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金茨堡談微觀史學

卡洛·金茨堡（章靜 繪）

出生于1939年的意大利歷史學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不到四十歲就憑借《夜間的戰(zhàn)斗：16、17世紀的巫術(shù)和農(nóng)業(yè)崇拜》和《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這兩本著作成為微觀史學領(lǐng)域的代表性人物。除此以外，他的研究興趣涵蓋從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領(lǐng)域，成就享譽國際學術(shù)界。作為他的代表作之一，《奶酪與蛆蟲》至今已以意大利語、英語、法語、德語、葡萄牙語、加泰羅尼亞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韓語、捷克語、希伯來語、波蘭語、愛沙尼亞語、芬蘭語、克羅地亞語等多種文字出版了二十多個版本，是經(jīng)久不衰的經(jīng)典。2021年7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推出《奶酪與蛆蟲》中譯本，這是該書出版四十五年來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渡虾u》委托中文版譯者魯伊對卡洛·金茨堡做了一次專訪，請他談?wù)勥@本書的寫作以及對微觀史學的看法。

《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意] 卡洛·金茨堡著，魯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7月出版，400頁，75.00元

作為一位年過八旬、舉世聞名的歷史學家，您有什么問題想問當年那個花了十多年時間、將“本來不過可能是一條腳注的素材”發(fā)展成一本“最暢銷、傳閱最廣的微觀歷史學著作”的三十七歲的年輕學者嗎？關(guān)于這本書，有沒有可能存在著某些問題，是您一直準備或希望被人問到，甚至多年來早已在心中想好了答案，但卻一直沒有人敢于或想要問您的？

卡洛·金茨堡：多年來，我一直身處一場對話之中，談話的一方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的今天的這個我，另一方則是職業(yè)生涯早期的那個昔我。我?guī)缀趿⒖瘫阋庾R到，這場想象中的對話，其意圖在于將我自己視作一個案例研究：從這一角度來看，對自己身影的凝神注視（narcissism）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我試圖理解，在研究過程中，我的那些偏見、臆斷以及先入為主的判斷（為什么不呢？）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而它們又在何種程度上被我的發(fā)現(xiàn)所校正或修改。我還對隱藏的記憶（“加密記憶”[cryptomemory]，弗洛伊德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使用了這一術(shù)語 ）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格外好奇。換句話說，今天的我與很久以前的那個我之間的距離，被我當成了一種疏離的手段。正如在任何一項歷史研究中都會發(fā)生的，這項實驗始于一些逆年代次序的問題，而它可能會基于文獻證據(jù)而得到修訂和校正。在這種情形下，讀者可能會發(fā)現(xiàn)，在《奶酪與蛆蟲》這本“最暢銷、傳閱最廣的微觀歷史學著作”中，“微觀歷史”這個詞根本就不曾被提及。為什么？答案很簡單：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微觀歷史最初是作為一個項目而出現(xiàn)的，它源自與《歷史筆記》（Quaderni storici）雜志有關(guān)系的一群意大利歷史學家的一系列激烈討論。這些人是愛德華多·格倫迪（Edoardo Grendi）、喬瓦尼·萊維（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和我自己。那些激烈討論的話題之一，便是我的這本出版于1976年的《奶酪與蛆蟲》。一如既往地，研究在前；標簽（包括“微觀歷史”這個標簽）隨后。但“微觀歷史”這個詞的含義卻經(jīng)常遭到誤解，主要是在“微觀”這個前綴的問題上（它源自希臘文中的mikros），因為它的所指——無論是字面意義上還是象征意義上——經(jīng)常被解讀為研究的對象。按照這種解讀，微觀歷史所關(guān)注的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邊緣性的問題（正如墨西哥那邊的微觀歷史一樣）。但在與我個人有關(guān)的微觀歷史這一塊兒，“微觀”這個前綴其實是對顯微鏡的暗喻，指向一種對歷史的分析方法。你可以把一小片蜜蜂翅膀放在顯微鏡下，也可以把一小塊大象皮膚放在顯微鏡下?！赌汤遗c蛆蟲》的主人公梅諾基奧是一個完全不為人所知的磨坊主；但在我和好友喬瓦尼·萊維（另一位著名微觀歷史學家）一道負責推出的“微觀歷史”系列叢書中，作為首發(fā)之作的我的那本《皮耶羅之謎》（Indagini su Piero，英文版名為The Enigma of Piero），討論的卻是十五世紀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一組畫作，而他可是一位偉大的、全球知名的畫家（這本以意大利文出版的書在1981年首版、1994年出版擴充版，已經(jīng)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俄文和捷克文）。微觀歷史的分析方法可以聚焦在個體身上，也可以聚焦在社群、事件和其他對象上。正如我所說的，它是作為一項共同事業(yè)（a collective enterprise）而出現(xiàn)的，然后又散布到了許許多多的國家，以各種各樣的面目出現(xiàn)。我自己進入微觀歷史的路徑，從研究生涯的最開始便是以審判案件為中心的。我的第一本書《夜間的戰(zhàn)斗》（1966年）在2005年被翻譯成中文，現(xiàn)在又添加了新的后記得以再版。這本書已經(jīng)是基于對一起案件的研究了。但案件總會帶來一概而論的問題：其中也包括我特別喜愛的那些非同尋常的案子。（我就說到這里吧，因為這是一個說起來就沒完沒了的話題。）

《夜間的戰(zhàn)斗：16、17世紀的巫術(shù)和農(nóng)業(yè)崇拜》，[意] 卡洛·金茨堡著，朱歌姝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6月出版，352頁，65.00元

卡洛·金茨堡著《皮耶羅之謎》意大利文版封面

從您的書和文章中，我能看到一種噴薄欲出的好奇心，想要探索那些藏在歷史、文學和藝術(shù)之中的隱秘線索。這種好奇心從何而來？您是如何保持這種好奇心的？有時候，在搜集資料和寫作的過程中，初始的好奇心會慢慢消退，您又是如何應(yīng)對這個問題的？

卡洛·金茨堡：你的觀察絕對正確。我對一項研究的最初階段特別著迷，那時候，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主題——一個經(jīng)常我一無所知的主題。我曾經(jīng)將我在那個階段的感覺描述為一種“無知之欣悅”（an euphoria of ignorance）。但令人如此興奮的，是消除無知的可能性：學習是可能的。我曾說過，我們所屬的這個物種——智人——其得名并非源于“知道”（knowing），而是源于“知道如何去學習”（knowing how to learn）。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對隨筆這種文學體裁的迷戀變得變本加厲，或許就是為了顯著增加那種接觸新問題時的激動體驗，這些新問題，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我一無所知的。許多年前，在某個公開場合，我曾提到過偉大的西班牙畫家戈雅（Goya）的一幅杰作，畫中是一個年紀非常大的老人，留著長長的白胡子，拄著兩根拐杖：這幅畫的畫簽是“我仍在學習”（Aún aprendo）。戈雅將他自己視作這位老人，我也一樣（si parva licet，“假使我這樣的一個矮子，也堪與他那樣的巨人相比”）。我的一本由四篇隨筆構(gòu)成的文集剛剛在智利出版，書名就叫做《我仍在學習》。

卡洛·金茨堡的隨筆集《我仍在學習》封面

在您看來，您的個人生活經(jīng)歷與您選擇去仔細查看和詳加描述的那些梅諾基奧的人生片段，比如說他的閱讀方式（第十六至四十二章）和他的書寫風格（第四十五章），有哪些聯(lián)系？

卡洛·金茨堡：毫無疑問，我從梅諾基奧的閱讀方式中學到了很多?；剡^頭去看，我認為，在分析過程中，我的靈感來自兩本對我影響極大的書：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和恩斯特·貢布里希的《藝術(shù)與幻覺》（Art and Illusion）。我意識到，在梅諾基奧對他讀過的那些書的回憶與實際上的這些書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而這是每個人日常經(jīng)驗的一部分——盡管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一下子想到，要去運用這條鴻溝來再現(xiàn)一種深層次的口頭文化、農(nóng)民文化與印刷書籍之間的相互作用。

1552年出版的意大利烏托邦文學《大千世界》扉頁

在我剛剛進入記者這個行當?shù)臅r候，我們雜志的主編是當年《人民文學》的朱偉。他曾經(jīng)對我說，寫作與攝影之間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需要有足夠好的“景深”：對于一個好的作品，那些我們選擇放在焦點之外的、模糊的背景輪廓，與那些聚焦平面中清晰可辨的對象扮演著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很好奇，在研究和寫作《奶酪與蛆蟲》的過程中，是否有一些您在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有趣事實和細節(jié)，被您有意識地略去或虛化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您是否能向我們披露一下當時的思考取舍過程？

卡洛·金茨堡：好問題。寫作這種行為，總是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將某些我們應(yīng)該加以描述的現(xiàn)實元素邊緣化，或者全然舍棄。對于所有的描述性作品——從小說到歷史——來說，都是這樣，盡管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寫過一篇優(yōu)美且風趣的小品，其中描述了一幅一比一的帝國地圖，以及它后來的結(jié)局。（譯者注：見《博爾赫斯全集第二輯·博物館》中“科學的嚴謹”一文）在梅諾基奧這個案例中，我面對的不是一個真實的片段，而是一系列檔案文獻，其中梅諾基奧的陳述經(jīng)過了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濾網(wǎng)才得以呈現(xiàn)。不可避免地，我的分析對某些元素進行了清晰對焦，而將另外一些元素丟到了邊緣或背景之中。但在這里，我傾向于一種不同的比較，不是同攝影相比，而是與電影對觀：畢竟，所有的敘事作品——包括歷史敘事——都是隨著時間慢慢展開的。我曾深受一篇關(guān)于蒙太奇手法的著名隨筆的影響，它的作者是蘇聯(lián)電影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當然，他的電影杰作也對我影響甚深?！赌汤遗c蛆蟲》的敘事結(jié)構(gòu)穿插著或長或短的段落，可以將它們比作特寫鏡頭和遠景鏡頭的蒙太奇組合。

承接上一個問題，有沒有哪些當時被您忽略的事實和細節(jié)，或者是放棄的線索與痕跡，如今回頭看去，您覺得應(yīng)該在書中加以討論就好了？

卡洛·金茨堡：顯然，把焦點放在蒙特雷阿萊——梅諾基奧生活的那個小鎮(zhèn)——而不是梅諾基奧本人身上，以及其他種種，都是可能的。原則上，曾經(jīng)存在著多種可能的其他方案，但事實上，當時我并不關(guān)心它們。我并不后悔：這本書就是這個樣子了。

在《奶酪與蛆蟲》的卷首語中，您引用了塞利納的一句名言：“一切有趣之事皆發(fā)生于黑暗之中……我們對人類的真實歷史一無所知?！边@聽起來十分悲觀。您那時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嗎？現(xiàn)在呢？從那時到現(xiàn)在的幾十年中，您的書和其他一些優(yōu)秀的史學著作業(yè)已證明，“一切有趣之事”可以部分大白于天下，我們對“人類的真實歷史”可以略有所知，甚至知之頗多。您是否想到過要修改一下這個卷首語？或者加個評注？

卡洛·金茨堡：這句話聽起來有些極端，但不應(yīng)當僅從字面上理解。它宣示著這項實驗的創(chuàng)新性以及其潛藏的豐富性。這是一個挑戰(zhàn)。但正如我在本書的最后一句中所寫，關(guān)于梅諾基奧，我們知道的已經(jīng)不少了，但關(guān)于那些生前死后都沒能留下一絲痕跡的不計其數(shù)的人類個體，我們卻一無所知。這種存在于歷史證據(jù)和歷史現(xiàn)實之間的巨大的、不可避免的不相稱狀況，是不應(yīng)當被遺忘的——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的讀者。

《奶酪與蛆蟲》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它在史學上的原創(chuàng)性，書中與眾不同的主人公、堂吉訶德式的梅諾基奧也是重要原因。您塑造的這個可愛又令人莞爾的十六世紀磨坊主，讓我想起了自己少年時在卡爾維諾的《意大利童話》和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記》中讀到的許多人物。事實上，我在翻譯《奶酪與蛆蟲》部分章節(jié)的時候，文字風格就大量借鑒了這兩本書的中譯本。然而，因為我個人的意大利語水平有限，《奶酪與蛆蟲》的中譯本只能以約翰·泰代斯基和安妮·泰代斯基的英譯本為底本譯出。盡管我從閱讀英譯本中得到了很多樂趣，而我也相信，本身即為優(yōu)秀歷史學者的約翰·泰代斯基給出了一個相當優(yōu)秀的譯本，但“遺失在翻譯中”的問題偶爾仍會令我困擾。對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因為語言的障礙，您的作品的文學性或許沒有得到非意大利語母語讀者的充分欣賞，對此您是否有過困惑？

卡洛·金茨堡：我很高興聽到，在翻譯《奶酪與蛆蟲》的過程中，你曾借鑒了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和科洛迪《木偶奇遇記》的中譯本。我很幸運，能夠成為伊塔洛·卡爾維諾的朋友（他不僅是位一流作家，還是一個非同尋常之人）。在他去世后才發(fā)表的一篇訪談中，卡爾維諾提到，《木偶奇遇記》對他來說意義重大，是緊湊、簡潔的風格典范。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典范。（順便提一句，我認為在與意大利學術(shù)圈晦澀難懂的行話保持距離這件事上，科洛迪對我大有助益，那些行話可經(jīng)常是跟簡潔絲毫不沾邊的；不過在這一點上，我也得到了母親娜塔莉·金茨堡的幫助，她是一位著名小說家，同樣喜歡簡潔的文風，并且身體力行。）你在翻譯我這本書時所使用的濾網(wǎng)，肯定是貼切的——能想到選擇它們，極其有洞察力。遺憾的是，因為我不懂中文，我將無法看到，在你的譯文中，某些東西如何被遺失了，某些東西又如何被增補。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譯本從來不曾存在，人類的歷史將會完全不同——而且會是極其狹隘局促的。這是一件“失而復(fù)得”的事。我對我的朋友約翰·泰代斯基和安妮·泰代斯基以及你都深懷感激，因為你們讓我的書可以被許多素昧平生的讀者讀到，這些讀者，是我無法用自己的母語直接與之交談的。

梅諾基奧非同尋常的個人魅力，當然促成了這本書的成功。但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這本書之所以能被譯成多種語言（這一點讓我深感好奇），要歸功于它的兩個核心主題：對政治權(quán)威和宗教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以及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的相互作用。這兩個主題都很容易跨越疆域，與讀者產(chǎn)生共鳴，盡管這些讀者與我所熟悉的那些讀者截然不同。

《奶酪與蛆蟲》英文版封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您以對早期現(xiàn)代歐洲社會、文化和知識史的研究工作而聞名天下。您曾在多篇文章中詳細闡述過，為什么歷史，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特定時間地點、特定文化中被壓迫和被異化者的支離破碎、扭曲顛倒、自相矛盾的歷史，對于身處其他時間地點和文化中的人仍有意義。事實上，閱讀梅諾基奧的故事以及作為其背景的新教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及印刷術(shù)的傳播，的確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但是，在“鑒往知今（或是援引歷史批判現(xiàn)實或為現(xiàn)實辯護）”和“濫用歷史”之間，常常只不過隔著一條細細的界線，而后者如今正變得越來越泛濫。作為一個看起來并不介意被貼上“激進”“主觀”和“民粹主義”標簽的學者，您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折中平衡？

卡洛·金茨堡：我將從兩個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向來解讀你這個富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盀E用歷史”既可以意味著將過去投射/強加于當下，也可以意味著一個相反的過程。導致這兩條軌跡產(chǎn)生的，是一種在當下和過去之間進行類比的沖動：例如，正如你在將自身經(jīng)歷與梅諾基奧的經(jīng)歷對比時指出的，印刷術(shù)的影響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影響可以相提并論。這些類比不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有可能產(chǎn)生豐厚的成果——假如它們是被當成了反思的起點的話，而這種反思也應(yīng)當關(guān)注那些差異之處。有句名言說得好，“過去”是一個陌生的國度（這是L.P.哈特利《送信人》[1953]一書的首句，后來被D.勒文塔爾在《過去是一個陌生的國度》[1985] 中引用），但“當下”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度（我們又回到了疏離的這個問題上，回到那種為了更好地理解現(xiàn)實、需要視現(xiàn)實為某種難解且奇異之物的觀點上）。換言之，我們必須學習那些國度的語言；我們必須學著將那些語言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語言（翻譯的拉丁文是interpres，也就是解讀的意思）。

新舊記憶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競爭關(guān)系，每一代人所共有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講，也總是集體遺忘的產(chǎn)物。作為一個曾成功打撈了那么多舊有記憶、復(fù)活了那么多被遺忘個體的歷史學家，您是否愿意與中國的青年學者分享一些經(jīng)驗訣竅？

卡洛·金茨堡：在你問題中提及的記憶與遺忘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當然是至關(guān)重要的：但首先我們需要澄清兩件事。

第一，記憶并不等于歷史。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會將某種記憶從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但是歷史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過去和現(xiàn)在都只存在于某些社會中。記憶可以被任何事物滋養(yǎng)，其中就包括了歷史（在那些歷史曾經(jīng)或正在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而存在的社會中）。然而，記憶這種經(jīng)驗可能在主觀上是真實的，但在客觀上卻是虛假的；記憶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修改過去，因為它并不牽涉到證據(jù)。與之相反，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的歷史 ，卻有賴于證據(jù)（其中可能也包括記憶，甚至是虛假的記憶），這就為基于證據(jù)而追尋查考真實與虛假之間的區(qū)別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證據(jù)的生產(chǎn)永遠都意味著各種不平等：社會的等級差異、性別的等級差異、年齡的等級差異。我們所擁有的關(guān)于任何一個社會中的農(nóng)民、女性和兒童的證據(jù)，顯然都是無法和我們所擁有的關(guān)于那些社會精英、男性和成年人的證據(jù)相提并論的（vis-à-vis）。這種無法比較不僅是數(shù)量上的，也是質(zhì)量上的。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沒搞錯的話，在《奶酪與蛆蟲》中加以分析的梅諾基奧的案例，可能具有某種教育意義。對宗教法庭的審判文獻進行另類解讀，從而完成對一位不為人知的磨坊主之聲音、思想、信念和行為的營救，對于那些著手研究歐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生產(chǎn)出來的證據(jù)（法庭記錄、官方調(diào)查等等）、試圖對被殖民者的聲音、思想、信念和行為加以營救的人來說，可能會提供某些啟示。但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那種另類解讀的策略，也可以被應(yīng)用于對待歐洲殖民之前和之后生產(chǎn)出的文獻。一個人必須要學會一種技巧，它關(guān)注的是證據(jù)被生產(chǎn)出來的方式以及對證據(jù)記載下來的——經(jīng)常是不情愿地記載下來的——某些東西加以營救的可能性。幾十年來，我一直在與懷疑論的相對主義（skeptical relativism）作斗爭，就是那種（一度？）流行的虛構(gòu)敘事與歷史敘事之間沒有嚴格界限的想法。但我曾寫道，“那種認為原始資料只要來源可靠便能提供直通真實之捷徑的想法，在我看來同樣是小兒科的。原始資料既不是實證主義者所認為的四敞大開的窗戶，也不是懷疑論者堅稱的阻擋視線的圍欄：如果真要拿什么打比方的話，我們可以將它們比作會產(chǎn)生扭曲的哈哈鏡”（C. Ginzburg, 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Hanover and London, 1999, p.25）。

無論這種扭曲過程，還是這面鏡子不情愿地呈現(xiàn)給我們的那個扭曲的鏡像，都應(yīng)當被盡可能近距離地加以分析，首先就應(yīng)當從那些誕生于當下的問題開始。答案，將會是無法預(yù)測的。

《歷史學，修辭與證據(jù)》（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卡洛·金茨堡著，新英格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夜間的戰(zhàn)斗》和《奶酪與蛆蟲》令您成為微觀歷史學領(lǐng)域中的權(quán)威人物之一。您是否愿意比較一下您和其他幾位著名微觀歷史學家之間的差別，比如勒華拉杜里和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此外，我也很好奇，在過去四十年中，這一領(lǐng)域中是否有哪些發(fā)展趨勢和研究結(jié)果是您不想與之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

卡洛·金茨堡：娜塔莉是我的一個知交好友，一位令人敬佩的歷史學家，一個非同尋常之人。我當年讀到她的《早期現(xiàn)代法國的社會與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1975）時深感震撼。后來，我為娜塔莉的《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的意大利文版撰寫了后記，這本書作為 “微觀歷史”（1984）系列之一，由我們出版發(fā)行。我也見過勒華拉杜里；針對法文版的《夜間的戰(zhàn)斗》，他發(fā)表過一篇十分善意的書評。將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1975）與我的《奶酪與蛆蟲》（1976）做一個比較，將會是頗為有趣的：兩本書依托于不同時期（前者為中世紀；后者為早期現(xiàn)代）的宗教法庭審判記錄，有著不同的焦點（前者聚焦于一個村莊；后者聚焦于一個農(nóng)民）。所有這些作品，都運用了同一種歷史分析方法。但對于許多掛著“微觀歷史”標簽的書來說，情況并非如此。但標簽是無關(guān)緊要的。正如我經(jīng)常說的，糟糕的微觀歷史作品，就是糟糕的歷史作品。

《蒙塔尤》，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著，許明龍、馬勝利譯，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

目前您在做什么？

卡洛·金茨堡：我現(xiàn)在正在修訂一本隨筆集的校樣，它將于今年9月在意大利出版。其中兩篇隨筆是未發(fā)表過的；許多之前都已經(jīng)以英文或法文面世；其中四篇也已經(jīng)被翻譯成中文。它們探討了覆蓋面很廣的一系列問題。正如伏爾泰說的，“我愛一切文學體裁，除了那種無聊乏味的體裁（le genre ennuyeux）”。我希望讀者不會被我煩到。

總的來講，您認為自己是否達成了自己二十多歲時的學術(shù)抱負？您有什么學術(shù)上的遺憾嗎？

卡洛·金茨堡：那時候，我是絕對連做夢都不敢想，我的作品會被翻譯成這么多語言——包括中文。如今看起來，這依然讓我無法置信。對我的工作有什么遺憾？我有一些近期的計劃，大概是無法完成了。但我一直都是非常幸運的。

《新史學》第18輯，陳恒主編，大象出版社，2017年

注：關(guān)于本文第一個問答中卡洛·金茨堡先生的相關(guān)觀點可參見大象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新史學》第18輯“卡羅·金茲堡的論說：微觀史、細節(jié)、邊緣”中《使之陌生：一種文學設(shè)置手法的前史》（李根譯）、《我們的話語和他們的話語：關(guān)于歷史學家之技藝的反思》（李根譯）、《微觀史學：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李映雪譯）等幾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