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中華文明究竟要為整個人類承擔些什么？

重啟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主要是要重啟中華民族足以矯正世界體系沖突機制的寶貴成分，同時我們需要克制中國古代天下體系里獨領風騷的古代弊端，如此，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對人類光明燦爛的未來擔負起責任。

任劍濤（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自1840年以來，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發(fā)生悲劇性的碰撞。這種碰撞沒有把文野之分劃得更清楚，反而悲劇性地造成中西和古今之地域與空間文明的僵化對比。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文明碰撞結果。但歷史無法重頭再來。從1840年走到今天，中華文明終于可以理性地籌劃自己的未來，重啟中華文明當中確實可以對人類有所貢獻的文明精粹。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外國人的船堅炮利不僅打開了中國國門，更讓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

一個被動捱打的弱小文明和民族，常常是在舔舐自己的痛苦中努力爭取崛起，基本上沒有辦法理性地籌劃未來，或者挖掘自己傳統文明當中有益于人類的因素。我們今天終于告別了被動捱打的悲劇性處境，已經在物質實力上進入世界前列，因此有必要認真考慮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究竟要為整個人類承擔些什么。

在中華文明天下情懷重新回到現代現場之前，我們前面提到中西文明不是進取性的碰撞和升華，而是變成中西文化的地域文明和文化對抗的悲劇結果。西方人在1500年以來呈現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中華文明長期發(fā)展所凸顯的“古典天下體系”，兩個關于人類社會整體籌劃的方案處在鮮明對立的狀態(tài)。所以，在“中華文明再出發(fā)”大命題中討論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需要厘清“天下體系”的三層含義。

古代繪畫中外國使節(jié)來朝的場景

“天下”首先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地域性概念。在今天的分科學術里屬于地理學考察的范圍。這個地理范圍，隨著中國政權所達范圍的擴大而具有明顯的變化?，F在申論“天下”，似乎不可能重視這個含義。一般強調的天下“情懷”，屬于最高精神層面、價值層面的東西。在中間層，“天下”主要是指華族和周邊民族的關聯圈，這與中國古人立定的天下制度結構相關。在傳統文化體系里就是周代的“五服制度”和后來的“朝貢體系”，這是由一系列制度建構起來的機制。在今天平等的民族國家之林當中，試圖重建一個由中國人絕對占優(yōu)的世界，把其他文明和民族卷入中華民族的天下“漩流”，并認同中華文明的天下體系，這是非常困難的事。但我們的天下“情懷”具有某種超越時代的價值。

為何要重啟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

對現代人類而言，無論是從全球性問題或者全球性治理角度來講，由于長期受民族國家的主宰，環(huán)宇之中，保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這樣的價值情懷的國家不是太多。當然我們得承認和并贊揚，當下部分西方國家以及歐洲人有這樣的情懷，但近期歐洲人表現這種情懷時遭遇到中東移民的挑戰(zhàn)，以至于給歐盟造成巨大的前行障礙。而今天西方陣營中的美國，特朗普顯然秉承一種保守主義的傳統。不過在美國文化或美利堅文明里，仍然無可懷疑地保有世界情懷、理想主義成分。美國歷史明顯短暫。如果我們把歷史眼光拉長，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最源遠流長、最值得重啟。

三重因素催促我們重啟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問題、全球治理已經變成關鍵問題。超越國家視野，確立全球眼光變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國自身扼制了近代以來的悲劇性命運，而對中西文明的碰撞產生新的認知，知曉必須超越中西文化的價值沖突和地域性對抗。中國現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類文明門檻面前的關鍵地步。第三，中華文明在決斷自己發(fā)展未來的當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檢視自身文明遺產的關鍵時刻。

超越地理意義的“天下”概念

中華文明曾經擁有一個天下體系，以地理奠基，以五服、朝貢制度保障，以天下情懷升華。相比而言，基于地域對“天下”概念的建構，既要有繼承，更要有超越。很明顯，中國古代對天下體系的建構，在地理因素已經有了歷史突破。古人常常認為中國就是中原，就是漢族的天下。在中國的邊疆理念史上，人們長期認為中原的周邊，都是蠻、夷、戎、狄，只有漢族人可稱華族。這種地理概念逐漸擴大，中國對東亞甚至東南亞、中亞局部發(fā)生重大影響之后，地理意義上的天下概念，已經拓展與“天下”概念原始的地理含義迥然相異的地步。這個結構性突破，是由一個現代性事件所引發(fā)的，那就是1840年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天下”逐漸變成近代的“世界”、今天的“地球村”。

中國人的“天下”，在地理上是擴展性概念。擴展中浮現不少笑談。且不說現代中國早期的保守派，就說開明派，在睜眼看世界的時候，曾經鬧出驚人笑話。在19世紀后半葉,睜眼看世界的中國先行者、現代文化的開拓者，譬如編輯《海國圖志》的魏源，基本上把西方人，甚至接近西方人的中國人，都視為怪物。魏源以奇異的筆觸描述基督教信仰者：一個不信教的人走入教堂，服下藥丸后，像著魔一樣跪在上帝神像面前崇拜信服，父母、親戚、舅子、老表一概不認……。完全把基督教看成邪教組織。實際上，基督教是高度發(fā)達的現代成熟宗教。天下概念的地理拓展，隨著近代的地理大發(fā)現而驟然變化，當時國人的認知出現這樣的笑話，不足為奇。今天我們離魏源那個時代過去了兩百多年，對當時超出天下的那個地理范圍，不會有過多井底蛙見了。

并非對朝貢體系的重建

第二，我們重啟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并非僅僅去重建一個原來以五服體系、朝貢體制為支撐的制度結構。有一種說法，中國崛起一定以美國衰落為寫照，或者說東方崛起一定以西方衰落為前提。換言之，當代“以我為主”的中國之世界觀及其相應的制度體系，乃是天下制度結構在時下的反芻。這種立于中國歷史的現代版天下體系，可不可能將歷史上那種恩威并重、道德感化和政治安排在當下重新結合起來呢？很難。從歷史的視角看，傳統五服制度的地理想象是蠻豐富的，但在五服范圍展開的朝貢制度建構，靠的不是一手而是兩手：一方面是化外民族對華族文化的自愿接受，另一方面則是軍事征服提供的強大動力。僅僅著重前一方面的伸張，并將之視為重建天下體系的精神依托，恐怕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

我們可以重溫著名歷史學家陳序經的《匈奴史稿》，從中能夠獲知，漢朝與匈奴爭戰(zhàn)，失敗的匈奴進入歐洲，讓歐洲人感受到黃種人的可怕。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天下體系建構的武力因素絕對不低于道德感化與文化認同因素的作用。而今靠武力重建天下，無異于癡人說夢。

至于朝貢制度，并非當下國人臆想的那樣，是周邊國家誠心誠意臣服于中國。周邊國家到中國朝貢，常常僅具有中國單方面自認的外人恭敬而來，其實朝貢者甚少這種虔敬。所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絕不只是中國支撐位弱國的國家間政治心態(tài)，而是中華文明對外體制的核心——只不過它體現為兩個面相：在古代，凡是來朝貢的國家，表示你臣服于中華政權，因此可以得到極大的物質饋贈。這是一種朝貢體制的道德感動制度；在現代，中國國勢微弱之時，國家需要維持面子心理，因此寧愿向外人讓渡利益，從而維持其統治地位。

不過當代國家間的往來，更重視平等交往和利益互惠，這就肯定不是對朝貢體系的當下重建。

克服古代天下傳統的弊端

比較而言，傳統的天下體系所包含的三方面含義，地理和制度意義上的當代價值已經不太明顯。這一體系中真正有益于人類開拓光明的未來，主要是它的精神理念，即天下情懷。中華民族關注整個世界，重視人的價值一致性，所謂“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對今天這個紛紛攘攘的世界而言，確實是最可寶貴的理念。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歸屬于皇族一家，臣服于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同氣相求，民胞物與”。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嚴、共同性發(fā)展、平等性共享的基礎上，就能夠具備環(huán)宇的感召能量。基于此，中華民族的天下情懷，不囿于舉國眼光，而必是全球眼光。換言之，這樣的情懷，不僅僅只對中華民族自己具有現實意義，倒是對全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不僅僅是追求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而是要全面放開視野，使全球各國、萬國萬民，都能同呼吸、共命運。由此便具備超越異質性的民族國家建構起來的對峙性世界體系的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重啟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主要是要重啟中華民族足以矯正現代世界體系沖突機制的寶貴成分。同時，有效克制中國古代天下體系中有“萬邦來朝”體現的那種獨占鰲頭、獨領風騷的排斥性觀念。如此，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對人類光明燦爛的未來擔負起責任。

嘉賓介紹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zhèn)€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fā)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