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時期江南與北方銅鏡之異同

已故知名文物考古專家王士倫先生（1929~1998），是浙江省文物保護事業(yè)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

《王士倫文物考古文集》日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文集共收錄44篇文章，分為“事業(yè)綜述”“文物考古”“古建保護”“吳越史跡”“古代杭州”五類，基本反映了作者職業(yè)生涯的業(yè)務(wù)軌跡。澎湃新聞特節(jié)選文集中《中國漢晉時期江南與北方銅鏡之異同——兼論日本免田町出土的半圓方枚神獸鏡》一文。

20世紀70年代，王士倫調(diào)查西湖慈云嶺佛教造像

一

中國古代銅鏡在四千年前的齊家文化就已出現(xiàn)，經(jīng)過商、周，到戰(zhàn)國時期發(fā)展到輝煌階段，尤其以楚鏡獨領(lǐng)風騷。

齊家文化三角斜線紋鏡（圖片為編者所加）

西漢建都長安，能工巧匠匯集，原先的鑄鏡重地中原和楚地繼續(xù)發(fā)揮優(yōu)勢。銅鏡的形制、紋飾和銘文都發(fā)生了較大變化，但是江南和北方的銅鏡沒有明顯差異。

江南地區(qū)在戰(zhàn)國時分屬吳、越。兩國爭霸激烈，先是吳勝越，后來越亡吳。公元前334年，越被楚所滅。“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吳、越本是富饒地，越地產(chǎn)銅，有良好的治銅技術(shù)，尤以鑄劍著稱。但由于戰(zhàn)爭頻繁，亟需大量兵器，沒有力量鑄造銅鏡。吳國也如此。待吳、越相繼滅亡，人力物力都已耗盡，更談不上銅鏡工藝了。因此在江南地區(qū)，以浙江為例，西漢初期的銅鏡出土很少，西漢后期的銅鏡雖然出土增多，但并無地方特色。

西漢初期的銅鏡繼承了戰(zhàn)國時期的風格，以蟠螭紋為主，用弦紋紐。文景時期，草葉紋鏡興起，一直流行到武帝時。武帝、昭帝時則盛行星云紋鏡。從西漢末開始則以連弧紋鏡、日光鏡、昭明鏡、清白鏡、重圈銘文鏡和四乳禽獸鏡、四乳四虺鏡最為常見，并且一直延續(xù)到東漢。

蟠螭紋鏡以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之妻竇綰墓出土的纏繞式蟠螭紋鏡和規(guī)矩蟠螭紋鏡頗為代表。竇綰約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此類鏡在湖南出土較多，河南洛陽、甘肅、湖北、四川、廣東和江蘇揚州等地亦有出土，在浙江只有紹興等個別地方有所發(fā)現(xiàn)。

草葉紋鏡在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中也有出土。劉勝是漢景帝劉啟之子，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河南洛陽發(fā)現(xiàn)多枚，在陜西、山東、安徽和四川等地也都有發(fā)現(xiàn)，而在浙江則很少見到。

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中出土草葉紋鏡（圖片為編者所加）

星云紋鏡分布地域比較廣，除河南、陜西和江蘇有較多出土外，在河北、山西、北京、內(nèi)蒙古、遼寧、甘肅、湖南、湖北、山東、四川、廣西、云南等地都有發(fā)現(xiàn)。浙江也有發(fā)現(xiàn)。

重圈銘文鏡在山西、陜西、四川和江蘇揚州等地都有出土，而在浙江卻未曾見到。

連弧紋鏡、日光鏡、昭明鏡、清白鏡、四乳禽獸鏡、四乳四虺鏡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都有發(fā)現(xiàn)，浙江出土數(shù)量也不少。

二

王莽至東漢中期以前、北方鑄鏡業(yè)還處于久盛不衰的階段。當時流行的博局四神鏡和博局珍禽瑞獸鏡中，有的鑄銘“尚方作鏡”，這在洛陽出土特別多，其他地方也有發(fā)現(xiàn)。洛陽西郊漢墓所出13枚博局四神鏡中，有“尚方”銘文的占6枚，另7枚為十二地支博局鏡。當然，在鏡銘中鑄“尚方作鏡”，并非都是尚方所作，有許多無非是套用現(xiàn)成句子罷了。真的尚方鏡應(yīng)該出于宮廷匠師之手。也就是說，王莽統(tǒng)治時期都城還在長安，當時的尚方鏡應(yīng)該是長安所出，東漢建都洛陽，這時的尚方鏡應(yīng)該是洛陽所出。不過洛陽鑄鏡技術(shù)早就出名，所以有的鏡銘中刻著“新作明鏡，幽律三剛……銅出徐州，師出洛陽”之句。

西漢 博局連弧紋鏡 上海博物館藏 （圖片為編者所加）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局鏡中有銘文“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漢有善銅出丹陽，取之為鏡清且明”。這類銘文鏡在浙江紹興，湖北鄂州，河南洛陽，湖南長沙、零陵，陜西隴縣等地都有出土，地域如此之廣，不見得這類鏡子都用丹陽銅來煉制，但說明自王莽、東漢以來丹陽銅已經(jīng)非常有名。

在浙江紹興曾出土王莽始建國天風二年(14年)方格規(guī)矩神獸鏡，說明至遲在王莽時，博局禽獸鏡已經(jīng)傳到紹興。在浙江，尤其是紹興，博局四神鏡和博局珍禽瑞獸鏡出土很多，其中有些可能是紹興鑄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出土的博局四神禽獸鏡中，有的鏡邊雕飾羽人、四神和禽獸纏繞的圖案，采用減地平钑的手法，非常華麗，稱為“畫文帶”。這種銅鏡，在華北和中原出土的博局、禽獸鏡中未曾用到，只有河南洛陽出土的七乳四神鏡中出現(xiàn)過。聯(lián)系到流行于東漢中期至三國、兩晉的畫像鏡、神獸鏡和龍虎鏡，時常采用減地平钑畫文帶，說明它們之間有承前啟后的淵源關(guān)系。粗略推想，鏡邊畫文帶可能是東漢會稽匠師創(chuàng)造的，或是會稽匠從別處模仿而來并推廣開的。

三

東漢中期以后，北方銅鏡鑄造業(yè)處于停滯和衰落的境地，直至魏晉時期，洛陽鑄造的博局禽獸鏡、內(nèi)連弧紋鏡、夔鳳鏡、獸首鏡、鳥紋鏡、龍鳳鏡、位至三公鏡等，大致上都是舊式鏡的簡化，或?qū)e處傳來的鏡子加以仿造，而且制作粗劣。關(guān)中、華北、東北和西北等地出土的銅鏡與洛陽出土銅鏡相似。

但從東漢中期直到三國和兩晉時期，江南銅鏡異軍突起。不僅題材新穎，布局講究對稱，雕刻技法也別出心裁，質(zhì)地優(yōu)良，鑄造精細，展示出獨特的風采。從此中國銅鏡出現(xiàn)了南北分野的局面。

江南銅鏡的鑄造，以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縣)為中心，產(chǎn)品最有名的是畫像鏡、龍虎鏡和神獸鏡；與山陰相鄰的上虞也生產(chǎn)銅鏡；吳縣(今江蘇蘇州)以生產(chǎn)畫像鏡為主，但數(shù)量不多。此外，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州)也鑄造銅鏡，其中神獸鏡的數(shù)量不少。武昌不屬江南地域，但鑄造的神魯鏡與江南同屬一個體系。

1.畫像鏡

在畫像鏡銘文鑄明造作地點的如“吳胡陽里周仲作”車馬神仙畫像鏡、“吳向陽周是作”神人東馬畫像鏡、“上虞杜氏造珍奇鏡”(龍虎鏡)，另一枚西王母畫像上刻鑄“杜氏作珍奇鏡兮”，這兩處的“杜氏”可能是同一人。由此可見，畫像鏡在吳郡的郡治吳縣和浙江上虞縣(屬會稽郡)都有生產(chǎn);紹興出土的畫像鏡很多，推想這里也是產(chǎn)地之一。此外，江蘇的邗江、揚州，湖北的荊門、鄂州，河南的淇縣、洛陽和固始，山東濟寧等地亦有發(fā)現(xiàn)。但是北方出土的畫像鏡極少，而且風格也與江南的畫像鏡明顯不同。

首先，江南出土的畫像鏡種類很多，其中以神仙車馬畫像鏡和神仙畫像鏡為主(圖一)，還有西王母一柱騰宮樓閣畫像鏡、西王母舞蹈畫像鏡、雜技舞蹈畫像鏡(圖二)、龍虎神仙畫像鏡、瑞獸畫像鏡、珍禽瑞獸畫像鏡等。主紋以鏡紐為中心采用四分法布局，采用漢代畫像石常用的減地平钑雕刻技法。鏡邊裝飾題材大致有三種:一是由鋸齒紋和雙線波浪紋相間組成;一是纏繞式流云紋;一是羽人、四神和禽獸等纏繞式的圖案。

圖一 東王公、西王母車馬畫像鏡(河南省洛陽北岳家村出土)

圖二 雜技舞踏畫像鏡(浙江省出土)

以車馬神仙畫像鏡為例，其主紋是描寫周穆王乘八駿大車到瑤池去拜會西王母的故事。車子為轎式馬車，簾幕下垂，旁開小窗卷棚頂、攢尖頂或四坡頂。按當時習(xí)慣，乘者是從后面上車，紹興出土的一枚車馬神仙畫像鏡就刻鑄著一人剛從后面上車并側(cè)身向外探望的紋樣，車廂前面有欄檻。在畫像鏡中，坐在車廂內(nèi)的、有像女子，有像男子，也有手中持刀的武士。車后長帛飛揚，表示快速奔駛。駿馬有三匹、四匹、六匹、八匹不等，姿態(tài)矯健，非常生動。這種馬車樣式和山東、四川以及遼陽、敦煌的漢代石刻、磚雕和繪畫所反映的不同，是當時中國江南的特色。

河南洛陽孟津獐羊出土東漢銀売車馬神仙畫像鏡，銘文中有“永元五年……吳胡陽里”字樣，可見是從吳地傳入的。洛陽匠師曾模仿江南畫像鏡，并參以己意，鑄造出畫像鏡。如洛陽城北岳家村出土東漢王公、王母車馬畫像鏡，不僅藝術(shù)造型笨拙，刻畫也很板滯，車子式樣也和江南銅鏡有異。洛陽鏡車子頂蓋呈傘狀，車廂開式，不是封閉式，也沒有策幕，只有一張椅子，內(nèi)坐一人，彎腰伸頭探望。只用一匹馬。河南淇縣高村二郎廟發(fā)現(xiàn)的一枚東漢車馬畫像鏡，車子雖有蓋，兩側(cè)有屏蔽，但前部突出一框狀物，這在江南車馬畫像鏡中未曾見過。

再如西王母和東王公鏡。江南畫像鏡中的題榜是“西王母”“東王公”。神仙全身比例勻稱，頭上所戴一是平頂，一種呈山字形，有的頭插簪狀物，或者戴步搖。西王母的形象，與魏晉間所傳群仙的領(lǐng)袖、年齡30歲左右、容貌絕世的麗人相似。有些畫像鏡上的東王公嘴上長須，坐于榻上。榻是漢代官宦富家的坐具，供一人獨坐。

但洛陽岳家村出土的車馬畫像鏡題榜為“王母”“王公”。王母頭部特別大，與身體比例失調(diào)，造型和刻畫都不生動，顯得其貌不揚、頭上所戴角狀物向一旁斜翹。王公嘴上不長須。王母和王公均席地而坐。鄂州西山出土的一枚鳥獸神仙畫像鏡，主紋布局與江南畫像鏡不同，神仙構(gòu)圖也與江南畫像鏡有異，兩袖下部飄曳地上，特別敞開，整體形象不自然。頭上所戴也有角狀物向一旁斜翹。

紹興出土的神仙畫像鏡中(圖三、四)，有的西王母作舞蹈姿勢，細腰長裙，裙幅飄動。雙手各執(zhí)長巾一條，左手所執(zhí)上端似有一短棍，在舞動長巾時便于完成難動作。兩臂姿勢類似現(xiàn)代舞蹈動作的“順風旗”。

圖三 車馬神仙畫像鏡(浙江省紹興出土)

圖四 車馬神仙畫像鏡(浙江省紹興出土)

這應(yīng)該是盛行于漢代的巾舞。此外，畫像鏡上的舞蹈者，有的曳著兩只長袖，似是古代江南流行的白纻舞。

河南淇縣出土的神仙車馬畫像鏡，也有作舞蹈動作的，但舞姿并沒有畫像鏡中那樣生動。山東濟寧博物館藏的畫像鏡，有兩組舞蹈像，都是跪舞，有一立舞，與江南畫像鏡上的巾舞和白纻舞不同，而且畫面組合方式和舞蹈者形象也與江南畫像鏡不一樣。

伍子胥畫像鏡在北方?jīng)]有發(fā)現(xiàn)，大概因為故事發(fā)生在江南的緣故。這類鏡，上海博物館收藏兩枚，一枚傳紹興出土，一枚江蘇邗江縣(今邗江區(qū))出土，內(nèi)容大同小異。共四組人物，對稱布局:一組題榜“王女二人”，或題“越王二女”，旁有寶器;一組題榜為“越王”“范蠡”;一組為伍子胥舉劍自刎，題榜“忠臣伍子胥”;一組題榜“吳王”。上海博物館所藏有一枚的銘文為“吳向里柏氏作鏡四夷服”;紹興出土的龍虎鏡也有一枚銘文為“吳向里柏師作鏡四夷服”。兩者可能是同一人所作。邗江縣出土的一枚，銘文中有“騶氏作鏡”之句，紹興出土的東漢車馬畫像鏡銘文也作“騶氏作鏡”，兩個“騶氏”可能是同一人。

2.龍虎鏡

龍虎鏡在浙江出土較多(圖五、六)，會稽是重要產(chǎn)地。此外，廣東、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和山東等地都有出土，與會稽龍虎鏡雖有相似之處，但差異比較明顯。

東漢 青羊龍虎畫像鏡 上海博物館藏（圖片為編者所加）

會稽龍虎鏡的特點是，主紋龍虎采用半肉雕技法，圍繞鏡紐兩對峙，顯現(xiàn)出龍虎斗的雄姿，非常兇猛?；蛘咴邶?、虎下加一獸。鏡邊紋飾有兩式，一種是鋸齒紋和雙線波浪紋相間;一種是畫文帶，采用減地平钑的技法。

圖五 龍虎鏡(浙江博物館藏品)

此外，浙江出土的龍虎鏡中，有兩例比較特殊:一枚在永康出土，二龍一虎，一龍一虎對時，兩龍首尾相接;另一例是蘭溪出土的西晉元康三年(293年)龍虎四神禽獸鏡，組外龍虎盤繞，首尾相接。外區(qū)雕四神禽獸，間以七乳。鏡緣用鋸齒和雙線波浪紋相間。龍虎用半肉雕，立體感強，四神禽獸用細線條淺浮雕，取得主次分明的效果。這類鏡實際上是龍虎鏡與七乳禽獸鏡相結(jié)合加以變化而成。

圖六 騎馬龍虎畫像鏡(紹興出土)

河南陜縣出土的一枚，采用半肉雕，頭部間飾一“五銖”錢紋。該縣另出土一枚，采用細線條淺浮雕，形態(tài)比較抽象。四川昭化縣出土ー枚，內(nèi)區(qū)龍虎對峙，外區(qū)五個方枚與四獸一禽相間環(huán)列。這些與會稽龍虎鏡存在明顯的差異。

鄂州西山出土有龍虎神仙畫像鏡。采用環(huán)繞式布局，以鏡紐為中心，龍虎對峙，用半肉雕技法，外區(qū)圍以神仙和鳥獸，共分五組，每組之間飾一乳丁紋，其中神仙兩組，都作對坐拋丸狀。這類鏡實際上是龍虎鏡和畫像鏡結(jié)合并加以變化而成。

3.神獸鏡

中國古代銅鏡以神獸鏡紀年銘文最多，這是了解此類銅鏡時代的最可靠依據(jù)。

以梅原末治《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為例，該書共收錄神獸鏡78枚，其中東漢20枚，最早是元興元年(105年)環(huán)列式半圓方枚神獸鏡，之后，有延熹、永康、熹平、建安、延康的紀年鏡;三國42枚，除1枚為黃初三年(422年)外，都是吳的年號，有黃武、黃龍、赤烏、建興、太平、五鳳、水安、甘露、寶鼎、鳳凰、天紀等;西晉10枚，有泰始、太康、元康等;東晉4枚，有建武、咸康、太和;另有西晉太初四年(392年)環(huán)列式半圓方枚神獸鏡1枚，南齊建武五年(498年)畫文帶環(huán)列式半圓方枚神獸鏡1枚。

再以近二十年來浙江出土的紀年神獸鏡為例，據(jù)初步統(tǒng)計共計14枚，其中東漢建安5枚;三國黃武1枚，赤烏1枚，建興1枚，永安4枚;西晉太康2枚。出土地點有紹興、寧波、武義和瑞安等市縣。另外，在浙江紀年墓中出土的神獸鏡6枚，其中三國吳天紀1枚，西晉太康2枚，永寧1枚，東晉太元2枚。

又，《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收錄紀年神獸鏡22枚(圖七)，其中東漢6枚，有熹平、建安;三國魏黃初2枚，吳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平、水安共12枚;西晉寶鼎1枚;另有1枚紀年不清。

圖七 神人鳥獸畫像鏡（湖北省鄂城出土）

以上三種實例都說明，神獸鏡盛于東漢后期至三國吳和西晉時期，衰于西晉后期至東晉。

再談神獸鏡的產(chǎn)地。

神獸鏡中鑄明產(chǎn)地在會稽的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會稽所作”半圓方枚神獸鏡;黃初二年(221年)“揚州會稽山陰師唐豫命作”半圓方枚神魯鏡(與此鏡完全相同的另有一鏡，兩枚鏡子應(yīng)該是同范的);黃初四年(223年)“會稽師鮑作”半圓方枚神獸鏡;黃武四年(225年)“作長明鏡………鮑師揚名無己人去之”(重列神獸鏡);黃武五年(226年)“揚州會稽山套(陰)安本(?)里思子丁”作半圓方枚神獸鏡;黃武五年“太師鮑唐而作”重列神獸鏡(浙江衢州出土);黃武六年(227年)“會稽山陰作師鮑唐鏡……家在武昌思其少”重列神獸鏡。另有一枚，年號不清，銘文中有“會稽師作明鏡”字樣。

以上9例中提到會稽匠師有唐豫、鮑唐、思子丁等。僅言“鮑師”者，可能即鮑唐。其中最有趣的是，黃武四年六月，“鮑師揚名無己人去之”。這位鮑師是會稽山陰人，后來帶了家小到武昌鑄鏡，名氣很大，現(xiàn)在走了，回到會稽。衢州出土的黃武五年鮑師作重列神獸鏡，可能是鮑唐回到會稽后鑄造的。但是鮑唐的家還在武昌，所以黃武六年鏡上說:“家在武昌思其少”。這里的“少”，原意大概指家眷，包括孩子，可能因為思念家小，又回到武昌。

在神獸鏡中鑄明武昌作鏡的如“黃初三年武昌元作明鏡”。

鑄明吳郡作神獸鏡的如“吳郡胡陽張元”“吳郡張氏元公”“吳郡蔓作明鏡”，太康二年“吳郡工清羊造作之鏡”“吳郡趙忠”。銘文中“吳郡”應(yīng)指郡治所在吳縣。其中“吳郡胡陽”，可能就是車馬畫像鏡中的“吳胡陽里”。

神獸鏡中鑄明在廣漢西蜀作鏡的如元興元年(105年)“廣漢造作明鏡”、延熹二年(159年)“廣漢西蜀作明鏡”、“廣漢西蜀劉氏作鏡，延熹三年五月。”

武昌的神獸鏡、吳縣的神獸鏡與畫像鏡，都與會稽銅鏡同一體系。廣漢西蜀的神獸鏡與會稽神獸鏡也沒有明顯區(qū)別。

華北與中原、西北等地出土的神獸鏡很少，其中除個別可能從江南傳入之外，其余的神獸鏡與江南神獸鏡明顯不同?！堵尻柍鐾零~鏡》一書所載東漢四方格羽人畫像鏡(圖八)和西晉泰始八年畫像鏡，與江南畫像鏡和神獸鏡都不同。前者神仙紋，身子作飛起狀，每像中間飾一方枚，這在江南銅鏡中未見。后者分四區(qū)，每區(qū)有主像和侍者，雖然與江南鏡同樣采用高雕技法，但刀法粗笨，立體感也不強，與江南鏡風格明顯有別。

陜西西安出土的幾枚階段式神獸鏡，上段中部有一構(gòu)筑物，以龜為礎(chǔ)，其上立柱，柱頂有華蓋狀物，兩側(cè)有神人和朝拜者。外圍10塊方枚，其上刻銘。這類鏡是仿照江南重列神獸鏡的布局和環(huán)繞式神獸鏡中的方枚，重新進行創(chuàng)作的，自成體系，在江南鏡中未曾見過。

圖八 四方格羽人畫像鏡(河南省洛陽出土)

四

附說日本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獸鏡。

1939年，日本熊本縣免田町オ園古墳第2號墓中出土1枚鎏金半圓方枚神獸鏡(圖九)。半圓紐，草節(jié)紋圈紐座。內(nèi)區(qū)飾神獸和神仙，外區(qū)雕12枚半圓紋環(huán)繞

一周，半圓紋上飾旋渦紋，即變形云紋。半圓紋之間飾三角紋，即鋸齒紋。在半圓紋的內(nèi)側(cè)有一周方格紋，共12枚，每枚刻一字，其文曰:“吾作明竟(鏡)，幽湅三商，雕刻典祀?！蓖饷嬗畜骷y和雙線弦紋各一圈。鏡邊里側(cè)銘文一周，其文曰:“吾作明竟(鏡)，幽湅三商，雕刻典祀，大吉羊(祥)，宜侯王，家富昌，師白牙樂，眾神見容，命長”。文中“白牙樂”，應(yīng)是“伯牙作樂”之減筆及漏字。

圖九 鎏金半圓方枚神獸鏡(日本免田町出土，作圖:[日]佐古和枝)

關(guān)于此鏡的鑄造時間，我判斷為東漢晚期至三國間，依據(jù)是:1.東漢銅鏡多為半圓紐，到三國時開始盛行扁圓組，而此鏡是半圓紐;2.神獸鏡的紋飾布局以環(huán)列式最早，始自東漢，但延續(xù)時間也最長，直到南朝，而此鏡是采用環(huán)列式布局的;3.東漢至三國中期以前的銅鏡，質(zhì)地厚實，表面光澤，紋飾雕刻精致，而從三國中期以后逐漸衰落，質(zhì)地趨向輕薄，紋飾粗略，而此鏡質(zhì)地厚實，表面光澤，紋飾精致;4.鎏金是東漢、三國時期銅鏡的裝飾手法之一，浙江又有東漢鎏金五乳四神鏡出土，湖北鄂城出土過三枚鎏金半圓方枚神獸鏡，其中一枚銘文中有“吳造明鏡”字樣，而三國中期以后，特別是南北朝時期的銅鏡已經(jīng)衰落，未見有鎏金者，而此鏡是鎏金的;5.銅鏡出土于墓葬之中，其時代必然早于墓葬建造之時。特別是免田町從中國進口珍貴的鎏金銅鏡，當時擁有者不會馬上用于殉葬。因此，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獸鏡的時代肯定要早于墓葬的時代。

至于鎏金神獸鏡的鑄造地點，我認為應(yīng)該是中國的會稽山陰，至少是屬于會稽系統(tǒng)的產(chǎn)品。因為東漢、六朝時期，會稽山陰是鑄造神獸鏡的中心;其次是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州)，但此地鑄造神獸鏡的名師主要來自會稽，所以武昌鑄造的神獸鏡與會稽神獸鏡同屬一個體系;吳郡的吳縣(今江蘇蘇州)也鑄造神獸鏡，但數(shù)量不多。

漢魏時期，在日本主要是屬于女王國(邪馬臺國)這一系統(tǒng)的國家與中國交往，而且當時的航海多數(shù)取道北路北線。有的專家認為，一直到晉代，日本才有女王國系統(tǒng)以外的國家與中國交往，而且直到唐代前，在文獻上尚難找到橫渡東海到日本的航海記錄。而出土鎏金神獸鏡的免田町當時屬狗奴國，它與女王統(tǒng)治的邪馬臺國是敵對的。三國時中國的魏與吳也是敵對的。如果免田町出土的鎏金神獸鏡確是東漢至三國時會稽鑄造的，那么，說明當時會稽與屬于狗奴國的免田町之間已有交往，而且很可能是橫渡東海的。從中日雙方的地理位置而論，彼此的海上交往當以橫渡東海這條南路南線最為便捷。

《王士倫文物考古文集》

（原文有注釋，此處未予收入，部分圖片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