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tài)》，林聰舜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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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儒學的時代課題：論述為帝國需要的統(tǒng)治思想
秦帝國（221 B. C.—207 B. C.）十余年之間就土崩瓦解，帶給漢代統(tǒng)治者與儒者很大的震撼，面對新帝國的建立，隱忍多時、堅持信念以待剝復的儒者更堅定他們對經學義理與儒家理想的堅持。而秦綱解紐后，儒者的活動空間確實也瞬間變得大為寬廣，他們懷抱歡欣鼓舞的期待心情，迎接新帝國的降臨。《史記· 儒林列傳》謂：
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xiāng)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興于學。
“喟然嘆興于學”標明儒學（經藝）開始發(fā)揮其吸引力，也標明儒者可以歡欣鼓舞地期待新帝國對儒學態(tài)度的轉變。然而，漢帝國建立，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儒者必須持續(xù)證明儒學對帝國的貢獻，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國的過程。在“以秦為鑒”，尋找替代嚴刑峻罰的治國方略成為共同的思維模式下，儒學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穩(wěn)定體制的功能，確實很容易論述成帝國需要的統(tǒng)治思想。
新建立的漢帝國懼怕“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重蹈秦覆滅的覆轍；儒者也積極尋找長治久安之策，并試圖提供答案，“逆取順守”“攻守之勢異也”，幾乎成為共同的認知。后來儒者逐步進入體制，扮演論述帝國意識形態(tài)需求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儒學論述的層面也愈來愈多元，并且在“漢承秦制”的政治現(xiàn)實下，積極變秦、改制、更化，試圖帶來新氣象，做出更根本的改變。當然，終漢之世，均難完全擺脫法家精神與制度的制約。
就儒學提供帝國長治久安之策的時代需求而言，漢代儒者以儒家倫理與德治教化為核心，推闡運用到很多層面。其中儒家倫理以廣義的“禮治”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節(jié)度，儒家倫理從家族中的關系，可以延伸到廣義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并運用當時盛行的陽尊陰卑的觀念，這樣就可對當時帝國統(tǒng)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強干弱枝、大一統(tǒng)等強化皇權的措施提供儒家倫理的基礎，并且運用到諸如朝儀與郡國廟制等國家禮制的論述?！叭V五常”等儒家倫理綱領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也具體說明儒家倫理如何論述成帝國需要的統(tǒng)治思想。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堅守的基本價值，這些訴求也是檢驗統(tǒng)治權力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重要標準。德治教化包含了愛民、養(yǎng)民、安民與反對過度剝削等關懷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訴求；也包含儒者轉化俗世世界成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風易俗，對人心隱微處與社會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漢代出現(xiàn)很多“循吏”，扮演類似“師”的功能，正反映他們對文化理想或文化秩序的追求，以及對儒家教化理念的支持。循吏不一定是純乎儒者，其中有些循吏更不是出身儒生，但同樣實踐并傳播了儒家的政治與文化理想，班固也在《漢書· 循吏傳》中給予極高的評價。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并不是與現(xiàn)實的政治秩序脫離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礎穩(wěn)固了，現(xiàn)實的政治秩序也會趨于穩(wěn)固，也就是最穩(wěn)定的統(tǒng)治是透過德治教化的統(tǒng)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視為帝國深層的穩(wěn)定機制。透過這樣的論述，漢代儒者將德治教化理想與提供帝國長治久安之策，做出美好的結合，提升了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與深度。
在對待儒士的態(tài)度上，新的漢帝國雖遠比秦帝國友善，但大一統(tǒng)的專制政體漸趨穩(wěn)定以后，在君臣懸絕的權力結構下，很多儒者難免感受到“士”的卑微，“悲士不遇”也就成為漢代士人作品中屢見不鮮的感嘆。當儒士更有機會接近權力核心時，也會面對直道而行與曲學阿世的困難抉擇，社會上必然會隨之出現(xiàn)不同的儒士類型，這雖蘊含理想與現(xiàn)實沖突的成分，但也不宜以道德判斷截然二分，就如以“諛”著稱的叔孫通、“曲學阿世”的公孫弘，儒學造詣雖不如剛直方正的董仲舒博大精妙，但他們在改造朝廷用人結構、推動儒學成為帝國統(tǒng)治思想的歷史進程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漢代儒學除了要面對漢初黃老政治當令的斗爭外，也要面對“漢承秦制”的政治現(xiàn)實。儒者雖批評法家過度嚴酷的措施，但法家思想與制度是具體存在的事實，而且傳統(tǒng)的儒學并不能完全解決新帝國面對的問題，漢宣帝（ 73 B. C.—49 B. C. 在位）一直到儒術取得獨尊地位已久時，仍公然宣稱：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霸道是專制立威、重法重刑。面對以霸道為骨干的政治現(xiàn)實，如何以儒家思想來吸納、改造法家思想與制度，也就是以儒學消化法家，成為有效的統(tǒng)治思想，發(fā)揮更大的主導帝國統(tǒng)治的影響力，也是漢代儒學的重要課題。
陰陽家的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說，以及與此有關，于西漢末年以降風行的讖緯思想，其宇宙圖式是漢代人普遍接受的世界觀，所以漢武帝對賢良文學的策問頗重視天人與災異的問題。因此儒者建構帝國意識形態(tài)時，如何正視陰陽五行的天人理論，以此來建構系統(tǒng)論宇宙圖式，以當時人普遍認同的世界觀增強其說服作用，也是漢代儒學論述為帝國統(tǒng)治思想的重要課題。
漢武帝（140 B. C.—87 B. C. 在位）于建元五年（136 B. C.）立五經博士，經學成為官學，經學取得統(tǒng)治思想地位后，由于學術與非學術的因素，產生分歧發(fā)展，不同立場的儒者透過對經學的不同詮釋，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地位，于是有今古文之爭，有師法家法之傳，拘泥章句，破碎大道，經學趨于煩瑣與經學發(fā)展趨于分歧遂不可避免。如此不免削弱經學作為統(tǒng)治思想的功能，降低維護體制的作用。宣帝召開石渠閣會議，“召諸儒講五經同異……上親稱制臨決焉”。東漢章帝（76—88 在位）“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皇權一再介入儒學解釋權，親臨稱制，可以看出經學趨于煩瑣、雜亂，無法提供帝國思想指導原則，因而必須“共正經義”的迫切性，也可以看出儒學發(fā)展內部的問題。另外，在經學昌盛的情況下，“經以致用”成為風氣，宣帝以后，儒生以經術論政蔚為風潮，儒生不斷秉持經義，介入宗廟、祭祀等禮制的爭論，透過經學造詣，發(fā)展出一套堂皇正大的論述，一方面追求經學理想與禮制合理化的實現(xiàn)，一方面具體面對帝國當時存在的財政壓力與人民生計問題。漢代經學與政治互動的微妙關系，本書第七章“西漢郡國廟之興毀—禮制興革與統(tǒng)治秩序維護之關系之一例”，做了比較具體的說明。而由有關郡國廟制興毀的論述，大量援引經義，對照叔孫通追求“起朝儀”的正當性，只需魯地的儒生象征性的參與、背書，可以看出經學昌盛前后，儒者對經學義理的不同運用。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思潮的變遷一直進行著，但對體制的合理性不斷做出論述，卻是各個時代主流思想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漢代，儒者主要是透過對經學的重新詮釋，使儒學成為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使全民心悅誠服地認同體制。董仲舒以前，儒者努力證明儒學能為帝國提供長治久安之策，爭取儒學的發(fā)言權與地位；董仲舒以后，儒學雖逐漸取得獨尊的地位，但面對不同的歷史情境，儒者仍須不斷用不同的方式論證其合理性，才能響應時代要求，繼續(xù)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本書借著對幾個重要思想家與重要事件的討論，探討思想、統(tǒng)治與權力運作間的關系，希望能勾勒出漢代儒者將儒學論述為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及其重要論述。
作品簡介
《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tài)》，林聰舜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本書內容主要著墨于漢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學，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國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
本書以儒學發(fā)展成為漢帝國意識形態(tài)之核心為主軸，探討漢代儒學有哪些特質，讓它成功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調整，使其在長期思想競逐中勝出。本書也特別留意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后蘊藏的權力關系，諸如經學理想、帝國統(tǒng)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系。
林聰舜，漢族，1953年生，籍貫臺灣彰化，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xiàn)任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曾任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任、《清華學報》主編、《清華中文學報》總編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富布賴特基金會”訪問學者、香港嶺南大學客座教授。
目前研究領域為漢代學術思想、《史記》。已出版專著有：《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fā)展》、《<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向郭莊學之研究》、《<史記>的人物世界》、《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系》、《臺灣新統(tǒng)治霸權的形成》（評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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