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辛未年秋月望日，會稽山樵馬歡述。”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在最后一次校對完成后，落款收尾，為自己多年的海上經(jīng)歷做了總結(jié)。
這位老人名為馬歡，是明朝初年一位出身“回回人”族群的“通事”。這部由他口述、經(jīng)其同僚抄寫的著作，便是后世了解“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最重要的一部史料——《瀛涯勝覽》。
馬歡隨艦隊親歷過三次下西洋，分別是第四次（始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至永樂十三年七月，1415年）、第六次（始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永樂二十年八月，1422年）和第七次（始于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至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時，馬歡和另外幾位穆斯林職官奉太監(jiān)洪保之命出使麥加，順道朝覲。
馬歡是一名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即今天回族的重要祖先來源。在明代，承接元代對外交流的“回回人”是明朝重要的少數(shù)民族，他們在航海中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基于已有的一系列研究，筆者以馬歡這樣一個少數(shù)民族出身的記錄者為案例，簡要展示“回回人”作為個體和族群在“鄭和下西洋”這段大歷史前后扮演的歷史角色。
馬歡的成長背景
首先來回顧馬歡所屬族群——“回回人”的概況。以穆斯林為主的“回回人”大多祖籍西域，他們的先祖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間被蒙古人從原籍地強制東遷，從而定居中國。
由于教門傳統(tǒng)尊重商業(yè)，加上日積月累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使得他們兼通多種語言，這些“回回人”在元朝的商貿(mào)與外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對中國傳統(tǒng)“重農(nóng)抑商”風氣也有所填補，是重要的“中介族群”。隨著他們在中國定居，在保留原有文化傳承（例如宗教信仰）基礎(chǔ)上，“回回人”實現(xiàn)局部本土化，例如漢語姓名和詩詞撰寫。
元末亂局頻發(fā)，“回回人”遭到多重迫害，為此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人被迫流離失所，成為動蕩中犧牲品。明朝建立之后，為了鞏固反對異族統(tǒng)治的“大義”，同時承接前朝的合法性，朱元璋采取兩種政策：在法理上，他宣稱明朝承接了元朝的法統(tǒng)；對留在內(nèi)地的蒙古人、回回人和其他族群的色目人（例如黨項人），采取嚴厲的限制措施，例如不準他們“自相嫁娶”，要求他們與其他族群聯(lián)姻。
鄭和與馬歡這對“回回人”出身的上下級，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鄭和原名馬三保，出生于1371年，云南人。14世紀80年代明朝在云南打敗元梁王，本地居民遭受相應(yīng)的報復——有的逃難，例如馬三保兄長；有的慘遭閹割，成為各級官府的宦官，例如馬三保本人。
馬三保被閹割后更名馬和，服務(wù)于燕王，在姚廣孝門下學文。因為這段經(jīng)歷，他在保留穆斯林家族記憶同時，被動接受“三寶”并修習佛教知識，成為宗教邊界模糊的典型案例。
朱棣奪位后，他給馬和賜姓“鄭”，這便是“鄭和”的由來。鄭和因為遭遇閹割，終身未婚無子，為方便財產(chǎn)繼承，在他的請求下過繼親侄為嗣。現(xiàn)今散居中國江南、云南和泰國北部的鄭姓回族，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鄭和宗法上的后裔。
后世塑造的鄭和雕像，筆者攝于2019年12月，南京寶船廠遺址
馬歡，字宗道，籍屬會稽（今浙江紹興），出生于1380年前后，“回回人”出身。馬歡常年從事軍職，成長于“西域”文化體系中，其漢文書寫水平相對同僚較薄弱，以致《瀛涯勝覽》實際上是在自己口述后，由同僚協(xié)助抄寫而成的。
如果不是這場盛大的航海行動，馬歡很可能和絕大多數(shù)留守全國各地的回回人一樣，要么從事“軍職”，讓一代代子孫相傳承下去；要么待在四夷館，幫朝廷翻譯在當時具有廣泛流傳意義的波斯語；或者留在欽天監(jiān)，從事天文觀測，為朝廷提供可靠的星象分析；抑或與個別“回回人”后裔一樣，逐步淡化族群記憶。但鄭和遠航改變了他的一生，為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進一步交流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回回館譯語”，明清時期中國學習波斯語的一個文獻資料
馬歡的三次出海
永樂十一年（1413年），鄭和招募一批有穆斯林背景的隨行人員，以此輔助艦隊在航海沿線穆斯林國家的外交行動。經(jīng)歷三次出航之后，此次鄭和奉詔籌備第四次遠航行動。
馬歡因“通番語”（包括波斯語與阿拉伯語）被舉薦到鄭和艦隊之中，以通事的身份參與“通譯”這項重要工作。在“鄭和下西洋”的進程中，翻譯官的作用相當大，尤其是通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這兩大語言系統(tǒng)。
在中世紀，波斯語是“跨域通用語言”，與今日英語的影響力可相媲美。在明朝，波斯語是法定四種外交語言“回回語”的核心，通過在“四夷館”開設(shè)相關(guān)機構(gòu)，以展開對其他國家的外交工作；
西洋沿途各國的情況有以下幾種：一種是國君至國民主體是穆斯林，例如“滿剌加”（馬六甲蘇丹國）、“榜葛剌”（孟加拉）、“忽魯謨廝”（霍爾木茲）和“天方”（麥加）；一種情況是，國內(nèi)穆斯林比例小、最高統(tǒng)治者也不是穆斯林，但穆斯林在內(nèi)部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古里”。
作為“回回人”出身的職官，馬歡成長于昔日“回回教門”繁盛的江浙地區(qū)，阿老丁等元代“回回長者”的遺留影響還留存不少。對于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馬歡都熟練掌握。
在鄭和七次出海過程中，馬歡參與其中三次：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在永樂年間的兩次出海（第四、六次），馬歡從中國東南沿海一直橫跨到阿拉伯半島邊緣。
在爪哇（滿者伯夷帝國），馬歡指出在爪哇有三種居民：一種是信仰印度教、佛教和當?shù)毓砩裥叛龅耐林灰环N是“回回人”，即穆斯林。但根據(jù)馬歡在文后對“唐人”的描述來看，這里的“回回人”應(yīng)該是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客商，而不是他自己的族群；另一種就是來自中國的“唐人”，即早期華裔。這些華裔大多數(shù)是穆斯林：“一等唐人……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他們大多數(shù)是商人，一部分人在馬來群島組建成小團體：一方面以自身的宗教信仰贏取其他穆斯林客商的支持，擴充財力；另一方面通過自身的文化記憶，協(xié)助明朝在東南亞的行動。
后世描繪的圖像，還原全盛時期滿者伯夷的風貌
施進卿家族就是早期華裔的典型案例：施進卿一家籍貫中國南方，曾定居占城，后來遷居蘇門答臘，是華人穆斯林。由于其在舊港的統(tǒng)治，他們家族被馬歡記錄進來，成為“舊港國”的重要詞條。
路過爪哇和暹羅后，馬歡抵達滿剌加，即東南亞著名大國馬六甲蘇丹國。作為明朝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朝貢國，馬六甲蘇丹國一直很重視與中國合作，歷代蘇丹的更替也如實向明朝匯報。
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1344-1414）于1402年成為馬六甲首任蘇丹，三年后與明朝確認外交關(guān)系。至馬歡抵達馬六甲，蘇丹已是拜里米蘇拉之子伊斯干達沙（Iskandar Shah，1370-1424）。伊斯干達繼位的時候已正式皈依伊斯蘭教，從而贏得本地居民支持。因此，馬歡寫道：“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
馬六甲蘇丹國曼蘇爾沙（1432-1477）墓碑，曼蘇爾是伊斯干達沙的曾孫
行至錫蘭國（斯里蘭卡）的時候，馬歡也有實地考察。他把錫蘭的一座山山頂上的凹陷解釋為“阿聃圣人，即盤古之足跡”。馬歡是穆斯林毋庸置疑，但將“阿聃”（即伊斯蘭教經(jīng)典中人類創(chuàng)始人“阿丹”）稱為“盤古”，這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馬歡自身文化構(gòu)建中中國文化的影響程度。此外，馬歡對錫蘭寶石的說法也采用佛教徒的觀點——“佛祖眼淚結(jié)成”。
沿小葛蘭、柯枝，馬歡隨艦隊抵達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卡特）。和柯枝一樣，古里屬于印度西南海岸政治體系，有五種階層的居民組成：南昆人（Nair），信仰印度教的本地居民，是古里君主（扎莫林階層）和大多數(shù)普通百姓的所屬階層；哲地人（Chitti），財主階層；革令人（Kling），中介商人階層；回回人，穆斯林商賈階層，協(xié)助古里君主；木瓜人（Mukuva），類似于賤民階層。古里有典型文化社群分工，國王國民是印度教徒，不以牛肉為食；中間階層的“回回人”是穆斯林，不以豬肉為食。兩個階層各有所需，故稱“爾不食牛，我不食豬”。
馬歡沒有詳細介紹另外兩個階層“哲地人”和“革令人”的社會文化情況，但根據(jù)同一時期馬六甲蘇丹國的發(fā)展來看，這兩者其實都參與了馬來半島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革令人”尤其影響了馬六甲的宗室文化取向。
馬六甲蘇丹國權(quán)傾一時的敦·阿里家族就是如此，他們被馬來人稱為“革令人”政治派系集大成者。伊斯干達沙帶有南印度血統(tǒng)的庶長孫卡西姆（即“慕扎法沙”，Muzaffar Shah，1410-1459）推翻并弒殺其同父異母弟弟易卜拉欣蘇丹，成為第一位母系非馬來血統(tǒng)的君主，就是借用其舅舅敦·阿里的勢力。鑒于此，“革令人”可能包含為數(shù)不少的本土穆斯林群體，和以阿拉伯-波斯客商為代表的“回回人”還是有明顯的不同。
途經(jīng)“溜山”（馬爾代夫），馬歡抵達位于阿拉伯半島的祖法兒（Zufar，位于阿曼西南部）和阿丹（Aden，即也門亞?。ｑR歡抵達“阿丹”的時候，是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是他第二次出海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回程后，由于鄭和任職南京守備，加上朱棣、朱高熾父子相繼駕崩，下西洋暫時停止。
宣德六年（1431年）開始，明宣宗命令鄭和等人籌備第七次“下西洋”。此次遠航鄭和只參加其中一小段行程——鄭和本人年邁體衰，已瀕臨生命的終點。在遠航過程中，鄭和在中途去世，就地落葬，遺命部下將其衣冠及抄本佛經(jīng)送還明朝。
鄭和去世后，接手艦隊管理事務(wù)的是大太監(jiān)洪保。艦隊沿著既定航線前行，途中馬歡得知施進卿去世（1424）、其女接班的事情，以此對前文進行增補。
從“榜葛剌”（Bengal，即孟加拉）開始，馬歡繼續(xù)記錄相應(yīng)情況，對前文予以增補。在“榜葛剌”，馬歡記錄當?shù)赜缮现料隆熬惴罨鼗亟潭Y”，語言上以孟加拉語為核心、兼用波斯語：“國語皆從榜葛里（Bengali，孟加拉語），自稱一家言語，說吧兒西語（Farsi，法爾斯語，即波斯語）者亦有之。”
這份記載可以對應(yīng)孟加拉蘇丹國在15世紀的現(xiàn)實社會狀況：在15世紀，孟加拉形成蘇丹國政體，并迅速在河流沿線形成大型穆斯林聚居區(qū)。由于當時穆斯林君主普遍有波斯語宮廷用語傳統(tǒng)，因此波斯語在當?shù)赜幸欢ǖ挠绊懥Γ踔劣绊懙街車姆悄滤沽秩后w，例如孟加拉西部印度教上層社會流行使用波斯語。
自古里出發(fā)，馬歡一行人抵達“忽魯謨廝國”（Ormuz，即霍爾木茲）。霍爾木茲的埃米爾們非常重視當?shù)氐纳虡I(yè)往來，對大明也不例外。在霍爾木茲，馬歡看到當?shù)亍皣窠愿弧?，有“加的”（Qadi）等長官管理政教事務(wù)，市集非常繁榮：“其市肆諸般鋪面百物皆有。”甚至在此處能目睹精彩的“把戲”，例如“羊上高竿”。完成在霍爾木茲的任務(wù)后，馬歡與郭承禮等穆斯林直接前往“天方國”，即穆斯林圣地麥加。
當時的麥加執(zhí)政官得知艦隊前來，告知洪保等人希望能與明朝建立外交聯(lián)系。但圣城麥加一直僅對穆斯林開放，在古里期間，洪保就已經(jīng)起草好相應(yīng)文書，派遣馬歡、郭崇禮等七位穆斯林職官直接前往麥加（期間路過霍爾木茲），通過他們的朝覲，順道向麥加方面轉(zhuǎn)交文書，從而建立正式外交關(guān)系。
在此之前，中文文獻（例如《島夷志略》）對麥加雖已有描述，但由于諸位作者沒有親臨此處，他們對于麥加的部分描述存在漏洞。汪大淵等人形容麥加氣候溫和，至費信著述《星槎勝覽》之時，對麥加氣候的描寫直接引用前人的說法，這與麥加常年處于熱帶沙漠氣候的事實有較大出入。對此，馬歡作為親歷者，直接在《瀛涯勝覽》中書寫麥加的真實氣候：“此國即默伽國也……其氣候四時常熱如夏?！?/p>
明繪畫《絲路山水地圖》（今名）中的“天方”
麥加的“天房”克爾白（馬歡記作“愷阿白”）
作為一個穆斯林，馬歡在“天方”履行穆斯林“五功”（念齋禮課朝）中的朝覲。作為穆斯林，他相當關(guān)注圣城風土人情，為此留下非常重要的“一手資料”——相比之下，無論是費信的《星槎勝覽》，還是后來的《咸賓錄》、《殊域周咨錄》與《東夷圖說》，沒有一個明朝文獻比馬歡對麥加的記敘更為詳細、真實，因為馬歡進入過“禁寺”、“天房”這些非穆斯林幾乎不可能進入的宗教圣地。
自古里前往麥加，再到回程，馬歡一行人前后“往回一年”，完成明朝最后一次遠航行程。馬歡帶回的物件中，有“各色齊貨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并且通過繪制“天堂圖真本”，作為朝覲記錄奉送至北京。
隨著鄭和在途中去世，“鄭和下西洋”宣告終結(jié)。之后明朝內(nèi)外交困，明英宗成為瓦剌（Oirat）階下囚等事情接連發(fā)生，因此中國對外交流隨之停滯。
馬歡自身也逐步走向暮年，一個普通職官參與不了此時的歷史劇變。他能做的，就是召集與他隨行的同僚，根據(jù)口述一步一步還原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從而進一步增補已成書稿的《瀛涯勝覽》。最終，在明代宗景泰年間，《瀛涯勝覽》歷時35年的“口述-抄寫”終于畫上句號。
大時代下的口述史——馬歡與《瀛涯勝覽》
如上文所述，由于現(xiàn)實的生活環(huán)境與自身的職官生涯，馬歡撰書能力不及當時大多數(shù)文人所能達到的水平，對此他自敘“措意遣詞，不能文飾”。因此馬歡一方面盡以自己的通譯本職，努力協(xié)調(diào)外邦與大明之間的外交關(guān)系；另一方面則跟隨行文書講解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不斷修補他們寫出的一字一句。
在兩種角色的交匯中，馬歡無意間促成自己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的核心記錄者。
由于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時間間隔太長，馬歡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就已經(jīng)完成《瀛涯勝覽》初稿，并對此予以刊印，因此《瀛涯勝覽》實際有兩個版本：一個是記錄馬歡前兩次航行的版本，另一個則是馬歡在原有文本基礎(chǔ)上加入最后一次航行的記錄。
在《瀛涯勝覽》一書中，馬歡共收錄20個國家，而這20個國家和地區(qū)都是他自己親歷的，由此可見馬歡記錄的真實性對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作用。明朝的官方文獻，例如《明實錄》，對于“鄭和下西洋”的記載相對簡約；邊境危機和朝政困局也導致當時明朝朝野對中外關(guān)系相當漠視，不少資料遭到忽視甚至遺失。
在《瀛涯勝覽》行文的字里行間中，馬歡體現(xiàn)出明初“回回人”是如何用當時的漢文表達自己的文化觀點，這對于研究明初少數(shù)民族參與國家事務(wù)這一議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鄭和下西洋”航線
作為“回回人”，馬歡在“鄭和下西洋”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扮演至關(guān)重要的“記錄者”和“中介者”角色：他們運用自己的文化傳承，通過擔任“通譯”、“通事”等職務(wù)，在相對封閉的時代盡可能聯(lián)通大明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進而協(xié)調(diào)不同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
在參與中國大歷史的進程中，他們也從原本大眾眼中的“他者”——“蕃客”，逐步發(fā)展成為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回族。
馬歡成長于明初“回回人”被壓制的慘痛時代，親歷“鄭和下西洋”時代對“回回人”的重新起用，繼而見證從“仁宣之治”到“土木堡之變”的大起大落。隨著《瀛涯勝覽》最終的落筆，這位穆斯林老人逐步走到了人生盡頭，身后沒有留下更多記載。
和馬歡一樣，無數(shù)“個體”隨時間而流逝，他們的名字與經(jīng)歷也會慢慢沉寂在浩瀚的文獻中。若非后世有心人關(guān)注，這些記載大多都會遺忘在字里行間中。
一個既不處于“華夷之辯”秩序中的“正統(tǒng)”，漫長人生也沒能拜領(lǐng)高官要職的“回回人”，馬歡難以被歷史銘記。但正因為他35年如一日向同僚口述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以此留下《瀛涯勝覽》，從而他得以成為 “鄭和下西洋”這段大歷史最具有權(quán)威的記錄者之一。
這些資料既是“鄭和下西洋”具體行程的第一手信息，從而讓后世讀者能夠盡可能親臨其境；也通過一些細節(jié)，折射出一個“回回人”在時代變革中，對自己、對族群、對文化、對國朝的認知發(fā)展。
馬歡和《瀛涯勝覽》，折射的不僅僅是口述與筆記，更多的是時代變革中相互交織的個人、族群與國家。
時至今日，筆者在南京“寶船廠”遺址的展示大廳凝望著那幅后人重繪的遠航圖，心里想到的并不只是站在高處指揮的鄭和，也應(yīng)包括馬歡等為大歷史中付出重要貢獻的眾多個體。
后人繪制的“鄭和下西洋”，筆者攝于2019年12月，南京寶船廠遺址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