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中國好書”年度頒獎典禮上，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所著的《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中華書局出版社2016年7月）榮獲30本好書之一的殊榮，可謂實至名歸。
《資治通鑒》與《論語》《左傳》《詩經》《史記》一樣，都是后世的人們一直在重讀或重新認識的古代經典文獻，并曾衍化為一門專門之學或者引領一時的學術風尚。其原因有統治者的倡導，有學者們的褒揚，也有時代風潮的推動。
《資治通鑒》的特別之處在于，它產生于中國古代處于轉型期的宋朝，其原來的書名為《通志》，差一點因此而湮滅了唐代鄭樵的另一部同名巨著，宋神宗以其“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御賜為今天廣為流傳的書名。南宋朱熹首先推重此書，并刪繁就簡而成《資治通鑒綱目》。朱元璋、康熙、乾隆都有“御批”傳世。顧炎武認為該書“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同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此書的價值在于“知歷代興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因而成就另一部宏篇大著《讀通鑒論》；曾國藩獨具智眼，認為其“窮物之理，執(zhí)圣之權”“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曾氏對《資治通鑒》功用之譬喻一時影響了毛澤東；梁啟超稱贊《資治通鑒·魏紀五》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書。據說毛澤東同志愛讀“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寫有大量的批語，其中對后者更是讀過十七遍。主席也多次在講話中引述《資治通鑒·魏紀五》中語，如“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并贊同司馬光關于君子與小人之辨，引用其“天下之事未嘗不敗于專而成于共”的名言，倡導協力合作的從政思維。列舉這些古今名人智者和領袖們對《資治通鑒》的獨賞與褒揚，正表明《資治通鑒》這部偉大作品創(chuàng)作的初衷，也是時代發(fā)展的需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才使其能夠成為后人反復閱讀、不斷地被重新認識的史學經典。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凡1362年，全書300萬字。司馬光帶著其團隊成員劉攽、劉恕、范祖禹等，同時參考了三百多部著作，用十九年的時間完成這部大書。由于毛澤東的倡導，周恩來批示當代史學名家顧頡剛、聶崇岐等校點，加上胡三省注及附錄，由中華書局于1956年開始出版，成為至今一直廣為流行的讀本，與1959年宋云彬先生點校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都成為各級領導干部的鐘愛讀物。復旦大學姜鵬教授比喻《史記》是文學家筆下的歷史，《資治通鑒》是政治家筆下的歷史。作為政治家筆下的類似教科書的歷史書籍，如何讀，怎樣讀，史學名家張國剛教授積四十余年治史的功力，以“家國興衰”為主線，為我們展示了歷史的一種新讀法，頗具新意和新氣象。
《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是為清華大學開設“《資治通鑒》導讀”的課程，2014年又成為開設“慕課（MOOC）”課程的新成果，而后成為一部獨具心裁的專著，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來展現歷史帶給我們當代人的思想智慧。書中旁注的文字更多體現了張教授的精彩史評，經過知名出版社編輯的編排而展示了獨特的匠心，更加精煉可讀，可謂點睛之筆，尤應成為廣大黨政干部讀史鑒今的閱讀精品。
張國剛先生在熟讀《資治通鑒》的基礎上，為讀者重點講述了治國安邦、執(zhí)政為民的道理，書中的精言譬語隨處可見，讀來多多受益。針對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的歷史細節(jié)，該書抒發(fā)著史學家的情懷與機智，比如作者認為：
領導素質有仁、明、武三個標準；用人要以德為先，德勝于才；一個成功的優(yōu)秀人才必須謙卑、低調；既要目標堅定，又要步履穩(wěn)妥，這是成事者應有的風度；秦國所以能統一天下，在于它的幾代統治者的戰(zhàn)略思路對頭，領導人本身的素質過硬很重要，而一個國家的興衰是需要幾代人持續(xù)努力的；李斯那種自我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得失高于一切的價值觀，決定了他最后的命運；王莽擅權走向末路，問題在于沒有處理好理想和現實的關系，缺乏操作能力；學會克制自己當下的欲望，對于胸懷大志的領導很重要；在評價曹丕曹叡時代時說，領導人個人的才能智慧，在國家的安全與治理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提煉與警示性語言，激發(fā)讀者去進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歷史內涵與哲學意味。
時代的潮流決定了家國的興衰，這是大的歷史格局所決定了的。從某種偶然性來說，領導者的個人素質也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劉邦的判斷力與決斷力是超群的，而用人是他成功的關鍵；項羽作為領導者，其氣度胸襟與處事則成了歷史上總被人扼腕嘆息的教材。
《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一書借鑒諸多歷史名人的闡發(fā)，抉微發(fā)覆，縝密思索，著力生發(fā)出符合時代特點的歷史智慧。這既展現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當代價值，也證明著當代史家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為社會大眾服務、為當代生活點贊的使命擔當。（文/李巖）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