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重器大盂鼎、大克鼎與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稱“海內(nèi)三寶”，此前一直分居三地收藏。
時隔17年，分藏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的盂克雙鼎將再次重聚上博展廳，于6月18日開幕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中聯(lián)合展出。澎湃新聞今天在上海博物館展廳，目睹了200公斤重的大克鼎從一樓青銅館被搬升至二樓展廳、落定等搬遷布展全過程。明天上午，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將在上博開箱點交，真正實現(xiàn)雙鼎會面。
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館二樓布展現(xiàn)場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即將展出的青銅鼎
澎湃新聞記者下午在上海博物館，目睹了大克鼎從上海博物館一樓青銅館搬到二樓展廳的全過程。為了確保文物安全和人員安全，整個搬運路程經(jīng)過周詳設(shè)計，200多公斤的大克鼎，從展柜平移到手動升降車，從手動升降車更換到推車、再到手動升降車、直至擺放到預定位置，至少需要騰挪五次，然而每一次位置的騰挪都是確保文物水平移動，大克鼎每次蹄足的抬升不會大于一厘米。從一樓青銅館到二樓展廳，短短幾百米的路程，耗時1個多小時完成。
大克鼎從一樓青銅館搬至二樓展廳 圖為起吊展柜玻璃
陳列于上博青銅館的大克鼎
大克鼎搬運現(xiàn)場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副主任馬今洪對澎湃新聞記者介紹，自1996年上海博物館搬到人民廣場新館，大克鼎就一直陳列于此（青銅館），期間曾移動過兩次，一次是2004年，在捐贈者潘達于女士百歲壽辰之際，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博聯(lián)展，大克鼎被搬到4樓展廳展出；另一次則是2015年，大克鼎被借展至河南博物院參加青銅鼎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度過一個星期。
明天上午，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將在上博開箱點交，雙鼎會面。
盂克雙鼎，17年后滬上再聚首
大盂鼎、大克鼎與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稱“海內(nèi)三寶”。三件青銅大鼎均于清末年間，在陜西出土。由于三鼎出土時間、地點相近，且均為西周國之重器，因而被譽為“海內(nèi)三寶”。
據(jù)悉，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眉縣禮村。此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nèi)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
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
大盂鼎立耳、圓腹、粗壯三足。口沿下飾有一圈饕餮紋帶，足上鑄獸面并有扉棱及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銅鼎的典型式樣。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nèi)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記載了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及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nèi)容。
大克鼎 上海博物館藏
大克鼎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jié)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
毛公鼎于清道光出土于陜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銘文長度接近五百字，在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長。銘文的內(nèi)容可分成七段，記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nèi)外的大小政務(wù)，并飭勤公無私，最后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
毛公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毛公鼎經(jīng)陳介祺、端方、葉公綽、陳永仁等人收藏，于1948年隨文物南遷至中國臺北，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鎮(zhèn)館之寶。
毛公鼎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大盂鼎、大克鼎為潘家所收藏，潘祖蔭曾自述“天下三寶得其二”。新中國成立后，潘達于代表家族將雙鼎無償捐獻給國家，成為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大盂鼎應(yīng)征北上，藏于當時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
自潘達于無償捐獻盂克雙鼎，半個多世紀以來，雙鼎同展機會可謂屈指可數(shù)。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大盂鼎、大克鼎兩鼎陳列展出。2004年，在捐贈人潘達于女士百歲壽辰之際，國家文物局、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曾舉辦大盂鼎和大克鼎聯(lián)合展出。
潘達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此次“鼎盛千秋“特展為盂克雙鼎時隔17年再次聯(lián)合展出。
除了大盂鼎與大克鼎，展覽還將呈現(xiàn)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戰(zhàn)國有銘青銅鼎，包括秦公鼎、劉鼎、寧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銅鼎均為上海博物館1952年成立以來，源自社會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其捐贈者包括潘達于女士、范季融、胡盈瑩夫婦，孫煜峰先生、李蔭軒、邱輝夫婦，沈同樾女士……
馬今洪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此次特展雖然展品不多，僅21件，除了盂克雙鼎，其它展品也頗具看點。首先，展覽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zhàn)國，涵蓋整個青銅時代的發(fā)展高峰；其次，展覽幾乎覆蓋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則，展示的所有青銅鼎都帶有銘文，為流傳有序的歷史名品。
據(jù)悉，此次特展也是為了獻禮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誕辰，感恩并弘揚捐贈者的愛黨愛國情懷，激發(fā)博物館合作的文化傳承力量。
意義重大，“三千年來之至寶”
據(jù)專家介紹，青銅大鼎歷來為國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銘文者，更用以稱揚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上博此次展出的21件展品均為有銘青銅鼎。
大盂鼎（局部）（攝影：陳拓）
大盂鼎 銘文（攝影：陳拓）
其中，大盂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nèi)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內(nèi)容分兩部分，一是康王向盂總結(jié)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jīng)驗和殷商亡國的教訓，告誡盂應(yīng)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冊命、賞賜盂的具體內(nèi)容。
該篇銘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資料，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字發(fā)展到書法藝術(shù)的早期作品，也對中國古文字和書法藝術(shù)的研究起著標尺作用。
大盂鼎銘文拓片
據(jù)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介紹，盂鼎及其銘文對西周史和青銅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銅器“標準器”，可作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重要參考品。第二，銘文記錄了周康王時期的一次“冊命”。冊命禮是維持周代“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是當時最主要的禮儀之一，多見于西周金文。盂鼎銘文是目前已知記載冊命禮最早的文獻，是研究周代禮制的重要資料。第三，銘文關(guān)于商人縱酒亡國的內(nèi)容，印證了《尚書?酒誥》等文獻的相關(guān)記載，并直觀再現(xiàn)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話語。第四，銘文記載周王賞賜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認為是奴隸）合計多達1709人，為此類賞賜已知數(shù)量最大者。這一記載無疑是研究周代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史料。
著名學者陳夢家曾高度評價盂鼎說：“所見銅器中的重器，此鼎為第一瑰寶。銘文之長雖不及毛公鼎，但內(nèi)容更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偉。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銘文和體量又都超過虢季子白盤?！庇腥藢⒂鄱εc同為晚清時期發(fā)現(xiàn)的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合稱“晚清四大國寶”，可謂名副其實。
大克鼎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
大克鼎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nèi)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銘文內(nèi)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nèi)容。
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shù)中的皇皇巨篇。
跌宕起伏的流傳經(jīng)歷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陜西省眉縣出土。傳同出的還有一形體較小的“盂鼎”（現(xiàn)器已不存），為方便標識，故稱形體大的鼎為“大盂鼎”。盂鼎出土后先后為當?shù)剜l(xiāng)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鐘、盨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為潘祖蔭所得，潘祖蔭同時擁有舉世雙絕，愛不釋手，特辟一室“攀古樓”專藏，并鐫刻印章曰“寶藏第一”。此后雖戰(zhàn)亂紛繁，雙鼎仍保存完好。
潘祖蔭像
潘祖蔭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將雙鼎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為保護國寶費盡全力，特別是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將兩鼎再次入土埋藏，躲過了日軍的數(shù)次搜查，得以安然保護。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黨和政府重視文物保護，認識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兩鼎得以長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蔭的孫媳潘達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動寫信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信中說，國家的文物不應(yīng)再予收藏，而應(yīng)公諸人民，由于上海即將建立博物館，愿將家藏六十年的兩鼎獻給國家，以供廣大人民欣賞研究。
潘達于
1951年，潘達于女士無償將大盂鼎、大克鼎捐贈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雙鼎成為了最重要的“鎮(zhèn)館之寶”。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大盂鼎應(yīng)征北上，藏于當時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自此，兩鼎南北兩館各鎮(zhèn)一方，互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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