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官杜鳳治日記中的晚清官場

【編者按】《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等譴責小說描繪了晚清官場的貪腐殘暴，其實小說中的情節(jié)并非完全杜撰，在晚清廣東州縣官杜鳳治的日記中，很多細節(jié)都能得到印證。杜鳳治（1814-1883），浙江紹興人，1866-1880年在廣東任州縣官?；禄浧陂g，他一直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記錄了考試、催征、緝捕等公務(wù)詳情，還有大量官員任免、官場內(nèi)幕、中外交涉、風土人情、物產(chǎn)物價、奇聞逸事等內(nèi)容。杜鳳治日記現(xiàn)存40冊、近四百萬字，藏于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邱捷教授積20年之功，閱讀、點注這部日記。他隨手摘錄有趣片段，參考其他文獻對日記內(nèi)容進行分析、解讀，著成《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一書，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刊行。晚清官場是怎樣的圖景？州縣官怎樣審案？他們與地方鄉(xiāng)紳如何相處？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就上述問題專訪了邱捷教授，以下為訪談?wù)摹?/p>

邱捷教授

多姿多彩的晚清官場

澎湃新聞：您研讀杜鳳治日記20余年，當年是什么機緣接觸到這部日記，又為什么保持對其的興趣達20年之久？

邱捷：杜鳳治日記何時開始收藏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現(xiàn)在已查不到了。上世紀50-60年代，老一輩學者周連寬、冼玉清都閱讀、引用過這部日記。我相信周先生比較細致地讀過全部日記，但兩位前輩的文章對這部日記的引用都很少。為何幾十年間這部日記沒有起學者注意？我想，這與很長時間內(nèi)中國史學界過于關(guān)注“重大問題”的傾向有關(guān)。這部日記的作者是個州縣官，日記對研究太平天國、洋務(wù)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沒有多少用處，加上分量太大，又很難讀，所以讀和用的學者就不多了。

青年學人何文平（現(xiàn)為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期間（1998-2002），為學位論文《盜匪問題與清末民初的廣東社會》（修改補充后寫成《變亂中的地方權(quán)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收集資料，閱讀和引用了這部日記的若干內(nèi)容。我忝為指導(dǎo)教師，自不能不跟著他閱讀日記的相關(guān)部分。讀開了頭，就覺得其中內(nèi)容很有意思，于是繼續(xù)讀下去。從2006年起，利用日記的內(nèi)容寫了幾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等期刊發(fā)表。200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把杜鳳治日記全部影印，以第一冊的題署《望鳧行館宦粵日記》作為全名，收入《清代稿鈔本》出版。

影印本出版后，張研、徐忠明、陳志勇、王一娜等學者利用日記部分內(nèi)容寫了論著。但大部分內(nèi)容尚未有學者充分利用。估計還是因為分量太大，不好讀。201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商請我對日記做點注，又讀了七八年。做點注必須每個字都認出，每句話都讀懂，做起來不容易，很辛苦。經(jīng)常會為認一個字查多種工具書，或請教幾位書法家，有時還得靠猜。因為杜鳳治寫草書未必規(guī)范，有時還會寫錯字，僅僅認字就夠我煩心的。此外，搞清“誰是誰”更是一個難題。日記所記人物數(shù)以千計，多數(shù)是不見于史籍的小官、幕客、書吏、士紳、庶民等。杜鳳治很少以本名、全名、正式官名稱呼官場人物，多以其字號、綽號、官名別稱、官名別稱之簡稱來記述。如巡撫稱為“中丞”，布政使稱為“方伯”，按察使稱為“廉訪”，道員稱為“觀察”，知府稱為“太守”。有時甚至用更冷僻的別稱（如稱布政使為“薇公”）。同一個稱謂又可能指不同的人，如日記多以“方伯”稱布政使，但杜鳳治宦粵十幾年，其間實任、署理的布政使前后有十幾人，如果搞不清各個布政使的交接時間，就很難知道日記某處的“方伯”指誰，該處大段記述也就無法讀懂了。

我開始點注時已是“奔七”的人，大部分工作是70歲后做的。幸虧廣東人民出版社給了很多鼓勵、支持，柏峰、張賢明等編審、編輯對書稿做了非常專業(yè)、非常細致的編輯。這項工作終于得以完成，一兩個月后，近400萬字10冊的《杜鳳治日記點注》即可出版。我在閱讀、點注時順手抄下一些資料，寫成《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后文簡稱《鏡像》）一書，今年5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在點注杜鳳治日記和寫那部書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助和指點。例如，由于年老和其他原因，我一直沒有到過紹興收集資料，連杜鳳治的卒年也未能查清。《鏡像》出版后不久，紹興市柯橋區(qū)實驗中學鄧政陽老師設(shè)法查到我的電話，告訴我杜鳳治的卒年以及《會稽杜氏家譜》的若干記載，使我可以在《杜鳳治日記點注》出版前補上。

因為日記的內(nèi)容既有學術(shù)價值又很有趣，相信其他學者有時間讀也會不斷讀下去。我還有一個小小的私人理由：先高祖是道光年間宦游來粵的州縣官，與杜鳳治身份、經(jīng)歷很相似，但比杜稍早。我在日記居然發(fā)現(xiàn)幾段關(guān)于先高祖、先曾祖、先伯祖、先祖姑的記載，這就增加了我閱讀的興趣。

澎湃新聞：請您介紹杜鳳治其人，您對他如何評價？

邱捷：杜鳳治（1814-1883）是浙江紹興山陰縣人，舉人出身。1866年起在廣東任過廣寧（兩任）、四會、南海（兩任）等縣知縣，羅定直隸州知州（兩任）和佛岡直隸同知。終其一生，是清皇朝一名中下級文官。

評價杜鳳治，不妨以其日記為主要資料，分三個層次談?wù)?。第一個層次，作為一個人，杜鳳治體魄強健、精力充沛，人也聰明，有較好的心理素質(zhì)，待人接物很正常。第二個層次，作為一個士大夫，他受過系統(tǒng)、嚴格的儒學訓練，學問不錯，對三綱五常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仁政愛民”等等是真心信奉的，立身尚算謹嚴（如一生都不納妾，遠避女色）。他好學不倦，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知識，對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士大夫多。第三個層次，作為一個官員，他勤于公務(wù)、謹慎細心，該巴結(jié)上司的地方從不怠慢，編織官場關(guān)系網(wǎng)更是不遺余力；對治下的百姓不算過分，恤孤憫貧、興利除弊的事（如在羅定州努力防止溺女嬰）也做了一些。當然，他在維護“王法”、維護官府權(quán)威、維護自己利益時對百姓也會很強硬、兇暴。按當日清朝官場的狀況，很難說杜鳳治是清官還是貪官。不過，他在錢銀問題上相當精明，抓緊一切可以獲取收入的機會，該拿的銀兩堅決拿，該花的大方花，尤其是饋送、打點上司的銀兩只會多不會少。他收受“法定收入”（俸祿與養(yǎng)廉）以外的銀錢注意不留把柄，又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所以辭官歸里后，宦囊積蓄足夠本人、家族過上富裕生活。在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不斷擴大對中國侵略的背景下，他一方面不無憂慮、期望抵御外侮，但又同上司一樣既害怕又不了解“洋鬼子”，在咄咄逼人的外國在華官、商面前無能為力，不得不經(jīng)常妥協(xié)退讓。他愿意讀《瀛環(huán)志略》等書，還經(jīng)常讀報，但對世界大勢、近代科技等又不可能有較深入的理解，對官場種種迷信、愚昧的規(guī)矩都奉行如儀。

上述矛盾表現(xiàn)集中于杜鳳治一身，但這又是非常合乎邏輯、完全可以理解的。總的來看，杜鳳治可說是清朝一個標準的士大夫、有代表性的州縣官。如果今天要研究晚清的士大夫或中下級官員群體，杜鳳治是個很有代表性、很值得注意的研究對象。

澎湃新聞：本書書名是《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杜鳳治日記描繪了晚清官場怎樣的圖景？

邱捷：杜鳳治對官場的一切都有興趣，自己也不遺余力地謀取功名利祿，為當官補缺使出渾身解數(shù)。他寫了十幾年、幾百萬字的日記，絕大部分都有關(guān)官場，可說杜鳳治全面、細致、準確、生動地描寫了晚清廣東乃至全國官場的的方方面面。要用幾句話概括這部日記有點難。我覺得，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杜鳳治的日記既反映了大家想象中清代官場的圖景，也反映了不少人們以往未注意，甚至不知道的圖景。

例如，我們以往都知道晚清官場“無官不貪”，官員顢頇橫暴，上下級之間尊卑分明，官員們?yōu)樯侔l(fā)財毫無廉恥、爾虞我詐，等等，這都是真實的，日記提供了大量具體的例證。清代官場上下的利益輸送鏈，或者所謂“潛規(guī)則”，在日記里有淋漓盡致的展示。清朝的制度設(shè)計決定了所有官員都無法靠“法定收入”維持正常的公務(wù)開支，更不用說官場饋贈、賄賂與維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活了。所以，官員們必須千方百計謀取“法定收入”以外的錢銀。從督撫到未入流佐雜的各級地方官員，大小武官，北京的各級京官，乃至“清貴”官如翰林以及學政、鄉(xiāng)試主考等，無不如此。日記有些細節(jié)，還可以讓我們對清朝官場的黑暗、專橫、貪腐加深認識。例如，我們都知道知縣大老爺可以隨時、任意打平民百姓的屁股，但未必知道，盡管清朝王法并未給州縣官殺人權(quán)，但州縣官可以相當隨意地處置疑犯甚至無辜者的生命。日記以平實的語言寫了州縣官使用立斃杖下、站籠、釘人架子以及折磨之法殺人的例子，有些甚至是其他文獻很少提及的（如用釘人架子把人釘死）。

但是，清朝官場又有另一面，包括不少今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細節(jié)。例如，在遵循上下尊卑原則的前提下，官場有一套調(diào)適上下關(guān)系、互相關(guān)照抱團的倫理。上司對下屬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任性妄為，做得過分會有物議，影響威信。個別不顧后果的“牛二”小官，有時可以把官場上下鬧得無可奈何，上司們還得設(shè)法安撫。又如，今人想象中清朝官員彼此交往都會謹言慎行，但杜鳳治日記反映了他同其他官員私下談話時往往百無禁忌。巡撫也會同杜鳳治談?wù)撟约和偠降拿?，議論總督受賄。總督、按察使也會同小官杜鳳治閑談其他官員的八卦新聞。

清朝官府很少為平民百姓著想，官員殘民以逞的事，日記記載不少。但日記又寫了一些今人會覺得驚訝的細節(jié)。如省城有百姓建房時利用巡撫衙署的圍墻做自己的屋墻，以節(jié)省一堵墻的建筑材料，還在撫署圍墻上開窗以利通風采光。督署、藩署等高級衙署內(nèi)竟有很多下層“執(zhí)事人”亂搭亂建的房屋。官府對窮人在城壕一帶的“違章建筑”一只眼開一只眼閉予以容忍?？偠健床焓褂H自過問被審訊官員打傷的未成年“住年”（常年住在雇主家的下層雇工），官府每年都向盲人發(fā)放救助錢文，等等。又如，在今人心目中，州縣官的“家人”（長隨）都是文化不高、借助官威為非作歹之徒，這種看法在杜鳳治的日記可找到不少例證。但也有些州縣官的“家人”比官員還富有，有些“家人”是榜眼的好友，有些“家人”屬于士紳，“家人”還經(jīng)常作為州縣官的代表參與公務(wù)。杜鳳治日記所反映的清代官場圖景是多姿多彩的，日記所記細節(jié)當為事實，至于這些細節(jié)說明了什么，就要結(jié)合各種因素解讀了。

澎湃新聞：杜鳳治日記所記的官員以州縣官為多，《鏡像》也寫了不少州縣官的事。在一般人心目中，知縣大老爺威風八面，有很多機會舞弊貪污；人們又熟知知縣是“七品芝麻官”。杜鳳治日記所記與一般人的認知似乎不盡相同，請您再說說清朝州縣官這個群體的一些情況。

邱捷：您所說的一般人的認知也大體沒有錯。從制度上，知縣出于官僚層級偏下的位置。知縣雖被稱為“七品芝麻官”，但全國只有一千幾百個知縣職位，高于知縣的文官職位全國大概只有幾百、千把個吧，而低于知縣的七八九品、未入流文官職位可能有幾千、上萬個。這樣看來，知縣在清朝文官序列中又不屬于底層。而且，每縣只設(shè)立一個知縣，屬下的文官少則一兩個，多則十個八個?？h衙是“一人政府”，在一個縣，知縣說了算。如果拿今天公務(wù)員的職位不確切地比附一下，知縣相當于縣委書記兼縣長，又兼任財政局長、國稅地方稅局長、公安局長、教育局長兼考試中心主任、法院院長（按制度全縣只有知縣一個官才有權(quán)審案）、檢察院檢察長、主任法醫(yī)（知縣雖不必親自驗尸，但必須到場監(jiān)督，承擔檢驗結(jié)果的法律責任）。當南海知縣時還兼廣州市市長、城管局長、水利局長、省外事辦主任。

知縣的職權(quán)如此多，但屬下卻沒有設(shè)立職能部門，專職專任的下級也很少。大部分公務(wù)經(jīng)費朝廷和上司不提供，知縣必須自籌。這樣看來，當知縣很不容易、很辛苦。不過，知縣基本不為平民百姓提供服務(wù)，他管全縣的教育、考試，其實只管一兩個或幾個書院以及科舉的縣試，對青少年讀書識字的事就不管了。知縣一切施政，就是維護清皇朝的統(tǒng)治秩序，保證按時足額上交賦稅。盡管清朝法規(guī)對知縣的權(quán)責有詳細的限定，但基本上是“紙上空文”。各級上司實際上對知縣也管得很少，有些事是管不了，有些事是知道了也不管。知縣在行使征收、司法等權(quán)力時近乎不受監(jiān)督，所以，確實是威風八面，而且有很多謀取法外收入的機會。不過，知縣的法外收入不能一人獨吞，其中部分要饋送給上司，部分要用于公務(wù)，剩下的才是宦囊收入。當知縣能否不虧累，能否發(fā)財，能否發(fā)大財是由很多因素決定的。

杜鳳治日記兩次引用了流傳于官場的一段順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边@是州縣官們的調(diào)侃。古今中外都經(jīng)常會有人說官不好做，很艱難的。清朝州縣官也確實不容易做，首縣知縣又比一般知縣難做，全省首縣知縣更不是一般官員能勝任的。然而，官員們盡管調(diào)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廣東當州縣官，尤其是愿意補上南海知縣這種要缺、優(yōu)缺，杜鳳治當然也是如此。

因為州縣官的上級基本上是“治官之官”，州縣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和“治事之官”，所以在文官系列中，這個群體很值得重視。然而，州縣官人數(shù)多，品級不高，在一般文獻中又記載不多。杜鳳治本身是州縣官，從州縣官的角度寫下了幾百萬字的日記，其中大量內(nèi)容又寫了州縣官。這部日記大概是存世州縣官日記中篇幅最大、內(nèi)容最豐富的，這就為研究州縣官群體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

杜鳳治在日記中引用的一段“官場口號”

州縣官如何審案？

澎湃新聞：您在《鏡像》中說過，杜鳳治日記“是研究清朝法制史相當獨特、相當有用的史料”，可否再具體說明一下？書中您寫了杜鳳治十幾個審案案例，這些案例反映清朝州縣官審案時最主要的考慮是什么？

邱捷：清朝法制史是相當熱的學術(shù)領(lǐng)域，中外法律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有學者進行研究，成果之多，可以說數(shù)不勝數(shù)。清代的司法文書原件，目前存世的不少，刑部檔案，巴縣、南部縣檔案，新竹、淡水檔案都為學界熟知和重視。還有很多官員、幕客編撰的公牘、公案、官箴書、文集等，都是研究清代法制史重要的資料。但學者較少引用州縣官的日記，除個別學者外（如徐忠明用杜鳳治所記梁寬殺妻案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基本沒人用過杜鳳治的日記。

該日記所記案件大概有幾百宗，涵蓋了《大清律例》大部分罪名。眾所周知，目前我們看到的清代司法檔案，都經(jīng)過書吏、幕客、官員的加工，公牘、官箴書加工的情況就更多了。出于種種原因，這些文獻所寫與真實案情不一定相合。有時，改寫的原因甚至有點匪夷所思。如杜鳳治在廣寧任上，有縣民“爭奪祀神利市花炮相毆”，引發(fā)人命。但上詳此案時司法文書改為“索逋起釁爭毆致死”。本來，“爭奪祀神利市花炮相毆”與“索逋起釁爭毆”于情于法都沒有多大差別，為何上詳時要改動案情？對背后的原因，今人就只能猜測了。于此可見，即使是檔案，其中案情也未必可信。

杜鳳治日記所記案情當然也未必可信。日記所記最大的價值不在于案情真相，也不在于杜鳳治“如何”審案判案，而在于他“為何”如此審案判案。有些案件，杜鳳治把前因后果寫清楚了，有些案件卻寫了一半沒有下文，但每宗案件，杜鳳治都寫了自己對案情的了解、疑問、分析、判斷以及判決的理由。杜鳳治所寫案情是否真實我們今天很難判斷，但他寫自己的思考卻是基本真實的。他往往不顧案情、繞開王法辦案，日記有時寫明了理由，有時沒有寫，但我們可以根據(jù)日記的前后文猜測出杜鳳治為何如此判案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到，清朝州縣官行使司法權(quán)力時的種種考量。

作為清朝官員，杜鳳治當然標榜奉行王法，也不會公然不顧案情。然而，他自己記錄的多個案例，卻沒有遵循《大清律例》來審理，有時也有意忽略案情真相。今人一般認為，清朝官員不按法律辦案都是因為貪贓枉法。杜鳳治即使在行使司法權(quán)時受賄，當然也不會寫入日記。從一些案件看，貪贓枉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有些案件，涉案者都是窮民，沒有納賄能力，杜鳳治也不依法辦理，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賠貼點小錢讓案件盡快了結(jié)，用“貪贓枉法”就解釋不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杜鳳治辦案常用的手法。避免纏訟，客觀上有一定合理性。清朝審理案件，無論原告被告，通常都會先行羈押，以使當事人能隨時赴審。而羈押期間所有費用，包括飲食，都要由當事人自己承擔。但凡打官司，即使按規(guī)矩，涉案各方也都有很多交費項目，而且必然會受書吏、衙役等人的勒索、凌虐。所以，杜鳳治讓案件盡快了結(jié)，甚至不正式進入司法程序，未始沒有為當事人著想的因素。

但州縣官做事，大都不會太多為小民著想。杜鳳治繞開王法審案，當然首先是為自己考慮。一些大案、重案進入司法程序，如果疑犯是窮人，那么解送、復(fù)審、打點上級衙門等費用就要杜鳳治出。而且案情越復(fù)雜，越容易被上司衙門、刑部書吏挑剔索賄。一些重案（如嚴重的亂倫案）發(fā)生，上司會批評知縣沒有做好教化、防范，官場對頭也會予以利用來傾陷自己。總之，州縣官如何審案判案，首先是要不影響自己的官位，不給自己帶來麻煩，不會讓自己增加開支，如果能得到法外收入當然更好。在這個前提下也會從人情、實際出發(fā)，適當照顧、體諒當事人。在清朝司法制度下，任何官員都難以做到公正，杜鳳治就算有心做青天大老爺為小民申冤，也有心無力，搞不好還會讓受害者遭受更多傷害和損失。所以，從日記看，杜鳳治對自己不遵循王法審理和判決的案件都很心安理得。

澎湃新聞：《鏡像》用一章寫了州縣官與士紳的合作與沖突，但看起來沖突似乎更多。官、紳都是清朝的統(tǒng)治階層，為何會有如此尖銳的矛盾？杜鳳治日記為了解清代官紳關(guān)系提供了哪些新的認識？

邱捷：我的書沒有對官紳關(guān)系做全面研究，只討論杜鳳治日記中的官紳關(guān)系，而且，對“人所共知”的事就不寫或少寫，所以會讓讀者覺得官紳矛盾很多、很尖銳。其實，官、紳之間有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在維護清朝統(tǒng)治秩序這個根本問題上利益是一致的。在重大問題上和多數(shù)情況下，官紳都是合作的。咸豐、同治年間的農(nóng)民大起事，就是官、紳合作鎮(zhèn)壓下去的。杜鳳治日記中有大量官、紳合作的事例。

官、紳的矛盾與沖突很多因錢糧征收引起。清朝地丁向土地業(yè)主征收，一般而言，士紳擁有的土地多于庶民，而清朝對士紳并無減免賦稅的優(yōu)待，州縣官經(jīng)常責成士紳帶頭交糧，以及諭令其催收本族、本村的錢糧。如果州縣官“催征嚴酷”，或與當?shù)厥考澋念^面人物鬧翻，就有可能引發(fā)官紳沖突。士紳會采取上控、散布匿名揭帖、通過本州縣在省城或京城任職的高官干預(yù)、罷考鬧考，甚至鼓動民眾暴力對抗的辦法對付州縣官。但只要事情鬧大，通常是官紳兩敗俱傷。所以，雙方都會盡量避免沖突，發(fā)生后也會盡量尋找體制內(nèi)解決的辦法。

杜鳳治初任廣寧知縣時，由于經(jīng)驗不足，在征糧問題上同當?shù)厥考澁a(chǎn)生矛盾，廣寧士紳便發(fā)起鬧考抵制縣試，使杜鳳治相當狼狽，而發(fā)起鬧考的廣寧士紳也面臨嚴厲懲處。杜鳳治由于得到上司的支持，自己也處置得當，鬧考事件得以化解，廣寧士紳屈服而免受嚴厲處罰，杜鳳治只是從優(yōu)缺廣寧調(diào)去瘠缺四會繼續(xù)當知縣。官、紳各有損失，幸而不致傷筋動骨。這次廣寧的官紳互斗，雖稍有溢出“王法”之處，但終究在體制內(nèi)進行，最后也在體制內(nèi)息事寧人。這一方面與廣寧士紳的相對弱勢有關(guān)；另一方面，各級官員，包括杜鳳治本人，都不想、不能對士紳采取過于強硬的態(tài)度。廣寧的官紳較量，多少反映了這兩個統(tǒng)治階層間較量時的一些“游戲規(guī)則”。后來杜鳳治吸收經(jīng)驗教訓，很注意處理同地方紳士的關(guān)系，尤其注意籠絡(luò)地方紳士領(lǐng)袖，這也是他十幾年做州縣官做得順順當當?shù)脑蛑弧?/p>

咸豐、同治年以后，廣東各級官府鼓勵、督促各地士紳設(shè)立“公局”，公局得到官府的授權(quán)，具有緝捕、征收、拘傳、調(diào)解、羈押、初審等權(quán)責，并擁有直接指揮的武力，成為典章制度所無而實際上運作的鄉(xiāng)村基層權(quán)力機構(gòu)?？h衙與公局文書往來、知縣與局紳相見禮儀等也參照官府的程式。杜鳳治日記有大量依靠局紳征收錢糧、緝捕盜匪、調(diào)解糾紛、調(diào)查案情的記載，甚至默許、委托局紳直接處置案件。這都是州縣官與士紳合作維護清朝統(tǒng)治秩序的事例。

杜鳳治日記

晚清廣東的“變與不變”

澎湃新聞：杜鳳治十幾年間在廣東治理過幾個州縣，包括省城廣州，接觸過的人不少，處置過的事很廣泛。從杜鳳治日記，我們可以看到晚清社會怎樣的面貌？

邱捷：杜鳳治日記，絕對是研究晚清社會，尤其是晚清同治、光緒年間廣東社會極有價值的史料。因為“社會”這個詞含義太豐富太廣泛，要從“社會面貌”來談這部日記，可以有很多個角度。例如，我們常說晚清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杜鳳治日記就可以找到很多證據(jù)。位于廣東省城賣麻街舊兩廣總督署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毀于英法聯(lián)軍，原址后來還被法國人用以修建教堂（廣州圣心天主堂，又稱石室），日記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記下了當日督署遷到司后街（今越華路）新址。日記還記下了布政使衙署部分園林被法國占據(jù)為領(lǐng)事館。日記多處提到，駐粵外國領(lǐng)事官員對兩廣總督以下的清朝官員都諸多苛求，干預(yù)中國司法，介入各種民刑案件，經(jīng)常態(tài)度蠻橫、不容分說，中國官員卻只能委曲求全，盡量滿足外國人的要求。民間的揭帖（匿名傳單或小字報）稱“廣東無福，遭夷淫毒，為今之官，番鬼奴仆，受鬼使令，有如六畜”，反映了中外、官民矛盾的尖銳。但我不準備從這個角度多談，因為大家都上過歷史課，都很熟悉，無須我多說。我下面從近代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的角度談?wù)劧砒P治日記。

杜鳳治的鄉(xiāng)試同年李鴻章（杜鳳治60歲生日李鴻章曾致送賀聯(lián)）說過，當日的中國面臨“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晚清所發(fā)生的內(nèi)憂外患，確實是上至君相，下至庶民從來沒有經(jīng)歷過，甚至沒有想象過的。今日我們研究晚清歷史，著眼點主要還是在“變”的方面。杜鳳治是小官，說不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樣的話，但日記很多地方都反映了這個“變局”。杜鳳治記下了很多來自外國的新事物，如他一再寫輪船，再三感嘆西方科技的“奪造化之奇”。有一次針對輪船失事的新聞，杜鳳治議論說，即使偶然出險，外國人還是會乘輪船來，中國人也不得不乘坐輪船，輪船代替中國帆船不可避免。官員們公私事務(wù)也經(jīng)常乘坐輪船。杜鳳治還奉總督之命參與對外交涉，處置過多宗中外經(jīng)濟糾紛。他使用外國的溫度計、鐘表，記時干支、鐘點并用，以洋酒招待客人，出高價為自己與家人拍攝照片。日記多處記載了廣東紳民很容易到港澳與出洋。遇到中外交涉的大事，從總督瑞麟到小官杜鳳治都感受到世界大勢的變化造成的壓力。

然而，日記又在很多地方反映了社會停滯不變的一面。例如，杜鳳治在日記里基本沒有提及自己和家人購買洋布做衣料。對照海關(guān)對當時洋布入口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可以判斷大多數(shù)官、紳、民穿衣并不靠洋布，洋布遠遠沒有取代土布。中國內(nèi)地最早的西醫(yī)醫(yī)院博濟醫(yī)院就在南?？h轄地，但杜鳳治兩任南海知縣共5年多，日記卻完全沒有關(guān)于他本人及家人請西醫(yī)診治的記錄。杜鳳治知道地球是球形、月球圍繞地球轉(zhuǎn)的事實，但每逢日食、月食，還是進行祈禳。清朝的所有制度，包括官制、科舉制、稅收制度等等都沒有任何實質(zhì)性改變，對洋務(wù)運動，杜鳳治只作了一些零星、側(cè)面的記載，上司花錢購買機器，杜鳳治認為是不急之務(wù)、浪費金錢，不如用于賑濟。廣州城市格局也與千百年前大同小異，城市居民生活似乎變化不太大（只是糧食不少從越南等地進口，消費某些外國商品）。尤其是無論杜鳳治本人，還是他的上司、同僚、下屬，或者日記中的紳民，沒有誰想過中國必須徹底變革。杜鳳治對清朝制度絲毫沒有懷疑，對如何發(fā)展民生經(jīng)濟、如何學習外國先進科技沒有思考過，對學習外國政治法律制度，改變中國傳統(tǒng)思維、行為方式更是不會容忍。前面說過，杜鳳治在士大夫群體、中下級官員群體都一定代表性，他自己以及日記中很多人物，思想和行為方式基本上仍未走出中世紀。從杜鳳治等人身上可以反映出，即使到了光緒初年，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基礎(chǔ)仍很薄弱。

至于城鄉(xiāng)居民的年成物價、衣食住行、風俗祭祀、演戲賽會等，日記記下不少，這也是社會面貌的內(nèi)容，都是研究者很感興趣的史料。

澎湃新聞：比之全國，晚清的廣東獨特之處在哪里？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都是廣東人，能否在杜鳳治日記中找到日后廣東成為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策源地的一定關(guān)聯(lián)性或者啟示？

邱捷：晚清的廣東，是反抗外國侵略中國的前沿，又是外國先進新事物傳入中國的窗口。同時，廣東民風強悍，勇敢活潑，富于反抗精神，開放包容，容易接受新事物，善于經(jīng)營貿(mào)易。廣東人“富于反抗精神”這一條，特別令清朝統(tǒng)治者頭疼。太平天國運動的發(fā)起者洪秀全、馮云山都是廣東人。19世紀50年代，天地會領(lǐng)導(dǎo)的洪兵起事席卷廣東，清朝官紳聯(lián)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鎮(zhèn)壓下去。咸同年間，粵西土客大械斗造成的死亡數(shù)以十萬計，有人稱之為一場“被遺忘的戰(zhàn)爭”。廣東的盜匪問題也比大多數(shù)省份嚴重。因此，治粵的清朝官吏無不把防止下層人民反抗、維護清朝統(tǒng)治秩序當作首務(wù)。在晚清，清廷確定粵督人選時都很注重其軍政能力。杜鳳治宦粵這十幾年，是晚清廣東相對平靖的時期，日記記下了不少“太平景象”。但作為直接統(tǒng)治百姓的“親民之官”，杜鳳治對廣東的強悍民風有切身體會，敏銳地感受到很多人的不滿，到處充滿致亂因素。

杜鳳治對廣東的富庶頗為贊嘆，但對廣東的民風、民情卻始終不看好。他認為廣東盜賊多，原因是廣東風氣奢侈、加上生育過多，人滿為患，父兄管束不嚴，人心浮動，因此他預(yù)言“設(shè)有仗義疏財、輟耕嘆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勢必人如歸市，十萬眾可立致也”。他當然不可能認識、理解引發(fā)大動亂的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原因，其知識和經(jīng)歷，使他只能想象太平天國、紅兵、盜匪這類反抗運動。他所說的廣東“十年內(nèi)外必有事”沒有應(yīng)驗，然而，杜鳳治離粵后十幾年，日記里多次出現(xiàn)的人物康贊修的孫子康有為掀起了維新變法的波瀾；而在杜鳳治來粵當年出生的孫中山在19世紀90年代也開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這些，杜鳳治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他設(shè)想的廣東千萬“思亂”人群被發(fā)動起來，卻成為現(xiàn)實。廣東果然成了沖擊清朝統(tǒng)治的“大亂”發(fā)源地。杜鳳治日記大量關(guān)于社會動亂因素潛滋暗長的記載和議論，也可使我們可以對廣東后來成為近代政治改革以及革命運動的策源地看到一些遠因。

近代中國，特別是近代廣東有兩個對社會變革影響較大的群體：新式知識分子和商人。杜鳳治與其時人數(shù)極少的新式知識分子完全沒有接觸，同從事新式行業(yè)的商人很隔膜，所以，在他的日記完全看不出這兩個群體的思想動向與變革要求。

《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

日記研究的注意事項

澎湃新聞：《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等晚清譴責小說不少情節(jié)，在杜鳳治日記中都可以找到印證。您覺得這些晚清文學作品對歷史研究有何作用？可否與杜鳳治日記比較一下？

邱捷：文藝作品來源于生活，晚清譴責小說有關(guān)社會黑暗、官場腐敗等情節(jié)，雖有漫畫化、夸大的傾向，但多數(shù)并非無中生有。早有學者考證過，《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孽?；ā返刃≌f中不少人物都有其原型。《官場現(xiàn)形記》所寫的總督、巡撫、布政使在官員補缺、委差問題上的徇私納賄和權(quán)力爭奪，州縣官按缺分優(yōu)苦定期定量向上司饋送銀兩，所有官員都極力謀取法外收入，有些州縣官隱瞞父母去世的消息搶收錢糧，有些州縣官在交卸前“放炮”征糧（減少成數(shù)提前征收）致使后任少收，等等，在杜鳳治日記都可以看到同樣的事例。李伯元的《活地獄》寫了某些州縣官以站籠和其他酷刑大批處死只有輕微犯罪的人，甚至無辜者。以往我們會認為這是小說家言，未必真有其事，就算有只是個別現(xiàn)象，讀了杜鳳治日記才知道州縣官普遍這樣做，只是非刑處死的人數(shù)不會像《活地獄》說的那么多而已。

這些晚清譴責小說，除了是文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之外，也是史學研究值得重視的資料。以往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讀小說，晚清譴責小說對官場貪腐殘暴的描寫刻畫，與其時多數(shù)人的生活經(jīng)驗、所見所聞是很吻合的。在這些小說中，從朝廷到各級官府，從大學士、軍機大臣到未入流芝麻官，沒有一個好人，個個官員都是顢頇可笑、卑鄙無恥、橫暴貪腐的人物，這樣的朝廷、這樣的官府還有什么資格繼續(xù)存在？一般人未必容易讀到和讀懂《民報》和革命黨人其他宣傳品，但很容易讀到《官場現(xiàn)形記》等小說（清朝對譴責小說似乎沒有查禁，《官場現(xiàn)形記》在上海、廣州多次公開出版）。我覺得，晚清譴責小說在解構(gòu)清皇朝的“合法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有人去研究晚清譴責小說受眾的情況以及所產(chǎn)生的影響，會是個很有意思的題目。不過，我在晚清文學領(lǐng)域只是讀者而不是專家，上面這幾句，隨便說說而已。

因為您問起，話題扯遠了。簡而言之，晚清譴責小說雖來源于生活，但情節(jié)夸大、虛構(gòu)都在所難免，而且，畢竟是小說，學者在研究時很難直接引用為論據(jù)。而杜鳳治所寫都是親歷、親見、親聞，又寫得平實，故更可信，作為史學研究的論據(jù)更符合學術(shù)規(guī)范。

澎湃新聞：日記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就推動了蔣介石研究，從而也推動了民國史、中國近代史等領(lǐng)域的研究。相信杜鳳治日記影印本、點注本先后出版也會對清代州縣制度研究的領(lǐng)域起一定推動作用。您認為，利用日記進行史學研究研究應(yīng)該注意哪些問題？

邱捷：歷史研究的史料很廣泛，學者歷來都重視日記，尤其是分量較大、連續(xù)記載多年的日記。日記通常是當天寫下（即使補寫的也不會隔太久），記憶失誤的可能性小些，日記也會更真實地反映作者的真實想法。而日記因其私密性，會記下其他文獻沒有反映的事實。地位重要者的日記，如《蔣介石日記》，因涉及很多重大歷史問題，自然更受研究者重視。

一般而言，在政治、軍事、學術(shù)等方面有很高地位者，會預(yù)見到日記日后一定會被公開，所以，下筆時自覺不自覺都會有所顧忌，學者引用時必須考慮這個因素。杜鳳治是小官，進入仕途時已53歲，他又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他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會名垂青史，寫日記不是為塑造自己形象以流芳后世。在當日，幾百萬字的日記絕無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記中大量對上司、同僚、下屬甚至至親好友刻薄的評論，甚至記下了自己的一些隱私，也說明杜鳳治寫日記時并不打算把日記示人。日記只是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以及親身經(jīng)歷的平實記下，并寫下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最多只是想通過記日記宣泄一下情緒而已。作為史料，這種“為寫而寫”，并無刻印出版預(yù)期的日記更可信。

但我不會認為杜鳳治的日記全部符合事實。我閱讀全本日記的體會是，杜鳳治有關(guān)上司指示、同僚談?wù)?，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濫施酷刑、各種支出、財產(chǎn)處置等記述基本可信，他也沒有理由編造事實自己騙自己。但他對廣東社會、廣東風俗的記述與評論，肯定有片面甚至失實之處。對一些具體事件的記述，也會因興趣、親疏、好惡有所選擇、剪裁，傳聞失誤、判斷不當、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情況肯定存在。因此，不可以把杜鳳治在日記所記內(nèi)容簡單地視為信史，但日記所反映的杜鳳治的心態(tài)應(yīng)該是真實的。對史學研究者而言，如何利用史料是一項基本功，既然這部日記史料價值很高，只要按照學術(shù)研究的規(guī)范去利用，肯定對很多課題的研究都有用處。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