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中國作家的簡歷,以我所知,恐怕是木心的自撰為最簡扼,僅三十六字:名字、生年、籍貫、學歷、客居地。他去世后的再版本,添上他歸來到逝世的年份,也才夠五十字吧。
現(xiàn)代中國作家出書最遲者,就我所知,恐怕也是木心:五十六歲抵紐約之前,他從未在大陸發(fā)表過一個字。首冊簡體版文集在大陸面世,他已七十九歲。
陳丹青追思木心
木心是誰?但凡初聞其名,初讀其書的人,都會有此一問。當今市面,這幾十字會是何種效應,木心當然知道,怎么辦呢,他一再引福樓拜的話,叫做:
呈現(xiàn)藝術,隱退藝術家。
中國作家而特意稱引這句話,木心之前,似乎沒有。這是他的立場,他的游戲,他的公然的驕傲,也是他的經(jīng)歷所含藏的苦衷。而在晚年訪談中再次說起同樣的意思,他忽而笑道:
藝術家真的要隱退嗎,他是要你找他呀。
這是真的。木心的每句話周邊必會站著別的意思——“他要你去找他呀”——梁文道說起過有趣的觀察,他說:五四及今,讀者讀罷書還想趨前面見的作家,除了魯迅和張愛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魯迅與好些晚輩作家的行誼,不消說了。張愛玲卻不肯見人,至少,很難見,木心與她同調(diào)。二〇〇九年我親見晚晴小筑門外站著一位愣小伙子,從廣西來,苦候終日,天黑了,老人就是不見。其時秋涼,這孩子穿著T恤,木心唯囑咐給他買件單衣。紐約期間,我也親見不少訪客被木心婉拒。二〇〇三年,耶魯美術館為他辦了體面的個展,他居然不去開幕式,記者找他,他也推阻。
一個畢生不為人知的作家,遲遲面世,卻刻意回避讀者,國中文界殊少這樣的個案。西方倒是不罕見,最近的例,是備受矚目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萊娜·弗蘭特,她不進入宣發(fā)出書的任何環(huán)節(jié),從不露面,以至她的整本訪談錄不斷被問及為何如此。
木心非但不露面,回歸后幾乎不接受當面的采訪。直到他的葬禮,各地趕來的上百位青年才見到他,而生前介紹自己,這個人只肯給幾十個字。
其實他越是這樣子,讀者越想見他。
他不寫回憶錄。他說,回憶錄很難誠實。但有誰到了中年晚歲而不回想自己的往昔嗎?遺稿中,我發(fā)現(xiàn)他在世界文學史講稿最后一頁,寫著平實而簡單的記述——那年他大約六十六歲——某年在哪里,某年到哪里,某年被關押……這是他唯一的“年表”,自己看看,沒有發(fā)表的意思。近時木心遺稿擬將出版。在數(shù)十冊小小的本子里,不下十次,他零碎寫到某段往事,同樣簡潔,譬如抗戰(zhàn)期間避難嘉興的一段:
小學四年級
租住燕貽堂
出入天后宮弄
秋季運動會
一百米短跑冠軍
看上女生了
她叫蓋靜嫻
她是不知道的
結伴拔草的男生姓周
頭發(fā)黑得發(fā)烏香
級任老師特別好
錢之江,現(xiàn)在還記得
憶寫往事,木心鮮少渲染,直陳年份、地名、街名、人名。遺稿的好幾處頁面寫滿名字,譬如:
方圓、老熊、六十、兆丁、陳媽、春香、蓮香、順英、秋英、海伯伯、管賬先生、教師、阿祥、祖母、母親、姊姊、我、姊夫、劍芬、溶溶十八人
這是他歷數(shù)幼年的故家——也就是烏鎮(zhèn)東柵財神灣一八六號——總共多少人,其中大半是仆傭:
這樣一個家,我只經(jīng)歷了五年,之后,在杭州、上海過了四十多年,美國二十五年。
顯然,他在自言自語,毫無示人的企圖。他曾說,老了,記性差,忘了某事某人、某書某詞,硬想,保持想,直到想起,能鍛煉記憶力。那些年我倆交談,話到嘴邊,想不起,下一回見,他會喜滋滋說:呶,想起來了呀!于是一字字說出,有時到家就來電話,報告他豁然尋回的記憶,哪怕幾個字。
遺稿中另有兩組更“龐大”的名單,一份應是上海藝專的同學姓名,另一份,是他寄身近三十年的工藝美術工廠員工。鍛煉記性嗎?我想,晚年木心是在不斷反芻行將過完的一生,而當轉(zhuǎn)頭面對外界,就那么幾十個字。
讀者不會放過他。學者更不會放過——定居桐鄉(xiāng)的夏春錦,可能是試圖追索木心生平行狀和家族譜系的第一人。為讀者,也為文學研究,他苦尋資料,試圖拼接木心簡歷之外的一生。我如何看待這份工作呢?以下的意思,自知不能說服人。
我不認為讀了文學家的生平,果然能認知“那個人”,甚或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學。生平、文學,不是核對的關系。一份處處求真的傳記,可能布滿——也許是——善意的錯訛,即便再詳實,也不可能破解卓越的小說、神奇的詩,何以卓越,何以神奇。
西人云:作品有時比作者更聰明。藝術家最為隱秘而珍貴的一切,全然凝在作品里、字面上。倘若好到不可思議,這不可思議的種種,分明裸露著,卻未必見于他的生平。
真的。倘若我是木心的侄甥,仍無法獲知為什么他能寫出“你再不來,我要下雪了”。交往二十九年,有時,我巨細無遺介入他的日常,他開口,我便知道會說什么,但我還是不明白何以他在贈我的詩中寫出“仁智異見鬼見鬼,長短相吃蛇吃蛇”。
木心逐字解釋了——還特意說,“蛇”的讀音應作“啥”——但于我而言,仍是謎。我喜歡謎,為什么要破解它?
為人立傳,很難很難,甚或難于文學。作傳者的功力,品性,大誠懇,簡直等同創(chuàng)作。恕我直說,我不記得看過可讀的中文傳記,并非作傳者不良,而是,恕我妄說,自引入西洋人“傳記”體寫作迄今,現(xiàn)代白話文水準尚未準備好書寫體貼入微而知守分寸的傳記。
我并非是為木心專來說這番話。我也不曾與他深談過:為什么不寫回憶錄,為什么不要相信傳記。我是以自己的經(jīng)驗,或曰“痛感”:藝術家之為藝術家,是苦心交付給作品的另一個自己,為什么讀者總想離開書頁,掉頭找“那個人”?
我不認為誰能寫誰的傳記。人,人的一生,何其復雜,而況木心。早年我曾熱心讀過一二冊魯迅傳,絲毫不令我豁然明白魯迅,那是另一人的想象,另一人的手筆,讀過即忘,而每次讀魯迅的隨便哪篇短文,我好似和他面對而坐。
這一層,木心說得痛快,近乎板著臉:“不要寫我,你們寫不好的?!钡抑溃拘纳砗蟊赜腥艘獊韺懰?,琢磨他。這是令我無奈而近乎痛苦的事:我目擊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維護私己。他渴望尊敬、榮耀、文名,但絕不是希求一份傳記。除了他留下的作品,我不指望世人了解他,認真說,我也并不自以為了解他——那才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
以上的話,我愿如實說給春錦聽,也說給讀者聽。我愛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為身后有傳記的人。在我的恒定的記憶中,那個長年與我傾談言笑的人,才是木心。
沒見過木心的讀者,怎么辦呢?好在眼下這本書是“木心先生編年事輯”,不是傳記。尤使我寬心者,是謝泳先生為此書寫的序言,他以中國“年譜”這樣一種傳統(tǒng)體例,肯定了春錦的工作,他說:
年譜是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獨特體例,和方志一樣,均是西方歷史著述體例中不曾出現(xiàn)的文體……年譜的學術生命力要高于專著,專著如非名著,很難打敗年譜……這是第一部關于木心先生的年譜,雖然春錦謙虛,只用了“編年事輯”的書名,其實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譜……以后再出新譜一定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繞不開這部年譜,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這部年譜也就不會過時。
這是平實剴切的話。我不是學者,我該從自己與木心的漫長交誼中,退開幾步,放下己見,顧及眾多愛木心的人,而春錦所做的一切,正是念在日漸增多的木心讀者——三十多年前,木心毫無聲名,我倆在曼哈頓人流中且走且聊,或在各自的廚房煎炒烹煮,相對抽煙,萬想不到桐鄉(xiāng)有個孩子,名叫夏春錦。
今木心逝世十年了,春錦做這件事怕也快有十年了吧。身為同鄉(xiāng)晚輩,春錦的工作,允為美談。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寫在北京
本文為《木心先生編年事輯》一書的序言。
《木心先生編年事輯》,夏春錦/著,臺海出版社·領讀文化,202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