不理。學者可以也應當在恰當的時候以恰當的形式，對“市場式寫作”作一個回應，提醒讀者知識準確性的問題。

年慧龍也認為，學者有義務向大眾提供更準確的歷史知識。專業(yè)學者應對通俗讀物進行評述，也應投入通俗讀物的寫作。公共史學在美國興起時，很重要的作用是解決歷史系學生的就業(yè)問題，提倡受過歷史學專業(yè)訓練的學生投入通俗讀物寫作。業(yè)余寫手采用片段、斷語式的寫作，對史料進行裁剪、翻譯，見解并不深刻，在史料解讀上也存在偏差，并且存在大量參考今人研究而不說明的“洗稿”問題。寫作者不論專業(yè)與否，都應追求真實可信。

吳錚強認為，學者不應借學術研究的名義投市場之所好，不應扭曲學術觀點以媚俗、媚時；對于社會或市場流行的、明顯錯誤且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歷史知識或觀念，學者有責任予以澄清；任何脈絡的歷史寫作都應尊重知識產權，反對利用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參考文獻的洗稿式寫作。

最后，包偉民強調，歷史學應該走向知識傳播，學者應該承擔起敘述歷史的重任，這是從司馬遷以來的歷史學傳統(tǒng)，我們應該延續(xù)這個傳統(tǒng)。通俗讀物的寫作最重要的是傳播正確的認識，學者要有主動的引導性，不能完全為市場、讀者所左右。他鼓勵各位參會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從事歷史敘述的寫作。盡管從分析走向敘述不容易，但是這是值得嘗試的。期待每個人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都寫出一本敘述性、可讀性強的歷史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