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異：日本認知與想象的二重奏

一、日本：奇跡還是奇異？

在大多數(shù)人的心中，現(xiàn)代日本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容易讓我們聯(lián)想到中日歷史上的各種恩怨情仇。人們會因為日本歷史上曾尊崇和學習中華文明而對它抱有好感，隔海相望、“一衣帶水”是我們用來描述中日關系的特殊詞匯。但另一方面，因日本在近代轉向西方世界，并轉而侵略中國，人們又會對它的“背叛”耿耿于懷。日本的這種形象由我們自身的想象與認知交錯而成，但這是一種有待反思和省察的樸素的存在。

日本從19世紀后期開始崛起，一舉成長為改變東亞與世界秩序的大國；1945年戰(zhàn)敗后，它很快又再次崛起，如今正走在世界文明發(fā)展的前沿地帶。很多西方學者將這一現(xiàn)象稱為“日本的奇跡”。但從中國的角度看，我們還要繼續(xù)追問的是：日本是如何從歷史上中華世界邊緣的蕞爾小邦、一個世界史上無籍籍名的東海小國，轉變?yōu)樽屖澜珞@異的存在？日本如何轉變?yōu)楫愑谖覀兊哪吧嬖?？如何理解日本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上堪稱卓異的各種表現(xiàn)？

或者說，與西方視線中的日本不同，我們要理解的不是“日本的奇跡”，而是“日本的變異”，是要建立一個理解日本的框架， 將日本納入一個可理解的認知體系中。

現(xiàn)代中國人看日本時的視線頗為復雜：在我們想象的某個角落中，日本是和我們相同的存在；但在現(xiàn)實中，日本又有著許多我們不易理解的奇異屬性，甚至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其實，現(xiàn)代日本人看中國時同樣如此：他們也是以一種糾結的心態(tài)觀察著中國的一舉一動。這種彼此打量對方目光的奇異性，是歷史上中日兩國特殊關系的一種呈現(xiàn)。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去理解日本的“變異”，日本的這種轉變?yōu)椤爱愘|”的、有著諸多“卓異”品質的他者的過程，從而獲得一種關于日本原理的精深認知。重新審視日本的演化歷程，描繪日本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與社會上的歷史變遷，這種工作構成了我們解析日本“變異”的基礎。

本書還有一個與此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目標：獲得一種全新的自我認識?！拔覀儭笔钦l？在這個巨變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是要把日本當作一面鏡子嗎？日本誠然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通過光學折射看到自己的鏡像；但這還不是一個恰當?shù)谋扔鳎驗殓R子是外在于我們的一種事物，是一種工具，而日本在本質上并不是外在于我們的一個國家。其實，日本內在于我們自身，我們對日本的想象與認知方式，正是自我的建構與外在呈現(xiàn)。

這種看法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中得到確證。想想看， 平時提到日本時，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們會用哪些關鍵詞來描述它？顯然，諸如“文明”“干凈”“安全”“認真”“勤奮”“執(zhí)著”“有禮”“拘謹”“變態(tài)”等說法，很容易出現(xiàn)在我們的頭腦中。這里要注意的是，這些說法其實有著共同的起源，即都來源于比較，而比較的對象主要就是我們自己。

我在前面說“日本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其實這是對人們日常感受的一種鄭重、嚴肅的表達；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愿意直接用“變態(tài)”來描繪他們眼中的日本的奇異屬性。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從“變態(tài)”這個標簽說起。這個常見的說法因其高度的通俗性和表現(xiàn)力，只要對它加以恰當?shù)年U釋，就會構成我們認知日本的獨特視角——“變異”。

二、關于日本“變態(tài)”的想象和認知

讓我們暫且回到上面提到的包括“變態(tài)”在內的說法上。這些說法的本質是社會學當中所謂的“刻板印象”：它是指社會上一般流行的關于其他族群、關于他人的看法，通常都夾雜著特定的成見和偏見。我們如果想要深刻認識日本，首先就要對這些刻板印象進行一番論辯與反思；而對“變態(tài)”進行分析，會給我們提供直抵問題核心的入口。

現(xiàn)在，我們的問題變得非常簡單了：日本真是“變態(tài)”的嗎？

顯然，“變態(tài)”是一個極其口語化的說法，亦莊亦諧；人們在平時讀日本小說，看日本電視劇、電影或者閱讀日本社會新聞的時候，經(jīng)常會遭遇到一些情節(jié)或事件，然后不經(jīng)意地評論說，“嗯，有點變態(tài)”，“哇，真是變態(tài)”。這么說時，人們其實是要表達一種特定的扭曲現(xiàn)象，尤其是指“心理變態(tài)”與“性變態(tài)”。這些“變態(tài)”不是什么好事，但正因為如此，反倒會激發(fā)我們去探尋，在人們日用而不知的這個“變態(tài)”所指涉的現(xiàn)象的背后，是否有著我們不熟悉的日本的特殊原理在發(fā)揮著作用？

這個問題把我們導向了嚴肅的思考。事實上，當我們在日本社會和文化的某些領域中發(fā)現(xiàn)“變態(tài)”現(xiàn)象時，我們正是用它指稱一種和我們不同的、日本自身特有的形態(tài)；而“變態(tài)”的稱謂， 恰好表明了我們對日本特殊性的一種樸素感受。

其實，從字典的標準來看，“變態(tài)”有兩種嚴肅的含義。首先，它是指事物的形態(tài)或姿態(tài)發(fā)生了改變、變形，是指一種“變化了的形態(tài)”；其次，它是指一種“非正常的狀態(tài)”。無論哪種含義， 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我們說“變態(tài)”時，我們心中一定有一個“常態(tài)”， 即我們自己認為的“正?！睒藴?。因此，“變態(tài)”在本質上是指一種和我們預設的標準不同的狀態(tài)，我們可勉強稱之為“非常態(tài)”。

日本的這種非常態(tài)現(xiàn)象，似乎舉目皆是。日本人對漢字的用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比如，他們的地名或姓氏里面有“我孫”“我孫子”“吾妻”這樣莫名其妙的說法，而名字里則有“龜太郎”“花子”等同樣不可思議的叫法。這種奇異的漢字用法不勝枚舉， 但如果我們不以我們自己當下的用法為準繩去判斷，就很難說日本的用法“變態(tài)”了。我們再看一個例子。日語中有“雪隱”一詞，看上去頗有意境，但意思卻是“廁所”，這似乎顯得很不可理喻。但翻閱日文字典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個用法其實出自中國佛教典故， 源于雪竇禪師在浙江雪竇山靈隱寺司職清掃廁所的故事?！把╇[” 的這種古典用法在現(xiàn)代漢語中幾乎已完全隱去。

再有，日本的和尚可食肉，可飲酒，可娶妻生子。即使走在東京、大阪等現(xiàn)代化大都市的街道上，你也會隨時發(fā)現(xiàn)大小不一的佛教寺院，而佛寺里面通常就是墓地，密密麻麻地豎立著木制或石刻的墓碑。日本人的社區(qū)和墓地毗鄰而居，陰陽兩界似乎相安無事；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日本的電視臺、報紙等各種媒體還會投放關于如何辦理個人喪事、料理后事的廣告。我們覺得這些現(xiàn)象是一種“變態(tài)”，它的佛教規(guī)定違背了中國現(xiàn)行佛教“斷酒禁肉”的戒律（形成于南北朝時期），而它的生死觀也和我們中國人的大相徑庭，觸犯了我們心中的一些禁忌。

日本社會和文化中還有無數(shù)的這樣讓我們嘖嘖稱奇、深感費解乃至瞠目結舌的例子?？蓡栴}也出在這里：我們同樣可以在美國、印度、非洲發(fā)現(xiàn)讓我們震驚的文化現(xiàn)象，但我們通常不會說“美國變態(tài)”“印度變態(tài)”或者“非洲變態(tài)”。那么，“變態(tài)”為何成了我們心目中幾乎是日本專屬的標簽呢？

問題其實出在我們自己身上。原來，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為日本定制的尺子，無論我們怎么用它來衡量，都會發(fā)現(xiàn)日本和我們不一樣，于是就認定是日本“變態(tài)”。我們潛在的意識是日本應該和我們一樣。至于美國或印度等其他國家，它們本來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不必為本來就不一樣的事物感到驚詫。

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日本”一直在我們的心中！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特定版本的“日本”，而對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不同并不十分在意。換言之，我們都認為日本和我們中國的關系特殊，以至于我們對日本的“不同”、對日本的“非常態(tài)”非常敏感。我們有意無意使用的“變態(tài)”這個說法，將我們日本認知的深層邏輯或者說無意識暴露了出來。

我們的日本認識由此就深入了一步：日本并非一個純然外在的對象，它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lián)，甚至就是我們的一個“分身”。中國的文人學士們很早就表達了這種面對日本時似曾相識的感受。比如，周作人（1885—1967）在1935 年的一篇回憶性文章《日本的衣食住》中曾這樣寫道：

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yún)s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地空假，而亦與高麗安南的優(yōu)孟衣冠不相同也。

周作人的意思是說，他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中國美好的古代形象， 那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圣人在位的時代，是中國政治和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而朝鮮、越南這兩個國家雖然也在“優(yōu)孟衣冠”，同樣在模仿中國的禮儀典章制度，但我們卻無法在它們身上看到這樣美好的中國。中國的“古昔”在故土已經(jīng)失落為“空假”， 這更是耐人尋味的文化與文明意識。

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比如清朝末年駐日參贊、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黃遵憲（1848—1905），比如懂九種語言、獲得十三個博士學位的“文化怪杰”辜鴻銘（1857—1928）， 比如晚清變法領袖、“南海圣人”康有為（1858—1927），再比如大思想家、“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1893—1988），他們都有過類似的日本體驗：有人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有人說遇見了自己的“故鄉(xiāng)”，有人看到了中國古典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再回到當下。如果你有過日本旅行的體驗，或者通過影視節(jié)目有過間接的體驗，當你看到日本滿街的漢字時，是否同樣有“發(fā)現(xiàn)中國”的感覺？比如，現(xiàn)代日文中的漢字字體就與我們廣泛使用的“宋體字”不同，他們使用的字體叫“明朝體”，是中國明朝時傳入日本的標準字體。這種字體雖然本質上也是一種宋體字，但和我們當下印刷體使用的“宋體”或“仿宋體”在字形上有很大的差異。單從漢字字體上，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身邊還有一個不同的“中國”。

如果對書法多少有所了解，我們可能還會在內心深處認同周作人曾經(jīng)的印象。周作人回憶說，當時他和他的伙伴們，“看見店鋪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常指點贊嘆，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xiàn)今中國所有”。即便我們對書法不了解，多半也會感覺到日本很多店鋪招牌的漢字書寫讓人耳目一新，似乎更有古風，更為古雅。

在“變態(tài)”的日本，我們竟然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一個“中國”！

我們在日本能夠發(fā)現(xiàn)“中國”，這只是因為我們內心有著一種觀念，即日本文化是長久以來接受中華文明的哺育而成的；而我們在日本的所見，恰好印證了我們內心的日本形象。觀念和現(xiàn)實感受相互強化的結果，就是日本構成了“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

因此，當我們認定日本的某些現(xiàn)象是“變態(tài)”時，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發(fā)展變化偏離了我們心目中的常態(tài)，變得“不正?！薄＿@個常態(tài)就是我們自己。因為古典文明的關系，我們在看待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社會時，會傾向于認為他們應該和我們一樣。

當然，這是一種誤認。

三、日本是一種“心理情結”

再換一個角度，借用“羨慕嫉妒恨”這個流行的大眾心理學的說法，我們就能更進一步捕捉“日本在我們心中”的經(jīng)驗證據(jù)。每當我們提到日本時，這些情緒中的一種或全部可能會以某種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現(xiàn)在我們的腦海中。

比如，在提到現(xiàn)代日本國泰民安、衣食豐美、秩序井然時， 我們會羨慕，會把日本當作自己的奮斗目標；但提到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右翼政治家或右翼學者否認侵略戰(zhàn)爭、否認戰(zhàn)爭中的各種罪行，我們當然會憤怒。同樣，想到日本在歷史上長期受惠于中華文明，到了近代卻后來居上、反超中國時，有一些人內心難免會有一絲嫉妒，這也是人之常情。

這些都是變化不定的情緒，想象、事實、認知與偏見雜糅在一起，我們不必較真。但這些日常的經(jīng)驗與觀感的普遍存在恰恰表明，日本內在于我們的心中，我們隨時會拿出我們內心的尺子來對它測度一番。問題還有更復雜的一面：我們面對日本時的這些或溫和或強烈的情緒，還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內心衡量日本的那把尺子，影響了我們對日本事物的判斷。日本內在于我們的這種心理機制，可以稱之為“日本情結”。

“情結”是一個心理學、精神分析學上的專門說法，近似于我們日?？谡Z中的“心病”?！扒榻Y”影響了我們對日本的判斷，也影響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比如，剛剛提到的“日本右翼”政治家與學者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軍國主義會死灰復燃嗎？再比如， 迄今為止，日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二十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意味著什么？我們不能因情緒和刻板印象而影響了對這些問題的判斷。俗語云：心病還須心藥醫(yī)。既然日本是我們的“心病”，認識日本就是認識我們自己的問題。

這個心病有多種起源，我會在本書中加以分析。如果舉出其中的犖犖大者，那就是最近一百多年來，日本深深卷入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甲午戰(zhàn)爭，二十一條，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抗日戰(zhàn)爭……這些歷史，我們耳熟能詳，它們強烈地影響了現(xiàn)代中國人國家和民族觀念的形成，而這種歷史記憶和觀念更進一步強化了我們心中的情結。

情結是心理上的事物，雖然對我們的觀念和行為有著深刻的影響，但不容易讓人把捉。與此相對，“日本”還有另外一個我們隨時可見的面相：日本就在我們身邊。

這不是說日本在地理上距離我們很近，而是說它實實在在地就在此刻你我的身邊。比如，在我們的手機上，各種品牌的手機或多或少都有日本制造商提供的零部件或設計方案；我們可能通過手機上的應用軟件，看日本電視或電影節(jié)目，或者玩日本游戲。再比如，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日系的汽車；中國每年銷售的家用汽車，日系大約占了四分之一。

日本在我們身邊，是因為它有著龐大的經(jīng)濟體系。日本的經(jīng)濟總量在1960年代末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直到2010年，這個第二的位置才被中國取代。但要注意的是，中國的人口數(shù)量是日本的十一倍，國土面積大約是它的二十五倍。如果不比較總量而比平均，我們會看到，日本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這時候我們如果還說日本“變態(tài)”，那么它的真實含義就是“優(yōu)異”和“非凡”意義上的“非常態(tài)”。

早在19世紀末的甲午戰(zhàn)爭之后，當時中國的一部分士大夫就意識到了日本的優(yōu)異屬性，開啟了學習日本的熱潮。整個20世紀，中國都一直在奮起直追。時至今日，我們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日本更富有危機意識，時刻關注著中國的發(fā)展和變化。為了準確、及時把握中國的動態(tài)，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中國進行研究。告別了20 世紀上半葉血與火的生死之爭后，中日兩國如今建立了異常緊密的經(jīng)貿(mào)關系，但雙方在政治關系上一直起起落落， 處于一種低信任的狀態(tài)。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東亞世界秩序的常態(tài)，但又與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狀態(tài)不同，是一種非常態(tài)。因此，我們的日本認知要先行一步，指向一個更好的中日關系與東亞世界秩序的建構。從世界主義的視角來看，建構一個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中日關系， 在長遠的意義上關乎世界的文明進程。

（本文選摘自李永晶著《變異：日本二千年》一書“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經(jīng)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