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活動和思想的活動并不都是單向的。歐洲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貿(mào)易有了新的機會，這讓西方人來到了地中海東部的城市，也就是當時多數(shù)人稱之為黎凡特的沿海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薩洛尼卡、士麥那、貝魯特和亞歷山大里亞。在這些人中，大多數(shù)人只不過是匆匆的過客，但有些人在那里扎下了根，比如來自北歐國家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們在這些城市生活了下來，一直到20世紀。這個人員遷徙過程與說希臘語的商人去歐洲貿(mào)易中心的過程，大致是并行對稱的，只不過來奧斯曼帝國的西方人的數(shù)量可能要少很多。但是，在下面這一點上，這種并行對稱被打破了。
說希臘語的人除了到歐洲做貿(mào)易，還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學習。這些人回來后撰寫的著作內(nèi)容全是他們學習到的知識，很少涉及他們?nèi)チ四睦镆约八麄冊谀抢锟吹搅耸裁础５?，往另一個方向的交流則不是這個情況。不斷有旅行者離開家鄉(xiāng)，探索基督教歐洲邊界以外的世界。旅行回來后，他們很多人寫下了自己的經(jīng)歷，極其詳細地描述了旅行中的所見所聞。英國和法國關于希臘以及黎凡特的游記文學構成了各自18世紀文學的亞類，有些作品非常受歡迎。還有一些游記作者的影響甚至比旅行者還大，那是因為他們雖然從來沒有旅行的經(jīng)歷，但是寫出了存在于他們想象中的“希臘”的故事。
關于這些游記，最令人奇怪的一點是，這些旅行者在他們游歷的國度里幾乎沒有遇到具有同樣教育背景的精英。事后看來，這是最令人傷感的事之一。其實原因很簡單，在17世紀末和整個18世紀，這些人到東方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去結(jié)識與他們一樣的人并進行思想交流。因為交流思想可以在家里進行。他們的目的，正如17世紀的一篇論文題目所寫的，是“追尋古典希臘”。
最受人尊敬、最經(jīng)常被人提及的旅行者之一，是約瑟夫·皮頓·德圖內(nèi)福爾。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委派，他在1700-1702年率領一個小探險隊，考察了今希臘、土耳其、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這次考察的記述，以兩大卷的形式在1717年發(fā)表，第二年被翻譯成英語。德圖內(nèi)福爾不同凡響的地方在于，他本人是植物學家，不是古文物研究者，他的任務是官方委派的，是科學考察，但即便如此，他在對此次考察的簡介里，也包括了“古代與現(xiàn)代地理的比較”的內(nèi)容。其他旅行者詳細描述了古代紀念碑的建筑樣式，記錄了古代的石刻并試圖驗證和辨識古代文獻記載的地方。
后來在考古學建立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杰出代表人物，是17世紀70年代來自法國的雅各布·斯龐和來自英國的喬治·維勒爵士以及18世紀50年代的盎格魯—蘇格蘭組合詹姆斯·斯圖亞特和尼古拉斯·瑞威特。正是在他們的積極努力下，那些西方的書齋旅行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雅典的古代遺跡上來，使之成為希臘首都受人矚目的焦點。依據(jù)今天的標準，不太被人注意的一點是，那些西方旅行者返回時帶著當?shù)氐墓糯囆g瑰寶，而且有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們將整個古代建筑或其被雕刻、被裝飾的部分運回來。這里僅舉幾個最為知名的例子，比如，1817年在大英博物館展覽的精美的埃爾金大理石雕塑，本是帕特農(nóng)神廟里的雕塑；還有巴黎盧浮宮里的“米洛斯的維納斯”等。在18世紀以及之前的古代藝術鑒賞家眼中，這種習慣是理所當然的。
我并不是說，旅行者只關注文物，對他們旅行的地方的居民漠不關心。對現(xiàn)代希臘人傾注了大量精力的，是另一位法國人。皮埃爾·奧古斯丁·古伊斯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在奧斯曼帝國生活了很多年。古伊斯很了解希臘人，因為他每天都和他們打交道——做買賣。他在1771年出版的著作的全名中就透露了這一點，第一卷的名字非常中規(guī)中矩——《傷感的希臘之旅》，問世不久就被翻譯成英語。這部著作的副標題可以直譯成“關于古代和現(xiàn)代希臘人的通信及其行為和習慣的比較”。通過書名，讀者已經(jīng)得到了某些提示，也注意到了書名中詞匯的順序——“古代”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的前面。在那些旅行者腦子里，認知順序一直都是這樣的。
這意味著，在很早期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記述中，現(xiàn)代希臘人的“特點”就已經(jīng)定型化了，他們的敘述語言中充斥著“下賤的”“被奴役的”等詞匯。這些旅行者基本不了解奧斯曼帝國的政治現(xiàn)實，不自覺地就忘記那個時候歐洲人的政府遠遠沒有蘇丹政府專制，所以在評判旅行中遇到的人的時候，就以自己腦子里已有的古代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形象為依據(jù)。一般人所說的“大奧斯曼”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生活的奴隸制度情況，很少能激起旅行者的同情，更多的是引發(fā)他們的蔑視。與奴隸制度相關的還有奴性。這種性格被反復言說，指的是有些人心甘情愿地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讓旅行者難以理解。旅行者的游記中經(jīng)常提到“現(xiàn)代希臘人”的性格，還有欺騙和狡詐。希臘的先祖中有史詩英雄人物奧德修斯，有人注意到了他與后人之間的共同點，但是在旅行者眼里，奧德修斯的英勇難以減弱他的后代的罪惡，后代的罪惡反而更加凸顯了他的卓爾不群和出類拔萃。
游記中只有個別地方涉及一些更加正面的、更具積極意義的講述。約翰·赫爾曼·馮·雷德謝爾是整個18世紀唯一一個游歷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區(qū)的知名德國人（他甚至用法語寫游記）。雷德謝爾于1767年從意大利出發(fā)，去往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他是瑞士哲學家讓—雅克·盧梭的忠實信徒，期待在希臘當?shù)鼐用裆砩峡吹侥撤N盧梭篤信的人類自然存在的原初的純真。在結(jié)識的希臘人身上，雷德謝爾發(fā)現(xiàn)了一個妙方，可以醫(yī)治他為之哀嘆的當時歐洲城市生活中存在的腐敗。當然，這一觀點在當時看來有點兒自以為是，直到20世紀40年代，都顯得曲高和寡。后來，小說家亨利·米勒和勞倫斯·達雷爾在20世紀改進了這一觀點，使之流行起來。
在促進北歐精英關于希臘的思想認識方面，有一個人產(chǎn)生的影響甚至比旅行者還要大。他就是約翰·約阿辛·溫克爾曼。雖然他從來沒有去過希臘，但是其在去世半個世紀后被譽為“現(xiàn)代歷史上獲得歐洲聲譽的第一位德國作家”和“一代德國人的英雄”。溫克爾曼于1717年生于普魯士，寫作最盛的歲月是在羅馬度過的。他在羅馬獲得了歷史學家以及古代藝術鑒賞家的名聲。他放棄了好幾次去希臘的機會。在研究希臘方面，他為德國學術界參與希臘思想研究確定了基調(diào)，而且這一基調(diào)一直延續(xù)到19世紀晚期。溫克爾曼根據(jù)自己在意大利的研究結(jié)果，嘗試說服那個時代的藝術領域的人，使其相信古典藝術的真正源泉和真正偉大之處不是來自羅馬，而是來自希臘，羅馬只不過是對希臘的復制。
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出版于1764年，他很快就建立了一套關于古希臘的理論，使其植根于歐洲精英的思想意識之中，其影響長達半個世紀，甚至更長。古代希臘藝術之所以比其他藝術都具有優(yōu)越性，是因為它孕育于最完美的氛圍之中（如果你從來沒去過那兒，那么你只能這樣寫）。如此說來，古希臘人最看重自由。希臘人是最早實驗初期的民主形式的民族，并提出了政治自由的理念。這是千真萬確的，在溫克爾曼及其志同道合的同時代的人看來，也是彌足珍貴的。但是，斷言“希臘一直擁有自由，即便是國王的王座都由自由包圍，國王的統(tǒng)治充滿父愛”，是公然夸大其詞。溫克爾曼對古代希臘政治體制的有些撰述，明顯是離奇荒誕的。據(jù)他所言，人類在公元前5世紀這個歷史性的時代，已經(jīng)達到了理想的完美狀態(tài)。藝術的孕育、政治自由、人與自然的和諧等全部神奇地匯聚在古希臘。這個偉大成就是不可復制的，同時也是現(xiàn)在或未來任何躊躇滿志的文明都不可匹敵的參照點。
鑒此，現(xiàn)代歐洲人在18世紀下半葉開始思考他們自己的“文明”，甚至以那個難以企及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古伊斯《傷感的希臘之旅》的英文版在1773年出版，其匿名譯者增加了一個前言，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從而為該書吸引了更多的讀者。
歐洲文明國家急切地抓住每一個了解那個民族信息的機會，這一點兒也不令人奇怪，因為它們曾從那個民族那里得到那么多的恩惠。因此，我們應追溯我們的本源，至少，我們應該說，追溯我們行為方式的源泉以及我們知識的來源。
“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國家，尤其是其他歐洲國家，欠下了希臘巨大的文化債務”這一觀念深深植根于希臘歷史和希臘集體意識之中，而且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里獲得了新的反響，因為這一時期的希臘陷入了對歐洲國家的巨額債務之中，被債務折騰得焦頭爛額。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個觀念起源于西歐，起源于溫克爾曼及其同時期的旅行者的時代。那些旅行者認為奧斯曼帝國的那些行省是“希臘”，因而不辭辛苦，去那里尋求他們自己的根源。的確，正如最近一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18世紀的“歐洲觀念”與“希臘觀念”是不可分割的。
西歐“對古典希臘的追尋”沒有與其對應的項目“希臘啟蒙”相遇，當然不能發(fā)現(xiàn)共同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說它是一個錯失的機遇。同樣，在東正教的東方，有識之士也在這個時候執(zhí)著于弄清楚他們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希望到當代“歐洲國家”的示范樣板那里尋求一些新思想以及他們高度推崇的新繁榮。這兩個方面的追尋都對古代的希臘著迷，都試圖在希臘人生活的土地的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找到有意義的聯(lián)系。但是，這期間沒有思想的相遇。西方學者越是將古代希臘理想化，就越難在與希臘語言有著更直接關系的那些文人雅士身上找到共同的追尋。即便今天出現(xiàn)了關于“希臘啟蒙”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和關于那個時期西方旅行者以及理想主義者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也沒有人會想到探尋這兩種成果之間的平行關系，因為這兩者之間顯得那么不同。
這種理解上的失誤，從一開始，甚至在希臘成為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現(xiàn)代國家以前，就對后來的很多東西投下了陰影。在后來的日子里，每當希臘人和其他西方人出現(xiàn)誤解或彼此不信任的情況時（這種誤解還經(jīng)常出現(xiàn)），那種不信任的源頭都會追溯到這兩條平行的、永遠不相交的路徑上。
（本文摘自羅德里克·比頓著《希臘三百年》，姜智芹、王佳存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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